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媒體對林彪事件打破沉默，發表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數萬字長文，站在43年前中國官方既定結論上，無視數十年來海內外對於林彪事件的研究成果，重話斥責林彪研究者舒雲和海外黨史學界是“隨意曲解”、“故意編造”、“欺人之談”，甚至是“幫派史學”。這理所當然引起了舒雲等人的反駁


　　老高按：2013年12月，對於林彪事件的民間研究者來講不無意外，中國官方媒體對林彪事件打破了沉默：比較邊緣的一家官方報刊——《中華讀書報》，竟不惜篇幅，連載了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的《“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評舒雲〈“九一三”十大謎團〉》，隨後被多家網站所轉載。隨後，共識網又邀請王海光教授做共識在線訪談，訪談記錄多日掛在共識網首頁的要目第一條。
　　林彪事件的民間研究者不無意外的另一點是，王海光教授的文章和在線訪談，基本上是站在43年前中國官方的既定結論立場上，無視43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海內外對於林彪事件的研究成果，關於林彪事件層出不窮的新史料，重話斥責林彪事件研究者舒雲和海外黨史、近代史學界。
　　人們有理由認為，這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在2013年11月突然發難，批判高文謙十年前出版的《晚年周恩來》一樣，都是一個捍衛毛澤東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大戰役的一部分。
　　這不能不引起反彈。王海光教授所嚴詞抨擊的對象，中國軍隊女學者舒雲和旅美林彪問題研究者丁凱文，先後寫出了反駁王海光的長篇文章，發表在《新史記》雜誌第18期。舒雲的文章後來被明鏡新聞網轉載，也刊登在登載了王海光文章的共識網上。
　　這裡我轉載舒雲的反駁文章。
　　我本想也轉載王海光的文章，但實在太長，僅《中華讀書報》的那上下兩篇，估計就至少有三萬多字，他在共識在線的訪談，也篇幅浩瀚。只好請讀者自行前往觀看了。
　　舒雲這篇讀來，顯得有點束手束腳，這不怪她，而應怪我——因為，她來信問我時，我從刊物的篇幅考慮，要求她的反駁爭鳴文章儘量不要超過一萬字，她為符合我的要求，寫好稿件之後拼命壓縮，致使文字不能盡意；甚至有些地方，如果不是非常熟悉林彪事件有關史實和爭論的圈內人士，竟很難知道她何所指。
　　爭論辯駁是有意義的，能夠在不同意見的駁難中逼近歷史真相。昨晚我讀到萬維上不潔之人的《毛澤東還良心債？》一文，作者和跟帖者對於我轉貼的馮勝平先生關於毛澤東“兩萬大洋”來龍去脈的有關考證，表示了不同意見。我轉貼的文章能引起這麼多網友的高度關注，讓我喜出望外。
　　其實對馮這篇文章，我感覺到其立論有若干破綻，曾經、並還將對原作者提出。我之所以轉載，也是希望聽到更多的高見。不過我讀了批評意見，卻很不滿足。除不潔之人之外，其他各位對馮所考證、所依據的史實都抓不住什麼漏洞（或者說無意去抓什麼漏洞），要麼，是自己先有了意識形態上的固有結論，以先驗觀念來做判定的標準：“老毛一代梟雄”；“把毛澤東和良心相連的人，肯定腦子有問題”；“毛澤東說了和做了太多證據確鑿的事情，從那些事情足以告訴人們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此我便沒興趣了解毛澤東曾經可能做過可能說過的事情了”等等；要麼，是撇開史實真偽，追究馮的動機：“他（馮）一直想與中共做交易，試圖通過為其開脫、美化來換取中共的憲政……這樣的文人其實比孔三媽更令人不齒”……
　　說老實話，我對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政治動機的追究毫無興趣，馮勝平此文究竟出於什麼目的、動機，關讀者什麼事呢？即使他的目的可疑、動機可疑，就說明他的意見必然錯誤麼？假若他的目的崇高，動機正當，就說明他的意見必然正確麼？我們根據什麼來判斷這位馮先生的目的和動機崇高、正當與否，又有什麼必要來追究他的目的和動機？我們只須關注他說的對不對：他挖掘、鈎沉的是否史實、是否全部史實，他的論述推理是否符合邏輯，這就是夠了！
　　我的興趣，只在追尋史實真相及動因——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
　　我之所以推崇楊奎松、高華、沈志華……就是他們都在歷史研究中強調實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從儘可能獲得的史料得出結論，而不是從任何官方的或者政治異議人士一方先驗的標籤出發。
　　在王海光和舒雲的爭論，我也是本着這一原則：看誰更從史實出發，而不是從某個先驗的結論出發。從目前雙方的材料看，我覺得舒雲更從史實出發，而王海光已經幾次說過：“學術問題可以討論，政治問題就不好討論了”；做翻案和不做翻案“是領導人決定的”……
　　前幾天有位博客發出一篇博文《中國人基本都給洗腦至殘（高伐林）》，斷定：“文章的標題不是高先生的，但意思絕對是他的；正如他從未說過要反共，但反共絕對是他的事業”
　　我這人謹小慎微，很少去別家的博客發言，以免構成干擾；但看了這段話，不禁啞然失笑，在其文後寫了一段跟帖：
　　反洗腦我是一定會繼續做下去的，但指斥至今仍虔信謊言的人“腦殘”，絕對不是我的意思；專制、愚民，肯定是與我的價值理念格格不入的，但“反共”，也絕對不會成為我的事業。




