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已37周年，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距離。這些造反派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是“妄圖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人，還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追隨者？胡厚民的家人說：他“選擇的是一條絕路”，“共產黨這樣關他、要殺他，他還要忠於共產黨、毛主席”


　　老高按：這裡貼出關於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傳記長文的最後一部分。胡厚民在20年徒刑刑滿之前的一年半，病逝於襄北勞改農場，享年53歲，據說當局正考慮提前釋放他。正如本文作者樊早所說：“開除黨籍、撤職、坐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後不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實踐了一個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這一部分文字中，講述了1976年從年初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到秋天的“粉碎‘四人幫’”中國的劇變，造反派命運的劇變——毛澤東死後，長達十年的拉鋸，分出了勝負，造反派此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
　　又過了37年，又有了一段足夠長的可資比較評說的時段。在鄧小平路線指導之下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同時，社會問題積累到了要爆炸的程度，這個時候許多人回過頭來懷念毛澤東的路線，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時間之水沖洗着胡厚民及他所代表的中國社會底層造反派被妖魔化的油彩，人們應該更深一層地探討他們的訴求，在認識他們的局限、失誤乃至禍殃的同時，也應該發掘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中蘊含的積極意義，對他們最終失敗的悲劇命運，也更應該從歷史的高度解讀。
　　這部傳記的作者樊早，語氣沉重地問道：
　　既然當局要全盤否定“文革”，那麼，不僅僅造反派“文革”中觸犯刑律應該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拋出武漢大學“三家村”、將李達等人迫害致死，武漢市委拋出程雲（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武克仁（武漢市文聯副主席）等“黑幫”，“破四舊”中老紅衛兵打傷、打死人，“百萬雄師”在武鬥中打傷、打死人，當權派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與“北決揚”、“文革”後揭批查製造冤案、逼死人命，他們的罪行令人髮指，為什麼不予追究？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包括鄧小平、劉少奇、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集體發動的“文革”說成是“錯誤”，又把這些“錯誤”統統算在造反派群眾身上，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所提倡的“四大”說成是“顛覆政府”的“反革命宣傳煽動”、“誣陷”、“迫害”，用“文革”後通過的刑法處罰以前法律允許的行為，這種審判，怎麼經得起歷史檢驗，又何以服天下人？
　　作者還說，“中央高級領導人，包括以為人正派著稱的陳雲，包括被認為平反冤假錯案立有大功、最開明的胡耀邦，都強調當年老紅衛兵的頭面人物及保守派的頭頭們不屬於‘三種人’，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在武漢策劃了多起針對造反派的大型武鬥的“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文革”後的待遇和胡厚民等造反派完全是兩重天，“由於當局的袒護，他們的暴行從來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
　　如果從中國人習慣的政治鬥爭的角度看，這些當然都說得通，古來如此，誰都如此，就該如此（造反派整保守派，整政治上的反對派，也無不如此）；但是，如果從中國人不習慣、而中國要真正崛起又絕對必需的法治觀念看，這些做法之落伍、之後患無窮，又是顯而易見的。

　　文中引用了一位造反派工人的話：我們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參加“文革”、起來造反的。現在黨中央說“文革”搞錯了，把賬算在我們這些聽黨的話的工人、學生頭上，以後誰還敢相信共產黨？

　　“誰還敢相信共產黨”這句話，他不是第一個說，更不是最後一個說。已經有成千上萬、上億的人這麼說。不過我納悶：很多造反派不相信沒有毛澤東的共產黨，卻還執着地相信毛澤東！他們終究沒有走出歷史的悲劇。

　　

　　八、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成為“鵝頭”
　　
　　據吳焱金、曹承義、林子忠等眾多造反派頭頭講，1976年湖北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胡厚民領導的，沒有胡厚民帶頭，這場運動搞不起來。胡厚民被戲稱為“鵝頭”，即造反派頭頭中搖鵝毛扇的參謀長。
　　吳焱金說：胡厚民先來找我，通過我影響新派的潘宏斌、顧建棠、謝望春[56]等人，當時鋼新兩派很團結，胡厚民確有號召能力和組織能力。
　　對於胡厚民在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吳焱金說：政治強人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當然不答應，於是有了1976年初華國鋒傳達中央四號文件的“打招呼”會議，號召緊跟鄧小平的當權派“轉好彎子”。最積極回應毛主席號召的，無疑是受鄧小平壓制的造反派。在湖北武漢組織領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然又是胡厚民。他是個職業革命家，總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運動。
　　這年過春節的時候，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學群[57]、曹承義、彭勛、鄭峰[58]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會，說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勛。胡厚民提出：這次批鄧，要請兩位造反派的中共中央委員夏邦銀、謝望春舉旗子。經過討論，由夏邦銀、謝望春、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胡厚民、顧建棠七人組成領導班子。這七個人，簡稱“夏、謝、朱、李、吳、胡、顧”，又被稱作“夏、謝的旗子，朱、李、吳的牌子，胡、顧、彭（勛）的點子”。除了領導小組，還有參謀班子。參謀長是胡厚民，成員有顧建棠、沈復禮、聶年生、彭勛、曹承義。其中聶年生僅參加一兩次會就自動退出了。參謀班子又戲稱為搖鵝毛扇的“鵝頭鵝毛班”，胡厚民被稱為“鵝頭”，其餘都是“鵝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參謀班子經過研究，提出：為接受反覆舊運動的教訓，這次不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是充分運用憲法保障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擴大會上的講話為突破口，在“滾”字上做文章，要把兩清一批時從各級革委會“滾”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請”回來。辦法是：“上促下攻，內緊外松，立足基層，統一行動。”這個口號是顧建棠提出來的。這本不是什麼新鮮貨，也不是哪一個人的發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中夏邦銀到中央開會聽到的北京和上海經驗，是夏邦銀打電話告訴朱鴻霞和胡厚民的。這句話竟成了篡黨奪權的“基調”，連同嚴常提出的“目的不變，決心不變，基調不變，突破口不變，方法要善變，以不變應萬變”的所謂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審判造反派頭頭時以此分別追究每個人的罪行，沈復禮也因此而坐了幾年牢。會後，由彭勛擬定十幾條順口溜作為大標語，由曹承義帶人刷遍武漢三鎮。大標語有：“湖北有個趙辛初，擴大會上來講話，手舞鄧記尚方劍，六月四日大砍殺”，“六四講話大毒草，滾出去要請回來”，“兩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等。
