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結束種族歧視的黑人鬥爭史


南非曾經長期是一個實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邪惡帝國”。其少數白人統治集團對占人口多數的黑人的歧視和壓迫之深，其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之頑固和僵強，其法律政策的野蠻和不人道，都是非常突出的。特別是在戰後世界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普遍衰落的形勢下，南非當局卻強化了被稱為“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的種族主義統治。因此，它成為世界進步主旋律中的極不和諧音，曾激起世界輿論的一致譴責和遭到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

　　由於權威主義政治與種族壓迫纏結在一起，南非的民主化具有特殊的困難性。種族主義的統治造成深刻分裂的社會，種族壓迫深入到從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的各個領域，造成以種族區分為基礎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種族間敵視和仇恨情緒根深蒂固，其實現和解的難度只有宗教紛爭可與相比。人們曾認為，南非和平地實現向民主過渡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但是，進入80年代，在世界性的民主化大潮中，這個種族主義的最後保壘開始坍塌。80年代後期起，種族主義政策有所鬆動。從1989年起，南非開始廢除種族主義和實行民主化改革。90年代初，它以和平的方式，通過談判和妥協，過渡到以種族平等為基礎的民主。到1994年，正式實現了由少數白人向黑人多數的權力轉移。南非民主化改革的啟動為人們所始料不及，其過程之順利超出人們的估計，其結果之理想超出人們的想象。它被普遍視為存在着深刻對立的社會實現和解的一個樣板，證明了談判、妥協是解決當代社會矛盾的有效途徑。南非的民主化改革也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個生動例證。它的成功從一個側面表明，在當代世界，民主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一、南非：種族主義的頑固堡壘

　　南非共和國是個多種族的社會。有黑人、白人、有色人(混血人)和亞洲人四大種族。到1992年，南非3，900萬人口中有近3，000萬(77%)為黑人；510萬為白人(13%)；340萬為有色人(9%)；100萬為印度人(2.5%)。（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9.）在80年代以前，白人是統治者，而黑人是居民的主體。白人與黑人的種族衝突是南非社會的主要矛盾。

　　實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南非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徵是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從1910年起，南非白人統治者先後頒布350多條種族主義法規，實行極野蠻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和種族壓迫政策。種族區分深入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

　　在種族主義統治下，南非的政治權力完全按種族特徵來分配。這是南非政治的一個特點。占人口百分十幾的白人壟斷了權力，在他們內部實行民主，而占人口多數的黑人卻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准參加政治活動，沒有選舉權。所以，在南非，民主化的改革必然與廢除種族岐視和種族壓迫聯繫在一起，而反對種族壓迫的鬥爭同時也是爭取民主的鬥爭。

　　白人利用在權力上的支配地位直接或間接地支持白人的物質利益，使黑人與白人在經濟上成為兩個階級。“各類學者的研究都證明，南非的收入差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10）種族歧視使階級差別問題愈加嚴重。1978年，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按人均國民收入計算，南非的收入居世界中上等水平。（Francis Wilson,South Africa:the Problems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in Amiya K. Bagchi(a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St.Martin's Press,1995,p.237.）1992年，南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030美元。但經濟發展的好處很少被黑人分享。與國家的富裕相對照的，是大批黑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改革前，占總人口不到13%的白人擁有南非財富的80%，土地的87%。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計算，1987年，南非的Gini係數達到0.48，是世界最高值之一。（Gini係數用來計算收入不平等的程度，“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種族集團間更為突出。在1985年，有83%的白人年收入高於16,000蘭特（約合5，333美元），而黑人只有5％達到這個水平；只有7%的白人年均收入低於8,000蘭特(約合2，667美元），而黑人卻高達58%。（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11.）80年代中期以後的經濟衰退對黑人產生最嚴重的影響。據1988年8月到1989年4月的抽樣調查，南非黑人平均月收入為521蘭特，白人為3297蘭特，即為黑人6倍多。（葛佶：《南非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任重道遠》，載《西亞非洲》，1991年第5期。）統計也表明，除了種族之間收入相差甚為懸殊外，在同種族內，收入卻相對平均。白人和黑人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裡，形成強烈反差。