　　2013年12月4日、11日，中國大陸《中華讀書報》刊登了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評舒雲〈“九一三”十大謎團〉》。全文三萬多字，堆砌不實之詞，如“大量羼水”、“隨意曲解”、“託名被訪者故意編造”、“欺人之談”等等，誹謗舒雲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文史參考》2011年第17期）和《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年版）。
　　“九一三事件”至今43年了，仍謎團多多，筆者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從1987年開始，通過走訪眾多的當事人，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寫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等著作。王海光對舒雲的攻擊，表面上是針對某些具體史料或個別的觀點，實質上則是林彪事件研究中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是以官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領導人講話為出發點，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憑著良知書寫這段歷史？
　　下面筆者就王海光文中諸多論點逐一駁覆。



“九一三事件”的核心

　　“九一三事件”的最關鍵問題，是林彪是否知道、參與了“兩謀”（謀殺毛澤東、陰謀另立中央）。“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央專案組把林彪辦公室的人員集中辦了近四年的“學習班”，鄧小平時期又經過特別法庭審理，除疑點重重的“林彪手令”外，沒有找到林彪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與“兩謀”的證據。民間對此普遍質疑，官方說法也在悄悄改變。例如對《五七一工程紀要》，不再說是出自的林彪授意，而說“林立果打著林彪的旗號”（注1）此外，林彪雖然是自己上的飛機，可是林彪臨走時是說去大連，並沒有說去蘇聯，事後官方也沒有查到林彪有打算去蘇聯的證據。如果“兩謀”中謀殺毛澤東是林立果個人的行為，那麼謀殺未遂逃往蘇聯又與林彪有什麼必然聯繫呢？
　　邱會作說：“林彪真正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第一，……林彪要真的搞了什麼武裝政變，就沒有不成功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1971年9月12日的情況。當時，毛主席還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要搞武裝政變，還不是可以隨心所欲，水到渠成嗎？因此，假的東西要說成真的不可能的。第二，武裝政變要有最有力的指揮。林彪搞武裝政變怎麼好像是小孩做遊戲一樣的？林彪要搞武裝政變，他沒有動用統帥部的任何指揮機構，沒有動用各軍種各大軍區，也沒有動用任何作戰部隊。這樣像搞武裝政變嗎？林彪搞政變都不依靠我們，‘林彪死黨’的帽子白給我們戴上了！同樣不要忘記，當時林彪不僅可以通過指揮系統指揮全軍部隊，而且也可以指揮任何作戰部隊。林彪沒有動用任何部隊，這也是搞武裝政變嗎？第三，全國平靜。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政變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為了死的兒戲。”“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談話，葉群是能及時知道的，但葉（群）對林彪有封鎖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決定了，這就使問題越搞越亂。葉群進入了緊張的階段，林立果瞎張羅，林彪則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這是我對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終認為林彪是決不可能外逃的。”（注2）
　　1971年9月12日晚，林豆豆向中央警衛部隊報告緊急情況。林豆豆的初衷非常明確，就是不讓林彪上飛機。可是為什麼“中央”卻發話讓林豆豆也一起上飛機？為什麼不下攔阻命令？林彪一行從北戴河出發到山海關機場林彪專機起飛，有近一個小時的時間，為什麼眼睜睜地看著林彪等人上飛機呢？林彪專機在國內飛行一個多小時，快要出境時，時任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建議攔截，而毛澤東為什麼要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去吧”？
　　以上這些問題是我們研究“九一三事件”的核心問題，而王海光卻有意迴避，說“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他回來還要和林彪談談。林彪為什麼不敢給毛談話，反而聽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蘇聯呢？”事實是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幾次要求與毛澤東談話，而毛澤東不談。不是林彪不敢與毛澤東談話，而是毛澤東害怕與林彪談話。不過也確如王海光所說，林彪聽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完全不應該害怕，為什麼連夜逃跑呢？這種種不合邏輯的事情不正是需要搞清楚的謎團嗎？



