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清隊蒙冤 虎口逃生

一、 武鬥結束 清隊遭難

時光到了1969年7月23日，中央政府派軍用直升飛機散發了中央關於山西省兩派拆除武鬥工事，放下武器，停止武鬥的《七。二三》布告，並派軍隊迅速占領了兩派武鬥據點，山西省兩派歷時兩年的軍事對峙和武鬥終於正式結束了，山西農學院所在地太谷晉中地區也不例外。在學校的“火炬”和“紅旗”兩派終於放下了武器，拆除了武鬥工事，第一次從武鬥據點中出來坐到了一起，參加了消除派性學習班。在軍管會的領導下，恢復了秩序，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學校以系和教研組為單位，仿造軍隊建制，在師生中建立了“連、排、班”的組織系統。龍志和那些勞改審查人員一樣，則錄屬於被審查的“編外”人員，不在“革命群眾”之列，繼續參加監督勞動改造，檢查交待問題。

龍志的大兒子文炳從太谷牛許農村回來了，兩個外出躲避武鬥的兒子也從陝西榆林回到了太谷，一家人重新團聚，滿心歡喜，以為至少孩子大人可以不要擔心在武鬥中死於非命。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料到，雖然已經經過了三年多文化革命風風雨雨的磨難，龍志真正的殊死考驗才剛剛開始。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僅僅是將龍志改造成一個普通勞動者，這個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了。他曬得漆黑，兩手老繭，穿着補丁摞補丁褪色的衣服，戴一個草帽，滿身散發着豬圈特有的氣味，活生生的一個北方農村老農飼養員。他只掙比一個普通工人略高的工資，和所有工人們一樣，住在牧站，每天就是吃三頓玉米麵糊糊就鹹菜。餵豬日常工作已經得心應手，經過多年象年輕後生一樣挑擔子、扛麻袋，龍志還煉就一雙鐵肩膀和一雙飛毛腿。除了勞動以外，每天和文化有關的事就是頂多看看報紙和“參考消息”，那是一條在文革時期了解國內外形勢的唯一途徑。他已經基本完成了“由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的轉化”。他的血壓高心臟病在那幾年根本沒有檢查過，由於常年的體力勞動，也可能還真有改善。當然，那年代誰也沒有把他們這些“牛鬼蛇神”的生命安全當回事，只能自生自滅，聽天由命。如果真的發生意外，那也是“罪有應得，大快人心”。

  如果僅僅是體力勞動改造，雖然龍志那時已經年屆60，身體上已經基本適應，已經完全進入了角色。他和普通工人一樣每天勞動餵豬，甚至超額完成生產指標任務，已經達到了一種心理與生理的平衡。所以僅僅勞動對他的精神壓力可能也還不算最大，因為接踵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清隊）運動，再次讓他的精神世界和肉體情況到了崩潰邊緣，經歷到了他人生的最嚴峻的生死考驗。

山西兩派內訌的武鬥結束後，1969年後半年，學校結束了過去三年多的由兩派造反派組織輪流執政到後來兩派武力對峙，武裝割據的“無政府，無組織，無法無天”的動亂階段，學校正式進入在軍管會，工人宣傳隊和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走向了“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正規運動時期。按照上級政府安排指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正式開始了，階級鬥爭運動的矛頭再次重新指向了龍志一類有“重大歷史嫌疑問題”和一些有“文化革命現行問題”普通群眾。龍志被告知，豬場勞改暫時停止，回到連隊的“學習班”，集中精力交待“歷史嫌疑問題”。

1969年後半年（在山西）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具有以下特點：

1. 政府領導  1966年開始的文化革命發動不久，在“踢開黨委鬧革命”和“奪權運動”的口號和行動中，造反派組織為了自己的派別能夠掌權大打出手，後來發展到了武鬥，並且由冷兵器（長矛大刀）發展到現代槍炮武器。期間有將近三年半的時間，學校實際上一直處於兩派交替掌權，自由癱瘓和“無政府”的狀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69年《7。23布告》頒布，學校被軍管， 兩派武鬥正式結束。各級政府相繼正式成立了由軍隊、幹部和革命群眾組成“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因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在各級政府領導下和革命群眾參與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整肅運動。

2.矛頭轉變  文化革命以來，運動以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本主義道路黑線”（二批）；改革文藝、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三改）為主，而清隊則以審查歷史問題和現行問題為主。那些“走資派”大部分都是老革命，除了個別“叛徒”外，一般沒有歷史問題。所以到清隊時，他們已經不再是運動的主要對象了。而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反動權威”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或者參加過反動黨團組織，或者與舊政府有干係，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歷史問題”，於是便上升為主要矛盾和鬥爭的焦點。清隊運動是比1955年的肅反運動範圍更大、時間更長、更加慘烈的運動。清隊對象也包括了一些文革中出現的現行反革命，和那些有歷史問題的牛鬼蛇神在文革中的現行問題。

