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療”
黎陽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主席試圖消滅中國政治體制內“癌症”的一次“放射治療”，那就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切。
用放射治療法治癌症，不可避免要傷及大量無辜的健康細胞，會給病人帶來很大痛苦。但為了消滅那些致命的癌細胞，就不得不忍受這些痛苦。無論患者還是親屬都不會硬說用放射法治療癌症是犯罪，而會承認這是為了保全生命、挽救整體而不得不承受的必要的代價。即使治療效果不理想，那也不能因此追究醫生責任。相反，應該承認醫生已經盡了力，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如果懷疑採用放射治療的醫生動機不純，是存心害人，那只要看看醫生及其親屬是否利用治療損人利己就行了。如果人家沒有得到任何私人好處，那憑什麼懷疑人家的動機?
那中國政治體制內的“癌症”是什麼?那就得先看看最令今日中國普通老百姓咬牙切齒、恨之入骨的都是些什麼人。毫無疑問，是腐敗，無孔不入的腐敗，無法無天的腐敗。那麼是誰製造了腐敗?一是貪官，二是專為貪官出謀劃策的騙子“學者”。他們一個是通過行政權這種“硬”權力以權謀私，一個是通過話語權這種“軟”權力以權謀私，二者“軟硬兼施”，狼狽為奸，專門禍害老百姓。
那麼形形色色的奸商惡霸呢?他們的民憤難道不大?當然大。但他們不過是貪官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貪官，奸商哪裡有空子可鑽?奸商之所以能成“奸”，全因為有貪官的支持包庇。沒有貪官，奸商就“奸”不下去，只能老老實實經商;有了貪官，不是奸商也變成奸商了。剛解放時奸商還少嗎?行賄搗鬼還不猖狂嗎?但一個“三反”“五反”就全老實了。問題的關鍵是權力掌握在什麼人手裡。“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
那麼貪官和騙子“學者”從何而來?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不小心吃錯了藥蹦出來的。只要是大權在握又無人制約，從好人蛻變成貪官和騙子“學者”不過是一念之差，輕而易舉。貪官之所以能成為貪官，騙子“學者”之所以能行騙，就是因為他們擁有了實際上不受制約的權力，有持無恐，沒人管得了他們。從理論上講，這些人的“頂頭上司”應該能管，但實際上即使想管，管得過來嗎?一個兩個的也許還湊和。但如果是問題遍地開花，誰有可能一個一個去深入調查落實糾正?實際結果就是只要不捅出塌天大禍，根本就沒人管得了。正如一個貪官自己供認的：“官做到了我這一級，基本就沒人管了。”“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既然這些人的權力實際不受任何有效制約，那他們不腐敗也要變腐敗了。
有些“精英”一提制約絕對權力就要求共產黨下台，搞西方“多黨制民主”，說非如此不能防止腐敗，甚至說“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意思是只能在亡黨與亡國二者之間選擇一樣。這實際是“精英”們給中國人下的一個套，藉口反腐敗搞政變而已。無論是用政黨制約政黨，還是用衙門制約衙門，本質上都是用同等性質的東西互相制衡。這在理論上似乎頭頭是道，在實踐上根本行不通。自古以來中國的皇帝們不知搞過多少監察機構特務衙門之類來制約臣下的權力，但沒有一個是成功的，最終都避免不了因貪污腐敗、官逼民反而王朝覆滅的下場。因為它沒辦法解決制約別人的權力機構本身由誰來制約的問題，所以只能制約別人的腐敗，卻制約不了自己的腐敗。而一旦自己腐敗了，再想制約別人就難了。結果遲早是“你爛我爛，大家都爛”，最後應了《紅樓夢》裡的那句話：“只有門口的那兩個石頭獅子是乾淨的”。不管是明朝的“東廠”、“西廠”、“錦衣衛”還是國民黨的“軍統”、“中統”，雖然制約了別人，但誰來制約它們自己?它們帶頭搞腐敗，誰能管得了?“抽刀斷水水更流”。靠官僚制約官僚，從長遠來說除了製造出一大堆專門互相扯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官僚外沒有什麼積極效果。西方的“多黨制民主”用政黨制約政黨跟中國自古以來用官僚制約官僚的老法子沒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靠“精英”制約“精英”，靠政客之間的狗咬狗鬥法，說到底還是為了少數人的私利，跟為廣大老百姓的利益完全不是一回事。政客“精英”們能為了自己的私利互相制約，就也能為了自己的私利互相勾結、互相合作、互相包庇，“官官相護”、“黨黨相護”，所謂“制約”不過幾年一度的逢場作戲，合夥胡弄老百姓而已。歷史反覆證明，單純靠少數人制約少數人的道路是死路。因為問題的核心在於：制約別人的人本身存在一個被制約的問題。如果無制約，那這制約別人的少數人遲早會無法無天帶頭鬧腐敗。