　　吳焱金說：不搞大型群眾性運動怎麼辦？我們就小範圍促省委“轉彎子”，省委領導人當時不敢說不轉彎子，相反“轉彎子”喊得震天價響，只是具體怎麼轉、向哪裡轉的問題。為此胡厚民帶領省、市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兩次到省委常委會上去促省委。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能順利地進入省委常委會會場呢？因為夏邦銀和謝望春作為在漢中央委員，可以當然地列席省委常委會。省委常委會開會時，夏邦銀打電話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帶隊前去，自然一碰一個準。“衝擊”省委常委會也是審判時量刑的一個罪名。當時根本沒有沖，那麼少的人想沖也沖不進去。我們本身都是省、市革委會群眾代表，有證件，而且兩次都是夏邦銀出來接進去的，為的是面對面與省委領導人交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看法。我們平時與省委領導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氣和地談，對這種方式的談話，趙辛初等當時也是認可的。他們不願看到社會上鬧得很亂，如同1969年反覆舊那種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
　　省委領導人與我們達成了一些共識：一、省委是積極轉彎子的，堅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二、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造反派，“滾”下去的全部請回來。三、兩清一批犯了擴大化錯誤（我們認為是方向、路線錯誤，是右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在涉及造反派頭頭入黨、提干、補台的問題上意見未能統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緊跟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問題上各執己見，其中省委書記韓寧夫對立情緒較嚴重。
　　
　　據林子忠、顧建棠等人回憶：1976年胡厚民甚至兩次找了原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59]。我們和胡厚民都主張和“百萬雄師”的人合作對付當權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數人反對，說我們是“投降派”。
　　在胡厚民的召集下，1976年3月造反派開始促省委轉彎子。胡厚民對促省委的行動做了具體分工：曹承義為前線總指揮，林子忠為現場總指揮，嚴常為秘書。除了總負責和參謀班子，還對材料、宣傳、後勤、安全，宣傳車、簡報組、刻寫組、標語隊、水塔版寫作組進行了分工落實。因為幹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戲稱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班子是“鋼頭新兵”。在胡厚民的領導下，湖北的造反派1976年主要做了幾件大事：
　　
　　一、召集在漢的中共中央委員、部分省市革委會常委集體簽名在水塔下貼出給全省人民的公開信，發表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號報，號召全省人民響應毛主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號召，緊密聯繫湖北、武漢的實際，做好領導幹部“轉彎子”工作。口號報大多是以胡厚民為首的參謀班子擬訂的，用以統一思想，明確主攻方向。據林子忠、曹承義回憶：胡厚民極其重視擬訂各個階段標語口號對指導運動的作用。他打比喻說，就像帶部隊一樣，你每天要抓訓練，抓思想教育，不能讓戰士閒着，不然他們無所事事，就會出違法亂紀的事情。搞運動也一樣，沒有口號，士氣就會低落，下面的人也會無所適從。
　　1976年5月2日鄭軍親筆記錄的參謀班子提出的口號、鬥爭策略：“內緊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層，發動群眾。”“四不變，一變：目標不變，湖北路線搞正，組織上要體現出來；決心不變；基調不變，也可以說是原則不變，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劉（豐）路線的繼續；突破口不變，（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趙辛初1975年的）“六四”報告（是執行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活動上靈活機動，重點在基層以革委會、（革命）領導小組為我們的活動手段。五月份爭取有1/3的單位搞起來。抓點：武重、武鋼、一冶、交通局、體委。“滾”下去（的），要請回來：（1）去年，從黨內滾到黨外，從上面滾到下面，從要害部門到其他部門，堅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為代表的要請回來。十年來，鬥爭堅決的。克服速勝論和悲觀論的思想。”（夏朱胡專案組《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證材料》第67頁，1977年4月。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所加）這期間，類似這樣的口號、策略，幾乎每周都出現新的。
　　
　　二、與省委領導面對面交鋒。
　　對夏邦銀的起訴書指控：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參加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夏邦銀、謝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鴻霞組織人員和車輛，先後兩次衝擊省委常委擴大會，圍攻省委領導。3月19日衝進省委、省革委會機構，圍攻、控訴省委負責人。
　　顧建棠說：實際情況是，省委擴大會議期間，在漢中央委員夏邦銀、董明會[60]、中央候補委員謝望春列席會議。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書記姜一、趙修、韓寧夫對夏邦銀等人講，你們要把會議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風，讓造反派和我們步調一致。比如關於各級黨委補台問題、關於各級革委會要恢復的問題，省委要介紹朱鴻霞、張立國入黨的問題，都是省委要夏邦銀等人向外吹風的。不存在什麼“裡應外合”的問題。
　　關於衝擊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朱鴻霞1977年元月6日寫的交代材料記述得很清楚：“到東湖五所去‘造反’，經過是這樣：夏邦銀、謝望春參加了在東湖召開的省委常委會，研究轉彎子的問題。在會議中間，夏打電話出來給漢軋程天琦、胡厚民等人，說會上阻力很大，要發動群眾去促一促，把廣播車開去。胡調漢軋、武船、一冶、武重等廣播車去五所門前喊叫。後來夏出來把他們訓了一頓，要他們回去，武船林子忠、漢軋程天琦很有意見。後來，胡、顧設法弄清了夏、謝的意圖，是要組織多一點、規模大一點，就這樣，重新部署，並通知我要我帶領省市革委會成員徒步走向五所，支持群眾要求，要求省委接見。於是，一方面調度大量人員去五所喊叫，一方面由我帶領省市革委會部分成員徒步去東湖五所。到了門口，辛初、姜一、趙修、王步青等接見了我們，董（董明會）、夏（邦銀）也陪同，鬧了一會，提了兩個問題要書記回答，後來談妥三、五天后再回答。於是自己宣告勝利而歸。”（《夏、胡、朱等人的罪證材料》第69頁）
