智慧生物的愚蠢性   2013年5月3日星期五

2001年底網阱密聊時，朱容基不無妒意地告訴被催眠李揚，美國政府和外星文明存在某種聯繫，而且美國政府得到外星文明的指點，美國（包括軍方）得到了一些高科技。由此，朱容基感嘆，中國是永遠追趕不上美國了，因為美國背後有外星文明。朱容基沒想到吧，李揚背後的外星文明更多，通過尋找在李揚身上的蛛絲馬跡，中國政府和各國政府，這才明白了許多真相。美國政府看完李揚的所有文章，有沒有詢問外星文明，人類能否和他們有同等待遇？如果外星文明拒絕人類的要求，或者明確告知美國政府，人類別再妄想了。那麼人類的命運就是註定的了，也就象李揚以前文章所講，人類科技越發達，離外星文明毀滅人類的日期，就越近。李揚的大腦思維範圍，廣大而深入，區區外星文明的智慧，應該在李揚腦力搜索範圍內。

如果人類命運悲慘，或者中國發生內亂內戰，那麼以第四代領導班子為首的政府，應該負起責任來。中央領導們通過御用江湖術士們，知道一切，也明白未來有兩種道路，但有些中央領導選擇亡黨亡國亡族，而且故意在反人類的路上飛奔。那麼當中國人和人類，徹底明白一切時，就要找出中國政府中這些人，要他們的家族付出代價。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意做惡，雖惡不罰。但有一些中國政府的人，是故意做惡，並口口聲聲：

“我就不信我做惡，能受到懲罰，能連累黨和國家，能連累人類。我非要試試不可！”

當他們試驗成功後，中國人和人類，就要讓他們家族接受懲罰。李揚從2003年起，全家被沒完沒了地傷害，有些人美其名曰是“做試驗”，說是為人類服務。讀者們明白了吧，“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一批天生具有毀滅性的人，他們活着就是毀滅一切的，哪怕是世上最美好的東西，他們也要故意毀滅，以證明他們自己。對這些人，乾淨利落地除掉，以警後世；隨時出現，隨時處理，留着禍害會越來越嚴重。

所有的高等智慧生物，哪個個體，其思維意識深處，都存在毀滅性，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說過，“人有死亡的本能”。每個讀者，不管男女，都是從小長大的，在幼年時期，就經常出現叛逆心理，父母越不讓做的事情，兒童就越要試試；人到了青春期，更是對長輩、對學校、對社會，充滿叛逆心理；有些人到了成年，心理成熟了，仍然會出現倔強，出現對抗心理和衝動，會懷疑權威，這樣的成年人比較少，但每個成年人在非常成熟期，都有過類似思維言行；人到了老年，往往出現“老小孩”的現象，象返老還童一樣，看上去變得象兒童一樣不成熟，凡事要依然自己，愛發脾氣，和家人外人故意抬槓。

人類如此，外星人也如此，只要是高等智慧生物，莫不如此。高等智慧生物在思維言行中，常常有故意為之的破壞性、毀滅性，這是其它低等哺乳動物很罕有的；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高等智慧生物能控制星球，能控制宇宙，依賴的就是智慧思維，但其具有破壞性、毀滅性時，也是源於智慧思維。在和外星文明打交道，和外星人交流中，人類要時刻注意這一點，不要把他們想象成神，就是神也有破壞性，也有沒道理而大發脾氣的時候。要控制、限制人類的破壞和毀滅，國家要有國家法律，世界要有國際法庭，而宇宙中各種外星文明發生糾紛，也需要類似制度和機構來解決。法律和仲裁，就是限制高等智慧生物的破壞本能和毀滅本能。為什麼會這樣？希望其他專家學者研究吧，李揚沒精力尋找答案。

中國有一句話，“法不責眾”，意思是太多的人，違法犯罪，那麼就沒辦法追究了。例如，2006年，在湖南永州，年僅11歲的樂樂遭到多人強姦、輪姦，並被強迫賣淫。3個月時間內，這個小女孩被迫接客100多次，其間還多次遭受毒打。母親唐慧想方設法救出了女兒，並經歷了報案，判決，上訴，勞教等。這個震驚全國、轟動世界的案例，就是典型的“法不責眾”。那一百多個嫖客至今沒受法律制裁，相關警察、法官、檢察院官員，沒有追究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反將因不服從法院枉法而上訪的母親唐慧，進行了勞動教養。社會大眾震驚的是，公檢法利用法律保護惡人惡行，並用法律制裁受害者，這樣下去，社會會越來越接近崩潰。

