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時代召喚 為國解難

一、生產難題 科研課題

龍志先生第一位高徒，曾經在山西農學院協助龍志工作16年的四川內江市畜牧中心高級工程師唐顯作先生回憶道：“張教授在養豬科學研究方面，十分注意結合我國國情，選擇生產實踐中最需要、最緊迫的問題進行研究。如五十年代中期，張教授曾對牛糞餵豬、橡實餵豬（王謙書記托人給他選來的橡實）進行過研究；又如在深入山西農村時了解到，山西本地豬長得太慢，而外種豬及其雜種，又不能適應山西農村（特別是山區）的飼料條件。因此，他就聯想到能否用我國南方的地方良種來改良山西本地豬，於是便產生了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雜交組合試驗。當時，由於受豬種的局限，僅選用了四川的內江豬、榮昌豬、約克夏、巴克夏、蘇聯大白豬進行兩元、三元的雜交組合試驗（榮昌豬因不適應太谷的環境條件，表現不好，後來未參加組合試驗）。

經過幾年反覆試驗，篩選出了“內巴本”這一當時的最佳組合。這時，張教授便指出，我們要邊試驗邊推廣，這樣到1971年調查時全省基本普及了內江豬和內巴本組合，且深受農戶歡迎。1963年由張教授主持的全國豬經濟雜交工作會議在母校召開，與會的同志一致認為“內巴本”組合是一個好組合。此後，該組合便由山西逐步推廣到全國八個省、市。隨後，張教授便在此基礎上把這一研究成果，提高到全國範圍，稱這為：“用我國南方豬改造我國北方豬”的學術高度，並為全國養豬界公認。這對當時全國的經濟雜交工作開展和養豬生產的發展，都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洋為中用 古為今用

 跟隨龍志多年的生物統計教授謝文彩和養豬學教授陳榜偉回憶道：“在科學研究中，張老師堅持了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因地制宜地走我國自己的道路。50年代以來，他在總結多年試驗和參考大量有關資料的基礎上，認為採用引進國外優良品種豬來改良當地豬種，在當時是不能適應我國的飼養條件，1957年，他第一次把我國南方地方豬種“內江豬”引到了山西，經過17個雜交組合對比試驗結果，在中等營養水平下，“內巴本”是最佳組合，提出了南方優種改良和提高北方豬生產性能的觀點，打破了只能用外國豬種改良我國豬種的觀點。不久，他主持了全國近60個單位的“豬雜種優勢利用”的研究工作，並將自己研究成果在我省幾個國營種豬場推廣。

由於文化大革命，推廣工作間斷。70年代初，隨着一些政策的落實，他與助手對山西50多個國營、社隊豬場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利用“內江豬”改良當地豬種在各地開展，約占當地改良豬種90%左右，特別到了大同市種豬場和原平種豬場，看到該場仍在進行“內巴本”和“巴內本”的雜交工作，使張老師歡欣鼓舞、樹立信心，於1972年初開始組織人員一起到大同市種豬場和原平種豬場蹲點，進行了“內巴本”橫交選育工作。在此期間，張老師每年都要去蹲點1～2個月，與職工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經過長期不懈的辛勤努力，終於在1983年培育成了既有中國豬優點，又有外國豬長處的“山西黑豬”新品種。該品種不僅在山西得到普遍推廣，而且對河北、陝西、內蒙、青海等許多地區改良地方豬的工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作用。”

三、科學實驗  基因解難

從1955年肅反運動之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期間，在省委領導支持下，龍志先生領導下的科研小組進行了國外引入品種，國內優良品種和山西本地豬在中等飼養條件下，不同中外品種雜交組合的科學實驗。與眾不同的實驗設計關鍵是測定在中等的營養水平之下，不同品種及雜交組合的生長速度和豬肉品質。這一構思是龍志學術水平的精髓，他應用了國外學習的嚴謹生物統計實驗設計和數量遺傳學的淵博知識，巧妙地利用了我國的豬種遺傳資源特有“粗纖維消化吸收”、“抗逆性”“抗病”基因，利用了南北豬種在這些遺傳基因方面的差異，密切結合了符合我國國情的飼養營養條件。真正做到了“洋為中用，活學活用”，無論在其獨到新穎的實驗設計方法，實驗目的和實驗規模都達到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水平。