3. 內查外調  與解放後的那些桌面上的“問題”不同，歷史問題大部分證據不清。主要依靠當事人坦白交待材料，提供歷史情況證明人，然後根據“交待”內查外調，查證落實。所以向當事人“逼、供、信”的情況便成為主要手段。特別是對於那些“大案、要案”的當事人更是如此。往往要經過隔離、軟禁，實際上就是讓專案組有更多時間和機會對當事人實行日以繼夜“逼、供、信”。

4. 勞動改造  當事人除了被隔離、被批鬥和隨叫隨到交待問題，勞動改造也是當事人的一項重要任務和對當事人的一種肉體上的折磨和懲罰。實際上，他們的待遇相當於“勞改囚犯”。

5.株連家屬  為了對當事人形成“四面楚歌”的氛圍，“株連九族”也是促使那些審查對象就範和交待問題的另外一種重要控制手段。在孩子升學，就業的“政治審查”關鍵手續上，對當事人的“政治狀況”進行方方面面操縱和歪曲，使當事人的孩子因為受到株連而不能成功參軍或就業，形成巨大家庭壓力，逼其就範。

總之，文革高層直接掌控的各地的“軍管會”、“軍宣隊”，以及由軍人控制的各地“革委會”，是這場“清隊”運動的直接領導者；運動波及全國城市和農村，涵蓋從科技文化知識份子到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各階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比文革初期紅衛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紅色恐怖”時期更加打擊面大、更加陰暗恐怖、更加兇狠殘酷、更加曠日持久，全國各地大屠殺觸目驚心、比比皆是，並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三波自殺的最高峰[2]。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無疑是文革運動中最為黑暗的一幕。

在以下的章節里，讀者可以了解到，雖然這史無前例五方面的壓力都不由龍志自己選擇，為了自己和家庭成員的明天，為了對家庭的愛，為了承擔自己對家庭、對社會、國家和歷史的責任。在那兩年令人窒息的漫漫長冬夜裡，龍志這條來自陝北鐵打漢子還是不得不每天堅強地挺胸抬頭，以嚴肅認真和畢恭畢敬的態度去親自面對那一天天度日如年的精神煎熬和肉體懲罰，去化解那一件件無中生有的栽贓陷害和兇惡逼迫，去逆來順受那一樁樁無法忍受的無端指責和百般刁難。

      

二、批鬥隔離 來勢兇猛 

雖然在解放初的1955年，經過半年多肅反隔離審查，組織上已經對龍志的歷史問題做出了“相信自己交待，沒有歷史問題”的結論。在時隔近15年後，來勢兇猛的“清理隊伍運動”還是要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再“深挖細找”地過濾一遍。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無中生有”地審查交待出“重大隱瞞歷史嫌疑問題”，這對於龍志和學校專案小組都不是一項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

“黑雲壓城城欲摧”，全校的大大小小案子立案近100例，除了個別文化革命中犯案的“現行”分子外，大部分案件涉及到有“歷史問題”的舊知識分子，與幾位留美、留日的教授一道，龍志的案子則被列為幾個全校重點審查的“大案要案”之一。

作為清隊運動的開始，動物科學系首先召開聲勢浩大的批鬥會。按照龍志的“思想匯報（見附件） ”和1970年4月16日日記，清隊運動過程中，這樣的批鬥會在科學樓和學生食堂一共舉行了四次。

  每次批鬥會，龍志都是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的口號聲中，被兩個學生押送到前台，有的學生還會趁機對龍志進行按頭，扭手臂等人身侮辱。以便“大長革命群眾的志氣，大滅反動分子的威風”，給龍志這條死虎一個個“下馬威”，使他認罪伏罪，老老實實向黨和人民“繳械投降”。在長達2個小時的批判中，龍志必須始終彎腰90°，低頭站立接受批判，“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歷數龍志解放前，解放後和文化革命中的“歷史和現行罪惡”。對於一個身患肺氣腫、高血壓（高壓200 mmHg 以上）和心臟病，甚至沒有藥物治療的60歲的老人，每參加一次批鬥會所遭受的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和接受那些誣衊不實之詞產生的心靈震撼，需要多麼大的忍耐、勇氣和力量！

除此之外，因為龍志屬於“大案要案”，動物科學系成立了10餘人的專案組，大約在1970年1月上旬，將老人家第一次隔離起來。到了1970年4月16日，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龍志被第二次隔離（見附件）。

龍志與4-5個學生住在一個學生宿舍，吃在學生食堂，日夜專人看守。到了上班時間，龍志在十幾個專案組人員的陪同下，到辦公室接受審查，自己要寫交代材料，然後接受審訊，一樁樁，一件件地核實。