　　種族岐視在南非無孔不入，人的種族身份影響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種族主義登峰造極的時代，每個人的地位都被確定下來，甚至包括住所、工作、學習、談情說愛及公共交通方面，也就是種族區分的影響深入到廣泛的社會生活和每個人的言行舉止中。根據南非的法律，黑人進城沒有通行證要遭逮捕。據統計，在改革前，南非平均每分鐘發生兩起違反《通行證法》的案件，平均每天有1900多名黑人因此而被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已經普遍衰落，但南非的種族主義卻愈加強硬。1948年由荷裔白人控制的國民黨上台後，更把種族隔離奉為國策，南非正式成為種族隔離的國家。（“種族隔離”(apartheid)一詞是國民黨發明的，他們認為正確的譯法應該是“分別發展”。）種族隔離制度的主要特徵是：第一，根據“種族”將居民進行區分；第二，為不同的種族群體建立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三，以國家的暴力鎮壓反對派。（Margaret Kiloh,South Africa:Democracy Delayed,in David Potter,Democratization,p.295.）

　　面對黑人日益增強的反抗和國際社會越來越大的壓力。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從50年代初起開始實施所謂“黑人家園”(班圖斯坦，Bantustans)政策。其目的是“實現政治分離”。他們將其稱為各種族的“分別發展”，即政治上的獨立和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根據這項政策，南非當局按語言文化把黑人劃分為若幹部族，讓他們居住在南非當局劃出的十個“黑人家園”(“保留地”)中。這些“黑人家園”擬經過建立“地方當局”、“實行自治”和實現“獨立”三個階段，最終與南非白人國家分離。黑人將失去南非國籍。在其他國家，如殖民地時代的非洲國家和60年代以前的美國，種族岐視僅僅是種族間水平方向的區分，使黑人享有的權利少於白人，南非則是種族間的垂直分離，空間的分離。這種徹底分離政策被他們解釋為“相互平等的種族或民族間的區分”。實際上，這一政策是南非種族主義登峰造極的表現。強硬的國民黨領導人馬蘭稱：南非所面臨的問題是歐洲人能夠保持統治、純潔和文明，還是被淹沒在南非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是能夠制止到處破壞、侵略成性的共產主義癌症，還是容忍它進一步破壞我們的自由、宗教，我們的南非國家和我們歐洲人的存在。

　　由南非當局劃歸“黑人家園”的土地只占南非總面積的12.65%，且多為貧瘠地區，在經濟上缺乏起碼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因而“黑人家園”政策遭到黑人的反對和抵制。南非當局強行推行這一政策，以極其殘酷的手段把300多萬黑人趕進“黑人家園”。1970年的一項法律剝奪了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權，使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成了外國人。

二、南非民主化的前提

　　南非的民主化雖然出人意料，但卻不是不可思議的。雖然南非特殊的種族關係給它向民主的過渡造成了巨大困難，但是，進入80年代，南非社會發生的諸種變革，也為它實現種族和解和建立民主社會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1．黑人解放運動

　　在任何不民主的社會裡，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社會集團產生平等參與的要求，並能夠組織起來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權利而鬥爭，這是實現民主的最基本條件。民主權利從來都不是賜予的，而是爭來的。南非黑人的反抗鬥爭表明，他們有資格享受民主權利。

　　在南非，有組織的反種族歧視運動比種族隔離的歷史還長。最早建立的解放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甚至比推行種族隔離的國民黨的歷史還長。1910年南非建立了崇尚白人至上思想的南非聯邦，以黑人為主體的南非各族人民從此開始了反對種族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1912年，民族主義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成立，它標誌着南非人民有組織反抗的開始。1948年，國民黨在大選中獲勝，開始推行其種族隔離政策後，非洲人國民大會與當局的鬥爭更具有了政治對抗性。當作為種族隔離政策支柱的“人口登記法”於1950年被通過後，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從狹小的精英團體轉變為廣泛的群眾組織。1959年，又出現了另一個黑人解放組織“泛非主義者大會”。