研究豬的營養需要和雜交育種，需要維持餵養許多不同品種的豬群。這些大大小小豬只乃是張口之物，每天要吃大量的飼料。然而當時情況下，國家要首先解決人能吃上糧食的大事，在十年九旱的山西，特別是在1959-1961“三年天災人禍”特殊困難時期，遍地餓俘，人尚且都餓死了，許多實驗豬吃的糧食，甚至青粗飼料都被飢不擇食的人吃了，那裡還有豬的份？如何保持實驗站的豬不至於餓死，甚至得到可靠營養科學試驗數據，確確實實讓龍志傷透了腦筋。

大家知道，一直到近代我國糧食過關之前，中西方養豬的最大差異是外國是以玉米大豆為主，而中國當時則是以青粗飼料為主。前者可以發展集約化生產，後者是家戶的庭院半放牧養豬，科學技術與這種落後的生產方式不相適應。糧食曾經一直是限制我國畜牧生產發展的瓶頸。在幾乎沒有糧食的情況下搞現代化養豬科學研究尤如天方夜譚。而在當時我國農業落後，人畜爭糧的條件下摸索出一條中西結合的動物飼養標準和方法，進而發展大規模的雜種優勢利用育種體系甚至培育豬的新品種則更是難上加難。

知難而進，創造條件，科學家的素養和訓練告訴他，一切要經過嚴密的科學實驗。在試驗中發現真理， 探索客觀規律。龍志先生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親自搞牧站建築設計，招聘養豬能手當工人，千方百計到處聯繫豬飼料，聯繫引進豬種，收集數據和分析試驗上。夜以繼日，達到了廢寢忘食地步。而經常任務就是組織人手去太谷火車站卸下從大同糖廠購回的甜菜渣或其他地方運來的酒糟、醋糟等豬飼料。特別是在大躍進三年困難饑荒時期(59－61)，糧食更加貴重。儘管國家經濟如此困難， 糧食空前匱乏，龍志的實驗豬一直享受到省委特批的一天一斤糧食的特殊供應。

我國在50年代曾經大量引進蘇聯和西方的所有優良豬品種，這些品種對於我國的豬種改良和新品種培育曾起到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在營養匱乏的特殊時期和北方寒冷和貧困地區這些品種卻難以適應。特別是在59－61的三年困難非常時期，許多引入國外品種都發生了繁殖功能障礙甚至死亡，而本地品種則相對安然無恙。這種現象啟發了龍志領導的科研小組，經過千百年來自然和人工選擇在我國特定的飼養條件下形成的中國本地豬種一定有一些獨特抗逆、抗病、對粗纖維消化、吸收、轉化的特殊遺傳基因，是在高營養水平下培育成的外國豬種所不具備的。這點與野豬相似，它們以青草，薯類，秸稈，果類等食物為主，在秋天也伴有少量糧食。

我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豬種遺傳資源基因庫。中國豬的這些優良基因和遺傳優勢，就成為我國在當時極端困難的糧食供應情況下，解決難題，進行科學研究的遺傳資源法寶。當然，本地豬也有相應的生長緩慢，皮厚，屠宰率低，瘦肉率、出欄率低的缺點。另一方面，外國豬經過多年的科學系統遺傳選育，在日增重，瘦肉率、屠宰率、出欄率和飼料利用率方面有較大的遺傳優勢與優良基因，雖然需要較高的營養飼料水平來其保證優良基因的表達，也是中國本地豬種所不具備的。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在我國飼養條件下，兩者的結合。這兩點被獨具慧眼的龍志都捕獲到了。