如果有制約，那腐敗勢力必然會利用這種制約大做文章，想方設法利用這種制約來制服那些負責制約別人的人：收買、蒙蔽、栽贓、陷害、誣衊、暗殺、離間、扯皮、牽制、要挾、渾水摸魚……只要是單純依靠少數人制約腐敗，那腐敗勢力就總有辦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遲早把這少數人搞定，至少讓他們發揮不了作用。但如果發動全體人民參與制約腐敗，那腐敗勢力就束手無策了。腐敗傷害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只有全體人民這個整體才跟腐敗永遠勢不兩立。你不可能靠小恩小惠長期收買全體人民，也不可能靠謊言永遠蒙蔽全體人民。因此從理論上講，長遠來說只有直接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制約少數人的權力才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中國人在孫中山時代不是沒試過“多黨制民主”，結果除了製造了一批袁世凱、北洋軍閥和蔣介石之外又得到了什麼?“精英”們總是企圖讓人相信過去的人都是傻瓜，所以“西方多黨制民主”行不通;現在的人突然變聰明變文明了，所以過去行不通的“西方多黨制民主”現在莫名其妙就突然能行得通了。如果相信他們的胡說八道，自以為聰明，對歷史的教訓置若罔聞，這就已經當上傻瓜了。
毛澤東的原則是既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又要防止“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決不墜入“精英”們要麼讓共產黨下台搞“多黨制民主”，要麼放任官員學者“精英”腐敗泛濫的二難陷阱中去。毛澤東始終堅持“黨管幹部”，堅持要不斷地敲打各級幹部，堅持要“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堅持要制約他們的權力，逼着他們夾着尾巴做人，不准他們擁有“絕對權力”。所以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基本不成氣候。但毛澤東仍然認為靠官僚制約官僚不能從根本上防止腐敗。因為他明白即使以毛澤東的威望和傳統也只管得了一兩代，管不了幾代之後。他主張靠人民群眾直接制約官員和學者“精英”的權力，從而徹底杜絕“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這的確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革嘗試。它打破了要麼讓共產黨下台、搞“西方多黨制民主”;要麼任憑“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二難陷阱死循環，指出了第三種選擇：專業與群眾相結合，少數與多數相結合，依靠人民群眾直接制約官員學者“精英”的權力，確保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從這個角度說，“文化大革命”就象一次政治“放療”，目的就是通過人民群眾的“放射治療”消滅“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癌細胞。從權力制約的角度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創造。就憑這一點就可以說毛澤東的思想偉大深遠。然而正是因為史無前例，沒有任何經驗借鑑，因此具體執行起來就無章可循，自然免不了偏差失誤。這就如同放射治療科學剛剛開始創建，只知道原理正確，但具體設備、規章要領、操作人員、操作技巧、照射部位、照設角度、使用劑量、持續時間、防護設施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是空白，全靠在實踐中不斷發現解決。摸索過程中自然難免有種種不當之處。最初接受放射治療的患者承受的痛苦中有些是治療本身必不可免的，有些則是可能避免的。但在初創階段，這種情況一是無法避免，二是無法分清，三是即使發生也不能因此說治療本身就是錯誤。而另一方面很多的偏差失誤並非毛澤東所致，而是其他人為的破壞搗亂。比如武鬥打人，毛澤東從來就沒有贊同過，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止武鬥。但有人就是不聽，一直陽奉陰違，我行我素。最後是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軍隊強行干預才最終制止了武鬥。而現在“精英”們則無孔不入連篇累牘地說武鬥是毛澤東搞的。這是不折不扣的誣陷栽贓。
