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中國者，終為俄羅斯

蔣經國

（一）

父親在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道：“像我們這樣4億5000萬人口，1200萬方公里土地的國家，無論是跌下去，或是站起來，對於世界人類總是一番大震動。無論是敵人或是友人，都要先看他自己所受的影響，才敢確立他對我們中國的方針。”

今天全部大陸被占領了，這不但對我們中國是第一件大事，就是對全世界的安危禍福也息息相關；這一事實，現在全世界有識之士，沒有不深刻地體認到了！

一世紀來，我們中國的積弱，固然由於大多數人民失卻了“民族自信心”，但重要的，也還是由於列強帝國主義對於我們不斷的侵略和壓迫──尤其是比鄰的日、俄兩國，更迭為害。日本沒有力量的時候，俄國就來了；俄國打敗了，日本又起來；現在日本倒下去了，又成了俄國人的天下。真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日本的田中義一說：“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日本的野心，已由日本人自己的口中說出，這是容易明白的。而俄國人則不同，他們口口聲聲是“扶植弱小民族”，幫助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援助中國革命；其實絕對沒有這麼一回事，那只是口是心非，變相的侵略主義而已。

目前最重要的敵人，是攫取我們整個大陸的俄國──赤色帝國主義了。林則徐說：“亡中國者，終為俄羅斯！”這是金石之言！

（二）

俄國侵華，遠自清初，但是全部的事實，只好讓歷史家去敘述。我這裡應該說的，僅是與我的父親有關的部份。我們知道，最近30年來，俄人對我侵略的行動和方法，不外運用如下三種方式：一、組織中國共產黨為其第五縱隊，製造內亂。二、破壞我國與友邦的關係，使我處於孤立。三、直接明目張胆地用武力來侵略。

關於第一點，開始自民國九年，共產國際特派維丁斯基到中國來活動。維丁斯基在上海勾結了陳獨秀，創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作為共產主義，也就是蘇俄的宣傳機關的代理人。民國十年初，又派了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特洛斯克及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長馬林為代表來華，協助陳獨秀籌畫黨務工作。同年7月1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布了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積極進行蘇俄在中國第五縱隊的活動。一面馬林又到桂林晉謁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表示蘇俄政府同情中國革命運動，希望與本黨合作。並建議：一、改組中國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二、創辦軍官學校，以為建立革命武裝的基礎。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民國十一年，中山先生特派廖仲愷先生至日本與蘇俄代表會商，結果雙方同意，從此本黨就開始與蘇俄政府合作。因為這種關係，在民國十二年八月，父親就奉派到莫斯科去考察。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對於蘇俄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回國的時候，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為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的“敵人”。當時為着避免和俄國分裂，所以這個報告，沒有公布。父親的慧眼，老早就發覺了俄帝的陰謀。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共黨員李之龍，以當時海軍局局長的地位，率領中山艦，實行武裝叛亂。父親於先期得到報告之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中共在廣州所有的機關，有關工會、農會、乃至蘇聯顧問住宅，均予派兵監視；共黨的陰謀立歸失敗，馬上對本黨表示讓步。同年四月初，父親建議中央：“整軍肅黨，准期北伐”，就是為廓清共黨份子的潛伏活動。以後全國相繼實行清黨，幾次剿共，直到將共黨趕入地下活動為止；沒有一役不是父親領導進行的。

此外，蘇聯共產黨除原有的東方大學、列寧學院及一般軍事學校，收容中國左傾青年入學，受布爾塞維克的思想訓練之外，並特別在莫斯科創設中山大學，專收中國學生，希圖大量地訓練和製造各種各式的第五縱隊。俄帝對我的陰謀，可說是無孔不入的。

（三）

俄國對於我們的侵略，到了史大林時代，登峰造極。史大林的侵略主義，是繼承俄國的歷史傳統；他的政策，也可以說，就是執行彼得大帝的政策。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自決”等等的口號，不過是欺人的幌子罷了。我可以舉出一個實例：當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到莫斯科去看史大林，談話完畢出來的時候，他的秘書順便問我：“你有幾年沒有到莫斯科來了，你有什麼新的發現？”我對他說：“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來看你們；所以我還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請教你，1931年，我也在這個地方看見過史大林，現在辦公室的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只有一點不同；從前史大林的書桌背後，是掛一張列寧站在坦克車上面，號召人民暴動的油畫，這次卻不見了，換了另外一幅彼得大帝的畫像；這就是我今天所發現的新事物。”這個秘書聽了笑一笑地說：“當然是新的，此一時，彼一時。”史大林從前跟了列寧從事“革命”，把彼得大帝的餘孽沙皇尼古拉打倒了；現在，他卻用尼古拉的祖宗──彼得大帝的畫像，取他自己所崇拜的列寧的畫像而代之。這就是正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真實內容，這對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是何等諷刺！