　　1976年4月8日的武勝路街頭批鄧大會，算是當年一個比較大的事件，後來審判造反派時也是作為一條主要罪狀的，許多人的起訴書裡都有這一條。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4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明確宣布是反革命事件。4月8日，造反派群眾在漢口武勝路街頭召開盛大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群眾大會。顧建棠回憶：胡厚民說，群眾開會，為什麼不能請省委書記們來參加？當時省委書記們正在開全省廣播會議，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將趙辛初、趙修、韓寧夫等人請到大交通車上，要他們去參加會場設在武勝路街頭的群眾大會，要他們明確表態批判鄧小平，實際上也是要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明確的表態，促進他們轉彎子。
　　據謝保安（武漢三中革委會副主任、武漢鋼二司常委）、吳焱金回憶：幾位省委書記一個個沿着長長的梯子爬上新華書店二樓平台，都做了明確表態。會議是由吳焱金主持的，朱鴻霞、胡厚民都在這個會議上講了話。會議結束後，省委的車隊就來了，為了保護省委書記們的安全，夏邦銀親自將省委書記們一一護送到家。此事的主要策劃者是胡厚民。
　　
　　三、要求糾正錯誤的組織路線，實行真正的老中青結合。
　　1976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四號文件——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這是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評價。其中提到：“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
　　此時胡厚民發展了他1974年提出的“放、平、補、提、納”的觀點，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辦、局實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結合，造反派要真正進入權力核心，掌握實權。這就是被當權者指控的篡黨奪權罪行。
　　據王志良（省物資局科級幹部、省直紅司頭頭）揭發，在1976年10月份省革委會全會前夕，胡厚民說：“省革委會兩年都沒有開過會了，這次開會機會難得，不能輕易放過。”又說：“趙辛初是省革委會主任，韓寧夫是主管省革委會的，乘這個機會抓住他們兩人來一個攻韓促趙，大家都在會議上放炮。”（《夏、胡、朱等人的罪證材料》第74頁）
　　張立國揭發說：“朱鴻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會常委開會，狂妄地說‘你們要提出來，是黨員要進黨委班子，不是黨員的要求解決黨籍，還要兼各部、委、辦的主要負責人’。夏邦銀講：‘我現在不光考慮省委核心問題，我還考慮組織部、宣傳部、辦公廳、公安局要進造反派。’我講：‘這些地方都是禁區。’夏邦銀講：‘我們現在攻這個禁區。’顧建棠跳起來大叫：‘要改組組織部。’夏、朱、胡也大叫：‘組織部就是專搞修正主義，不改組不得了。’”夏邦銀交代說：“省委對朱鴻霞、張立國等人脫產分工後，胡厚民也要求開一個會議，胡厚民對我和謝望春說，現在省委着手解決組織上的問題了，我們要有一個意見，向省委提出來，具體意見：一、省委班子中，四個中委要進核心。二、部、辦，朱鴻霞說胡厚民到組織部當副部長，顧建棠到辦公廳當副主任，彭勛到宣傳部當副部長。”（《夏、胡、朱等人的罪證材料》第74、75頁）
　　顧建棠說，實際情況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省委也在主動轉彎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長錢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調我到水利部去工作。省革委會副主任饒興禮[61]找我到省里去，在東湖客舍，趙辛初、姜一對我講，錢正英準備把你調到中央水利部當副部長，我們不同意，我們已經有安排，準備安排你去省委當副秘書長。錢正英對趙辛初、姜一說，你們地方上提拔幹部比較容易，我們找幹部很困難，你們把他放了吧。後來省委同意了，趙辛初對我講，省革委會國慶節後要開全委會，你參加完這個會再去北京報到。開會的目的是批鄧、轉彎子、補台，趙辛初要大家作一些準備。
　　當時省、市主要領導人趙辛初、趙修、王克文等人確實開始主動轉變立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省委已經準備安排夏邦銀當省委書記，革委會中的造反派是黨員的都進同級黨委領導班子，不是黨員的都發展入黨，各部、委、辦也都準備安排相應的造反派幹部。胡厚民對林子忠說，趙修態度較好，書記們（指兩趙一王，不包括韓寧夫）對我們不錯。隨後發生了10月6日事變（即“四人幫”被抓——老高注）。顧建棠說，會議開到10月7號晚上，中央通知趙辛初、趙修、楊得志8號到北京開會，9號晚上3人回來。10號姜一對我講，情況相當不妙。隨後省革委會會議結束。
　　
　　至死堅持信仰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對張立國、朱鴻霞、龍銘鑫等人講：“實踐證明，我的‘三個長期鬥爭’的理論是正確的，現在還不是新老、革保的鬥爭嗎？這類鬥爭還得長期斗下去。”1976年10月12日，當省委向省直機關（除造反派以外）傳達王張江姚被抓的事後，胡厚民私下說：“我作好了坐牢殺頭的思想準備。斷定這是一次右派政變。”“同志們準備迎接最艱苦的風浪，已經是考驗同志們的時候了。”“你們以後不要亂跑了，特別是不要到上面頭頭這裡來，把毛主席給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憶一下，自己領會就行了。”（《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證材料》）
　　四人幫被抓僅一個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省、市委支持的“工農兵”（1973年由百萬雄師少數骨幹分子組成）非法拘禁關押一個多月，這是一次不為世人所知的秘密關押、審訊。據原百萬雄師頭頭汪揚[62]著《波瀾歲月》（2003年元月自印）第179頁至183頁披露：約1976年11月上旬，“我們‘工農兵’頭頭研究決定，對造反派的主要頭頭要抓起來辦學習班”，“交代問題”。“武昌（漢陽）以武重、武鍋、武船、漢軋的同志為主”，將“夏邦銀、朱洪（鴻）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勛等人抓起來”，“董明會由市建工局（的同志）為主抓起來”。“其目的有三點：1.掌握‘四人幫’插手湖北、武漢的情況和（有）牽聯（連）的人和事；2.三鋼頭頭打、砸、搶、抓、抄的罪惡行為；3.湖北、武漢個別領導幹部與‘四人幫’的牽聯和支造的事實真相”（括號內的字為筆者樊早所注）。汪揚參與了抓捕和審訊董明會的全部過程：
　　1967（應為“1976”）年冬夜，寒氣襲人，大雪尚未融化，建工局陳昌文、占耀球、張子華為首帶領20餘名同志，乘一輛中型汽車，開到市委對面的書記大院門口停下，我和張厚德、周德昌參加了這次行動。進門時被部隊警衛人員阻止，我們說明情況後，他們還幫助我們並介紹董明會住的這棟樓的結構，一樓是地下室車庫，二樓是會議室，三樓為臥室。行動時我們把守門窗，警戒森嚴。由陳昌文、占耀球、張子華帶四人進入二樓，董的愛人說他未回來不在家，一二三樓尋找不見人影，在失望中，張子華一眼看到三樓有一個氣窗通向屋頂，……小張爬上屋頂，董就藏在氣窗檐下縮成一團。我們對他講明情況交待政策，他順從地從家（里）出來上了車。我們押董明會的汽車到市建工局不久，警司開來了兩部小車，要求我們把董交他們。經我們說明情況，車開走了。我們辦的一個多月的學習班結束前，對夏邦銀、朱洪（鴻）霞、胡厚民、董明會、李湘（想）玉等在全市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輛車，大長了廣大‘工農兵’群眾的志氣，大滅了造反派的威風，他們如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後（我們）把他們移交專政機關。（括號內的字為筆者樊早所注）