　　“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起初的指導思想都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主義。其鬥爭的主要形式是和平請願、示威遊行、罷工、罷課等非暴力鬥爭。但是，在1960年的沙佩維爾事件中，示威的群眾遭到當局的屠殺，兩個民族主義組織被取締，被迫轉入地下。這次事件使他們堅定了抵抗的決心，也迫使他們開始檢討非暴力的信念，考慮採用革命戰略的可能性。1961年，這兩個主要的非洲人民族運動組織都組建了武裝組織，他們分別稱為“民族之矛”和“波戈”，從而提高了抵抗運動的層次。從此以後，黑人解放運動便採取兩種方式並用的戰略，以政治鬥爭為主，以武裝反抗為輔。黑人運動領袖蒂夫·比利在遇害前就曾說過：“南非通過漸進的方式不能帶來變革，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實現變革。”（丁杏芬:《南非黑人覺醒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載《西亞非洲》，1985年第2期，第27頁。）不過，事實上，暴力鬥爭的設想並未在實踐中認真實行。暴力革命的號召主要是反映了部分黑人的激進要求，是他們在經歷一次一次挫折和失敗後一種急躁和憤懣情感的外露。黑人領袖知道，白人雖然是少數，但卻是一個相當大的少數。他們還有着政治、經濟等優勢，掌握着龐大的武裝力量。所以，他們的鬥爭策略仍然是迫使當局走到談判桌前。

　　在兩個民族主義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的條件下，黑人學生運動隨之興起。在60年代，許多黑人大學生投入到各種學生運動中。以學生為中堅的“黑人覺醒”運動教育和組織黑人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來。黑人覺醒運動興起之初，基本是“白人種族主義的對立面”。它是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哲學，其本質在於解放黑人思想，進行一場心理革命，從而喚起非洲人對遭受壓迫的新覺醒，擺脫殖民地人民的奴隸思想。學生運動在1976年的索維託事件後達到高潮。

　　1984~1988年，黑人的反抗鬥爭達到頂點，在索維託事件後發展起來的黑人工會組織和地方自治的社區團體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83年，聯合民主陣線成立，它是大約600個社區團體、工會和教會的鬆散聯合。如果說從1948年到1969年期間反對勢力主要來自政黨的話，從1970年後，市民社會組織則開始扮演了主要角色。

　　戰後數十年間，黑人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大規模的反抗發生在1952年、1960年、1976~1977年、1984~1988年，一次比一次更強烈，更廣泛。人們都已經認識到，強大而憤怒的黑人解放運動必將導致一場革命和內戰。而當局以高壓政策阻止革命的努力顯得越來越難以奏效。有的學者統計了這幾次大規模反抗鬥爭中黑人被捕和被殺害的情況：

　　1952年的“蔑視運動”：被捕：8，000人，死亡為0。

　　1960年的沙佩維里事件：被捕：18，000人，死亡67人。

　　1976~1977年的索維託事件：被捕：5，980人，死亡700或575人。

　　1984年9月~1985年7月：被捕：14，000人，死亡740人。

　　1985年7月~1988年12月：被捕：31，000人，死亡3，361人。（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65.）

　　面對這樣“反抗－鎮壓－更大規模的反抗－更嚴厲的鎮壓”的循環，人們不禁要問，下一輪的反抗和鎮壓何時開始?它會持續多長時間，又喪失多少生命?當下次反抗運動到來時，政府還有能力對付它嗎?當國民黨的領袖開始放棄種族隔離政策時，這些問題無疑縈繞於他們的腦際。南非黑人的鬥爭基本上是和平的，但對革命和內戰前景的恐懼，是迫使白人政權走到談判桌前的重要因素。

2．種族主義的衰敗

　　種族主義的衰敗是隨時代發展而逐漸顯現的緩慢過程，但在1991年6月17日，這個過程達到了它醒目的終點。那一天，在德克勒克的領導下，白人占統治地位的三院制議會終於通過法律，廢除了種族歧視的法律基礎棗人口登記法。這個法案將所有人按種族區分開來。德克勒克總統在議會上發言時說：“1991年將載入史冊，這一年，南非最終從制度上廢除了對人在法律上的區分，即種族隔離。現在它已經成為歷史。”（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p.56~57.）

　　種族主義衰敗的一個明顯跡象是統治者開始改變觀念。特別在1976年到1982年，國民黨從僵硬的種族隔離轉向了“生存觀念”。奧·唐奈爾(O.Donnell)和施密特(Schmiter)在1986年寫道：“轉變開始到來的明顯跡象在於，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統治者開始修改他們自己的統治原則，為個人或團體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57.）聲名狼籍的人口登記法的廢除標誌着種族隔離的末日到了。執政黨已經單方面改變了原有政治遊戲規則的核心部分，親手埋葬了它創立和維持的種族隔離制度。執政黨已經發現，維持種族隔離的權威政治所付出的代價越來越超過從中所得到的好處。