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還是我們北伐時期，也是國共尚在“合作”和本黨“聯俄”的時期。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蘇俄大使館；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發現了莫斯科蘇聯共產黨打電報給當時尚是我們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說：“我們的人幫助南方軍隊北伐，但卻不能讓南方軍隊占領全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這一個軍事行動，來牽制其他帝國主義的力量，使他們不能從東方來打蘇聯。”這就是蘇聯“同情”中國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決”的鐵證！

抗戰時間，蘇聯也有飛機和“志願隊”派到中國來助戰。有一天，駐蘭州的俄國飛行隊裡一個隊員，因為多喝了幾杯酒，對我露出真言說：“我們到中國來打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點日本的新式武器做對象，來練習練習。”他們把我們流血爭取獨立生存的戰爭，當作他們練習武器的試驗場所。所以經過“練習”之後，飛機不來了，坦克也不來了。最後，更把東北接收來的日本的武器交給共匪，來打倒我們的政府了。俄帝這種狡詐猙獰的面目，誰都認識得清楚的。

（四）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美國因為要蘇聯參戰，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羅斯福總統與史大林訂了雅爾達協定。我們當時為着要打退壓境的強敵──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據雅爾達協定，和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中蘇條約。在談判的時候，美國方面有人主張：“要結束戰爭，必須蘇聯參加，要蘇聯參加，他當然要提出對他有利的條件，等到他提出之後，中國政府應該考慮給他好處。”到了今天，外蒙古、中東鐵路、旅順、大連的軍港，乃至整個大陸，蘇聯都攫取去了；然而他究竟用來對付誰呢？

民國三十四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達協定公布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大林見面，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的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史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着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史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們談判了。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史大林談判；要我以個人資格去看史大林，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資格去見史大林，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他‘獨立’？”

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着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說時態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現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

他乾脆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着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我又對他說：“現在你用不着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25年，我們再加5年，則30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由的。”

史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占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

我就追問他說：“為什麼呢？”

他答道：“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占領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

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

我又接着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

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局總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

我說：“給美國人管，五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

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

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的確是史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接下去，他又說：“你說，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這個力量是誰？他先故意不說。我就反問他：“是不是美國？”他回答說：“當然！”我心裡暗暗地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而在史大林眼中，還忘不了美國是他的敵人！

最後，經過許多次的談判，《中蘇友好條約》終於簽訂了。不過，父親當時對於簽訂這個條約，有個原則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許‘獨立’，但一定要註明，必要經過公民投票；並且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來投票。”這原則，史大林總算是同意了。史大林說過：“條約是靠不住的。”我們絕不以人廢言，只要自己能發憤圖強，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夠勝利，外蒙古還不是仍舊可以歸還到我國的版圖嗎？而且，《中蘇友好條約》，經俄帝徹底破壞之後，我們已經明白宣布其“無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

我還記得，在簽訂友好條約時，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條約上附上一張地圖；並在旅順港沿海一帶區域，劃了一條黑線，大概離港口有二十哩的距離，在這線內，要歸旅順港管轄。照國際法的觀點，公海範圍是有一定的規定，就是離開陸地有一定的距離；俄方此一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了半天，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還沒有解決。

我很不耐煩的說：“你要劃線，你劃你的，我是不能劃的。”

他說：“不劃這個線，條約就訂不成！”

我說：“訂不成，我不能負責；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

他說：“我是有根據的。”

我說：“你有什麼根據？”

他拿出一張地圖，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劃了一條黑線的。並且指着說：“根據這張圖，所以我要劃這一條線。”

我覺得非常滑稽，因此譏諷他們說：“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你們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的條約都廢止了嗎？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不是等於承認為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

他有點着急說：“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

我說：“你為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你們還是同沙皇政府一樣嗎？”

他說：“你不要吵鬧，你的火氣太大。”

我說：“你要訂約可以，但無論如何這一條線是不能劃下的！”

經過一番力爭之後，這一張地圖，雖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條線始終沒有劃出。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完全了解，史大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或化身。

