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晚五點半至九點，由民主中國陣線日本分部主辦，在東京豐島區池袋的豐島區民中心舉行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六周年記念集會，有上百名中國、日本、美國、斯里蘭卡的友人出席。

　　這次集會改變過去的強調宣傳感情效應的方式，沒有在公會堂而是選擇大會議室舉行，也沒有行默哀之禮，主要是想更好地平和地回顧、反省、討論這場至今、將來也會深遠影響中國前途(以及人類命運)的歷史事件。在演講之前，先放映了近一個小時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記實》錄相，悲情的歌聲激盪起我們的心潮，歷史的傷口怎能忘卻?

　　大赦國際日本支部的北井大輔先生在發言中遺憾地表示，每年這個日子都沒有聽到更好的消息可以與大家共享。他自己也由於被分派負責中國問題，幾年來都緊張從事這種義務性的專業分工，至今還沒有考上律師執照。

　　“保護斯里蘭卡人權”學生會的代表Rajasooriya先生在發言中表達了對於中國民主·人權運動的連帶。亞洲記者俱樂部的菅原秀先生也強調了亞洲的人權問題與種族紛爭、環境破壞等各方面的關連。

　　繼中國民聯的周小萌先生發言後，民陣日本分部代表趙南先生聯繫到中國國內最近正在進行的令人注目的“反腐敗運動”，指出腐敗的實質是制度性的腐敗，根結於中國共產黨十多年來的只允許經濟自由不實行政治民主的錯誤，我們中國人難道還情願背負文字獄的恥辱去迎接21世紀嗎?

　　Philip J. Cunningham(金培力)與會作了“我所了解的中國”的專題講演(以下用第一人稱簡述※)。我在密執安大學學完中國歷史後於一九八三年來到上海華東師大學習，後期還參加《太陽帝國》(1987年)、《末代皇帝》(1986年)等的攝製工作。雖然我由於與女孩子交往與警察打過交道(他們認為我是精神污染)，但我一直對中國抱有美好的願望，而八九年是最自由的一年。那時，我正好在北師大歷史系學習，中國同學們鼓勵我說：金培力，你不是老說言論自由很重要嗎?跟我們一塊兒去遊行吧!我就參加了五月四日歷史系的遊行，也參加了一萬人的自行車遊行，抗議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我當時看到警察不做他們應該做的工作(抓學生)，保持中立，認為是很大的機會。我那時為BBC電台做翻譯，住在北京飯店。五月二十六日，柴玲一人來找我，我與她並不熟，是朋友的朋友(式的關係)，我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要絕食，不值得嘛!現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政治手段，以此占領廣場。運動的過程就由反腐敗·官倒、要求言論自由發展到市民對學生的支援活動，十六、十七日達到了高潮。但二十日戒嚴令發布後氣氛一下子就變得悲觀起來，同學們也非常疲勞，但又不敢離開廣場。這時，外地的學生不斷趕來支援，我想，政府一定會害怕的，怕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群眾運動。五月二十八日柴玲來到北京飯店我的房間，說她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單的第3名，很害怕，希望在有個萬一之前要對全世界的華人留下錄音。我知道我們在飯店並不安全，就開車轉了兩個小時，最後在外交公寓的一個空房間裡進行了錄音。柴玲說過要推翻政府，但那樣的環境下講這話是可以理解的，並不是預謀要這樣行動。這個錄音我沒有交給BBC電台，因為我不放心BBC的那個中國翻譯，而把它交給了ABC電台。五月二十九日警察發現了錄音關閉了ABC電台。我被BBC電台訓斥了一頓，只好帶着攝影師(避開中國翻譯)又去找柴玲錄音(六月二日)。

　　六月三日晚上，BBC電台的人都說今晚不會有變化要去舞會，我卻從一個朋友(高官的兒子)那裡接到消息說今晚會鎮壓，所以說服BBC的人去廣場採訪。兩三點時，我們回到北京飯店，從我的房間裡可以看到廣場發生的事情，排下了許多鏡頭。早上七、八點時警察來搜查，我們把膠捲藏在廁所間，沒被收走。我們知道王府飯店是解放軍開的，肯定不會被搜查，就帶着膠捲逃進王府飯店。六月五日，形勢很緊張，有傳聞要發生內戰，我們決定離開中國。好不容易叫到一輛出租車，開到飛機場，卻沒有機票。我找到全日空的負責人，說明情況，他很幫忙，讓機場不要檢查我們的行李。這樣，我就到了東京。

　　Philip講完之後，大家進行了簡短的提問與交談。一個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與會向大家發傳單，還特意請我們共同關注中國工人、勞動人民的人權狀況。與歷史上所有以知識分子為先導的社會運動一樣，只有中國的勞動民眾(工人、農民)為了改善自身的地位被迫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社會的進步才是不可障礙、不可能被出賣的。民主· 人權運動也只有與此結合才能保持正確的方向。

司會人[1] 趙京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靜岡縣三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