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逃離香港

　　魯先聖

　　1941年8月4日，陳寅恪的好友，一直在香港關懷照顧陳寅恪家人的許地山先生逝世。這時陳寅恪正在香港，對於好友的逝世，他非常悲痛。對於許地山的才學和人品，他都有極高的評價。9月21日舉行追悼會，他為好友作輓聯：“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亂離相倚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

　　陳寅恪多次說過，他原來對於佛教和道教研究不多，是在讀了許地山的兩教史的文章之後才受到啟發。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吳雨僧《答寅恪》詩自注有言：“聞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1942年5月4日凌晨，陳寅恪一家和逃難的人一起排隊。全家人，眼睛有疾的陳寅恪，體弱多病的唐篔，三個尚未成年的女兒，各人分擔着一些行李，小女兒的胸前還掛着一個寫着全家人姓名以防走失的布袋，登上了駛往廣州的海輪。一個屈指可數的世界級的學者，這樣擠在逃難的路上，讓人痛心，讓人扼腕。

　　陳寅恪挈婦將雛於顛簸不穩的海輪之上，看着茫茫大海，看着身後漸漸遠去的香港，賦詩《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有句“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

　　海輪達到廣州以後，陳寅恪率領全家繼續前行，坐轎子，坐小船，沿着潛江、柳江，到柳州，一家人歷經千難萬險最後終於到達了廣西桂林。

　　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幾個研究所都在桂林，臨時在山腳和山腰的幾個房子裡辦公，接待陳寅恪的物理所所長丁西林暫時安排陳寅恪一家住在半山腰的一處茅草屋內。陳寅恪原來計劃是直接赴四川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但是，因為身體虛弱多病，再也難以支撐繼續鞍馬勞頓，就在廣西大學臨時設一個講座，每周三個小時。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之中，除了正常每周的下山講座之外，陳寅恪就在這個小茅草屋內的木箱子上，坐着一個小木凳子，筆耕不輟，堅持著述和研究。房屋漏雨，天熱難耐，蚊子叢生，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影響他，他的研究沒有停止，詩情也沒有消失。他的第二部中古史專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就是這個時期完成的。

　　他們住的小山後面有一棵大桂花樹，陳寅恪常在樹下休息思考，曾賦詩曰：“……秋來氣高爽，澗底老桂穠。芳香四散溢，遙望如金鐘。”

　　1942年秋天，國民政府教育部根據《部聘教授辦法》，聘請陳寅恪為首批部聘教授。同時受聘的有李四光、吳宓等三十人。當時，部聘教授，是中國教育界的最高榮譽。教育部的《部聘教授辦法》是1941年6月3日才通過頒行的，辦法規定：“在大學任教十年以上，聲譽卓著，具有特殊貢獻的教授，經審議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可為部聘教授。任期五年，可續聘。”

　　1943年初，陳寅恪一家搬到了山下的廣西大學校園內居住。陳寅恪被安排住在教職員宿舍“半山小築”，生活條件改善了許多。就是在這個“半山小築”里，陳寅恪與專程前來的英國人修中誠有一次深入的交談。他是受英國牛津大學校方的指派，專程來與陳寅恪商議赴牛津任教的事宜的。

　　這個期間，陳寅恪還冒着被日本飛機轟炸的危險，乘汽車、火車到廣東的中山大學進行了短期的講學和學術交流活動。

　　到了8月份，陳寅恪一家再次踏上了旅程，去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學任教。1943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在學校的周會上說：“我校遷徙西南，設備簡陋，不意請得海內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前來執教。陳先生業已到校，即可開課。這是學校之福。”

　　陳寅恪任職燕京大學之後，教務處公布了陳寅恪所開課目，當時陳寅恪兼任歷史和中文兩系，所開課為《魏晉南北朝史》及《元白詩》。下半年陳寅恪又開《唐史》及《元白劉詩》。第二年開設《唐史》及《元白劉詩》。這一段時期，生活極其艱苦，陳家與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樓下，陳家住樓上。物質條件很差，燈光昏暗，物價飛漲，警報不絕。但是，儘管生活如此艱難，陳寅恪用唯一還有視力的左眼，仍然不斷地從事着學術研究和著述。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著名的《元白詩箋證稿》完成。可是，正是因為他太專著於學術的研究，他的唯一的能夠看見的左眼也累壞了。他的女兒陳流求記述當時的情境說：“1945年春天的一個早上，父親突然發現兩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當天不能上課，隨後住進存仁醫院。”幾天以後，陳寅恪的左眼視網膜脫離，醫生做了眼科手術，但是，手術沒有成功，從此以後，一代大師的眼睛徹底失明了。

　　事實上，在1944年11月23日，陳寅恪就在給李濟、傅斯年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視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後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澱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太苦，則生不如死矣。”

　　一直到抗戰勝利的1945年下半年，陳寅恪一直在燕京大學。在授課時，陳寅恪的課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創穫和新意，多發前人未發之論。陳寅恪講詩亦如講史，即以詩證史，而非純詩之講解。不先讀元白(後加劉禹錫)之詩，是聽不懂陳寅恪所講的。追憶他所講的內容，既專且深，自然有諸多聽不懂的地方，兩課能堅持聽講到底者，不過二十人，其中大多數今已成為在文史研究方面學有專長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