經過多年（1956-1962）的不懈努力，採用純種、二元及三元雜交在符合我國條件中等營養水平下對比試驗，在收集、整理和分析了數以萬計的科學數據之後，龍志領導的小組從 17個不同雜交組合中的篩選出優良雜交組合，為我國不同地區的“高、中、低”三個飼養水平推廣應用，小結如下[1]：

1．二元雜交：在我國北方中等飼養水平下，採用內江豬與本地豬雜交（內本），雜交一代，其日增重為本地豬140%，飼料報酬比本地豬提高50%。此組合適於廣大飼料條件比較粗放的地區。而蘇聯大白豬、約克夏豬與本地豬雜交一代的日增重均為本地豬的119%，飼料報酬分別比本地豬提高2%和 28%。內江公豬與本地豬雜交的效果優於外國公豬雜交的效果。龍志將這一成果提高到“用我國南方豬改良北方豬”的理論高度, 結束了多少年來學術界、工業界和政府部門普遍認為的只有用外國豬改良 中國豬的片面觀點。

2．三元雜交：在我國北方中等飼養水平下，採用巴克夏豬，四 川內江豬與山西本地豬雜交後代（內巴本雜交組合），其日增重可達本地豬的154％，飼料報酬比本地豬提高58%，可以獲得20%的雜交優勢，雜交效果優於其它外國豬種。三元雜交的另外一個好處是同時利用了雜交一代母豬和雜二代小豬的雜交優勢。這個雜交組合也成為龍志文革後期1971年在大同豬場、原平豬場成功開展山西黑豬培育打下了遺傳基礎，此乃後話。

3．在我國在城市近郊和飼料條件比較好的國營農場和農村，推廣約克夏，巴克夏豬，蘇聯大白豬，其它國內培育品種和本地豬雜交的後代。充分利用國外豬種的遺傳優勢。龍志的這部分工作也為後來在太原農牧場培育“太原花豬”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龍志的這些成果和改良措施密切結合了當時我國各地農村和城市的實際營養水平情況，將我國南、北方之間，中國豬與外國豬之間的遺傳基因基礎差異與基因之間的互補、互相作用也開發利用出來，形成特殊的雜交優勢。這一重大發現大大減少了國外盲目引種費用，在我國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具有極大的推廣應用價值和戰略意義，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極大歡迎，也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龍志應用他淵博的營養和遺傳學知識，密切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解決了我國“窮養豬”，以青粗飼料為主，少餵糧食的瓶頸和難題。

自從50年代末以來，經歷了三年困難，文化革命結束後一直到80年代近30年的考驗，該項成果一直被北方農村的農民廣泛採用。雜交豬每頭出欄多長30斤肉，或者節約100斤飼料。如果粗略按30年中生產上億頭雜交豬，一斤肉一元計算，總共增產30億斤豬肉，創造了大約30億元的經濟社會效益。協助我國渡過那段艱難困苦的歲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當時新華社和光明日報都報導了這一重要消息。龍志和助手在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系列科學研究論文，報道了他們研究結果。其中典型的一篇“四川內江豬在雜交改良中的效果”發表在《中國農業科學》（1963）。該論文奠定了他在中國豬雜交育種界的學術地位。如果中國豬的育種之父是許振英先生，而中國豬的雜交之父應當屬於許先生的學生龍志先生。這是他解放後在連續不斷的運動間隙，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政治壓力、學術環境和經濟條件下，排除萬難，堅持科學研究而發表的一批重要科學論文。由於設計嚴謹，操作規範，數據準確，分析正確，結論科學，研究結果經受了後來30多年的實踐考驗，在山西和北方地區獲得了極其廣泛的推廣應用。也證明了龍志的審慎負責，不輕易發表試驗結果的科學態度。

四、集思廣益 成就蜚然

由於龍志領導的豬雜交育種工作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特別是利用中國南方豬改良北方豬的新思路對於當時解決全國豬飼料問題具有重大戰略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1964年5月農業部委託山西農學院在太谷召開“全國豬經濟雜交協作會議”。龍志在會上交流了學術論文“豬經濟雜交組合的研究”。