　　種族歧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有一個基本矛盾：即領土隔絕和種族隔離的政治政策(或者說分別發展)與現代化和迅速工業化的經濟要求消除種族隔離之間的矛盾。一方面領土隔絕的政策要求將黑人納入獨立的自治國家中，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卻又使白人城市地區需要黑人勞動力。

　　這就產生一個基本的悖論：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求實行種族隔離，但社會經濟發展使白人越來越依賴黑人。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南非製造業得到很大發展，黑人工人隊伍壯大起來。這使南非經濟更加依賴黑人勞動力。種族主義的勞工制度不利於黑人工人隊伍的穩定和技術素質的提高，同時黑人工人反抗壓迫和岐視的鬥爭也愈演愈劇。有形和無形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與黑人建立和諧關係，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從而提高黑人勞動力素質，是白人統治者和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所在。而“分別發展”政策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趨勢以及日益緊密的經濟依存關係更是極不協調。到70年代中期，不僅英裔資本家對種族隔離制度提出批評，而且阿非里卡人資本家也羽翼豐滿，與英裔資本家一樣，尋求更高的生產效率和新的市場。一句話，社會經濟發展本身要求改變原有的種族關係。

3．國際社會的壓力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成為本世紀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它遭到了大多數國家的強烈譴責。特別是二戰後法西斯主義的覆滅，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人權和自由的尊重。美國在60年代也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從60年代起，非洲建立起一系列獨立國家，它們同情和支持南非黑人的鬥爭。在這種國際氣氛中，南非政權顯得格外不得人心。國際社會對南非當局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使南非種族政權處於四面楚歌的極端孤立狀態。國際社會的壓力對南非的民主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當德克勒克在宣布他改革南非計劃的同時，呼籲“國際社會重新估計它的立場並對南非正在發生的巨變採取積極態度。”（《獨立報》(英)，1980年2月3日。）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國際社會的壓力是促使南非統治者進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國際社會的政治行動和南非種族主義的終結之間有着清晰聯繫。1960年的沙佩維里大屠殺成為一個轉折點，南非種族主義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1962年，聯合國要求其成員國中斷與南非的外交關係和大部分商業聯繫。1963年，聯合國安理會建議對南非實行武器禁運。1968年，聯合國通過決議，稱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為“反人類的罪行”。1972年，聯合國拒絕接受南非代表團的代表資格，從而取消了它在聯合國的選舉權。

　　國際社會對南非採取的懲罰性措施在兩個方面產生了影響：

　　第一，國際社會的行動有效地扼制了南非的經濟，特別是在80年代，南非在經濟上的損失高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南非的經濟基本上是開放型的，因此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很強。政治上的孤立狀態使它失去了大批國際投資，斷絕了重要的技術來源。甚至為了進口石油和軍火都要支付昂貴的“政治成本”。在制裁中南非經濟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是財政，它造成大量資金外流。1986年後的三年中有500多家外國公司撤離南非。截至1990年底，國際制裁已經使南非在金融和貿易等方面損失了400億蘭特(約合160億美元)。受國際制裁的影響，南非經濟蕭條，國債負擔沉重，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失業率上升。種族歧視政策使南非在國際關係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這種損失，反轉來又削弱了可用於維持種族隔離制度的資源。

　　第二，國際社會的制裁及其造成的經濟衰落深刻地影響了白人的感受和態度，使他們產生了危機感。無論制裁是否對統治階級產生重大的直接影響，經濟受到傷害的感受的確有效地軟化了白人統治集團的種族歧視態度。（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57.）國際社會的制裁還遍及各個領域，比如，在國際比賽中，南非的體育代表團遭到拒絕，南非支持種族隔離的教會組織被國際組織開除等。南非當局急於擺脫這種恥辱的孤立狀態。

　　南部非洲局勢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南非的轉變。1974年葡萄牙政變後，其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於1975年相繼獨立，這使南非當局面對莫、安兩個“共產主義政權”以及蘇聯、古巴在南部非洲的軍事存在，他們感到“共產主義進攻”迫在眉睫，其種族主義制度的“安全”受到威脅。南非軍方對戰略安全的擔心，成為影響博塔政權政策的一個基本因素。而津巴布韋(1980)和納米比亞(1989)實現黑人多數統治，又鼓舞了南非黑人的士氣，對南非形成了更大壓力。此外，主要由於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調整，到1989年，美蘇在南非問題上幾乎接近一致，其合作與默契是前所未有的。雙方都推動南非各派進行政治談判，實現和平解決。