坦白講，我自己當初對“文化大革命”是極不理解、極其反感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生也許不會如此坎坷。當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時我曾舉雙手贊成。但是現在，我理解了“文化大革命”，更理解了毛澤東。我承認“文化大革命”有種種不當之處，但我更承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向都沒有錯，用政治“放療”可以解釋一切。一切具體的問題都出自於1.“放療”本身不可避免的副作用。2.因為無例可循、“摸着石頭過河”的探索過程中難免的操作失誤。3.國內外敵人的蓄意破壞。4.來自我這樣的自己人的愚昧無知不配合。
促使我重新認識“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因素是客觀現實，是改革“精英”們這些反面教員。他們的一切“改革”都是反毛澤東之道而行之。經過了他們這麼多年不懈的反面教育，總算讓包括我在內的中國普通老百姓重新認識了“文化大革命”。
“精英”們的“改革”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取消對“精英”的一切制約，為自己取得了“改革”的“絕對權力”。也就是說，“精英”的“改革”是不受任何制約的“改革”：沒有法律制約，沒有權力制約，沒有輿論制約，沒有計劃制約，沒有良心制約，連起碼的形式制約都沒有。“改革”改了27年，要改成什麼樣，要改多久，分哪幾步走，每步解決什麼問題，如何部署，如何組織，如何考核，為什麼要這樣而不是那樣……所有這一切全都是“黑箱作業”，中國老百姓一概不知，連誰組織、誰負責都神秘兮兮，見不得人。“精英”們一方面自己也承認胸中無數，要“摸着石頭過河”，一方面又拒絕一切不同意見，蠻橫規定“不爭論”，否則就是“反改革”。“改革開放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十幾億人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整個整個行業的命運，幾千萬人的飯碗，幾萬億的國有資產，不經過任何辯論審核，不經過任何人大立法程序，幾個“精英”偷偷摸摸一拍腦袋，一紙文件就全決定了。改砸了，沒有人為此上法庭，也沒有任何人受任何處罰，甚至連名字都不讓你知道。比如，誰決策的“教育產業化”?誰決策的“醫療產業化”?誰決策的“買斷工齡”?誰決策的“賤賣國企”?誰決策的MBO?那麼多國有企業沒了，那麼多工人下崗了，誰出的主意?誰提的方案?廣大老百姓根本就都不知道!“精英”們不受制約的“改革”絕對權力必然導致他們以“改革”名義進行絕對腐敗。他們首先把國有企業資產偷光，再藉口“資產重組”、MBO全部賣光，來個“焚屍滅跡”，把一切消滅得乾乾淨淨，讓你查帳都找不到地方。“改”就是“賣”，“賣”就是“改”，不“改”不“賣”，不“賣”不“改”：賣國企，賣銀行，賣資源，賣環境，賣苦力……整個“改革”的全部內容實際就是把國家的一切以“賣”為綱，全部搶光。“精英”們不是口口聲聲要“與國際接軌”嗎?你倒是跟美國“接”個“軌”試試，看在美國能不能只憑“精英”這頂頭銜就隨心所欲處理如此龐大的國有資產，更不用說巧立名目變成個人私財了。事實上“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這頂“經濟學家”的頭銜都是假冒偽劣。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說：“國內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他們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論文(無論發表或未發表)寄給國際上排名75-100名的經濟系，申請副教授的職位，看一看他們能否在候選人的名單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們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給國際上排名20-60名的學術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這樣的嘗試，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願意承認自己錯，願意為他們慶功。”“我國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是最國際化的學科，評價標準肯定是國際化的。通過對我的反駁我才了解，國內經濟學界有那麼多人並不知道本學科的國際學術標準!”無論是按西方經濟學的標準還是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標準，“主流經濟學家”們都不夠格當什麼“經濟學家”。他們的“經濟學家”的資格本身就是靠“傍大腕”、“走後門”、“扣着屁眼上樓——自抬自”抬出來的，一出娘胎就來路不正，往後的路就更一溜歪斜。他們叫嚷“改革”就是要“與國際接軌”，但自己定的規矩自己就帶頭不“接軌”。