　　汪揚說：我將董明會在學習班揭發支造的市委書記文祥和夏、朱、胡的兩本交待材料送到了中共湖北省委清查專案組。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離審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深入揭批四人幫及其“在湖北的骨幹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兩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鬥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大會在洪山禮堂召開。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將夏邦銀、胡厚民、張立國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司法機關“依法”將其逮捕，近五年後的1982年7月2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法庭宣判，胡厚民被關押在位於武昌民主路45號看守所。一同關押的楊道遠說，這裡以前是監獄，裡頭有一棟樓樓上關人，夏邦銀、朱鴻霞和胡厚民都關在這裡，原來因“北決揚”案被抓的人都還關在這裡，有魯禮安、馮天艾、王盛榮等等，我還跟馮天艾一起放過風。馮天艾當時經常跟武警吵架，甚至動武。有一次武警還沒有打贏，結果第二天放風的時候，進來兩個武警抓住他的手腳，就像打夯那樣往地上摔打了幾下。馮天艾很不在乎，說，老子沒有吃飽飯，吃飽了一個人要打你們好幾個。看守所訂有一份《人民日報》，一份《紅旗》雜誌，先送到我那裡，然後輪流轉，到了最後上面的字跡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陳述的記錄稿在當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的追錄稿，交同獄的沈復禮保存，沈出獄帶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認為我的問題決非個人問題，而是個社會問題。不為個人陳述，我要為千千萬萬在“文化大革命”中致傷、致殘、致死，被批、被斗、被關的工農兵群眾、幹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他（她）們的子女及親友在這裡講幾句，為他（她）們鳴冤叫屈。我認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仍然背着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長期遭到歧視和排斥）。人民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概念，人民法院不應該站在某一邊講話，應該為全體人民作主，伸張正義。決不能以曾經反過或者保過自己來作為判斷是非、認定功罪的標準，而應該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大公無私，親疏一視同仁。不是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裡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害了那邊的問題，我願承擔一切責任。那麼“百萬雄師”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總不能說這邊是人民，那邊就不是人民罷？！
　　也許有人說我這是為民請命，對此我將理直氣壯地告訴他，這是責無旁貸的。為此，我將代表這些受害者及其親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頭起訴，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場上秉公執法，嚴肅審理，為全體受害者作出一個實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結論。我起訴的內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於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小鄧拓”等等罪名的工農兵群眾、幹部、學生、知識分子，如果這些人確負上述罪狀，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應該給這些人員作出一個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個晚上以“反革命”名義抓成千上萬的人，關押時間不等，有的致傷、致殘、致死，如果上述人員確係反革命，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應該給人家作一個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階級隊伍時，據曾思玉在總理面前匯報時說：湖北全省清理出幾多萬階級敵人（我當時在場，曾有講話稿可查）。如果這幾多萬確係階級敵人，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應該給這些人作一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證據，這個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劉豐在湖北大抓“北決揚”、“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決揚”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數以萬計，被批、被斗、被抓、致傷、致殘、致死的人數是空前的，我個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在湖北的幕後總指揮，“北決揚”反動組織的總頭目、總後台、幕後主要操縱者。假如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到底誰是“北決揚”？到底湖北有沒有“五一六”？應向全省人民講清楚，好像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沒有一個“五一六”分子。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劉豐在大抓“北決揚”、“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鬥我時，都要提出一部電台來，並稱這部電台是我私設並使用過的。然而，我活了40多歲，還不知電台是何許物也。請法庭審查，假如確認我私設電台並使用過，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是，請對這個轟動全省的奇案，應該作出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第六、1976年底以後，全省上下許多人被打成“四人幫”的黑幹將、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關、致傷、致殘、致死者無法統計。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
　　以上問題如果真正得到了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們偉大的黨，必定會作出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結論。至於我是判死刑還是判無期，那就隨你們的便罷。但是為了向黨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跡，特寫了二首小詩，題為法庭吟。
　　
　　第一首：肉軀刀可斷，主義槍難滅。身首異處分，魂猶信馬列。
　　第二首：行至地獄入口處，當像遊子返故居。入黨曾許獻終身，捐軀豈能頭反顧。一刀可將生命斷，萬槍難使真理屈。共產黨人誰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湖北日報》內參記者良夏寫的《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反革命案進行公開審判的情況》，生動真實地記錄了胡厚民在法庭審判期間的言行表現。現摘抄如下：
　　
