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后他們返回了林場，卻苦於找不到我，吉普車在路上來回了幾趟，也沒能象上次那樣和我奇蹟相遇。不知怎麼，雷知青知道了這事，那天晚上他打電話到林業站找到了我，激動地告訴了我這個消息。他怕我在電話里沒聽清楚，放下電話就要騎單車直奔林業站。只因那晚天太黑，路上伸手不見五指才作罷。
第二天一早我趕到林場，礦務局機廠勞資科的師傅對我說：“你們礦里四個面向辦不同意讓你姐姐去頂職，說她去外地上高中沒經過礦革委會同意。要頂職就只能你去，而且要快點去辦，要不然今年的指標就會作廢。”
1974年12月的一天，我挑着簡單的行李來到了鯉魚塘公社，和不少知青一起登上了礦里來接我們的汽車，離開了這片灑滿汗水、淚水、歡笑和青春的土地，結束了我的知青生活，開始了新的工作、學習之路……
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下放在國營林場，一天三餐不用愁，43斤糧食一個月，基本上也能填飽肚子，而且是在食堂吃，每天收工後不用餓得頭昏眼花了，還要去生火做飯。雖然我們都是廉價的童工，但是相比於插隊落戶的知青來說，勞動強度遠沒有他們的大，我們還有星期天可以休息。而成千上萬插隊落戶的知青，他們的命運則比農民還要慘，真的比勞改農場都不如。
在林場，我也算是比較幸運的，雖然是15歲“自願”申請上山下鄉，也砍過山、造過林，當過一段時間的挖山“愚公”，但從事高強度體力活的時間並不長，多數時間還是做一些輕鬆工作，動動筆桿子之類的事，尤其是在林業站那一兩年，更是享受了一般知青夢寐以求的做事輕鬆、經濟稍許寬裕的小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