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以死抗命的縣官們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9月26日第16版，作者：《快樂老人報》編輯部，原題：《“大躍進”時期以死抗命的縣官們》

在“大躍進”與接踵而至的大饑荒悲劇中，縣級官員（以下簡稱縣官）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這一群體中，也有不少人在當時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輝，值得後人懷念。

夾層官悲歡離合令人感嘆

縣官們在組織架構中是一個夾心階層。今天的“書記”，當時稱為“第一書記”；今天的“副書記”，當時稱為“書記處書記”。為方便起見，本文一律把“第一書記”稱為書記，“書記處書記”稱為副書記。

1958年最風光的縣官是河北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專家學者及44個國家駐華使節、大專院校師生等32萬人到徐水視察、參觀。中央的意圖是要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當時受到毛澤東青睞的還有山東壽張縣委書記劉傳友。1958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杭州工作會議上點名表揚了劉傳友的養豬、積肥、深翻改土，同年8月劉傳友升為聊城地委副書記兼壽張縣委書記。劉傳友在“大躍進”期間沒少折騰，帶來巨大損失。“大躍進”後，張國忠於1961年被定為“反黨分子”，後調到外縣作一般幹部。劉傳友於1960年被撤職。

除頂頭上司外，上面任何一級官員都可以罷免縣官。1958年，負責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從南京到安徽參加三干會，江蘇六合、安徽天長這兩個縣的縣委書記匯報水稻畝產700斤，由於低於領導意圖，譚震林在安徽三干會上講，這樣的人還能當縣委書記嗎！結果這兩個縣委書記都被撤了職。

一些縣官對“大躍進”以死抗命

在“大躍進”期間，有不少縣官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輝。以死抗爭是最激烈的一種。甘肅通渭縣長田步霄，這位1956年僅30歲出任縣長的青年，在1959年寫下“土地荒了，人民餓着，咱們把罪犯下了”後自殺。1959年2月河南鄲城縣副縣長盧世仁因抵制當時的浮誇，受到批判鬥爭，自縊而死。

上書是比較常見的一種抗爭。1958年山東省鄆城縣長魯成給黨中央、毛澤東、周總理寫信6封，如實反映農民逃荒、領導幹部說瞎話的情況。信件退回菏澤地委後，魯成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1959年4月出獄後改定為右派，到1984年才徹底平反。

公開違抗上級命令的不多，比較迂迴抗命的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開倉救人；二是為了多留糧食，個別縣官採取了瞞報糧食產量的對策；三是有些縣官對上級命令並不照搬，因此救了一些民眾。

副縣長因饑荒被處決

必須有人對災難負責，當年大批縣官受到各種各樣的處分，最嚴重的是判刑。這一期間被處死的縣級官員並不多。1959年冬到1960年春，寧夏中寧縣這個只有12萬人的縣死亡1801人（純屬餓死的793人），外出逃荒8518人。縣委書記齊丕文被處死，成為這一時期唯一被處死的正職縣官。不過，並非因為餓死了老百姓，而是因他槍殺妻子，並企圖嫁禍於人。

還有一名被判處死刑但沒有被處死的縣委書記：信陽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洪到—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反右傾後，馬害怕負責，為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洪打死，然後說張畏罪自殺。光山縣是饑荒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馬龍山因涉嫌打死張福鴻被判死刑。對馬定死刑報中央後，毛澤東說，他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因造成饑荒而被處死的唯一副職縣官是個副縣長。貴州湄潭縣1959年實際糧食總產1。99億斤，縣委主要負責人浮誇為8。46億斤，大搞反瞞產、高徵購，從1958年末到1960年末，全縣人口減少6。2萬。1960年6月原縣委書記被打為蛻化變質分子並被捕。1960年4月30日副縣長兼綏陽公社書記被捕，8月30日槍決。

有縣官因工作過失負疚自殺

實際上，一些有過失的縣官的命運也非常悲慘。河南唐河縣委書記畢可旦對唐河縣的饑荒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在饑荒嚴重時，他連續5次向上級要糧，但都沒要到。因傳說鄰近的淅川縣委書記和縣長要被槍決，自己也要被捕，畢全家6人（長子在外）於1960年11月22日跳井自殺。妻子與次子獲救，不久妻子自殺。

除畢可旦外，還有以下幾名因過失而自殺的縣官。1959-1961年上半年，陝西山陽縣死亡15468人，有417人餓死，有76戶死絕。1961年7月縣委書記鞏全照拒絕檢討，執手槍自殺。貴州印江縣從1958年12月到1959年12月，非正常死亡26349人。1960年12月，原縣委書記因工作嚴重失誤，負疚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