　　六月十日，武漢市檢察院對夏、朱、胡、張陰謀顛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級法院向胡送達起訴書副本。被告胡厚民拒不接受。胡厚民表示不請律師，他說：要請，我請聯合國的律師。七月一日律師去見胡厚民時，他說“我不能讓他們演雙簧，對不起，謝謝律師先生！”五日上午，市中級法院再次將起訴書副本和開庭通知單送給胡厚民。胡當即用衛生紙做了個封面，將兩件法律文書包好丟出監號。他在封面上寫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願意接受起訴書副本和開庭通知單，且硬要塞進人家的‘鐵屋’，且聲稱這是依法辦事。試問，這是依據什麼法律辦事？怪哉！先將原物奉還，謝謝！”落款“鐵屋居士”。
　　被告胡厚民對法庭調查的問題拒不回答，他回到監所後說：“嗨！還不是那回事，都是老掉牙的問題，我聽了心裡好笑。一月奪權是毛主席肯定的，這算是反革命奪權，那全國有多少反革命？”胡還說：“我對法庭沒有信任感，我們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們也沒有那個板眼作主。有人會為我們說話的。這不是我們看不起他們，今天開庭有那麼多小車，還不是頭頭們在看電視。對我們的處理，態度好壞無關緊要。王洪文的態度還不好？結果判了無期，比姚文元還重。態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監所後怒氣沖沖地說：“人生能有幾回搏，再不說，以後沒有聽眾了。”“不管朱、夏、張判幾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們拼了！”因此，他藐視法庭，破壞法庭規則，故意稱公訴人為“原告先生”，稱審判員“法官先生”，稱書記員為“書記員小姐”。當法庭調查他策劃1967年“一二六”反革命奪權的犯罪事實時，胡只說了句：“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審判長宣布休庭時，胡又說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讓我發言，法庭要講道理嘛！”胡還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進行法庭辯論，對被告胡厚民連續開庭進行辯論。胡厚民全盤否定了起訴書所指控的罪行。他說自古以來，打官司兩方面都可以說，但在整個法庭調查中，法庭只聽原告的，不聽被告的，很顯然，是法官偏袒原告，壓制被告，我認為這是不公正的，嚴格地說是違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奪權說成反革命奪權是站不住腳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規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們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還有什麼誣陷迫害老幹部，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把趙辛初、韓寧夫等搞到武勝路街頭，不是陰謀。喻（俞——引者注）文斌等把省里幾個領導人（指1976年11月“工農兵”對夏朱胡等幾位省革委會領導人的抓捕——引者注）藏了幾天，為什麼不起訴喻（俞）文斌，不外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公訴人有理有據地批駁了胡厚民為自己進行的辯護，並提請法庭對胡厚民從重判處。
　　（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報社編《內部參考》第31期，總第81期）
　　
　　毛澤東曾經號召要革命的人“五不怕”。撤職、開除黨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頭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後胡厚民考慮實踐第四件事：離婚。
　　胡厚民1964年結婚，妻子是華中農學院園藝系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在武漢市青山良種場任技術員，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對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寫下了《獄贈妻》詩二首：
　　其一：兩情真若割不斷，坐穿牢底不覺單；雖說合婚年十六，不怨孤牢度一半。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養中斷，戀窩雖損鴻鵠志，無情亦非男子漢。
　　其二：妙男春女心中艷，芳華絕非從天墜。花得地乳才噴香，葉失天光難滴翠。深情當灑髮根壤，至愛應酬育身輝，倘須頭血澆國圃，何戀去身還家園。
　　
　　在長期關押中，胡厚民愈加思念親人，想念妻子。他在《獄中戀書——調寄長相思》中寫道：
　　短相思，久相看，醒來又是空喜歡，單思何日斷。長耐飢，久耐寒，難忍一日無君伴，相逢眼望穿。
　　
　　但他從判刑之日起就要求與妻子離婚，準備獨自將牢底坐穿。胡妻開始不同意，在胡厚民堅持下只得從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後，第一次接到四弟周世明試投給襄北勞改農場的來信，他在覆信中說：
　　下午接到洪山區法院復函，內容盡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訴訟離婚的來信。案件正在着手審理。如需找你，到時通知。洪山區法院。1983年1月17日。”
　　後來胡厚民與妻子解除了婚約。1984年，胡厚民在獄中獲悉他最疼愛的妹妹、在武昌縣插隊的胡茜在勞動時被雷擊身亡，即將參加高考的愛女胡穎又患白血病去世，這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他飽蘸淚水寫下了長長的《挽愛女——胡穎》悼文，聞知前妻的單位武漢市青山良種場為女兒治病承擔了大額醫療費，胡厚民將家人送到獄中的菲薄生活費寄去20元，在匯款單附言欄中寫道：巨款還清十二載，唯因只此綿薄力。倘若他日能活歸，再趨尊處謝救妮。（胡當時認為還要坐牢12年。——筆者注）
　　胡厚民不服判決。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鴻霞的妻子朱愛華1983年去關押胡厚民的襄陽機床廠探監，遇到他正在絕食，將牢飯讓給其他囚犯吃，差點餓死，被獄醫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漢後，胡秀娟給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武漢市長吳官正寫信，要求讓胡厚民保外就醫，被拒。襄北農場在梁坡磚瓦廠為胡厚民蓋了一排平房，周圍是高墻，哨兵在屋頂上站崗，安排幾名刑事犯與胡厚民關押在一起，以便監視。胡厚民戲稱關押處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親陳愛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掛囚犯牌子，上級來監獄檢查，獄方就將胡厚民關押到禁閉室，胡厚民絕食抗議。絕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監獄領導對家屬說：“他跟我們唱反調，不遵守獄規。想死還不容易？我們打個報告就可以要他死。”他們將胡厚民抬出來，胡厚民的老母親將其抱在懷裡餵糖水，4個多小時後他才甦醒，埋怨母親和姐姐：“你們不該將我救活過來。”1990年9月，76歲的陳愛娣以“原判執行刑期計算有誤”向法院申訴，經法庭審理裁定，確實應該扣除文革中多次羈押期4年零9個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應從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據說當局正考慮提前釋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於襄北勞改農場，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享年53歲。開除黨籍、撤職、坐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後不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實踐了一個追求真理者的誓言。慷慨激昂向世人正式公布毛澤東“五不怕”精神的王洪文，在那邊見到胡厚民，不知愧是不愧？
　　
折射造反派領袖內心的詩詞
　　