他們的“經濟學家”的資格、決策“改革”的權力、“企業改制”、“資產重組”、“賤賣國企”、MBO等等一切決策沒有一樣是按“國際接軌”那樣經過的必要的公開辯論、審核、立法等程序，而是無不充滿了鬼鬼祟祟見不得人的骯髒交易。靠“走後門”當上“經濟學家”的“精英”搞“走後門”式的“改革”，改來改去再“改”也跑不出“見不得人”的結果。現在中國老百姓都已經有經驗了：只要“精英”一喊“改革”，準是又要變着方地從老百姓身上什麼地方再刮一層油。改了這麼多年，從來只見“精英”巧立名目占老百姓便宜，推卸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從來也沒見哪項“改革”是“精英”給老百姓送好處的。“精英”對中國老百姓從來是只撈不給，對外國壟斷資本則是只給不撈。“改革”改來改去就一個方向不見動搖：“量中華之物力，結於國之歡心”。所以對外資在華汽車廠收稅7%，對奇瑞等中國的民族汽車廠要收稅33%。讓中國的政府專門替外國壟斷資本收拾中國的民族工業，當今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中國的“改革精英”們才幹得出來。
“精英”們說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但市場化的經濟必須有良好的誠信環境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而“精英”們一開始就破壞了一切誠信原則。他們“經濟學家”的頭銜來的就不誠信。他們“改革”的“絕對權力”來的就不誠信。他們借“改革”假公濟私的一切活動全都不誠信。他們搞的“工人下崗”、“買斷工齡”更是把誠信的原則破壞殆盡。多少年來，中國實行的是低工資終身僱傭制。這實際是工人與國家達成協議：工人接受低工資，國家承諾對工人終生負責。而“精英”卻在工人履行了自己義務，輪到國家履行義務時卻突然賴帳，把年邁力衰的老工人一腳踢開不管，使國家失信於民。這就徹底破壞了整個國家的誠信基礎。不能取信於民的國家還能有什麼誠信環境?還談什麼市場化?就憑這一條就可以說，“精英”們所謂“改革市場化”的美妙預言純粹是騙局。“改革精英”搞的一切都假：“經濟學家”的頭銜假，“為全體中國人民謀利益”的口號假，“國際接軌”的原則假，“市場化”的目標假……連“精英”們自己都直言不諱：“就是要騙出一個新體制來”!如此樣樣都假的假“改革”居然能改出一個以誠信為基礎的良性循環的市場經濟，這才是不折不扣的彌天大謊。他們毫無誠信的“改革”就連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都不夠格，而只能把中國重新帶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
“精英”們的“改革”同時取消了對各級官員和“學術權威”們的一切制約。“廠長經理負責制”代替了黨委負責制，一切由“一把手”說了算，“院士”“權威”說了算。除了頂頭上司，他們有了實際不受任何人的制約的“絕對權力”，想怎麼着就怎麼着。結果呢?
過去的財務制度下，頭頭腦腦盜竊挪用大宗公款的事幾乎行不通，財務出納就能抵制。但現在不行了，誰敢抵制領導?財務監管體制形同虛設，大小貪官如魚得水，動不動就成億成千萬地往國外摟。至於頭頭任人唯親、假公濟私等等就更不在話下。這樣的國有企業豈能不虧損?
“院士”、“權威”們無論怎樣剽竊偽造弄虛作假也不受任何懲處，反而成了成名發財的捷徑。結果中國學術界學術腐敗登峰造極。
有的醫生說：“醫務界流行着一句順口溜：‘領導幹部帝王化，普通醫護人員奴隸化。’小到一個科室，比如科主任、護士長，位居權力金字塔的頂尖，沒有人監管他們。科室中普通成員的前途、命運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從研究生開始，你能不能畢業，能不能留校，讓不讓你考博，讓不讓你外出學習，給不給你晉升職稱，全都是科主任說了算。沒有民主、公平的機制來評價你，你會覺得活得很壓抑。我們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醫生打車到學校接出來，親自送到門診看病，就像家僕一樣。到了年終院裡考核，科里的成績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勞。民主評議時，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給他畫‘優秀’，誰敢不畫呀!”
連醫院這樣在人們印象里文明程度很高的“白領”部門都變成了“封建地主莊園”，各行各業更是紛紛“封建把頭化”，冒出了一大批無法無天的新時代“土豪劣紳”。他們所謂的“現代化”連資本主義社會都不象，倒是越來越象封建法西斯。難怪連警察都感慨：“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
如今中國的社會現實每日每時都反覆告訴着人們：什麼叫“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過去看得起病的，現在看不起了。
過去上得起學的，現在上不起了。(一年公款吃喝幾千億，卻說無錢辦教育!)