毛南巡講話符合組織原則嗎？

　　官版“中共黨史二卷”說：“毛澤東這次南方視察的目的，是要向黨內表明，‘批陳整風’匯報會並沒有解決問題，……”“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是九屆二中全會後對林彪集團提出的最為嚴厲的批評，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並且已下決心要解決林彪的問題了。”（注3）林彪在廬山上的講話是突然襲擊還是事先請示過毛澤東？毛澤東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是證據確鑿還是誣以謀反？再進一步問，1971年毛澤東南巡到處講林彪，是否符合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原則？
　　李作鵬回憶：“（毛主席）南巡講話是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當我從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這次南巡期間多次秘密談話的主要內容後，很自然，思想上產生了很大震動。但仔細想一想，又有不少問題想不通，疑惑不解：第一，毛主席這麼多重要的講話內容，為什麼不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華北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講？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對少數幹部講，並規定所講的內容要絕對保密，不能告訴北京任何人。這究竟為什麼？……我只根據自己對光明正大、對團結與分裂、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來判斷：這種做法非常不妥當，是非常錯誤的！第二、林彪在廬山的講話，是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批准公開講的，黨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體中央委員全部在座，並以熱烈鼓掌表示贊成。……這怎麼說是搞突然襲擊，是搞地下活動？”（注4）
　　邱會作回憶：“我問李（作鵬）他們剛才在談什麼？李（作鵬）說：‘你要知道了，準會把你嚇死！’……在車上他同我談了在武漢劉豐同他談的毛主席談話的內容。……我心裡的感覺是沉重的，我的心裡沉重倒並不是自己怕什麼，只是感覺主席這種做法欠妥，有什麼問題，如果在會上談，當面談，什麼問題都好解決，這樣在背後搞，越搞越亂。”“卜占亞同志給我講過毛主席在長沙談話的情況。（毛）主席談話總的精神就是‘處理林彪問題的動員令’。不管以後有沒有‘九一三’，（毛）主席南巡的講話，都使黨分裂了。毛主席反劉少奇時，分裂了黨；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黨。”（注5）
　　毛澤東南巡對林彪和黃吳李邱的指責完全是突然襲擊，與他從廬山會議以來的講話和批示是相左的。邱會作回憶：“1970年毛主席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講話時說：‘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回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就行了。’1971年4月1日又講：‘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裡就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事（即批陳整風會議）請總理去辦。’”（注6）“在4月1日，毛主席接見了去北戴河的人，並做了重要講話，對廬山問題拍板定案了，當時認為是解決了問題。從4月底到8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裡，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負責的工作，軍委辦事組主要是抓戰備。……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為第一副總理，李、邱為副總理，吳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日和四屆人大上講話’。毛主席說的那些話，都不算數了，自己全部推翻了。”（注7）
　　毛澤東南巡談話事實上將林彪定性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成為“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

廣州軍區是否傳達南巡講話？

　　王海光在批評舒雲時斷言，說毛澤東讓廣州軍區傳達他的南巡講話，是“向壁虛構的杜撰”。在這裡王海光顯然忘記了他自己說過的話。王海光曾說過：“廣州軍區負責人劉興元（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丁盛（廣州軍區司令員）從長沙回到廣州後，立即按毛澤東的指示，9月5日召開軍以上幹部會，向大家‘吹風’傳達了毛澤東同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注8）王海光沒有註明自己的材料出處，看來是照抄他的碩士導師於南教授的文章：“劉興元、丁盛從長沙回到廣州後，按毛澤東的指示，於9月5日向軍以上幹部傳達了毛澤東同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注9）王海光對導師於南教授的話作了一些增刪，增加了“廣州軍區負責人”、“立即”、“召開”、“向大家‘吹風’”等。白紙黑字，為什麼王海光出爾反爾，要否認毛澤東指示廣州軍區傳達他的南巡講話呢？
　　張耀祠回憶：“（毛）主席每到一處談完話都要求不要外傳。”（注10）卜占亞等人也有類似回憶。可是從眾多史料上看，毛澤東卻有兩個例外：一是讓汪東興和華國鋒整理他的講話稿，由華國鋒專門送到北京給周恩來；二是讓廣州軍區“吹吹風”。
　　邱會作回憶：“主席在各地談的和在武漢談的也差不多，基本還是那些問題。第一，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第六、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注11）
　　我們再看汪東興的回憶：1971年8月30日，毛澤東在離開長沙前，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說，“廣州軍區三個省有一億多人口，你們管得起來嗎？不過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在報紙上登（汪東興註：指毛主席講的這些話）。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紀律，試試看。我一個人不能作決定。不要普遍搞，你們要個別的吹一吹風。”（注12）“毛主席特意囑咐說：不要公開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做結論，你們只是說九次路線鬥爭就可以了。這是說現在的路線鬥爭還有些問題，不要像我跟你們說的這一套。但是，我們軍隊應該進行教育，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楚我和你們吹的這些。軍長、政委那麼多，怕來不及。”（注13）
　　“卜占亞還說：‘接下來我們幾個就開會，研究（毛）主席的談話。……（毛）主席究竟是希望我們傳達，還是不希望傳達呢？”大家一致認為（毛）主席是希望傳達的，我們應該傳達。於是廣州軍區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開了黨委擴大會，傳達了（毛）主席跟我們談話的內容。’”（注14）
　　丁盛回憶說：“‘九一三’以後，毛主席說，‘林彪南逃，他為什麼又不去了？他怎麼又沒有去呢？’這是毛主席的原話嘛。‘我在長沙，和丁盛他們談話。他把我的內容全傳達了嘛。丁盛他們聽我的話嘛。’”（注15）
　　而顧同舟（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和劉豐（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分別向於新野和李作鵬透露了毛澤東南巡談話內容。王海光強調劉豐和顧同舟不是“主動”，但是主動與被動的結局難道不一樣嗎？——顧同舟被判11年，劉豐被關10年。如果廣州軍區沒有得到毛澤東允准而擅自傳達，劉興元、丁盛在“九一三事件”後怎麼可能保住官位呢！這恰恰證明了丁盛等人“深刻”領會了毛澤東的真實意圖，緊跟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王海光認為舒雲“放大了毛澤東南巡之行的整林動機”，毛澤東南巡是“釜底抽薪”，目的是防止林彪軍人集團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重演廬山會議的一幕。王海光此說顯然模糊、歪曲了毛澤東整人的手段和真實思想。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採取步步緊逼的手段，通過華北會議、軍委擴大會議和批陳整風匯報會壓迫軍委辦事組諸人作檢討，並給軍委辦事組做了政治結論。本來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就沒有什麼大錯，又被毛澤東的出爾反爾整怕了，廬山會議後更是放低身段，處處謹慎小心，怎麼可能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重演廬山會議的一幕？而毛澤東為了徹底整倒林彪，在南巡中更加猛烈地對軍委辦事組窮追猛打，給林彪量身定做了“想當國家主席”的謀逆罪名，將與林彪的分歧，定性為“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為九屆三中全會全面倒林做好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這比當年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時的罪名嚴重得多！毛澤東口中所說對林彪還是要保云云，不過是一句託辭，掩人耳目罷了。毛澤東在“文革”中對陶鑄、賀龍、劉少奇都說過類似的話，可他們還不是被毛澤東打倒了？直至在關押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毛南巡知道林立果一夥陰謀