4．宗教的政治作用

　　南非基督教信徒約占總人口的78%。黑人中有75.8%是基督徒。基督教第一大派是非洲本土教會，其領導人和信徒都是黑人，強烈反對種族主義。第二大派是荷蘭歸正會，以白人教徒為主，72%是阿非里卡人，曾是種族隔離政策和奴隸制的堅定支持者。1982年，它被世界歸正會聯合會開除。第三派是羅馬天主教。1958年，羅馬教皇制定了改革方針，1963年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和教皇保羅二世發表的《人民進步》通諭，允許聖職及禮儀的非洲化，使天主教在70~80年代在非洲迅速發展。教徒中黑人占80%。此外較重要的教派有聖公會，黑人教徒占一半，一向反對種族隔離制度。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姆皮洛·圖圖是著名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領袖，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在基督教各派中，除歸正教外，各派都反對種族主義。他們的根據是基督教的教義。如聖公會大主教圖圖所說：“作為一個基督教徒，我之所以要反對這個罪惡的、不道德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出於我對上帝的信仰棗教會有責任、有義務為人類講話，特別是為那些孱弱的、忍飢挨餓的、受壓迫的和遭踐踏的人們吶喊。”（引自李廣主編：《非洲名人傳》，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頁。）進入60年代後，歸正會也開始出現分化。1960年，南非荷蘭歸正宣教會接受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譴責種族隔離的決議，1962年，又宣布可接納反種族主義者為該會教徒。1986年，荷蘭歸正會發表《教會與社會》宣言，指出“種族隔離作為一種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使人們在基督教倫理領域不能受到公正地對待”。並宣布停止以《聖經》來論證種族隔離制度的合法性。至此，基督教各派立場趨於一致，皆反對種族隔離。教會的立場受到政府當局的重視。德克勒克上台後，於1989年10月會見反種族主義的宗教領袖圖圖、奇凱恩、博薩克等，討論了白人當局與黑人組織間的對話問題。政府態度的轉變與宗教界政治態度轉變密切相關。（參見黃若遲：《論南非宗教及其社會文化作用》， 載《西亞非洲》，1986年第3期。）

5．博塔時期：種族主義的危機和鬆動

　　由於上述諸種原因，在博塔政權(1978?989年)期間，種族主義政策已經面臨着深刻的危機。在國內，尖銳的種族矛盾使國家陷入“停滯、仇視、分裂、緊張和衝突”的惡性循環。黑人的反抗鬥爭不斷把南非推向內戰和革命的邊緣。博塔已經明確地認識到：“潮流已經轉向了，在我們被沖走前，必須變革”。（《新非洲人》雜誌，1990年3月，第14頁。）在國際上，種族主義政權完全孤立，面臨日益強大的壓力。內部的動盪和外部的制裁使南非經濟也陷入深重的困難境地。從1984年到1989年的6年中，國民生產總值有4年為負增長。

　　在博塔政權後期，對種族主義政策進行了一定調整。國民黨的指導思想開始由種族分離的僵硬教條向一種“生存意識”轉變，開始尋求一種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它以保障白人安全為出發點，一方面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和有傷害性的法令”，以緩和種族關係；另一方面，又要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黑人革命，維護種族主義統治。

　　為緩和種族關係，博塔政府首先給有色人(混血種人)和亞洲人有限的參政權。通過憲法改革，在白人議會外，另立有色人議會和亞洲人議會，三院制國會不僅在議席分配上保證白人壓倒多數的地位，而且通過劃分“內部事務”和“一般事務”，使有色人議會和亞洲人議會無權過問防務、財政、外交、司法和工商業等重大問題，只有權管理本種族內部的教育文化和社會福利。特別是黑人仍被排除在外。其次，博塔政府也軟化了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政策。黑人工會獲得與白人工會同等的地位，一些不太重要的種族隔離措施被取消。