留美三年，和美國科學家穆懿爾 的關係在過去15年間已交待過多次。現在又要重新交待所謂“美國特務嫌疑”和“參加國民黨嫌疑”等“重大歷史問題”。如前所述，1946年抗戰結束後，銘賢校友和教師穆懿爾博士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善後援華救濟分署（CNRRA）”執行總幹事的身份回到中國，負責救濟物質發放，在物資緊張的二戰之後，絕對是國共兩黨搶爭的對象。他曾經將一些重要戰略物資發放到延安解放區。由於穆懿爾先生和銘賢的淵源關係，特別與龍志認識多年，在1947年底龍志回國後不久就安排龍志在他下屬單位“農業復興委員會（農復會）”擔任畜牧獸醫顧問工作，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

平心而論，美國人和日本人不一樣，他們對中國領土沒有任何企圖，也沒有追求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他們在抗日戰爭中和結束後對華援助是無私徹底的。抗戰後，美國人甚至幫助國共和談，把延安的毛澤東用飛機送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後來國共開戰，國民黨失敗，美國人撤離大陸。當然經過抗美援朝，中美交惡，這段歷史後來被稱為“美帝文化侵略”。那段工作歷史也就是龍志解放後一直交待不清的“美國特務嫌疑”的來由。

在隔離期間，龍志不得不重新交待那段歷史，和專案組進行針鋒相對的周旋，那真是一場忍耐與意志的拼搏、考驗和較量。專案小組按照“美國特務”的假設和“國民黨員”的推斷逼迫龍志這個“階級敵人” 交待承認“歷史罪行”，以便取得“重大突破”。龍志實在左右為難，不交待新東西說你態度不端正，不老實，抗拒運動；硬是無中生有，胡編亂造又會引火燒身，罪加一等，甚至殃及無辜。因為如果承認參加了那些反動特務組織，就必須要交待介紹人，組織機構，行動計劃，具體活動，聯繫方法等等。專案組為了完成任務，只能不斷向龍志施壓，採用“逼、供、信”的非常手段，龍志有口難辯，有幾次被逼迫實行白天晚上24小時的輪番審問和交待。有時加溫度，被迫站在板凳上；有時罰站認罪，一連幾小時低頭對牆；有時疲勞戰術，幾天幾夜不許睡覺，輪番轟炸。目的讓龍志精神崩潰，放棄最後心理防線，徹底坦白交待。除了這種一對一的“刺刀見紅”的逼供手段，根據龍志交待材料“思想匯報提綱”，動物科學系還連續在學生食堂和教學樓進行了四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批鬥大會，目的是讓龍志感到大兵壓境，四面楚歌，“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向人民群眾“繳械投降”。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龍志深刻理解到，此刻的自己，不再是一個著名“專家、學者、教授、系主任”，而是一個在別人眼裡“罪大惡極”的被隔離審查的“囚犯”。而那些審查他的學生，不再是過去的“嗷嗷待哺”的“莘莘學子”，而是具有對自己審判甚至定罪“生殺大權”的“法官”，是“革命小將”。龍志所能做的，只能是實事求是，保持冷靜和頭腦清醒，積極配合，以柔克剛，化敵為友。最後讓自己的善意和坦蕩促使那些專案組的人良心發現，放棄惡念，相信他是一個老實清白的好人，相信他的交待，放棄無中生有的審查。

三、思想行動 日記記錄

文革中天下大亂，龍志絕大部分時間被迫交待問題和監督勞動改造，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照片。幸運的是，1970年1月25日 至1971年2月20日一年多時間，龍志先生的在他緊張勞改，學習，檢查交待之餘，還寫了日記 （詳見附件）。那是在文化革命中期的1970年，經歷過疾風暴雨運動開始階段和後來的武鬥相持階段，武鬥結束後學校在軍隊，工人和學校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龍志作為全校運動的重點，在生死關頭，為了配合學校領導和學生的審查交待“歷史問題”的一部血淚記錄。

  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3]，真正的君子在不得志時就應潔身自好修養個人品德。龍志在那段刻骨銘心的非常時期把每天發生的事情和改造思想動態點點滴滴記錄下來，表達他的心路歷程，以便時時刻刻對照毛主席的語錄反省提高自己。另外，龍志是一個聰慧之人，在親身經歷了解放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對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種種凌辱和迫害後，更覺此番“清理階級隊伍”來勢兇猛，怕是難逃這一劫難，作最壞的準備，以防不測，將每一天的活動記載下來，留下一些文字給歷史和後人，以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們分析在龍志的內心世界裡，第一方面原因一定是最為主要的。

