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跟随丈夫在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才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七妈给她打电话，说伯伯喊她去吃饭。出现在周秉德眼前的伯 伯，跟往常很不一样，平时衣着整齐的伯伯穿着睡衣睡裤。当时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 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块坤 表。当时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伯伯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 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来病重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探望的。按照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 文革小组来批”，“我想我就是个小人物，不能惊动中央 文革 领导小组，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七妈会在床上躺 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 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 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后没有回家，乘103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1949年6月，12岁的周秉德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26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 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 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周秉德进来，伸出双手拉着她，要她靠在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 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 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它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周秉德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周秉德郑重地接过皮夹子，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但周秉德却视为无价之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

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