也正是由於他們開拓性的工作，山西農學院多次受農業部委託。在學校舉行科學養豬全國訓練班和進修班。龍志也一直是全國”豬雜種優勢利用”攻關課題主持人。山西農學院也成為聞名全國的養豬科研教學中心之一。北京農大吳仲賢教授，東北農學院許振英教授等許多國內一流學者也先後應龍志邀請前來交流訪問。全國其他院校的許多養豬學教授也來山西農學院進修。1965年，還有外國友人到山西農學院參觀學習龍志的實驗站。作為一個地方院校，處在山西這樣自然和經濟困難的地區，取得這樣的成績的確是來之不易的。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力,自勝者強[2]”，值得一提的是龍志知人善任，秉公辦事，坦誠相待。他組織了一個人才濟濟的團隊，大家在龍志領導下，齊心合力，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3]”。

由於龍志自己身先士卒，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言必信，行必果”，所以科研工作開展扎紮實實，卓有成效，勝利完成了科研教學任務，也培養了一批技術精英骨幹。文革前後科學研究團隊的成員：唐顯作，郭傳甲，謝文采，李榮盛，馮永富，陳榜偉，閻玉田，韓俊文。以及龍志老朋友，學校其他幾位教師如畫家、實驗員盛壽藻先生，銘賢才子林成谷先生，陸智良先生和鞠有陽先生也幫過不少大忙。林成谷先生是土壤化學系的教授，文筆很好，龍志請他幫助《養豬學》的編寫工作，成為編寫組成員。

黨和人民給予了龍志很高的榮譽，龍志光榮的出席了1959年全國群英會。於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龍志在出席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回來興奮不已，逢人便講，因為他發現他們和黨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的合照登在報紙頭版，山西的山按筆畫排在前面。做為山西省的代表，他有幸站到了前排。

儘管龍志那時已經50多歲了，卻常常為了工作和學習徹夜不眠，他謂之為“開夜車”。除了緊張的教學，科研，運動和繁忙的事務外，他還孜孜不倦地每天背古文，學俄文。那時也沒有計算機，複印機，許多情況下，他都是利用外出開會用手工抄寫論文和教材。他還主動為動物科學系開設了生物統計這門新課，用的是自己編寫的油印教材。那時最好的設備就是一台德國進口的手搖計算機器。

從1951年山西農學院成立開始，龍志就積極準備籌劃他心目中的雜交試驗，改良華北地區的豬種。經過解放後的政權更迭，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等一系列運動，龍志逆流而上，在王謙省長支持下，撥下了巨額款項，於1957年開始建立了新的科研基地。豬雜交科研工作開展之後，又遇上了1958年大躍進的浮誇風，1959-1961三年天災人禍，糧食極度匱乏，豬科研工作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難。龍志先生知難而進，到1966年文革之前，“十年磨一劍”，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成績卓著，取得突破性性重大成果，龍志成為山西農學院的“一杆紅旗”。一步步又攀登達到了他人生的第二個高峰，當然，“人怕出名豬怕壯”，和國家的命運起落同步，每次達到高峰之後，就要小心滑落到低谷，這次也不能例外。龍志萬萬沒有想到，一場史無前例，曠日持久的巨大的狂風暴雨即將來臨。

有詩為證：

                       《時代難題》

糧食緊缺人畜爭，天降大任於斯人。                  

巧婦要做少米炊，科學研究探途徑。                  

基因組合巧設計，營養需要粗配精。                  

喜見雜交顯優勢，肉豬增重高五成。                  

歷盡萬難終突破，電台報紙播新聞。                  

福禍相依孰難料，巔峰之中醞暴風。

P_7.1. 後排起：吳仲賢（右4）、龍志（右五）等科研團隊於太谷

山西農學院畜牧站（1961年春）   

P_7.2. 龍志第三排第6位（箭頭所指）光榮出席第三屆全國人大（1965。12月，陸微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