　　毛澤東南巡對林立果一夥的行動是否有所了解？
　　毛澤東警衛中隊長陳長江回憶說：“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把我找去，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間我們隨行的警衛任務，要我們迅速做好準備。他們特別強調指出，由於去年廬山會議，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情況更趨複雜。……張耀祠還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話說：“這次不是新任務，你們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這一次確有許多新情況，可能遇到許多麻煩、困難和危險，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點也不能大意。”……就在此期間，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裡散步，我習慣地跟在他的身後，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緒深沉地對我說：“軍隊鬧得厲害，有的不聽指揮，要進行改組。”（注16）汪東興回憶說：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採取措施。（注17）
　　陳長江回憶說：毛主席這次到杭州，隨著時間的延續，他的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他發現了什麼，還是怎麼了，他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見毛主席這樣，連我們也覺得不安，儘管並不理解這是為什麼。有天上午，毛主席出來散步，……叫我指揮大家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主席親切地向大家揮了揮手說：“你們的歌唱得很響。不僅要會唱，還要照著去做，一切行動聽指揮嘛。”……也就是在這幾天，汪東興找我們幾個幹部開會說，前幾天給我們講“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黨，有人不聽指揮。現在情況比較複雜。他最後說：“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壞。”……顯而易見的是我們這次來杭州，確與往日有很大不同。……總之，越到後來，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況也就越多，越覺得問題嚴重，對他們也就更加不信任了。（注18）
　　我們再看官版“中共黨史二卷”的敘述：“正在南方巡視的毛澤東已經料到他在沿途的談話會傳出去，並在林彪集團那裡引起強烈的恐慌。巡視途中，毛澤東又敏銳地覺察到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8月底9月初，在南昌、杭州等地，他了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行動，提高了警覺，當機立斷，縮短在杭州逗留的時間，並變換了專用列車的停車地點。”（注19）
　　我們還可以看看王海光的導師於南教授的說法：“據陪同毛澤東南巡的同志說：毛澤東從未談及如何得知林彪陰謀的。但南巡到南昌以後，毛澤東的行動有些異常，行動的步伐急了，有些做法不合常規。例如：9月8日深夜他突然下令：將專列調離杭州，停在紹興；10日吃過午飯突然提出離開杭州；當晚到達上海卻不去已準備好的住處而住在火車上；11日中午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後，立即下令開車北返。”（注20）
　　汪東興還有如下的敘述：“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做聲，他沉着地待機而動。當時，我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再也待不下去了，便轉往上海。由於我們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點35分，我們從杭州出發，18點10分就到了上海。這次隨毛主席外出，我帶上中央警衛團幹部隊一百人，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周邊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部隊，以防不測。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裡守衛。”（注21）
　　根據以上史料，我們雖然尚不能確知毛澤東對林彪一夥的行動了解到什麼程度，但不能否認毛澤東確實對林立果的行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則就無法解釋毛澤東南巡中那些反常舉動了。