　　博塔的改革在統治者內部出現了分岐，其最初的跡象表現在1982年國民黨內部的分裂。20個國民黨黨員對開始調整和鬆動種族主義政策的總理博塔投了不信任票。這使黨內的爭論表面化了。雙方的分岐是深刻的，涉及到南非白人政治的基礎。改革者意識到了權力平衡的變化，而抱守陳腐信條的保守派卻拒絕承認這一點。結果是這些保守派被開除出國民黨，他們成立了保守黨。統治集團內部改革一派占了上風，這是向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博塔改革的目的是白人統治的安全。統治者意識到，只有作出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保證白人統治的安全。所以，博塔做出一些象徵性改革，但在根本問題上不讓步。它仍堅持國家制度以種族劃分為基礎，拒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放棄白人的統治權。他說：實行“一人一票，這個國家就完了，永遠完了”。（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棗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下)，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826頁。）而黑人解放運動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實現民主，即多數人的統治。曼德拉指出：“最關鍵的鬥爭是在政治領域”。（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n My Life,London,1978,p.175.）所以，博塔改革的初衷是鬆動一下閥門，以減緩壓力，避免爆炸性後果的出現，結果是不但沒有安撫反而引發了黑人更大的不滿和抗議。這就為德克勒克上台實行實質性的改革打開了道路。

三、民主化進程

　　隨着舊秩序的逐漸衰敗和黑人解放運動的成長，到80年代末，南非開始步入變革的軌道。黑人運動的成熟使他們已經能夠掌握政權，多數占統治地位的白人也已經改變觀念，準備放棄種族隔離制度。向民主過渡的條件已經成熟。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尤其是他們的精英都已經開始意識到，解決衝突比無盡無休的鬥爭要好。而要解決衝突，必須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通過雙方作出讓步和妥協，考慮到各派歷史、意識形態，各派的利益，以及各派的力量對比和影響等，制定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這裡，各派的妥協寬容精神和靈活態度對於實現過渡至關重要。

1．向民主化轉型的七個步驟

　　博塔執政時期，南非的種族主義政策開始鬆動，從1989年到1993年是南非的轉型期，到1994年多種族的大選，民主的新南非正式誕生。

　　南非的民主化經歷了從解凍——解除黨禁——談判棗——除種族隔離法——制憲——大選和建立新政府諸階段，最終確立了民主制度。

　在白人方面，其態度的轉變經歷了若干階段：種族主義情緒衰落——放棄種族隔離政策－與黑人和談——允許黑人參政但不放棄白人統治——承認多數統治的民主原則。

　　在黑人方面，其鬥爭方式經歷了街頭(對峙)——談判桌(妥協)——投票箱(合作)”，或“子彈”(武裝鬥爭)——“選票”(合法競爭)諸階段。

　　民主化進程的每一步聯結起來，就是政治遊戲規則的崩壞和重新定義。根據塞斯克的研究，南非向民主化的轉型經過了七個階段：

　　第一，舊的統治結構的衰敗。種族隔離的失敗導致先前的隔離制度讓位於隨後的對隔離制度的改革。

　　第二，互相傷害的對峙得到發展。衝突的雙方都沒有能力單方面建立起一套新的規則。80年代期間，當局與黑人解放運動間衝突的焦點就在於每方都想把自己的一套規則強加給對方。當局企圖通過改革來實現，而解放運動一方則想通過革命來實現。借用巴特曼(Bartmam)的話說，就是“相互傷害的對峙”逐漸導致使1989年的解決方案“成熟”的衝突。

　　第三，雙方選擇通過談判建立一套新規則，結束對峙。通過談判制定新規則結束對峙，是整個過程關鍵的一步。對於南非來說，這一步的實現，是結構性因素和其它有利因素在適當歷史時機匯合的結果。

　　第四，各方首先擬定一個制定新規則的初步程序。南非談判的進程揭示出，一個初生的憲法結構是怎樣在討論“關於談判的談判”的中斷中創造出來的。在這個最初談判過程的每一步，政治家們自已的制度選擇使談判過程克服了前途莫測的困難和騷動而得以繼續。

　　第五，各方開始商討領導過渡時期的原則。也就是當新秩序尚在談判中的時期的臨時規則。隨着創造新的民主制度的前景日益明朗，各方開始選擇一種適宜的機構來協商和制定新的政治規則。

　　第六，各方必須就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及其實施進行談判。也就是談判建立結束種族歧視後民主國家的憲法結構。他們設計出一整套民主的組織機構，公布被認為多少具有永久效力的新憲法。

　　第七，談判如何實施和推行新的規則，也就是說要建立新的政權。把原來達成的協議在新政治體系中轉變為法律，自然是這個過程的頂點，對於其實施也是關鍵性的。這一點無論對臨時性的安排還是對於最終的憲法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p.13~14.）