在日記字裡行間，也暗示着龍志對國家民族的憂患，和急於結束審查，參加小組活動的急切心情。當時的情況是學校才從武鬥中平靜下來，學生教師剛剛陸續返校。從66年開始，學校已經5年停止招生，社會上則是工廠停工、停產。在經歷了九死一生，史無前例，疾風暴雨式的文斗和武鬥之後，現在又對於歷次運動已經定案的歷史問題無中生有地大加干戈，而且株連到他的三個兒子的工作分配，如何讓他理解？如果他敢對國家內政外交，院校的情況或者自己被審查的境遇妄加評論，說半個“不”字，發半句牢騷，他就是一個書寫“反動日記”的地地道道“反革命分子”。無疑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自我暴露”，成了一個“對抗審查”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很可能被處以極刑。因為實際上，文化革命中間全校師生停課鬧革命，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最需要革命對象，最需要揪出“隱藏的階級敵人”，最需要的就是“新罪行的證據”。龍志的任何不滿都可以成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的口實。龍志還不至於糊塗到那個程度，絕對不會做那樣自取滅亡的“表現”。如果他真有那樣的思想，他在日記的字裡行間裡一定會反映出來。實際上，在清理階級隊伍之前的1968年，造反派曾經有過幾次抄家，目的就是查找“反動日記”和“階級鬥爭新動向”，不過那時造反派沒有達到目的，因為龍志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一貫逆來順受的龍志沒有借用日記表達自己的不滿、委屈和抱怨，反而確確實實在認罪伏罪，積極配合組織審查，規規矩矩地進行改造，實事求是地坦白交待他的“罪惡”。他對於運動的正面理解和“伏罪”態度無疑幫了大忙，免除了許多 “想不通，想不開”無謂的痛苦和憋屈，甚至會一時想不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輕生。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以屈求伸”的政治智慧，盡在其中了。

清隊時期日記的內容和龍志當時的處境息息相關，可以說他當時是大兵壓境，四面楚歌，根據日記，主要事件的紀錄如下：

第一、二次批鬥：1969年11月清隊開始（據《思想匯報》）

第一次隔離審查： 1970年 1月15日

參加太谷縣寬嚴大會：1970年1月31日

第三次批鬥：1970年2月1日

解除第一次隔離審查 ：1970年 2月5日、

參加“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2月16日

與臨產母豬頭對頭睡覺：1970年3月13日

第四次批鬥：1970年4月16日

第二次隔離審查： 1970年 4月16日到4月23日

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0年 4月25日

學習中央文件“三個照發”：1970年 4月26日

湯傷腳面：1970年5 月5日

第一次寬嚴會：1970年5 月13日

毛主席5.20 聲明 ：1970年 5月20日

第二次寬嚴會：1970年5 月22日

第三次寬嚴會：1970年6 月6日

第四次寬嚴會：1970年6 月22日

第五次寬嚴會：1970年7 月14日

補發三年工資 ：1970年9 月12日

文煥、文燦插隊：1970年10月7日

解除清隊審查：1971年2月20日

 到了1971年2月20日，龍志被通知參加學習小組勞動改造“思想匯報”，這是被審查者即將“解放”的標誌。那天起他的“審查”終於不了了之，恢復了人身自由，那也是他最後的一篇日記。

           

 

 

             

 

 

 P_10.1. 封面與日記本首頁簽名（張龍志，1970,1）

日記中紀錄了他自己在清隊一年多時間裡，兩次被隔離，三次被批鬥，參加太谷縣的宣判大會和農學院的五次寬嚴大會的情況和前後龍志的思想活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龍志能夠正面解釋和理解毛主席的語錄，從中間汲取無窮的力量，所以在日記中也被大量引用。

日記的第一頁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開始：

最高指示

“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主動權（一個短期內）在你們手裡。”

“他們的錯誤無非是兩個可能性：第一，改過來。第二，改不過來。改過來的條件是充分的，改不過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無非是繼續搗亂，自取滅亡。”

“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

       第一篇日記於1970年1月25日，也就是在他1月15日被被隔離審查10天之後，隔離初期疾風暴雨式的審查已經緩和下來一些了，龍志的情緒也比較穩定下來了，希望繼續開動自己的“機器”積極配合審查：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有許多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他老人家還教導說：“我們提倡放下包袱，開動機器。”

在清隊運動中，自己有許多問題交待現象，不交待本質，甚至有些重大問題還隱瞞着，群眾看的很清楚。對於交待自己的重大政治歷史問題來說，我初步覺得是放下包袱了，精神上無負擔了。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還得開動機器，繼續深思細挖自己的歷史罪惡和舊銘賢的問題。否則，又會形成另一種包袱，即我的問題基本交待了，因為基本上交待和完全徹底交待之間還有距離。毛主席教導說：要夾緊尾巴，改邪歸正。放下一個包袱之時，要警惕尾巴夾而不緊的可能性，更要警惕由於夾的不緊而導致尾巴翹起來的危險性。要夾就得夾緊，夾而不緊，等於不夾。