李偉信是不是毛派出的“臥底”？

　　王海光捏造，舒雲說了四個人是內線：李偉信、江騰蛟、李文普、潘景寅。
　　但事實是，舒雲從來沒說李文普是內線，更沒有說潘景寅是內線。“飛行員（潘景寅）是個好人”是鄧小平的話，不是舒雲的話，王海光憑什麼說舒雲“明顯帶有着對其‘臥底’的暗示”？
　　至於江騰蛟、李偉信，舒雲僅僅是擺出事實，並未確認他們就是毛澤東在林立果身邊的“臥底”。
　　王海光否認李偉信被捕後要找汪東興，他的證據是，吳德、吳忠沒有提到，汪東興說李偉信要找衛戍司令。然而，這怎麼能成為李偉信沒有找過汪東興的證據呢？吳德、吳忠、汪東興都沒有否認李偉信找汪東興。我們還可以從李偉信在監獄中的待遇看出端倪，李偉信在法庭公開表示感謝組織給他配眼鏡。要知道，中國犯人是不能戴眼鏡的，進監獄第一件事是沒收眼鏡，因為眼鏡碎了很可能成為兇器。為什麼對李偉信例外呢？
　　至於王海光說李偉信不在林立果身邊，完全不屬實。空軍參加審理“兩案”的高德明說：（1971年）3月下旬一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馳把“上海小組”幾個人找去研究修建新華一村秘密據點和組織教導隊的問題。……善於逢迎的李偉信說：“叛徒這個名字不好聽，誰也不說要當叛徒，但到了時候就當叛徒！”林立果聽了這句話，馬上給予表揚：“老李跟我這兩年，水平就不一樣，你們要向他學習。”（注22）“林立果繼續說：‘這裡就是指揮部，你們都是指揮部的成員。從現在起，李偉信就留在我的身邊，他傳達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們都要執行。’”（注23）筆者說李偉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書”，有什麼錯嗎？　　　“九一三事件”後李偉信被抓到北京衛戍區後說要找汪東興，確有其事。汪東興、吳德等人沒說，不等於沒有這件事。既然王海光認為“沒有內線”，為何又毫無根據地說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是“內線”？看來王海光才真正是邏輯混亂。

毛澤東在杭州深夜轉移專列

　　王海光說汪東興說1971年“9月8日晚21時左右”毛澤東在杭州調專列，以此證明毛澤東調專列在先，林立果行動在後。
　　史實卻相反：林立果行動在先，毛澤東調專列在後。汪東興並沒有說“晚21時左右”，他說的是：“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毛主席的專列於9日凌晨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注24）專列從杭州調到紹興僅需一個小時，如果毛澤東晚21時指示，怎麼可能拖四個小時才調好專列？實際上，毛澤東突然調專列是在深夜。
　　有下列證人證詞：
　　“9月8日午夜，大家剛吃完夜餐，毛主席突然叫過身邊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筧橋機場附近的專車趁夜轉移。”（注25）
　　“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專列從杭州筧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鐵路的支線上停放了一天半。”（注26）
　　“9月8日午夜，我們剛吃過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停在杭州筧橋機場附近鐵路專運線上的專列，趁夜轉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間嘉興近旁的一個叉道上，離杭州足有百餘里，當時以為，我們的三個專列停在一個叉道上，有人認得哪個是毛主席的車，停在那裡顯得目標過大，或是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徵候。當然，這都是我們的猜測、分析，到底為什麼要把專列連夜遠調？毛主席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說。”（注27）
　　關於毛澤東在杭州深夜調專列，王海光碩士導師於南教授也說過。（注28）
　　根據常識，張耀祠、陳長江、於南等人所說的“深夜”、“午夜”，至少應該在晚上零時前後。
　　林立果是9月8日21時從北戴河回到北京，23時30分在西郊機場策劃謀害毛澤東。從現有的史料看，毛澤東午夜調專列，決不是無緣無故。雖說當時沒有手機，但電話四通八達，毛澤東想知道什麼事情還是可以知道的。至於說事後看，林立果的謀殺計劃如兒戲，但是這能成為毛不設防的理由嗎？
　　如果像王海光所說搭防曬棚和油庫加崗是“很正常的警戒保衛工作”，警衛部隊早有預案，又何必由汪東興這個中央級的領導幹部親自布置在主車搭個“防曬的棚子”，在上海虹橋機場油庫“特別”加雙崗呢？正因為不是常態，而是“特別”，汪東興才親自出馬強調。據陳長江回憶，“汪東興要求我們，嚴密部署列車周圍警戒，重點部位要加設雙哨，幹部要加強值班。根據汪東興的要求，我們一下加了五、六個哨，還增設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巡邏哨，並讓佩帶了衝鋒鎗。”（注29）