過去不知道什麼叫假酒假藥假鈔票，現在念念不忘了。
過去家家戶戶從不需要什麼防盜門，現在必不可少了。
過去辦事憑有理，現在得憑紅包了。
過去人們一聽到“專家學者”便肅然起敬，現在十之八九如同吃了蒼蠅了。
過去提倡“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現在得時時提醒小心騙子綁匪了。
過去習慣了“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上下一致”、“批評與自我批評”，現在誰不會拍馬屁誰混不下去了。
過去講究實事求是，現在講究弄虛作假了。
過去習以為常的社會誠信、社會公德，現在難得一見了。
過去只知道“天下共產黨人是一家”，現在對“官殺官”已經見怪不怪了。
過去只知道“要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現在動不動就見僱傭殺手解決問題了。
過去只是把《半夜雞叫》當故事聽，現在面對只有“不准惡意討薪”、沒有“不准欠薪”的規定，才算真正領教什麼叫“周扒皮”了。
過去只把《紅色娘子軍》當藝術看，現在看到房地產商動不動就僱傭黑社會毆打驅趕居民強迫拆遷，為自己的私利不惜殺人越貨，才算是明白什麼叫“南霸天”了。
五十年代處處可見“人幫人”，現在處處可見“人吃人”了。
……
電影《白毛女》的主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那把“領導階級”變成“弱勢群體”、把“祖國的花朵”變成新一代“包身工”(而且做賊心虛專門從教科書中刪掉《包身工》這篇課文)、把如花似玉的無邪少女變成“三陪”“二奶”、把“白衣天使”變成“白色魔鬼”、把“祖國的園丁”“人類靈魂工程師”變成“衣冠禽獸”和“文化奸商”的，又該怎麼算?
歷史有時令人啼笑皆非。“精英”們指責毛澤東、指責“文化大革命”、指責“大躍進”的種種帽子現在正開始一頂又一頂反過來飛到他們自己頭上，他們搬起來打別人的石頭正一塊又一塊砸到自己腳上。
——“精英”們說，“大躍進”虛報浮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但他們的GDP“大躍進”、內外債“大躍進”、“招商引資”“大躍進”難道就不是虛報浮誇?連打賭吃狗屎的輸贏都可以算成GDP增長，這還不是弄虛作假?這樣的GDP跟吹牛“畝產百萬斤”有何區別?盲目追求“政績”，片面強調GDP，不顧實際條件強行“招商引資”，甚至強行攤派，逼着各地到處當叫化子求外國資本大爺賞臉，不惜拿國家長遠利益送人情，內外勾結搞假投資真詐騙自欺欺人，這難道不是弄虛作假?嘲笑58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自己呢?“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房地產”、“人有多大膽，竊國多大產”、“人有多大膽，詐騙多大產”……整天吹噓國家GDP翻幾翻，好象GDP“大躍進”成績顯赫。但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是增加還是減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找不到工作，能靠吹出來的GDP當飯吃嗎?犧牲跟老百姓有關的社會福利蓋豪華大廈拼湊GDP，這不是“犧牲大多數，暴富一小撮”?玩弄如此GDP騙人把戲的“精英”還有什麼資格指責別人虛報浮誇?
58年“大躍進”的浮誇風，第一，只持續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很快就被毛澤東制止了。“精英”們的GDP浮誇風持續了多少年了?制止了嗎?對於持續不到一兩年的“大躍進”浮誇風，“精英”們喋喋不休了幾十年，對他們持續了幾十年還未被制止的GDP浮誇風，他們半個字都不提。這就是“精英”們“學者的良心”。第二，那些浮誇風不是毛澤東搞的，而是下面吹牛拍馬之徒搞的。毛澤東的責任在於未能立即識別。而“精英”們的GDP浮誇風則是他們親自出馬督辦的，休想賴給別人。第三，毛澤東對那些浮誇吹牛並沒有盲目相信，而是專門找有名的科學家諮詢，偏偏科學家違背了學者的良心說了假話，短時間內誤導了毛澤東。想想溫家寶下鄉視察時必須出其不意打破別人事先安排好的路線才能看到真相的境遇，能怪毛澤東一時被誤導嗎?而“精英”們是個個赤膊上陣搞詐騙，跟毛澤東的受誤導有本質的區別。第四，“大躍進”出了偏差後毛澤東竭盡全力糾正，“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三年改變局面，而且做了自我批評。當毛澤東救災時國內外敵人卻裡應外合落井下石，惟恐天下不亂，惟恐災情不大。蘇聯毀約逼債。美國封鎖禁運。美國商務部專門否決了美國商人向中國出口糧食的申請，蓄意加劇中國的災情。蔣介石乘機要反攻大陸。美蘇聯合支持印度發動中印邊界戰爭。“精英”們卻把這麼多人為造成的破壞一古腦全賴到毛澤東身上，賴到“大躍進”頭上，這不是誣陷誹謗又是什麼?他們搞GDP浮誇這麼多年，比“大躍進”持續的時間不知長多少倍，不知給中國老百姓造成了多少傷害。他們對此不但矢口抵賴，而且還有臉指責毛澤東搞浮誇，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精英”們說，“大躍進”濫伐樹木，破壞了環境。但他們的“改革”對中國的環境保護作用如何?中國的環境污染究竟是越來越重，還是越來越輕?唯利是圖的“精英”們何曾對環境保護做出過任何貢獻?