全國各地都有大量類似案件，單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眾多，如果一個一個追究，可能會造成新的社會混亂。這個時候，就要學習西方社會，動用輿論來造成善的強大、惡的弱小，讓整個社會明白對錯，包括讓犯罪嫌疑人個個知錯。西方社會中，還允許受害者家屬、朋友、支持者們，天天舉着罪犯的照片，在罪犯家門口示威，這迫使少數罪犯自殺謝罪。這個時候，西方社會的正義力量，就是強大無比的，政府和公檢法，根本不必害怕同案嫌疑人眾多，因為背後有全國人民和全人類做後盾。當各種媒體都全面報道，犯罪嫌疑人是如何面對強大社會輿論時，每個社會成員，都受到深刻教育，西方社會的青少年，從小就知道，危害他人和社會，受到的懲罰是多方面的，甚至一生都從此毀了。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迅速提高文明程度和守法意識。這是中國社會要學習和模仿的。

再回到唐慧一案。嫖奸11歲女童的一百多人，公檢法就算不能把他們，全部送進監獄，最起碼要讓他們感到終生的教訓，讓他們每個人賠償女童幾萬不等的費用。這樣女童一家也能得到精神損害賠償幾百萬元，他們的悲慘會減輕，他們的心理狀態會更好一些，他們也不會拼命攻擊政府，不會拼命攻擊司法系統，則整個社會的燥動不安情緒，馬上降低。這個世上，很少有錢辦不到的事情，錢不夠的情況下，事情當然很難平息，而因此政府和公檢法受到的損害和損失，恐怕已經是金錢無法衡量的了。對那些沒有經濟賠償能力的罪犯，就應該讓他們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些人應該成為社會法律教育的標本。李揚這樣闡述觀點，並不是站在富人的角度審視這個世界，而是站在旁觀立場，為受害者尋找公道，並因此有教育社會的方法；富人違法犯罪，雖然往往可以花錢買平安，但媒體、輿論，會讓他們從另一方面受到懲罰，同樣是教訓深刻；社會看到這種現象，仇富、仇官心理自然降低，因為沒人能逃脫懲罰。

2008年6月22日凌晨，一位14歲的女孩，在貴州甕安縣西門河溺水身亡。在這個出租車都跑不起來的小縣城裡，愛湊熱鬧的人都來到了河邊。各種懷着自己目的人也來到了河邊。其中包括那些礦權糾紛中吃虧的鄉民、那些移民拆遷中失意的流離者、那些為治安憂心忡忡的居民，再就是那些狂熱的年輕人。他們在這個新興的“市民廣場”找到了共鳴。籠罩悲痛中的死者父母，一方面帶着疑問不斷上訪；另一面，在縣城裡不斷和政府討價還價。最終，他們的左右搖擺讓局面失控，一場震驚中外的群體性事件爆發了，無數甕安縣人包括外地人，對政府、公檢法機構進行打砸搶燒。由於涉案人數實在太多，尤其是縣城大多數青少年，狂熱加入並成主力軍，已經到了沒法用法律解決的程度。中國要面對這類情況，西方也是這種情況，世界各國都面對這種事情。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反政府社會運動，先後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多名領導人先後下台、流亡、戰死，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爆發之突然、來勢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西方社會因此樂觀地宣稱，“一個民主、自由、人權的阿拉伯世界即將誕生”，可實際情況是，失去獨裁政權的阿拉伯國家，變得更加狹隘、偏執、衝動、反西方，這些阿拉伯國家至今，仍然在內亂和內戰中掙扎。在這次“阿拉伯之春”的廣泛運動中，首先衝上街頭的，絕大多數是青少年，他們到處打砸搶燒，帶動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加入街頭示威，進而推翻政權。

中國的青少年這樣衝動，具有破壞性、毀滅性，阿拉伯國家的青少年也如此，那麼高度文明秩序的西方社會呢？“2005年法國騷亂”，是2005年在法國發生的騷亂，起因是巴黎郊區克里希叢林市，兩名北非出身的男孩躲避警察時被電死。當地青少年發起首次騷亂，後蔓延巴黎郊區多處，一星期後蔓延到法國其它城市。法國極右領導人勒龐指責說，來自第三世界的、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移民，導致了法國城鎮長達將近3周的騷亂。此騷亂並引發英國、德國等國也對其多元文化的政策開始檢討，限制外裔居民日益擴大的影響。李揚說句題外話，華人參與騷亂的案例很少，因為華人受到的教育以及生理衝動小，是華人暴力犯罪低比例的主要原因。但現在的中國大陸，經常發生群體性事件，各級政府、教育機構和公檢法要檢討了。