毛9月底返京是想像？

　　王海光稱：說毛澤東每年9月底回京，都是舒雲的想像。那麼，請看有關知情人的回憶如下：
　　毛主席在每年國慶日前出巡各地然後回北京是有規律的。（注30）
　　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時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工作，返程時間一般都在9月底。（注31）
　　毛澤東9月底返京，是因為他要參加天安門國慶集會。
　　王海光說毛澤東9月底回京只有四次，實際上毛澤東9月回京有十次：
　　1、1955年9月14日至9月25日，在北戴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2、1957年9月3日至9月18日，為開八屆三中全會，到湖北、湖南、廣東、浙江、上海等地調查；
　　3、1958年9月10日至9月29日，巡視大煉鋼鐵；
　　4、1959年9月18日至9月25日到河北、山東、河南農村視察；
　　5、1961年7月6日至9月27日南下視察和參加第二次廬山會議；
　　6、1964年9月1日至9月21日，《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到南方視察；
　　7、1967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南下武漢，遭遇“七二○”事件；
　　8、1969年5月29日至9月23日，到南方檢查九大精神的貫徹；
　　9、1970年7月22日至9月19日，南下調查及參加九屆二中全會；
　　10、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為解決林彪問題南巡。（注32）
　　毛澤東前九次回京，都是9月下旬，只有1971年9月，是12日回到北京。
　　官史如是說：林立果等人按照常規推算，一直認為毛澤東在上海要住一段時間，待到國慶日前即24日至25日才會返京。毛澤東機智、果斷的行動，打亂了林立果一夥的陰謀計劃。（注33）毛澤東改變行程，打亂了林立果等人的陰謀計劃。（注34）
　　1972年8月26日全國警衛工作座談會上，華國鋒從林彪集團成員通報毛主席的行程，謀劃刺殺行動說起。“從去年揭發林彪問題後，我們都感到當時的情況很危險，是偉大領袖的行動將敵人部署打亂了，想起來就讓人後怕。”（注35）
　　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指出：“正當林彪反革命集團緊張地策動武鬥政變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對他們的陰謀有所警覺，突然改變行程，於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注36）
　　毛澤東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謀害毛澤東的計劃落空，（注37）直接導致“九一三事件”的發生。

是王海光“設了毛周之局”

　　王海光聲稱，舒雲“設了毛周之局”。但是請看舒雲的原文：
　　9月4日，在北京的周恩來收到這些（經毛澤東閱改的）談話記錄。（注38）這似乎是在試探周恩來。毛澤東南巡半個多月了，還沒有人敢把毛澤東（南巡）談話透露給林彪。周恩來經受住了“考驗”。（注39）
　　這充分證明舒雲並沒有說“毛周設局”：周恩來看到了毛澤東的南巡講話，意識到毛澤東可能要整林彪了，但毛澤東並沒有告訴周恩來更多的內容。否則周恩來就不會對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感到吃驚。
　　據周恩來警衛高振普回憶：“早已經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政治委員，主管總理警衛）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向總理報告：‘毛主席的專列已停在豐臺……’總理聽後說：‘怎麼這麼快就到了豐臺。’楊德中說是專列中途除必要的加水以外沒有怎麼停直奔北京。”（注40）
　　汪東興回憶：“回來後，我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還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感到詫異。他問：‘你們怎麼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麼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我回答周總理說：‘計劃改了。’我還說，電話上不好細說，以後當面匯報。”（注41）
　　請問王海光，周恩來根本不知道毛澤東何時返京，毛澤東也沒有告訴周恩來南巡的行程，如何“毛周設局”？
　　原來，設“毛周之局”的人正是王海光自己！
　　邱會作認為毛澤東1971年的這次南巡很奇怪。“毛主席外出巡視，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是常事。那個時候，毛主席為了不讓江青跟著走，多數都在毛主席離開北京之後，總理才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同時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總參謀部、空軍、海軍主要負責首長都是知道的，因為軍隊對毛主席負有相應的保證安全的責任。這次則很特別，毛主席外出後，周總理只說過一句話：‘毛主席外出了，現在在武昌，要華國鋒到武昌去。’毛澤東離開北京時，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過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談話，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是及時傳達的，這次則沒有做一個字的傳達，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注42）
　　“九一三事件”發生，緣於毛澤東南巡突然回到北京。可是奇怪的是，毛澤東南巡秘密了一路，突然返回北京也應該是秘密。為什麼汪東興向葉群通風報信？（注43）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怎麼會匆忙返回北戴河，並同時安排第二方案南逃廣州？聯想到汪東興在廬山上的表現，卻幾番檢討就過了關。“九一三事件”後，通風報信的汪東興為什麼沒有像顧同舟、劉豐一樣被關押？反而好像沒有通風報信這件事似的？