2．從對抗到對話：　

　　1989年，德克勒克取代博塔，承擔起了政治改革的沉重使命。這年9月，作為國民黨新主席的德克勒克在競選演說中提出：“種族歧視必須取締，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他相信，“在每個尋求和平的人之間進行討論和談判是走向未來的關鍵”。德克勒克當選後，在就職演說中鄭重表示對政治改革承擔義務，“通過和平手段建立新制度”。上任後，不斷保證要實行“徹底改革”，讓占人口多數的黑人“分享國家權力”。10月，他提出了一項五年改革計劃，其核心目標是：修改種族集團的概念，主張南非人將根據他們“共同的價值標準”而不是膚色來治理自己的事務。通過與黑人組織進行談判，開創“新時代”，建立“新南非”。

　　1990年，政治解決進程正式啟動。這年2月，德克勒克在議會開幕式上宣布，撤消對非國大黨、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南非共產黨的禁令，決定釋放被監禁了28年之久的反對派領袖曼德拉。同時表示，政府準備修改政策，通過談判制定一部新憲法。並呼籲黑人領袖們與政府一道坐到談判桌上來。

　非國大對此作出積極回應，1989年8月，該組織提出了為創造和平談判環境必須做到的5個先決條件。曼德拉表示：“我們準備談判任何問題，談判意味着準備妥協。”而德克勒克也承諾：他“保證對談判承擔義務，並促進這一進程”。

　　這樣，代表少數白人政權的南非政府和代表黑人解放運動的非國大兩派開始從對抗轉向對話。雙方經過激烈的鬥爭與妥協，首先完成了“關於談判的談判”，結束了敵對狀態。作為對話的初步成果，1991年，德克勒克政府廢除了80多項種族主義的立法，有近140項法律中的種族主義內容被刪改。這在法律上使種族隔離失去了依據。同年9月，執政的國民黨代表大會提出新憲法草案，同意給黑人公民權。這些變化為制憲談判的展開鋪平了道路。

3．對話與妥協：新的社會契約

　　種族隔離法被廢除和黑人的公民權得到承認後，剩下的就是關於憲法的談判，即如何分配國家權力，如何組織新政府的問題。

　　1991年12月，南非19個主要政黨和政府的代表在約翰內斯堡舉行多黨會議，討論了制訂新憲法的指導原則、建立過渡時期臨時政府、通過普選產生制憲會議、將黑人家園並回南非等問題。會議簽署了《意向宣言》，強調與會各方將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民主的新南非。這標誌着南非的政治改革已進入實質性的制憲談判階段。

　　德克勒克的一系列改革刺激了白人內部右翼勢力，他們向德克勒克的改革提出挑戰。1992年3月，德克勒克舉行了白人的公民投票，對改革政策進行表決。公民參加投票的熱情極高，人們冒着高溫排着長隊投票，參加投票的人數達到登記公民數的85%。公決結果，支持民主改革計劃的占68.61%。這次投票表明，多數白人已經放棄了種族主義態度，認同給黑人以平等的政治權利。通過這次投票，德克勒克的改革方案獲得了白人的“批准”，來自白人方面的阻力已經被排除，右翼種族主義者已無力阻擋或扭轉改革的方向。

　　為制定新憲法所進行的多黨談判步履艱難。談判中一個關鍵的分歧在於：國家權力怎樣分配，如何行使。非國大要立即實現“黑人多數的統治”，採取英國式的“勝者獨攬一切”的選舉制度；而當局認為這樣會導致黑人多數對白人的統治，這正是他們最恐懼的。他們要求通過建立兩院制議會，使白人少數有“政治否決權”，從而在憲法上保障白人和黑人以種族集團為基礎永久分享權力。

　　雙方經過了激烈的討價還價，一度談判陷入僵局。最終雙方都以現實和理智的態度作出了讓步。進入1993年，他們在統一的南非、一人一票的選舉、基本人權、獨立的司法等方面的立場都趨於一致，而且在政治過渡方式上的分歧也逐步縮小。1993年6月3日，多黨談判委員會正式確定1994年4月27日舉行南非首次多種族大選。1993年11月制憲談判取得決定性的突破，曼德拉、德克勒克等21位南非各派領導人簽署通過了《過渡憲法草案》。過渡時期憲法是向舊南非告別的宣言書，從此南非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12月，南非議會通過了南非歷史上第一部非種族主義的臨時憲法，即《南非共和國憲法草案》。南非各派政治力量終於通過談判達成了一項分配權力的社會契約，在法律上結束了白人對政權的壟斷，確立了沒有種族差別的民主原則。