四、兔死狐悲  心靈震撼

從日記的字裡行間可以清楚地看到龍志急切想解決自己“被掛起來”的狀況，將功贖罪，在政治上打翻身仗，回到群眾中來，恢復自己“人”的起碼的尊嚴和資格的韜誨之計。特別是龍志在隔離後不長時間（約兩周），就聽說農學系被隔離審查的講師XX先生自殺[4]的消息，也難免產生心靈震憾，兔死狐悲。其實他自己也就在邊緣之上，只要一念之差，千鈞一髮，下一個完全可能就是自己。

前已述及，龍志在文革運動初期中曾經幾次想到自殺，均因為桂琴循循善誘勸告開導，不忍心丟下三個上中學未成年的兒子而作罷。在來勢兇猛清隊運動中，特別是在被隔離的非常時期，他孤立無援，不能回家，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肚子冤屈，思想問題無人傾述，有話不能講，有冤無處伸，也無處可寫。在精神、肉體的雙重沉重摧殘下，龍志的壓力非常之大，生存空間非常之小，也會產生“不堪重負”的輕生想法。

然而，龍志的頭腦還是清醒的，正面的。由於龍志有歷史上多次運動的經驗教訓，有他自己對於政策的理解（相信群眾，相信黨）和對未來的信心，再加上平時桂琴和他的溝通，所以龍志的心理有巨大的承受力，知道運動來了，宛如洪水猛獸，只要經得住考驗，黑暗就一定會過去。

在聽到別人自殺的消息之後，龍志在1970年2月1日日記中寫道：“萬一你認為你沒罪，那麼你怕什麼，真金不怕火煉。”注意，這句話正是桂琴所經常勸導龍志的，已經在文化革命中多次面臨生死考驗的緊急關頭對龍志產生巨大的疏導作用，可見人在關鍵時刻，一句話可以產生的分量和作用，也反映了那個“邪不壓正”的真理。

1970年2月1日（節選）

       幾天前聽說，農學系的XX，畏罪自殺了！在他自殺的前一二日，我早晨提水還遇見他，看見他低着頭，好象包袱很沉重的樣子。

在我看來，要經得起審查，國家幹部應該受審查，有嚴重罪惡的人更應該受審查。自己如果有罪，應當老實交待，爭取重新做人，自己如果沒罪，群眾不會審查自己。萬一你認為你沒罪，那麼你怕什麼，真金不怕火煉。況且毛主席教導說，“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群眾沒有打你沒有罵你。對你交待政策，啟發你走坦白從寬的道路。

XX的問題我不了解，就拿他畏罪自殺這一點來說，那他肯定有很重大的罪惡不敢交待。我看XX才是蠢材，笨蛋，糊塗蟲！有再大的罪過，坦白了還可以爭取從寬處理，死刑還可以緩期執行嗎？！

毛主席的教導此時此刻是龍志的護身法寶，即便是專案人員也必須遵從毛主席的指示。不過，他說“群眾沒有打你罵你”的可能是反話，也沒有追究責任的意思，可謂用心良苦。“況且毛主席教導說，‘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這地方龍志一語雙關，暗指XX先生可能因為被逼供才走上的絕路。也表現了龍志對落實毛主席政策的期望。

其實龍志對自殺者非常惋惜同情，認為他萬萬不該走上絕路，“有再大的罪過，坦白了還可以爭取從寬處理，死刑還可以緩期執行嗎？！”。但是龍志也不得不採用非常隱蔽手法，說他“是蠢材，笨蛋，糊塗蟲！”，言外之意，不能經受考驗，死的非常可惜。

當然，在當時“階級鬥爭為綱”和對於“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的宣傳教育下，注意龍志在日記中也違心說了一些過頭的話，例如“背叛革命，畏罪自殺”以和當時的說法一致，一方面保護自己。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與死者“劃清界限”，不會重蹈復轍，給自己壯膽。

另外，也許正是由於XX先生“士可殺，不可辱”的拼死抗爭，使得學校當局受到了良心譴責，內心空虛，高壓政策有所收斂，不得不結束隔離審查，龍志得以在一周之後（1970年， 2月5日），即在春節之前就被釋放回家。

五、寬嚴大會 正面領會

其實每個人自身獨有的本性和素質往往決定他對於世界的觀察和對同一事件的認識態度。積極、正直、陽光的人往往從正面理解問題，消極、負面、陰暗的人往往從反面理解問題。譬如，龍志在第一次被隔離期間參加了太谷縣的一次宣判（寬嚴）大會，看到有人過去有血債，有人過去是警察局長，還被從寬處理，於是大大解放了他自己的思想壓力。他曾經對於承認自己參加國民黨的問題大傷腦筋，因為自己無法編造歷史。在參加大會之後，了解到那個問題如果有的話，“也不過是狗屎堆上加上點尿，不會因此罪大惡極了”，於是豁然開朗。他在1970年2月2日日記中寫道：