毛南巡突在白天回北京

　　王海光認為舒雲所說“毛澤東專列從濟南‘直接開回北京’，這也是錯的”。筆者不知此說錯在何處？請看官史說法：
　　9月10日中午，對林彪一夥已有警覺的毛澤東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隨即離滬北上，一路不停，直駛北京。（注44）
　　張耀祠說：毛主席行動機警，嚴格保密。……南京、濟南、天津都沒有停留。（注45）
　　陳長江說：我們的專列向北急駛，跨過黃河，直奔天津。在這個站，既沒有人上車，也沒有下車的，僅停15分鐘加煤加水檢修機車，便出發了。（注46）
　　王海光說：舒雲“故意模糊毛澤東專列回程的停留時間，謊稱毛澤東專列從沒有在白天進過北京，把毛澤東下午回到中南海說成是黑天以後的事情……”
　　事實是：毛澤東就是白天到達北京，天黑以後回到中南海。汪東興說：“過去毛主席從來沒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車的，這次是個例外。……15點36分，專列由豐臺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注47）
　　——請注意，汪東興並未說明毛澤東回中南海的具體時間，汪東興說“16點5分到北京站”後面用的是句號。這說明“毛主席下火車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但並不一定是下午。
　　據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回憶：“我們是9月12日天黑後回到中南海的。”（注48）
　　陳長江回憶：我送走了他們（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時間已很晚了，我們才上車吃午飯。我們以為吃了這頓飯就該走了，誰知到了下午5點了，還沒有動身的任何信息，我們就又在火車上吃晚飯。飯後一切都準備好了，仍然不說出發。這使我很納悶，這火車停在家門口，到底有什麼意義？直到下午7點多了，夜幕將要降臨的時候，才接到向北京站開進的命令。……順利地回到了駐地——中南海了。這時，已是9月12日的晚上了……我們外出一個多月，大家都很辛苦，一路上生怕遇上意外，提心弔膽，隨時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情況，投入戰鬥，流血犧牲……如今，終於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南海，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一種很少感覺到的愉快，頓然注入了全身。（注49）
　　以上這些史料，說明王海光對“九一三事件”具體問題缺乏深入的研究，自以為是，習慣性照抄一堆幾十年前的官方陳舊的說辭，試圖打壓不同的見解。

林彪起飛前毛秘密轉移

　　王海光說：舒雲惡意刪改史料，在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林彪跑了，加了一個‘要’，成‘林彪要跑了’”。
　　然而，史實就是周恩來在林彪專機起飛前到達中南海。
　　“周總理立即親往游泳池，建議毛主席馬上轉到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他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建議，顯然是和北戴河傳來的信息有關。據張耀祠回憶：在北戴河負責警衛的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於12日晚11點多給他打電話，說林彪女兒林立衡第二次報告的情況除了葉群、林立果要挾持林彪出逃外，還說他們要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正是因為中南海有可能受到攻擊，周總理建議毛主席馬上離開，同時中央警衛團立即開始部署警戒，中南海隨之完成臨戰準備。與此同時，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集中的地點，也被通知進入緊急戒備狀態。”（注50）周恩來之所以要儘快趕到中南海，是因為誤信了“林立果要轟炸中南海”的報告，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必須立即將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所以，周恩來在林彪專機起飛前趕到中南海，而非林彪專機起飛後。
　　高振普說：“周總理驅車到了中南海游泳池，親自向毛主席報告今天發生的一切，最後建議毛主席轉移去人民大會堂118廳。……周總理從中南海回到大會堂新疆廳。……總理又一次叫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不准停在機場上的任何飛機起飛，要設法阻攔。”（注51）
　　吳連登也說：我們剛剛給（毛）主席開過飯，不一會兒，汪東興來了，周總理也來了，張耀祠也來了。張耀祠嚴肅地說：“趕快準備出發。”這才剛剛到家嘛，“怎麼又出發？”因為太反常了，我問了一句，沒有回答。……車子拉著我們走了沒多遠，我一看到了人民大會堂。（注52）
　　周恩來隨後從人民大會堂趕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汪東興、張耀祠也幾乎同時到達。（注53）
　　我們和周總理幾乎是同時到了毛主席那裡。（注54）
　　我一到游泳池，見汪東興、張耀祠已在我們之前到達。（注55）
　　——如果汪東興、張耀祠和周恩來同時到達中南海游泳池，周福明等人說周恩來在林彪專機起飛後到中南海游泳池是不對的。
　　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注56）
　　晚9時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隊在北戴河負責林彪警衛的領導的電話報告，說林彪的女兒林立衡講：“林彪要出走，到哪裡去也不知道。情況很緊急。”（注57）
　　周恩來事事請示報告，何況他已經得知毛澤東南巡講話，怎麼可能擅自處理有關林彪的問題呢？周恩來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所有部署都是毛澤東的意見。高振普回憶說：周恩來從毛澤東那裡回來後，請李德生、紀登奎到北小廳，交代了任務。李德生去空軍作戰部，紀登奎去北京軍區。總理叫吳法憲馬上去西郊機場隨時掌握機場的情況，並派楊德中“協助”吳法憲工作。（注58）
　　11點40分左右，周恩來要吳法憲準備一個機組，他要去北戴河。（注59）
　　而林彪專機起飛後，周恩來不可能有去中南海的時間。“周總理拿起電話命令空軍司令部調度室向‘256’飛機喊話，希望他們回到北京，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周總理都親自去接。”（注60）
　　“周總理回到新疆廳，宣布了林彪北飛的消息，……總理直接向各大軍區下達命令，派陸軍進駐空軍、海軍機場。……劉賢權來了，總理在北小廳與他談了20多分鐘。……”（注61）
　　吳德回憶說：（凌晨）3點多鐘，電話突然響起來，是周總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會堂。……我進到周總理房間，看見他正在用保密電話給各大軍區打電話。……”（注62）

