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岸：海外中文社交网站有一著名博主，名为“阿妞不牛”。我尊之为师。

阿妞老师往往有惊人发现。最近的发现是，《为何大跃进期间没有国营农场“亩产万斤”？ 》 以下简称《亩产万斤》。其中一句颇为重要：被俺和其他人忽略的现象与事实：毛泽东搞大跃进炮制诱导鼓吹“亩产万斤”大放“卫星”的险恶用心精细算计，是要通过诱导强迫农民交出口粮，换取苏联工业设备技术资金建立中国工业以及军事基础，迅速打下他同克里姆林宫“天公试比高”的帝国基础。

作为阿妞老师的好学生，有义务有责任鞍前马后，替老师跑腿，寻找证据。什么证据？证明老师的新发现：“毛泽东搞大跃进炮制诱导鼓吹“亩产万斤”大放“卫星”的险恶用心精细算计”。

转贴文章源自伟大祖国，因伟大祖国正处于专制统治黑色恐怖之中，祖国的作者写文章是，即便是研究历史的文章，也难免为伟大的黑社会组织----党-----歌功颂德，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谢谢！

1，凤凰博客，王贵成：《为何只有毛泽东能第一个批亩产万斤“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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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只有毛泽东能第一个批亩产万斤“卫星”

                       王贵成/文

2013年6月6日， 我在凤凰博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为何会相信亩产万斤粮食“卫星”的文章，承蒙博报编辑抬爱，这篇文章被推荐到了凤凰网首页，引来了几十万人浏览。网友们对 此文的评价褒贬不一，能真正理解大跃进那段历史的人，一般都支持我的看法，而那些对那段历史一知半解或专爱颠倒黑白之人，则对我谩骂有加，说我在恶意丑化 伟大领袖，有的人还留言：“胡说八道的家伙！ 李锐什么时候是毛主席的秘书？歪曲历史、信口开河的你！误导对当时的历史不了解的读者。你无耻！！”，连李锐在1958年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这段时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一事都不清楚，就来说我歪曲历史，与这种人能争论什么呢？我只有无语了。

让我欣喜的是，徐明天先生第二天在博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徐先生在这篇题目叫《毛泽东是第一个批亩产万斤粮浮夸风的人》的文章中说：我不同意王贵成先生《毛泽东为何会信亩产万斤的粮食》的观点。王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对钱学森1958年6月 一篇文章的评论作为“论点”（应该是“论据”——作者注）来论述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肯定钱的观点，当时，浮夸风刚 出来，毛泽东还不能一下子就提出反对意见，态度模棱两可。当时虽然有金门炮战和同苏联的论战，毛泽东很忙，但还是作了几个月的农村调查，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第一次正式批评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共产风。毛泽东纠左，一直到1961年正式提出“纠五风”。 “可以说，毛泽东是第一个批评亩产万斤粮浮夸风的人。”为了论证他的观点，徐先生查阅了《建国五十周年大事记》，引述了对这个过程的记录。

应 该说，徐先生论证的没错，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只是我想提醒徐先生的是，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粮，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并不是我的主观推论，而且他亲口 对其秘书李锐说了，是“相信科学家的话”，这可是老人家少见的采取了一次科学的态度。当然，正如徐先生认为的那样，毛泽东确实是第一个批评亩产万斤粮浮夸 风的人，但这和他先前因为有了科学家的理论支持而相信粮食“卫星”并不矛盾。只是由于科学家的理论毕竟是纸上谈兵，要变成现实还需要多种复杂的条件，而这 些条件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具备。可能毛泽东当时也没有往这方面多想，当粮食“卫星”的牛皮吹破天之后，残酷的现实逼迫着伟大领袖只能从大跃进的神话中毅然抽 身，只能批评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了。

由 徐先生的观点我陷入了深思，在当时的现实形势下，为什么只有毛泽东能第一个公开批评粮食“卫星”浮夸风？难道毛泽东真的是天上的红太阳，朗朗乾坤只有一 个？难道只有他才是天纵英明才能看出亩产万斤粮背后的浮夸不实？其他人，和他一块儿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那些开国元勋，难道都是鼠目寸光的酒囊饭袋？这个 问题很有意思，吸引着我一步步深入思考了下去。