參加1月31日太谷縣寬嚴大會的體會（節選）

       我參加太谷縣清理階級隊伍對敵鬥爭寬嚴大會後有以下的體會[5]：

（五）、大會對我的寬嚴教育，何去何從在一個短期內，主動權在我手裡。時至今日。一切空話不必說了，還是做件切實工作，藉以主動自瀆為好。“在我看來，特別是參加這次會議後，沒有什麼不敢交待的了。固然個人問題的大小是不相同的，自己的問題再大也不會比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們叛黨投敵的叛徒大，也沒有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公安局長大。這些叛徒、特務、血債纍纍的罪犯都從寬處理了，不專政、不揪鬥了，自己還怕什麼。理應當機立斷，深挖細找，做完全徹底交待了。

       再談談我參加國民黨的問題，我如果參加了，這個罪行在我的罪惡事實與活動中算不了什麼，也不過是狗屎堆上加上點尿，不會因此而就罪大惡極了。叛徒、特務、有血債的罪犯都相信黨的政策，坦白交待了，自己如果有這個政治身份反而抗拒，我不會糊塗到如此程度。問題是，誰介紹你參加的，填了什麼表格，還有誰參加，你為什麼參加，有何罪惡活動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交待不出來。

龍志對於運動和審查理解是深刻的，因此採取了端正的態度。採取了積極配合，深挖細找的虔誠方針。對於自己的“罪惡”的認識是到位的，客觀的，是“認罪伏罪”的，是抱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虛心態度。這樣對於他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也就對於領導和群眾對他批判的所有誹謗、誣衊不實之詞和過頭行為保持寬容忍讓。實際上也就是能夠在那種環境下生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例如，1970年2月1日是一個星期天，下午動物科學系對他召開清隊以來的第三次批判大會，龍志在日記中對自己嚴厲批判，日記記錄了那天的情況（實際上就是被批判的內容和被扣上的罪名）：

1970年2月4日

2月1日星期天，下午群眾對我進行批判鬥爭，這個批判鬥爭是很及時的，批判的好。特別從我的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係的政治面貌，從我受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穆懿爾視為掌上明珠所干的反革命事實，從我所接觸過的戰犯孔祥熙、反動軍官楊覺天等等罪惡活動，從這些反動醜惡的醜史不難看出我的反革命嘴臉。由於這些反動立場未得到很好改造，加之由於叛徒劉少奇及其黑線人物的重用，解放後20年來有不少三反言行。如抗美援朝胡說的，反右時放的毒，對於偉大領袖毛主席七、三指示的污衊和歪曲等現行罪行。這就幫助自己正確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的問題。歷史加上現行的罪惡，的確是反動透頂了。是人民的罪人，民族的敗類，美帝忠實的走狗。

六、春節放假  虎口逃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6]”， 龍志自己確確實實沒有那些“歷史罪行”，所以他自己內心深處知道那些無端的“美國特務”和“國民黨”指控是“子虛烏有”，不過是嚇唬他。也許1955年肅反的經驗幫助了他，知道共產黨歸根結底還是要“實事求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他心裡反而坦然。再說，龍志也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堅強鐵漢。所以，在專案組幾天幾夜連續審訊和逼供之後，龍志心神疲憊不堪，得到片刻的放鬆機會，就甜甜地睡了一大覺，而且鼾聲如雷，搞得那些監督隔離審查他的人反而睡的不好。因此確實相信他沒有問題，不然他一個“心中有鬼”的審查對象怎麼會如此心地坦然，心安理得地睡的如此之香。再說，隔離審查已經持續了3周了，沒有任何新的“重大突破”，馬上春節就要到了，大家都需要回家過年，專案組的審查人員已經筋疲力盡，需要回家休息。

大部分人都有佛性善良的一面和魔性兇惡的一面。龍志用自己的精誠、坦蕩、誠實、慈愛、淳樸、純正來與那些革命小將進行推心置腹的交往，和他們心靈溝通，化解了他們的敵意，甚至完全放下自己“資產階級教授”的架子，虛心向學生們學習，與他們交了朋友。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用自己的善意來喚醒那些人的佛性，因為人與人的佛性是相通的，所以也有人也把那些革命小將稱為“披着狼皮的羊”。學生們也被龍志的坦蕩，精誠和一片丹心所感動，產生了憐憫之心，他們被“磨敗”了。二十多天實在榨不出什麼油水了，只好暫時放棄。也不得不承認龍志身處逆境，能屈能伸，驚人的化敵為友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

到了1970年2月5日，農曆大年30之際，“隔離審查”終於結束，專案組通知龍志，你的問題很大，但是可以暫時回家過年，隨叫隨到，回家繼續交待問題，繼續勞動改造。整整20天沒有回家的龍志總算暫時度過了“隔離審查”這一鬼門關。他心中非常激動，在日記中高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必須指出的是，當時那些被審查者夢寐以求能夠高呼時髦革命口號，來證明自己沒有被“打入另冊”，與革命造反派一樣享有的“同等權利”），來慶祝自己終於經受考驗，暫時通過了那一劫難，終於可以活着回家和家人團聚。