——“精英”們說，“文化大革命”“破壞文物”、“毀滅中華文明”。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是群眾的自發性活動，根本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活動，而且只持續了幾個月就被制止了。而如今文物走私、盜竊古墓的非法活動泛濫成災，範圍之廣，程度之嚴重，持續時間之長，對文物的破壞比“文化大革命”不知嚴重多少萬倍，卻從來也沒見過破口大罵“文化大革命破壞文物”的“精英”們對此吭半聲。可見他們“保護文物”是假，誣陷栽贓毛澤東是真。至於說“毀滅中華文明”，那誰主張“中華文化劣等論”、誰違背憲法把英語當成事實上的官方語言、用英語歧視漢語，誰才真正在“毀滅中華文明”。這一切可跟“文化大革命”不沾邊，卻往往跟口口聲聲聲討“文化大革命”的“精英”密不可分，不折不扣的“賊喊捉賊”。
——“精英”們說，毛澤東“獨裁專制”，“壓制不同意見”。但“不爭論”呢?涉及那麼大的國家資產，那麼多人的生計，那麼重要的國計民生，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連爭辯本身都給取消了，不由分說一定要按自己的主張蠻幹到底，誰不同意誰就是“反對改革”、“破壞穩定”，這算是民主，還是不折不扣的獨裁?
——“精英”們指責毛澤東“焚書坑儒”。不知鼓吹“中華文化劣等論”比“焚書”如何?礦難不斷，多少礦工被“坑”了，怎麼不見“精英”們有半點憐憫?顯然在“精英”們心目中礦工不是人，是“會說話的工具”，坑了就坑了。“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中國十三億人口，只有那幾個“精英”才算人，無論如何傷天害理都“坑”不得，否則就是滔天大罪。這一切都足以說明“精英”是一夥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吸血鬼。不看清他們對少數“精英”和對大多數人民的兩副截然不同的立場嘴臉，就不知道什麼叫“兩面三刀”，什麼叫“狼心狗肺”，什麼叫“吃人不吐骨頭，什麼叫“殺人不見血”。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形勢比人強”。無情的現實從反面驗證了“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沒有及時有效的權力監管，所謂“反腐敗”只是一場鬧劇。而改革“精英”們設計的“改革”則存心專門要製造貪污腐敗，製造階級對立，製造社會危機，製造官逼民反。然後藉此逼着中國人接受“要麼亡黨，要麼亡國”的選擇，以便他們發動“顏色革命”，逼共產黨下台，自己取而代之。他們所謂的“改革”根本就是騙局。別的且不論，“精英”們聲稱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但市場化經濟的正常運轉離不開社會誠信。而“精英”們的“改革”充滿了弄虛作假，把整個社會誠信破壞殆盡。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他們的“改革”連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都不夠格。也就是說，“精英”們的“改革”實際既不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要建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是要退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去，就是要把中國搞垮。所以他們設計的“改革”改來改去專把對官僚“精英”們權力的一切制約統統“改”掉，千方百計讓他們擁有不受任何監管的絕對權力，實際就是能怎麼加劇腐敗就怎麼來。
實踐從反面告訴了人們：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方向完全正確。沒有來自人民群眾的即時有效的權力制約，官員會變成貪官，專家不是變成高級騙子，就是變成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攔路劫道的“專業綁匪”。當年的老百姓不知道什麼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知道什麼叫“反動學術權威”，不知道他們有多壞，不知道他們心地有多歹毒。而如今老百姓閉着眼都能準確無誤地認個一清二楚，說個明明白白。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子，外加反面教員的功勞。“精英”們對“文化大革命”如此恨之入骨，咬牙切齒詛咒不休，就因為他們本能地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是他們滅亡中國陰謀的致命威脅。