当 我再次回眸当年那段灾难史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持有徐先生那种看法的人，当年已经有了。薄一波就曾令人信服地证明，作为个人，毛泽东在当时 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头，并且最迅速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纠正。毋庸置疑，毛泽东的洞察力之高明尽人皆知，其感觉的敏锐在一段时期也总是超越他的同事。那一年冬 季开始时，他已经在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这种感觉驱使他在10月13日再度出京，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路奔波而去。直到这年12月的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他在这一路的表现之低沉，对于“大好形势”的冷漠，已经变成了他自己曾经精锐批评过的保守的右派。

毛 泽东开始描述乡下的“天下大乱”，说共产党正在“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坚决抵抗党的 方针。当其他领导人用一种惊讶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当一点右派”。他给那些省委书记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大泼冷水，说他们是 “务虚名而受实祸”，还刻薄地嘲笑他们的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冒失行为。他鼓动下级把上级的命令束之高阁，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 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不过“吹牛而已”。那些精明的下级看到毛主席这副大砍大杀的神情，觉得终于可以如释重负了。似乎从这时起，他们才 发现以前干的一切竟然是一场闹剧。刘少奇慨叹道，“我们受骗了”。省委书记们纷纷把领袖的新指示加以贯彻，他们报告说，党的基层干部中“起了巨大的反 响”，因为“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谈到这件事情时说，“他头脑清醒的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 远，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

薄 一波的这一评论虽然说是善意的，但也不乏谀美之词。是的，大跃进的错误首先是由毛泽东开始纠正的，因为他掌握着当时最高的生杀大权，只有他才有权纠正自己 的错误。而因此就说是毛泽东第一个发现了大跃进的错误，那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了。大跃进的方针本来是由毛泽东全力推动，其错误的性质虽然在1958年夏季以后才表现出来，并且还要在日后发生饿殍遍地这种惊心动魄的局面，但其实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就已露端倪。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是第一个对这种方针表示怀疑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在饱受批判和侮辱并且被剥夺了领导农业的权利之后，仍然不改初衷，直到1958年2月， 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该说这些 人的头脑都比毛泽东更加清醒，认识也更为高明深刻。但是，同样的认识当时不是成为万恶的“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泛不起半点涟漪，只有伟大领 袖在罪孽已成之后说的时候，才叫“站得高”和“看得远”。我不明白，是未雨绸缪“站得高”和“看得远”，还是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诸葛亮“站得高”和“看得 远”呢？

确 实，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复杂性，可能是毛泽东欠缺的一块短板，可是对于有些事情来说，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智慧， 只要使用简单的生活常识就可以判断真实。比如那年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吸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 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中，若说当时没有人发现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 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让人无法想象。而真实情况是，当时党的领导人中就有发现这种骗局的。还是说薄一波，当年他就是去过徐水的人之一。当 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中的时候，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据安子文回忆， 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骗局。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 生怀疑，刘少奇才敢把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的粮食产量常识说出来。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后才公开说出。

为 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敢像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说出真相？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才能第一个公开批评粮食“卫星”浮夸风？问题的答案非 常简单，因为伟大领袖当年具有乾纲独断的大权，可以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为所欲为地行使这一权力。在大跃进时，毛泽东能够察觉危机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 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可，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年经 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在信中的意见常常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此时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还可以在巡视天下 的时候，把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广州等地，以致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写入中国历 史。当政治局默许伟大领袖对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自污”以求自保，不惜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 错误，此时，这种制度已经在无形之中建立起来。

事情发展下去，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严重威胁到表达意见者自身的安全。这样的前车之辙已经不少了。1958年前有邓子恢，因为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协调，结果就被罢免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在1959年 又有彭德怀，他肆无忌惮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被认定成了十恶不赦的反党分子，更可恶的是还与苏联内外 勾结，从此被罢免了一切职务，经历了一百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与唾沫的袭击。一代开国元 勋就这样受尽了屈辱，最后惨死于医院。在这样的制度中，谁还敢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才能第一个公开批评粮食“卫星”浮夸风的真正原因，因为其他人已经没有了行使批评的权力。正如写作《毛泽东传》的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说的那样，“到1959年时，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可以平安无事地批评毛及其政策的惟一人选就是毛本人；其他任何人都要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