龍志對毛主席又敬畏，又感謝。敬畏的是毛主席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使自己落到這一步田地，必須敬畏馴服。感謝的是毛主席提出的“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政策，自己有了信心，自己的清白歷史必然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要感謝毛主席，也要三呼“萬歲”，那是他賴以生存的唯一途徑，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男兒有淚不輕彈”，滿腹委屈，劫後餘生的龍志回家後見到自己的親人才表現出他軟弱的一面。他百感交集，竟然忍不住眼睛濕潤，老淚縱橫，簡單和文煥哭述了自己在學習班被逼供的情況，被迫“站在板凳上，面對着牆，低頭認罪，幾個小時不許下來”。這是堅強的龍志一生中第一次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流淚。

一方面慶祝自己能夠“虎口逃生”，活着回家；另一方面慶祝自己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原則，沒有“屈打成招”，沒有編造歷史。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同僚，經受了生死考驗，打了一個艱苦卓絕的勝仗。

當然，回家那並不意味着審查的結束，僅僅是由“疾風暴雨”式的“隔離審查交待”，變成了長達一年多不予定案的持久戰，變成了曠日持久的“勞改審查交待”。龍志在回家之後寫道：

1970年2月5日日記

明天是春節，我的問題交待的不好，早晨梁中秋和王喜雲通知我說：今天中午你可以搬回去，在家吃飯，但不等於解除隔離。你的問題還很大，以後隨傳隨到。回家後和家人開會研究交待問題的事。希望這個措施能促進你交待問題。

我深深感到這是黨和群眾對我的關懷和照顧。為此，我要好好深挖細找自己的問題，才不辜負革命群眾對自己的希望。

我和小將們住在一塊已近20天，覺得小將有很多優良的品質值得向他們學習。毛主席教導說，你們到群眾中去，把“怕”字換成“敢”字。到小將中去，覺得他們可愛，而不是可怕。他們是通情達理的。苦口婆心地向我講政策，千方百計地想在我身上體現黨的政策，把我包括在擴大教育面的範圍內。一天一個小將對我說，他們快要分配工作啦，說把我帶走，我也希望跟他們去，向他們學習。經過三年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革命小將，是和過去（文化革命前）的同學們有本質上的區別。今天小將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了，他們用毛澤東思想這個銳利的望遠鏡、顯微鏡，能透過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他們心明眼亮。過去，我教小將們，把他們越教越修；今天我向小將學習，越學離毛澤東思想越近。老實說，我是戀戀不捨地離開他們，我仍然希望到小將中去，向小將們學習！

最後，讓我高呼：

向革命小將們學習，向小將們致敬！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七、二度隔離  大動干戈

由於1969年底在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事件”，毛主席發出“深挖洞，廣集糧，不稱霸”的指示，全國各地都在積極備戰，挖地道，拉練。按照龍志的日記，在1970年2月5日回家過年之後，就接着參加了“修反修洞”的勞動。

到了1970年2月16日，另外一個“運動中的運動”，“一打三反”運動（運動的方針按照毛主席批示的三個“照辦”文件）開始了。龍志的當天日記記錄了他們到太谷縣參加動員大會的情況。“今天參加太谷縣召開的三萬人大會。會上傳達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三個“照辦”。這三個照辦是穩、准、狠地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打）；反對貪污、浪費、盜竊（三反）國家財產，階級敵人從經濟上破壞我們；反對鋪張浪費。”

      所謂的“一打三反”運動，主要是針對文化革命以來的形形色色“現行”問題。前已述及，文革造成天下大亂，無法無天，林林總總人物都渾水摸魚，登台表演。特別是經歷了那幾年的武鬥，打砸搶，學校甚至發生了幾起命案，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是，龍志萬萬沒有想到，他這個文革以來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勞動改造，交待問題的“死老虎”，會再次被列為“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對象，第二次被隔離審查，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交待關於“12。26反革命翻案集團”的問題。

事情的來由要回到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初期，中央頒布了“5.16通知”後，山西農學院的情況和全國一樣，所有教學科研工作停頓，群眾開始貼大字報，學生開始到北京和全國串聯，成立了許多造反派組織，後來分裂為兩大派。從1966年6月起，龍志與幾十位各系主任，主要教授和其他“牛鬼蛇神”先後被抄家，遊街，批鬥，後來到了8月份，被打成“一類勞改人員”，集體吃住在農場，勞動改造，不許回家。待到1966年11月20日，那些被管制的勞改人員和全校一起學習了由毛澤東同意中央向全國轉發的北京市委《重要通告》[7]，他們中許多人認為他們的情形類似“被拘留”，是受害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於是他們成立了“12.26戰鬥隊[8]“，四出活動，貼大字報，發傳單，給黨委寫匯報，找學校文革辦公室、革命群眾組織和農場勞改人員管理小組，為自己鳴冤叫屈（翻案，據1970年4月21日記）。後來他們被暫時解除集中勞改，於12月回到各系 （據1970年5月6日的思想匯報）。這些活動，就是到了1970年4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定性為“12.26反革命翻案集團”案的來由。