　　胡厚民一生寫了上千首詩詞。然而，本文作者在採訪中卻驚異地發現幾乎沒有人了解他有這一愛好。楊道遠大概是例外，他回憶：自己因文革造反被當權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拋家不顧來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長期不得安寧。姐姐去世時胡厚民在獄中寫了一首《哭楊姐》，寫在紙條上傳給我，這個紙條我從監獄裡帶出來保存至今。楊還說，兩個女兒出世，我都為她們寫一首詩，胡厚民都有和詩，現在都找不到了。我們幾個人本來就都是單關着的，後來其他人都走了，我們這些人之間都隔着一個空房子，後來收拾房間把胡厚民調到了我隔壁，這樣除了放風說話以外，我們還可以扒在風門口談話，還經常敲牆致意（早上好、晚安……），相互贈詩。我的第一個孩子取名“冬梅”，我寫了一首詩《詠梅》：
　　風刀霜劍生存難，鋼筋鐵骨斗嚴寒。根植大地三千尺，一撥冰雪送春還。
　　送給胡厚民看，他說寫得好，他還寫了一首：
　　《為冬冬贈父之玉影題照》
　　驚問冬姑娘，蓓蕾何芬芳。苦雨催先發，母暉促早香。慕尊爹厚福，嗟愚伯久愴。人當重興國，無情非干將。
　　1981.12.1
　　
　　楊道遠說：1981年冬天，河南外甥女紅霞同她愛人一起由湖南來武漢看我，看守所不讓見，爭了兩天，終於爭來了，見了面，紅霞痛哭不止，說了一些要我保重身體的話。就是紅霞這次來我才知道最疼我的姐姐已經不在了。紅霞並未告訴我，是他們同看守所爭執時說了的，當時聽到這話的戰士就來告訴我了，我很痛心。胡厚民1974年見過我姐姐，聽到這消息寫了一首“哭楊姐”的詩。我把他的詩塞在字典殼子裡，塞在俄語書裝訂布縫裡，才使他們搜不到，出獄時得以帶出：

　　《哭楊姐》
　　除夕悲聞晴天雷，雞報元旦人未寐。滾滾淚濕西房枕，短短詩吊東屋姐。往來一牆雖難隔，傷病七尺何禁宣。強將巨痛藏心底，好讓尊弟安過年。
　　原以弟不知今聞已知，悲勿過甚，請保重。
　　1981除夕至1982年元旦
　　
　　胡厚民極少以詩示人，第一次公開發表詩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獄中，他將詩詞整理抄錄在自己用練習本內頁重新裝訂的本子上，竟然有幾大本。
　　他詩歌的題材廣泛，思想內涵豐富，滲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熱諷，切中時弊，發人未發之言，見人未見之處。這些詩作當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時代烙印，也表現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認識偏差；由於其絕大部分都是對現實遭遇的即時反應、心情變化的當下記錄，它們都帶上某種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跡，遠非完美的藝術品。然而，這些詩詞，具備了詩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徵：真誠。由於他主要並非寫給別人看，而是寫給自己，他沒有必要粉飾、隱諱，從折射一個造反派領袖內心深處真實思想感情的意義上，反而更珍貴。他的詩詞，有遊記，有贈答親友，有對自然和社會萬物的感嘆，有謳歌高尚美好的精神情操和讚美勞動者，很多是記錄人生大事，如進廠、入團，入黨、戀愛，新婚、下鄉務農、中央學習班、悼念領袖等；更有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惱、自譏、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頁上寫下序歌：
　　血寫的詩，淚譜的歌。獻給親愛的黨，獄子丹心一顆。
　　武漢方言將“獄”讀作“游”，“獄子”是作者一語雙關，以對“慈母”賦詩明志的“遊子”自寓。
　　魯迅自稱筆下文字為匕首與投槍，胡厚民的詩歌正是這樣。
　　
　　他在文革中“怒向刀叢覓小詩”，鼓舞自己的鬥志。
　　1969年底，在北京的中央學習班集中火力揪“北決揚”、“五一六”，猛批胡厚民、楊道遠等人時，胡厚民就用詩歌記錄了自己的心境。他認為黨內當權派逼迫造反派承認自己反對毛主席是“生平”“最心痛”的事，指出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造反派令人“疑心惡”：
　　
　　《自嘆——中央學習班感嘆》
　　（一）參觀三條石展覽有感。海河漢江原一空，南奔北馳均向東。同被三座山壓頂，共慶五星旗冠中。層層波愛不落日，滴滴水含無限忠。雖經九曲十八彎，一知偏離速返中。
　　（二）人非聖賢誰無過，焉能一錯推下河。師前海寬屢錯叟，君何窒息初步學。死馬竟當活人醫，病株豈當朽木割。如此違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惡。
　　（三）生平何事最心痛，莫過逼認反慈翁。筆似刀割胸膛肉，紙如劍朝肺腑捅。刀見腸忠速轉刃，劍知心丹速回鋒。燕山低眉花濺淚，北海悲泣動長空。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召開廣播大會批鬥胡厚民。胡厚民寫下了《告世詩——全省廣播大會感賦》嬉笑怒罵駁斥當權派的栽贓陷害：
　　（一）堂堂“工總”名中外，何苦又去組“決派”？誰知“北會”起東湖，更斥“揚評”充長街。今世不識魯禮安，前生未見馮天艾。斯般主操兼總頭，栽贓問罪意何在？
　　（二）一陣吆喝拍案開，全場爭看抬電台。通里通外密碼有，發來發去文稿在。三證俱全定鐵案，十惡不赦殺腦袋。可憐鄙人眼福淺，生平還未開眼界。

　　1976年，第三次坐牢，當囚車經過當陽時，胡厚民寫下了《當陽吟》，發思古之幽情以鼓勵自己重上戰場：
　　辭別夷陵過當陽，引頸尋觀古戰場。盈窗爭指長坂坡，放眼不見斷橋梁。休贊趙雲蓋世雄，莫誇張飛無敵將。且看今日鄂西人，頂天立地空古往。
　　1982年7月開庭以來，胡厚民一口氣寫下30多首詩詞。
　　有的鼓舞自己鬥志：
　　遺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來評。是非顛倒史不乏，古今反正例如雲。今日難管未來事，未來不怕今日刑。他日你我雖成古，希有子孫報輸贏。
　　人生能有幾回搏，是非功罪任評說。
　　自古英雄功無數，卻因失節恨難收。小子不才難成器，惟報黨育三十秋。
　　早知今日事，不悔當年志。比起偉先烈，不過小意思。
　　
　　《開庭吟》
　　雪衫黛褲上下擺，青鞋白襪穿內外。儘管污水潑數秋，但見青白依然在。
　　《判歸吟》
　　獄中老漢不知憫，一身新穿上法庭。判罷雙十重刑歸，依舊輕歌曼舞頻。

　　對法庭的虛偽和法官的醜態，胡厚民用詩歌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三月預審搞六冬，精益求精下苦功。奇蹟不負有心人，獨創法壇馬拉松。
　　
　　《拒接所謂起訴書》
　　等得雪染巔，方下邀請柬。拿去回編導，屆時台上見。
　　
　　《答被指派來兩位律師》
　　寧搞真獨唱，不演假雙簧。留得三十元，孝我苦命娘。
　　非我眼具特異功，確知編導隔牆控。不信請到後台看，電視機前話西東。
　　原告發言從無阻，被告請講舉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與原告站一頭。
　　千對何怕人開口，萬錯盡出官洋相。手無寸紙慷慨辯，汗流滿面照本宣。真理謬誤誰當是，法庭內外有明鑑。
　　聽罷辯詞駁原告，通篇謊言加大帽。若將語錄摘幾句，活像當年批判稿。
　　
　　胡厚民鐵骨柔情。1982年4月1日囚車路過家門，胡厚民作詩一首：
　　《過家門》
　　車過家門情激盪，恨不插翅飛出窗。淚眼悵望鎖身鐵，寄語街柳問老娘。
　　
　　判刑之後的胡厚民7年未見過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詩中寫道：
　　情端慈母手中縫，悲從獄子心上涌。額頭擠彎橫鐵窗，門邊淚盈久企蹤。陽光雖好擇晴晝，無宵母愛暗更濃。
　　湖北日報內參記者在《內部參考》中提到的“胡在看守所還寫了兩首詩‘示女’、‘示（思）兒’”。顯示了胡厚民對兒女的深情：
　　《示女》：猶記尺嬰懷中笑，一恍身齊父眉梢。驚嘆風雨肥效奇，盛讚憂愁能量高。安樂抑思晚發蒙，危難催人早開竅。莫怨生平無佳遇，逆境好將人材造。
　　《思兒》：久羈難歸牛，無夢不舐犢。晃蕩籃邊歌，踉蹌身後督。鸚鵡聲中教，蚯蚓紙上糾。幕幕雖虛幻，皆為真情錄。
　　在鐵窗中，胡厚民吟詩、讀書、看報、寫信，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他在給四弟的信中寫道：“請給我郵些精神與物質糧食來。由於您們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頗為需要，我以後開些書名來。物質者豬油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這裡除一頓或二頓葷菜外，余皆蘿蔔白菜，而且水煮鹽拌，不吃又餓，吃又難吃進，唯望有點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