4．妥協與合作：民主的新南非

　　1994年4月26~29日，南非按預定計劃舉行首次多種族全民大選。大選有2，000多萬人參加，其中70％的的選民是第一次獲得選舉權的非洲人。“許多黑人選民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在凌晨2時就趕到投票站，在瑟瑟秋風中裹着毛毯，排隊等候7時開始的投票。”南非《星報》這樣描寫從空中俯視索韋托黑人投票的情景：“排隊投票的黑人群眾站成了一條長龍，它蜿蜒曲折，尤如舉世聞名的中國萬里長城。”

　　5月6日，大選結果揭曉：非國大以62.65％的多數選票獲勝，國民黨得票20.39％位列第二。5月9日，非國大主席曼德拉當選南非首任黑人總統，10月宣誓就職。南非各派勢力接受了民選的結果。許多觀察者都說，大選如此平靜，簡直是個奇蹟。而1994年5月10日這天也就標誌着南非和平轉型的結束。11月，由非國大、國民黨和因卡塔三方組成了以非國大為主導的多黨聯合政府。

　　大選的順利完成和新政府的建立，宣告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正式結束。占人口3/4的非洲人第一次獲得選舉權，有色人和亞裔人也擺脫了二等公民的地位。一個民主、平等的新南非誕生了。

　　1996年5月8日，南非通過新憲法，其中未規定現政府1999年任期屆滿後繼續實行多黨聯合執政原則。次日，國民黨退出民族團結政府，成為反對黨。作為過渡形式的多黨聯合政府讓位給多黨競爭的定型體制。

四、成就與問題

　　南非由種族隔離制度走向平等和民主，深刻對立的種族集團由敵視而轉到和平談判，最終達成妥協與合作，這是一個政治奇蹟，也是一場深刻的、內容廣泛的社會變革，它包括政治權力、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文化心理等諸多方面的巨大變遷。南非不經過內戰就解決了困擾着它上百年的種族壓迫問題，消弭了種族間的主要分岐，這在改革前人們還是難以想象的。南非當局和黑人運動領袖以其符合時代精神的現實與理性的態度，寬容與妥協的精神，實現了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避免了革命的震盪和破壞。人們曾擔心的白人右翼反叛未成氣候，他們雖然曾聲稱要“血洗南非”，破壞大選，但終未實行。民意是強大的力量，各方都能接受民意的選擇。以民意為合法性的現代觀念深入人心。

　　南非經驗向人們表明，在一個深刻分化和激烈衝突的社會裡，仍然可以不用高壓和獨裁手段，而是通過各派和平談判達成一種社會契約的方式解決矛盾，實現民主。

　　大選後的南非政治十分穩定，南非人稱之為“密月”。民族團結政府以和解、穩定、發展為中心，採取穩妥的政策，順利實現了從白人政權向多種族聯合政權的過渡。大選後白人曾擔心黑人多數的獨裁，對白人實行報復，這些都沒有出現。沒有反政府的遊行示威，沒有種族仇殺的暴力行為。種族和解精神已深深植入人們心中。新南非已經走出了分裂、動盪、騷亂的困境，邁向充滿新希望的未來。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南非將不再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衝突的國家。種族歧視和不平等在國家體制和法律上被廢除之後，它在社會的廣泛領域還會長期存在。在種族矛盾開始緩和之後，階級矛盾對於南非這樣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黑人與白人的矛盾在種族層面淡化後，其經濟上的不平等會變得更加刺目。南非新政權也面臨着諸多考驗。它能否迅速地發展經濟從而解決長期積累的黑人貧困問題，能否有效地管理國家，這都會直接影響民主的前途。近幾年南非犯罪率激增就使樂觀的人們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人們認為，南非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其撲朔迷離不可預測的因素很多。民主制度只是在不同種族和種族內部各派間建立起一種動態的平衡，這種平衡有一定的脆弱性。在新政權的一潭靜水下仍翻湧着不可預測的社會潛流，這種潛流一旦碰上水底礁石，說不定仍會泛起驚濤巨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