       龍志一生追求科學教育，在政治上謹小慎微，無所訴求，解放前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於政治活動從來不感興趣，如果有的話，也是解放之後無可奈何地被動參與，因為政治運動不會放過他。特別是接受了解放以來歷次運動的教訓，對於拋頭露面的政治活動更是躲避尚且不及。所以在1966年底的那段時間裡，龍志並沒有參加“12.26戰鬥隊”，在大字報上沒有簽名，被同僚們戲稱為“怕事鬼”。也許僅僅是出於同命相連，參與了一些次要活動，出了一些主意。

在1970年4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那些文革前期舊賬被翻了出來，在“小題大做，草木皆兵，無限上綱，製造敵人”的特殊時期， “12。26反革命翻案集團” 在勞改期間“不服從管制”的問題，也就成了三年多之後山西農學院運動的典型“大案要案”。一時間學校各“連隊（系）”成立了專案組，上上下下大造輿論，如獲至寶，如臨大敵。按照龍志的日記，當年的勞改人員統統被集中隔離審查，戒備森嚴，揭發交待文革中的“現行”問題。規定不許串聯，不許訂立“攻守同盟”，如發現任何私下活動，本身就是不可饒恕的罪行。“12.26戰鬥隊”首要成員，土壤化學系教授，系總支書記林成谷先生在隔離時受到殘酷迫害，曾經用耙地的鐵耙打擊前額自殺未遂。

龍志在1970年4月16日，18日和21日的日記詳細描述了當時情況。因為據稱“發現了新的歷史和現行問題”，4月16日龍志遭受了清隊以來的第四次批鬥，並且被第二次隔離審查。特別4月21日的日記（見附件）是他在被第二次隔離後所寫的交代材料《對於在農場勞改時不服從管制的檢查》，他在1970年4月16和18日日記中寫道：

       文化大革命前有那些反動言行，反革命活動？

       文化大革命中參加那些組織，搞過什麼壞事？

關鍵時期的表現，如未參加組織，那麼你在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時期，你的態度怎樣，三年多來你作了些什麼？

       以上是學習班布置思考的問題。

       今晚，革命群眾對我進行批鬥，之後，決定對我進行隔離審查，晚上先交待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罪行。

       景（廷英）連長和我談話：他說，落實三個“照辦”打擊的十種人，你們是在農場不服從管制，結合歷史上的問題，那就更嚴重了。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協從不問。你現在只有徹底坦白，大膽揭發才有出路。農場集中勞動的人全部隔離了。

與1957年反右運動初期採取的以德報怨的態度一脈相承，龍志在1966年底的混亂形勢中沒有敢申訴不滿，再一次表現了他政治上老到成熟和謹小慎微。由於沒有查到他的“現行罪行”，他這隻飽受欺凌和審查之苦“驚弓之鳥”，算是暫時與“一打三反”那一個難關擦邊而過，沒有受到“雪上加霜”重大傷害。正是他在三年多之前文革運動初期的忍耐和智慧，減少了在新一輪的運動中進一步“罪上加罪”和被打擊迫害的程度，也算不幸之大幸。當然，他的其他問題也沒有因此而減少，對他歷史問題的審查還在繼續，僅僅是沒有“罪加一等”而已。

       按照龍志1970年4月22日當天日記，工宣隊，革委會在科學樓辦了學習班，向龍志交待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協從不問”。他們共同學習了公安六條[9]，鼓勵他們大膽揭發批判“壞頭頭”，二連（動物科學系）的三位隔離審查對象因為涉案不深，交待徹底，得以在被隔離審查6天之後過關，宣布停止隔離審查，被釋放回家。

有詩為證：

《求生有道》 （清隊第一年，1969-1970）

文革深入兩派分，文攻武衛硝煙濃。                  

軍管戒嚴息戰火，革委清隊來勢凶。                  

歷史現行立百案，留美教授首其沖。               

四番揪斗陷狼窩，口誅筆伐輪番攻。                  

俯首弓腰洗耳聽，條條罪狀觸靈魂。                  

兩度隔離落虎口，晝夜逼供烤高溫[10]。                 

久罰高凳幾暈厥，絕不違心寫偽證。                  

玉碎遺罪[11]脫己難，身全承愛恩後人。                  

求生有道理開路，屈死無辜冤斷魂。                  

寧為公職身殉道，不為私冤枉輕生。                  

真金不怕烈火煉，清白何懼妄罪名。                  

漫漫長夜終有盡，強大內心化堅冰。                  

春節解禁呼萬歲，重會妻兒淚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