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寫那些話，他的烈士頭像光芒萬丈，作為中國紅色革命兩度最高領導人，他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寫了——寧可被視為“叛徒”而“歸罪”，不願被人視為“英雄”而欽佩。
對共產黨人而言，他當然不是叛徒，因為他沒有像顧順章向忠發那樣貪生怕死出賣戰友；然而，他也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蘇維埃戰士，因為他在獄中沒有“豪言壯語”，而是做了深刻的“罪己”解剖。
瞿秋白與《多餘的話》——這不是一個歷史謎團，而是一個從事蘇維埃革命的“純文人”真實告白。比較這個翻譯家的眾多譯作，這恐怕是他唯一可以傳世的原創巨作。
本月，我是參讀金雁先生的新作《倒轉的紅輪：蘇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後，合讀瞿秋白的這本遺作的。對比蘇俄知識分子分子的心路歷程，本國現代革命史大人物瞿秋白的啼血告別更令我思痛。
從陳獨秀到瞿秋白，再到別爾嘉耶夫，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及純文人為何在蘇維埃紅色革命中，紛紛“掉隊”？找到這個歷史問題的真實答案，或許可以給今天關心國家政治前途的各路志士，以更多求真務實的思想突破。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寫於國民黨監獄中，1935年5月23日完成，此書寫就不到一個月，即6月18日他就被處以槍決。國共兩黨的史料都記述承認：瞿秋白臨刑時“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還鎮定地自選行刑地，非常灑脫說了句“此地甚好”，可謂不懼一死的勇士。
然而，不懼一死的他，為什麼堅持寫下後世爭議的心靈獨白呢？他不知道，這本書會給自己“英勇犧牲”的光榮史蒙上“污點”、給自己的後代留下不必要的麻煩嗎？
讀過《多餘的話》的人們，有各種不同評價。文革期間，一些“堅定的革命者”將其列為“叛徒自白”，而輕賤瞿秋白。而今天的我讀後感是：因為此書，對瞿秋白平添敬意，這種敬意比起他的“革命事跡”來，更有歷史生命力。
此書開頭，瞿秋白開宗明義“不要學我”——“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
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在很多人包括瞿秋白自己也不否認，在兩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只是個名義領袖，所以“一直在演戲”“很滑稽”。蘇聯掌控的共產國際遙控着中共
最高權力，當時派到瞿秋白身邊來的共產國際代表是蘇俄人米夫，而米夫的背後，是斯大林。書生意氣的瞿秋白不會真心佩服這個對中國問題上不懂裝懂的“洋專
家”，這當然會令米夫不快。瞿秋白在忍無可忍書生氣發作時，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撤換米夫的請求。這種請求自然不會獲得斯大林應允，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對瞿秋白
的仇視。米夫開始打擊瞿秋白，採取“以華制華”手段，選中自己中山大學學生王明、博古等人取代瞿秋白。
此時的瞿秋白，早已厭倦了這種扭曲人性、戴着假面具表演的政治。他承認和共產國際代言人、王明博古這些人產生了“疏離感”——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從瞿秋白的最後命運來看，說他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並不為過。1934年10月，紅軍決定“長征”，共產國際代言人不讓他隨軍。而讓他留在即將淪陷的
“蘇區”繼續“戰鬥”，瞿秋白“不得不留”。黨內有話語權、良知敢言的僅有張聞天為瞿秋白請命，結果因“博古反對”無力回天。就這樣，把一個曾經的領導、
一個手無縛雞之力、高度近視，肺疾咯血的書生，丟給了壓境的國民黨大軍。
被國民黨軍隊抓進監獄後，瞿秋白反倒在精神上徹底解脫了。他要撕掉假面具、痛快休息——“我始終帶着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
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
們更應當祝賀我。”
也許為了突出“滑稽劇要閉幕”的滑稽色彩，瞿秋白在書的最後寫下了似乎不着邊際、又“十分小資”的那句話——“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最後這句話，與清朝文學批評家金聖歎的臨刑表現好有一比（死前對獄卒言：花生米與豆乾同嚼，大有核之滋味。得此一技傳矣，死而無憾也），但與革命烈士的情操似乎格格不入。
這就是瞿秋白的可愛之處：率真之書生氣。早期共產黨人，擁有書生氣的不止瞿一人，譬如瞿的前任陳獨秀，更是率真敢言，但是他們最後都因與共產國際、斯大林格格不入而成為“掉隊者”。
當然，雖然都是率真的書生，但陳獨秀與瞿秋白還是有着明顯區別。陳獨秀在任時率真敢言，敢作敢為；而瞿秋白在任時率真不敢言，軟弱盲從。乃至自己都覺得自己取得的是“戲子的成績”。
從陳獨秀、瞿秋白的人生最後時刻的表現來說，他們都是有氣節的人，縱然對自己的政治組織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芥蒂，但絕不突破出賣戰友的底線，所以沒有達到國民黨魁蔣介石“變節”要求，故不見容於本黨，也不見容於敵黨。難免被棄或一死。
瞿秋白在被捕前，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言者拋棄的人，而在他犧牲後，地位卻又陡然回升，得到烈士哀榮——很想問問當年整瞿的極左，你們所搞的政治是需要對手“必須死”嗎？
與陳獨秀、瞿秋白同樣命運的，不止中國人文知識分子。 大致同時代，蘇俄也有這樣一個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別爾嘉耶夫，寫過著名《自由的哲學》的他，曾嚮往馬克思主義。祝賀布爾什維克的勝利。
十月革命以後，別爾嘉耶夫創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學院”，在各種研討班上講授自己的理論，並一度擔任過莫斯科大學歷史和哲學系的教授。1921年，他因一起
莫須有的案件而被捕，後被釋放。次年夏天，他再度被捕，並被驅逐出境，理由是別爾嘉耶夫“已經不可能轉向共產主義信仰”。在離開祖國時，他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蘇俄境內出現，將被就地正法。最後，別爾嘉耶夫客死他鄉。
關於陳獨秀、瞿秋白和別爾嘉耶夫這些知識分子的“掉隊”，隊內的一些人喜歡用“動搖革命信念”字眼來形容，斯大林們更推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目標是高尚的話，手段就可以忽略不計，惡不能用善去反對，為了善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你不能用道德衡量革命者。
但是，當紅色革命成功後，瞿秋白《多餘的話》裡的文人困惑並沒有解決，經歷過十年浩劫“脫褲子、割尾巴”中國知識分子，依然對遠離人道、“不用道德衡量的革命”心有餘悸。蘇聯解體後，人文知識分子亦加劇了這種思考，很多人要求把道德應該回到政治文明原本的意義上。正如索爾仁尼琴所言：“當年那些想通過恐怖手段，使國家成為正義幸福之邦的年輕人，是何等愚不可及”。
正義可以偽裝，野蠻無法隱藏，一切扭曲人性的事物終究令人厭倦、引人警醒。《多餘的話》最大價值，在於人性的回歸 ，讓人性與道德回到政治應有層面，只有文明政治才能創造文明世界，此番要義，於昨於今，一點都不多餘。
程萬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