　　但他的《鐵窗戲占》將坐牢生活寫得樂觀、浪漫：
　　隱居一洞天，快活像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當紡棉。三餐來伸手，九樁不掏錢（自註：“九樁”指柴、米、油、鹽、醬、醋、茶、房、電）。諸君急何往，此處勝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鋃鐺入獄的第九個年頭——春節所寫的《閒吟詩》中，對他的詩歌進行了總結：
　　樂豈煙生，憂非酒亡。苦海樂天，唯因信仰。
　　
　　文革四十年後眾說胡厚民
　　
　　文革發動迄今已四十七周年，文革結束也已經三十七周年，已經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恰當距離。胡厚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妄圖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惡不赦的罪人，還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追隨者、毛澤東“五不怕”精神的實踐者、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的傑出代表，相信後人會有一個中肯的評價。
　　據與胡厚民多年同寢室、同為武船技校畢業生並共同造反的林子忠和李承弘說：胡厚民的特點是愛動腦筋，善於學習。胡秀娟說，在1983年允許家屬探監後，到1990年死亡，不到8年時間裡，胡厚民讀過的書刊報紙就有幾大箱子。
　　林子忠說，他當官時為人很清廉，家徒四壁，什麼也沒有。1976年他在省總工會任副主任，單位派車他不坐，每天搭電車上下班。在工人中，在廠里，關係、口碑都很好，生活上沒有什麼缺點。
　　筆者反覆徵詢當年與胡厚民關係密切的人：胡厚民在掌權前後的思想有沒有變化？柳英發說，胡厚民對其他工總頭頭結婚講排場是很厭惡的。王光照說，他在小節上是能夠把握自己的，他認為要防止走資派利用小節問題收買造反派。方斌當時找當權派在現在漢陽商場那塊地方要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胡厚民知道後狠狠批評了方斌，說他是“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軟”。王光照還說，我結婚後，仍然和父母兄弟8人住在35平方米的房子裡。武鍋兩次給我分房，我都讓給了1956年進廠、祖孫三代住14平方米的老工人。1975年，鄧小平搞企業整頓，市委書記文祥和市科委副主任吳官正擔任正副隊長的工作隊進廠，上門看到了我家擁擠的住房，答應解決，但遲遲沒有動靜。我夫人找了輛汽車，將簡單的家具放進廠辦公室用文件櫃隔開的空間住下。胡厚民批評我“完全沒有領袖人物的風度，把自己混同於一般群眾。不值得”。
　　胡厚民的另一個特點是觀點比較激進，武漢造反派的鋼新之爭，由於他的能量和在鋼派中的作用，他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很重視大企業、大單位中的產業工人隊伍，對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小廠較多的新派工人組織工造總司印象不好。1967年鋼派發表二八聲明，引發香花派、毒草派之爭和七二○後鋼新內訌，使造反派元氣大傷，顯示了工總和胡厚民當時的偏頗和不成熟。從反覆舊到批林批孔，再到反擊右傾翻案風，胡厚民認識到鋼新之爭有利於當權派而不利於造反派，主動拋開成見，團結新派戰友一起戰鬥，逐步成熟起來。林子忠認為胡厚民有能力，但不會用人，也不能容人，心胸不夠豁達。鋼工總中凡是反對自己的人他都不用。鋼工總的組織體系都是他搞的，各個基層的頭頭他都能抓得住，凡事都聽他的。
　　柳英發也說，胡厚民政治上很敏感，但看問題愛走極端，知人用人有問題。對於他非常相信的人，看不到其問題。比如，1976年有一段時間，胡厚民很信任東湖中學的董學精，和他關係很密切，對我和謝保安突然很冷淡。後來，他對董學精又很討厭。胡厚民愛用鋼二司的人，與方保林、龐道銘、雷志茂等人關係非常密切，1969年反覆舊的文章，都是雷志茂幫助寫的；1976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和運動的計劃、安排等，都是請龐道銘寫的。他對鋼工總常委中有些人則不信任。
　　李承弘說，胡厚民原來對沈復禮印象不好，認為他是“小資產階級”。九大召開時，沈復禮串聯了許多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力推夏邦銀為中央委員。九大後，胡厚民對沈復禮印象好多了。
　　儘管胡厚民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武漢造反派在文革中不斷地受壓，又不斷地反抗，胡厚民是大家公認的一位代表人物。胡厚民去世時，新派工人領袖曹承義寫詩悼念他：
　　爾才可封將相侯，屢遭打壓不回頭。果真修得來世在，甘為吾友馬前卒。
　　在文革中，鋼派頭頭比較激進，鋼派組織對當權派的衝擊比新派組織劇烈。曹承義說，胡厚民認為，在運動初期，要挑起一個事件來，讓大家議論這件事，才能發動群眾，沒有一個爆發點是難以形成影響的。吳焱金說，“七二○”事件以後湖北武漢的歷次群眾運動，主要是胡厚民影響和推動的。造反派群眾覺得跟毛主席幹了一場革命之後，反而受到壓制，不理解、不接受這樣一種政治待遇。這是歷次起來抗爭的群眾基礎。當局之所以死死抓住胡厚民，主要是認為他有政治野心，有號召力。
　　許多造反派的頭頭和群眾被迫揭發胡厚民的言行，有的人在法庭審判時被迫出庭作證。對普通群眾出庭作證，胡厚民判刑後對家屬說：“我原諒他們。”他在判決後賦詩說：“諸公輕判我高興，我雖獨重友莫驚。若能一死換全歸，我願樂將一彈吞。”柳英發說：但是，對朱鴻霞、李想玉、彭勛等大頭頭出庭揭發，胡厚民則毫不留情，對着幹，把別人揭發他的言論說成“是你說的”。
　　胡厚民的家人說：“胡厚民選擇的是一條絕路”，“共產黨這樣關他、要殺他，他還要忠於共產黨、毛主席。”
　　胡厚民對文革的認識是一貫的。柳英發說：“文革”中，胡厚民多次對人講，造反派是“文革”生的伢（武漢方言：孩子），“文革”完了，我們也完了。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革”，而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造反派。1970年胡厚民對武漢醫學院造反派頭頭彭吉武說過：“你造了他們的反，就算是你現在跟他們下跪，他們也是不會放過你的。因為你是一個頭頭，責任不能往下推。”毛主席去世以後，胡厚民對朱鴻霞、柳英發、吳恆春等人講：目前形勢很危險，“文革”很可能會夭折。“文革”是不能否定的，我們就像“文革”的伢，和“文革”血肉相連。
　　湖北、武漢的造反派與“四人幫”沒有組織上的聯繫。柳英發說，胡厚民常說：“武漢造反派是沒娘的伢。”李承弘也說過：“文革”中胡厚民經常講，湖北、武漢的造反派是沒娘的孩子，在中央沒有人。上海、遼寧不用說，河南有紀登奎、劉建勛，四川還有“兩挺（劉結挺、張西挺）”，湖北、武漢造反派全憑對中央文件及兩報一刊的領會開展運動，對上面深層次情況完全兩眼一抹黑。顧建棠回憶：“四人幫”垮台以後，省委一把手趙辛初有一次講，“武漢造反派與‘四人幫’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但是在思想上受‘四人幫’的影響比我們深一些”。吳焱金說，武漢造反派中只有董明會1974年參加中央學習班，與王洪文見過幾次面，談過幾次話。董明會在武漢開會傳達過王洪文的講話精神。董明會是擁軍派，他反對夏、朱、胡的做法，被造反派稱為“投降派”。但是當局為了將湖北造反派與“四人幫”硬扯到一起，把董明會也抓去坐了幾年牢。
　　1976年4月，胡厚民等派林子忠、李承弘等人去北京找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金祖敏（文革中為上海工總司頭頭之一）。林子忠說：李承弘在鄭州時以夏邦銀的名義給金祖敏寫了一封信，在全總門房填會客單的也是李承弘，可能是筆跡引起了懷疑，門衛回覆說祖敏同志不在。後來，我們將反映武漢運動情況的材料送到了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處。李承弘說：1977年夏季，廠專案組陳之勤有天跟我談心說，你差點要被抓進牢房。我驚問什麼事，他說是我們到總工會之事。陳說：幸虧總工會的一位幹部記得很清楚，說你們到總工會確實沒見到金祖敏，不然的話，你就說不清了。武漢的專案組怎麼會相信這位幹部的話呢？這位幹部證明說，他對此事記憶很深，原來金祖敏準備見我們，是這位幹部看到我代夏邦銀寫的便條與我在總工會門房登記時的筆跡一模一樣，於是他們認定我們四人是偽造夏邦銀的便條，所以堅決沒有見我們。這有根有據有理的證詞，不由專案組不信。這樣，我的一個小小失誤，加上總工會幹部的精細及實事求是的證詞，竟使我免除了牢獄之災，也使湖北、武漢專案組失望，好不容易挖到一點線索，結果反而證明了武漢造反派與“四人幫”組織關係上的清白。