儘管我承認“文化大革命”有種種不當之處，但我仍然承認那是毛澤東為根除“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之癌的有益嘗試，本質上必須肯定。既然能夠容忍“摸着石頭過河”搞“改革”，那為什麼就不能容忍“摸着石頭過河”搞“文革”?毛澤東從來沒有利用搞“文革”之機給自己撈油水，為子女置家產，為個人謀私利。不信，看看毛澤東的子女們今天過着什麼樣的日子，有着什麼樣的家當。就憑這一條就可以說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出於公心而非謀私。就憑這一條就可以說，毛澤東的失誤應該諒解，其本質必須肯定。而搞“改革”的“精英”們呢?一經手“改革”，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一家子大撈一把。改革改得國有資產被盜賣一空，改得普通老百姓怨聲載道，談“改革”而色變，他們卻個個撈得盆滿缽溢，腦滿腸肥。就憑這一條就可以說他們的“改革”是詐騙。毛澤東不謀私利，所以他的“文革”屬於科學探索而非蓄意坑人;“精英”們謀私利，所以他們的“改革”屬於蓄意坑人而非科學探索。這就是根本區別。詐騙犯大罵“文化大革命”，說明了什麼?“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當年毛澤東千辛萬苦創建了井崗山根據地，開創了新局面。王明一伙人毫無貢獻，卻一來就奪了毛澤東的權，把毛澤東的一切成就據為己有，道理不為別的，就因為他們留過洋，有學歷，“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而毛澤東的“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所以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憑自己的頭銜和別人對頭銜的迷信就強占了別人的一切勝利果實，然後毫不心疼地糟蹋光。中國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艱苦創業了二十多年，把一窮二白的舊中國建設成一個初步具有完整的現代工業基礎、有兩彈一星的底子的發展基礎良好的國家。這時卻跟當年一樣，突然跑了出來一夥自封的“改革專家”、“精英”，不由分說把中國人幾十年艱苦創造的一切財富全部搶走據為己有，然後全部賣光。他們如此這般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們是“主流經濟學家”，而其他人呢，“只游過江，沒出過海，局限性是必不可免的”。所以要“精英”們要霸占中國人民幾十年的全部勞動果實，然後毫不在乎地賣光毀完。毫無貢獻卻搶走你的一切，“理由”就因為他是“精英”。這就是“精英”們的邏輯。歷史在重演，學術騙子靠“精英”頭銜橫行霸道招搖撞騙的故事在重演。中國人需要再重演的是什麼?是全國大規模的再一次“延安整風運動”，是對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認識論的全民再教育。不如此，不足以吸取教訓，無法避免再一次的“喪失殆盡”。
“精英”們給中國人安排的選擇只有兩種：
1.藉口“反腐敗亡黨”，堅持腐敗，走歷代封建王朝因腐敗而覆滅的老路。
2.藉口“西方多黨制民主才能制止腐敗”，推翻共產黨，搞“顏色革命”，製造內亂，把中國搞垮。
但是毛澤東告訴中國人：還有一條路，就是“文化大革命”。“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人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選擇，不必墜入“精英”們“亡黨還是亡國”的二難圈套。按“文化大革命”的原理，依靠人民群眾實現權利的制約，完全可以做到既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又有效地抑制“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只要中國人不想接受“精英”們安排的那兩條路，就只有再撿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則，通過直接依靠絕大多數老百姓對層層官員和“精英”施行有效的權力監管，消滅“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癌細胞。當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避免失誤和混亂，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如今在某些地方貪官污吏騙子“學者”們已經結成了利益死黨，關係盤根錯節，上下勾結，相互滲透，訂立攻守同盟，團結一致欺下瞞上，建立了一個又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正向着封建割據的方向迅速發展，已經敢跟中央公開叫板了。單純靠少數人監管已經難以解決問題，因為腐敗在當地已經象癌細胞那樣無孔不入，無法用常規手術單個摘除了。在這種情況下，在聽之任之直至官逼民反和武力解決之外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採用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原理，由中央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當地各級組織實施“放療”，至少照照“X光”，徹底摧毀根深蒂固的腐敗網絡，打倒大大小小新一代的“東霸天”、“南霸天”。“精英”們“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改革”遲早會強迫中國人三擇其一：亡黨，亡國，還是“文革”?中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將是從“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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