王不知英文《亞洲周刊》

　　王海光斷定：《亞洲周刊》上沒有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中所引用的彼得·漢納姆文章，指責舒雲“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製造流言，戲弄大眾永不滿足的獵奇心”。其實這恰恰暴露了王海光不懂裝懂的淺薄和自以為是。
　　英文版《亞洲周刊》（Asiaweek）創刊於1975年，2001年12月7日停刊。舒雲引用的漢納姆文章，刊登在1994年2月初英文版的《亞洲周刊》（Asiaweek）上，該文題目是：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該文由陳航翻譯，丁凱文校對，張貼在互聯網和“林彪·軍隊·文革”網站上，只要在網上搜索一下即可找到。筆者至今保存當年丁先生發給我的英文原文和翻譯件。


　　限於篇幅，筆者這裡只是擇出王海光文中部分觀點予以澄清，王海光文中的其他問題如林彪手令、李文普自傷等，日後再作必要的辯駁。
　　搞政工出身的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對我多年前出版的著作和文章惡意誹謗，對筆者大搞人身攻擊，讓人想起“文革”時期的大批判，這種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徑令人不齒。從王海光過往的寫作來看，基本上屬於官版黨史的忠實宣講人。王海光站在黨的立場上維護官史對林彪事件的定性並不奇怪，但是，這個世界上畢竟不再只有官史或王海光的一家之言，王海光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掩盡天下悠悠之口。史家只有衝破官史一家之言的藩籬才能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筆者也奉勸王海光，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是一貫正確、永遠正確的。誰都不是終極真理的壟斷者，置史實而不顧，誹謗和人身攻擊絕非真正學者所為，也決不可能達到目的！

　　注釋：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843-844頁。以下只注頁碼。
　　2，《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788頁。以下只注頁碼。
　　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845-846頁。
　　4，《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686-690頁。
　　5，《邱會作回憶錄》，第850-851、785頁。
　　6，《邱會作回憶錄》，第781頁。
　　7，《邱會作回憶錄》，第850-851、785頁。
　　8，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九洲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194頁。
　　9，於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熊華源、安建設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頁。以下只注頁碼。
　　10，《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3頁。
　　11，《邱會作回憶錄》，第785頁。
　　12，《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134、137頁。以下只注頁碼。
　　13，《汪東興回憶》，第139頁。
　　14，《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786頁。
　　15，丁盛《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10頁。
　　16，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42-143頁。以下只注頁碼。
　　17，《汪東興回憶》，第184頁。
　　18，《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第151-156頁。
　　19，《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847頁。
　　20，於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第181頁。
　　21，《汪東興回憶》，第193頁。
　　22，明曉、赤男著《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321-322頁。
　　23，張聿溫《溫都爾汗爆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183頁。
　　24，《汪東興回憶》，第184頁。
　　25，新華社記者劉回年等《林彪反革命政變破產記》，《人民日報》1980年11月24日第三版。
　　26，《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5頁。
　　27，《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第156、157頁。
　　28，於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第181頁。
　　29，《毛澤東最後十年》，第159頁。
　　30，《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訪談、整理朱元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6月第二版，第96頁。以下只注頁碼。
　　31，《汪東興回憶》，第179頁。
　　32，袁小榮《毛澤東的57次離京》，《黨史博覽》2003年12月。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76》，鄭謙、張化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298-299頁。
　　34，《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847頁。
　　35，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01頁。以下只注頁碼。
　　36，《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第52頁。
　　3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600頁。
　　38，《周恩來傳1898-19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金沖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3月第二版第1799頁。以下只注頁碼。
　　39，舒雲《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2011年第17期《文史參考》。
　　40，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頁。以下只注頁碼。
　　41，《汪東興回憶》，第197頁。
　　42，《邱會作回憶錄》，第780-781頁。
　　43，林豆豆回憶：“毛澤東回到北京，讓汪東興告訴葉群。”舒雲採訪林豆豆筆記，2010年11月12日。
　　44，《周恩來傳1898-1976》，第1800頁。
　　45，《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3頁。
　　46，《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161頁。
　　47，《汪東興回憶》，第196頁。
　　48，董保存《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載《解放軍文藝》1993年第12期；《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36頁。以下只注頁碼。
　　49，《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第166-167頁。
　　50，《紅色警衛》，第192頁。
　　51，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120、121頁。
　　52，《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第36頁。
　　53，於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第190頁。
　　54，《汪東興回憶》，第208頁。
　　55，《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168頁。
　　56，《汪東興回憶》，第203頁。
　　57，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21頁。
　　58，《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23頁。
　　59，舒雲採訪時念堂筆記，2000年4月14日西郊機場。
　　60，《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22頁。
　　61，《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23頁。
　　62，《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98、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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