　　湖北省夏朱胡專案組所羅列的造反派與“四人幫”聯繫的罪證之一，是朱鴻霞、夏邦銀與河南的唐岐山有過幾次接觸，這恰恰證明湖北造反派與“四人幫”沒有任何瓜葛。所謂給“四人幫”寄黑材料，夏邦銀在法庭答辯和最後陳述中說：“黨章、憲法都規定，可以向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1969年反覆舊運動中，周總理向朱鴻霞等人說：‘以後，你們有什麼意見和情況要向我們打招呼，你們都是革委會的新生力量，你們反映的情況，談談你們的意見，難道我們不看嗎？’我認為我是中央委員，向毛主席、黨中央書面匯報，反映省委領導人的情況，是合法的，說不上是誣陷。材料也並非僅送‘四人幫’，而且‘呈送毛主席、華國鋒、陳錫聯’等”。
　　胡厚民是虔誠地相信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文革中工人階級的地位提得更高，毛澤東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些造反派領袖認為，毛澤東在“文革”中建立“三結合”的政權體制實際上是為黨內的官僚階層設置反對派，實行互相監督。20世紀中期，社會主義仍然在全世界高歌猛進，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毛澤東同時清醒地看到了執政黨正在無可挽回地腐敗，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腐敗，毛澤東的“三結合”實在是天才的思想與實踐。胡厚民在“文革”的經歷，是人民大眾反黨內資產階級、反政治迫害、維護爭取應有權益的奮鬥歷程。造反派在“文革”中儘管有過缺點、錯誤，但是他們沒有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理念和行動，他們的主觀意志是要維護和鞏固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體制，而不是顛覆這個體制。他們在“文革”中的造反行為不是為了個人權力，也沒有任何人從中發財，造當權派的反畢竟是要有獻身精神的，是要付出風險和代價的。他們也沒有觸犯當時的刑律，“文革”的問題再嚴重也只是路線鬥爭的性質。因此，定為“反革命罪”實在沒有一點技術含量，如果定為“反反革命罪”，我們想胡厚民大概會認罪。
　　胡厚民的法庭陳述還涉及司法公正的問題。既然當局要全盤否定“文革”，那麼，不僅僅造反派“文革”中觸犯刑律應該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拋出武漢大學“三家村”、將李達等人迫害致死，武漢市委拋出程雲（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武克仁（武漢市文聯副主席）等“黑幫”，“破四舊”中老紅衛兵打傷、打死人，“百萬雄師”在武鬥中打傷、打死人，當權派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與“北決揚”、“文革”後揭批查製造冤案、逼死人命，他們的罪行令人髮指，為什麼不予追究？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包括鄧小平、劉少奇、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集體發動的“文革”說成是“錯誤”，又把這些“錯誤”統統算在造反派群眾身上，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所提倡的“四大”說成是“顛覆政府”的“反革命宣傳煽動”、“誣陷”、“迫害”，用“文革”後通過的刑法處罰以前法律允許的行為，這種審判，怎麼經得起歷史檢驗，又何以服天下人？
　　中央高級領導人，包括以為人正派著稱的陳雲，包括被認為平反冤假錯案立有大功、最開明的胡耀邦，都強調當年老紅衛兵的頭面人物及保守派的頭頭們不屬於“三種人”[63]，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文革”後的待遇就和夏、朱、胡、張是兩重天。由於當局的袒護，他們的暴行從來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比較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清查標準，這場（清查“三種人”）運動有什麼法律公正可言？”（宋永毅《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造反派與“三種人”》）
　　一位造反派工人說，我們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參加“文革”、起來造反的。現在黨中央說“文革”搞錯了，把賬算在我們這些聽黨的話的工人、學生頭上，以後誰還敢相信共產黨？
　　胡厚民不為自己辯護，而敢於在法庭上為千千萬萬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廣大群眾代言，表現了他的領袖氣質。
　　胡厚民在牢裡對看望他的親人說，“希望歷史的攝影師還歷史的真面目。”這是他留給世人的最後的遺言。
　　
　　據2006年稿於2013年3月改定


　　注釋：
　
　　[56]謝望春（1930—2011）：女，文革前為武漢國棉三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參加工造總司，九、十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武漢市紡織局黨委副書記。文革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職務，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57]田學群（1932—1982）：文革前為武漢市公安局偵緝科科長、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武漢公安聯司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1982年11月被審訊期間據稱突發腦溢血死亡。
　　
　　[58]鄭峰（1939—）：文革前為武漢市檔案局幹部、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市機關紅司二號勤務員。文革後被開除黨籍，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59]俞文斌（1933—2011）：文革前為武漢市機械工業局武裝部副部長、中共黨員。1967年5月起任武漢百萬雄師一號頭頭，1967年七二〇事件後被關押4年。文革後任武漢市經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漢市駐香港辦事處主任。
　　
　　[60]董明會（1934—1999）：文革前為武鋼燒結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參加鋼九一三，任九屆、十屆中共中央委員，武漢市委書記，武漢市民兵指揮部指揮長，武漢市總工會主席。文革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關押6年多，免予起訴。
　　
　　[61]饒興禮（1925—2000）：中共黨員，1955年獲全國農業勞動模範稱號，1966年1月至1972年11月任省貧協會副主席。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浠水縣委第一書記，省委常委，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
　　
　　[62]汪揚：文革前為武漢長江儀表廠工人。文革中為百萬雄師礄口區分部宣傳部副部長。1977年為武漢複印機總廠副廠長，後調市經委並提拔為正處級幹部。
　　
　　[63]三種人：據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三種人是指黨內的、領導班子內的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但在清查中整肅了大量非黨員、非領導班子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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