中國政府並沒有汲取經驗教訓，沒有明白，將來內亂內戰的起因，必將是大量青少年衝上街頭，到處打砸搶燒，由此漫延全國，最後無數成年人加入，推翻政權。所以，不管中國政府也好，各國政府也罷，對青少年的教育問題，要重新考慮；尊重青少年脆弱的自尊心，並不等於允許他們為所欲為；在不打傷、不打殘的情況下，一定要對青少年進行法律震懾和心理震懾；如果每個青少年都受到這種震懾，那麼整個社會的犯罪率，將大為降低，社會暴發騷亂的可能性，也變得極小。許多成年違法犯罪分子，往往是青少年時期犯錯誤，沒有得到深刻教訓，從而讓他們在成年後，漠視法律，沒有對自己違法感到心理恐懼。這是各國專家學者，要重新考慮制定措施的方向。“年輕人犯錯誤，上帝也會原諒的”，不等於年輕人犯錯誤，上帝就不懲罰他。

李揚是1970年生，在小學時，經常有威嚴的穿制服警察，在班級和學校，進行法律宣傳教育，進行大量的案例剖析；而且，當時的政府命令學校，組織小學生們參觀公審公判大會，雖然效果不是太盡如人意，但每個小孩都知道樸素的道理，“打人犯法”。據說當時的高中生們，還被組織參觀槍決死刑犯的現場，這好象很殘忍，沒有人性，但在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人，法律懂得不多，卻個個害怕公檢法找上門來，家長們拼命教育孩子，“出去別惹事”，溺愛孩子的少見，孩子們打架，家長們都是當眾揍自己的孩子，以向對方賠禮道歉。哪象現在的孩子，家長們總是叮囑，“給我使勁打，對方受傷了，我們出得起錢，賠得起”，結果總會有那麼一天，家長們賠不起，甚至全家都倒霉。現在社會燥動、衝動，很大原因，就是青少年從小受到的教育和懲罰，少了，連家長們也是如此，法律知識懂得多，卻不畏懼法律，人人充滿破壞性和毀滅性。不僅是中國政府要反思，各國政府目前都面臨這種情況。

少年管教所，是對犯罪少年的管制機構，不應以勞動為主，而應以嚴厲的作息時間為主，對管教所的失足少年，進行文化、法律、道德的教育。如果把少年管教所，變成了勞改集中營，不僅這個機構名聲臭了，而且學校和家長們，也會拒絕把問題孩子，送到管教所接受教育。進入少年管教所的少年們，應該體會失去自由的滋味，明白長大後犯罪的後果，接受到更多的法律震懾和心理震懾，而不是讓他們在肉體上，得到更多痛苦。懲罰應該是思想、意識和自由的觸動。李揚不贊成對失足少年，進行大體力勞動改造，他們正處於接受各種思想的時期，應該讓他們明白好壞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李揚在以前文章所提倡，“法律的大棒子，不僅要揮舞在每個高等智慧生物頭上，而且要揮舞在每個星球頭上”，在法律面前，沒有誰可以例外，這樣才能形成一個高度秩序和自由的文明社會。

現在的初中學校，應該學校每年都組織學生們，參觀看守所、監獄，避免一切以學習考試為主，領會法律精神，遵守社會秩序，是最重要的人生學習內容。至於是否恢復毛澤東時期，高中組織學生參觀處決死刑犯，恐怕人們會爭論不少，但李揚贊成毛澤東時期，對青少年的法律教育方式方法。現在的中國大陸成年人，大多數都知法犯法，漠視法律，血氣方剛、充滿叛逆的青少年，如果再拒絕接受法律教育，最後必然成為一個暴民社會。李揚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自由都是相對的，絕對的自由必然導致災難；同時也很欣賞另一句話，“社會的文明程度，是單個個體的自由度的不斷擴大”；如何解決這兩方面的矛盾和衝突？那就是要讓青少年，及時接受法律震懾和心理震懾；對那些鼓動、帶領孩子違法的家長們，更要給予嚴厲懲罰。只有在人人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自由度，才會迅速提高和擴大。問題是，有些國家的的有錢人、有權人，為所欲為慣了，那麼這個國家的政權，必然搖搖欲墜。

西方社會過於強調青少年的自尊心，過於強調自由生長的重要性，結果大量外來移民家庭的孩子們，只學會了衝動、暴力、無秩序，導致西方社會重新反思，認為社會多元化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大陸目前面臨的，也是社會無秩序的寬鬆，任何有錢人、有權人，都以違法而不受到懲罰，做為地位和等級的標誌，這種情況引發人人爭着違法犯罪，並想辦法逃脫法律懲罰，不僅沾沾自喜，而且引以為榮。這兩種社會必然走向崩塌。主要原因，是對青少年的成長環境、思想教育，陷入誤區，過於強調個體“人”的重要性，而忽視社會的整體性、秩序性。人也是動物，不進行教育是不行的，鼓勵和懲罰並舉，才能保證一個人和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中國有句古話，“3歲看小，7歲看老”，一個孩子到了7歲，就會定型一生，說明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鄧小平說過：

“足球要從娃娃抓起”。

社會秩序，以及社會文明度和自由度，也是要從娃娃抓起的。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  李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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