在雅爾達協定中，規定東北的行政權及一切主權，都歸中華民國政府。可是，蘇聯的軍隊來了，一切都等於廢紙了。他用一切力量來掩護和培植林彪的部隊，直到林匪的部隊的力量可以支配整個東北的時候，才開始撤退。他們向我政府口口聲聲稱道“友好關係”，可是，日本關東軍繳來的武器，就不肯給我們。經根據條約一再向他們交涉，到他們沒有辦法抵賴的時候，答覆我們說：“應該照辦，不過，你們過一個星期再來。”過了一個星期，再去交涉時，他們說：“等過兩天再來。”又過了兩天，他們說：“對不起！關東軍的武器原來是放在火車站，因為裝車裝錯，運到莫斯科去了。”後來，我們去了一個公文，質問他們說：“這麼多的東西，怎麼會不曉得而裝錯了呢？又不是一兩個箱子，怎樣會搬錯？”他們滿不在乎地回一個公文來說：“你們的信，我們收到了；現在根據同盟友好的關係，我們把關東軍的武器，交給你們。共計步槍3000枝，馬刀148把，東西現存哈爾濱，你們自己去收回。”這真是和我們開玩笑！其實他們是把武器交給匪首林彪，用以打擊我們的政府了。

（五）

俄國不但要侵略我們，並且時時刻刻企圖離間中、美兩國的關係。我且舉出兩個事實，來證明俄帝的這種陰謀：第一件事，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東北交涉發生最後一次困難的時候。父親為了要解決東北和中、蘇有關的許多問題，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資格再去訪問史大林。當時史大林曾經對我說：“你們中國人要明白：美國人想要利用中國作為滿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時候，是會犧牲你們的！蘇聯願意把本國的生產機器、汽車，以及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同時：也希望中國能把自己出產的礦物、農產品供給蘇聯。蘇聯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北建立重工業，並發展新疆的經濟；但是，我再三聲明，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你們決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我的經濟顧問最近會到長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見面；我並且告訴他：只要國民政府能保證今後美國不在東北得到利益，我們蘇聯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讓步。”

“蘇聯並不反對中國和美國建立關係，因為美國也可能幫助中國作經濟上的建設；但是，希望你們千萬不要信賴他。”

史大林這種惺惺作態的話，初聽起來好像“仁言利溥”；而在本質上則是“做賊的，喊叫捉賊”罷了。我看史大林講的這一段話，不是別的，正是俄帝征服中國和壟斷整個東亞市場的最重要的輪廓。我的父親更早已看出，這是史大林的狡獪陰謀；如果我們上了當，就會亡國滅種，中華民族永無翻身的日子。所以，我們對史大林這種中、蘇經濟關係的建議，及其離間中、美關係的陰謀，徹底地予以拒絕了。

（六）

第二件事，是民國三十五年，赫爾利突然接到美國駐俄大使的來電，前來探詢父親說：“委員長要與史大林見面，究為何事？”父親答道：“俄員非正式先來問余，有否與史會晤之意？余答以目前無暇，余亦無意出國。”此事據父親推測，必系俄國事先故意告訴美國，謂父親要求與史大林會晤；使美方對父親發生疑忌，以期達到其離間中、美兩國邦交的狡計。後來俄方或因恐怕以前向我非正式接洽要求父親與史大林會晤一事，由我方告訴美國；或因美國已將父親告訴赫爾利的話，向俄國提出詢問：於是惱羞成怒，發動占領新疆的伊寧。

俄方洽請父親與史酋會晤一事，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三十五年五月中旬，一位蘇聯駐華使館的武官，名叫羅遜的，聲言有事，到處找我。我當時就約期同他會面，一見面，他就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說：“到北平去的。”他說：“這幾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處找你，都沒有找到。”他同時拿出一個電報來給我看，內容是說：“蘇聯政府歡迎蔣委員長到莫斯科去，同史大林元帥見面；倘使蔣委員長認為在莫斯科見面不妥當，史大林同意指定蘇聯國境以內的任何地方見面。”我立即回答他說：“我要當面報告委員長。”他說：“你報告以後，委員長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答覆，請你馬上告訴我！”他說話時態度非常焦急。我回來報告父親之後，父親說：“慢慢答覆他。”當天羅遜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竟一連打了七次電話給我，催問這事，當他打第七次的電話時，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輕鬆的口吻推託說：“朋友！我要睡覺了，明天再談好不好？”他說：“到底委員長怎樣說？”我說：“委員長還沒有說什麼。”到了第二天，父親召我去，並指示我說：“你去告訴羅遜，幾個月之內，我很忙，不能離開自己的國土。”父親又指示我說：“關於這件事，你就答覆他這幾句話好了，不必多說。”我奉命後，就直接去找羅遜，遵照父親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幾句話，告訴了他。他說：“還有什麼話要說的沒有？”我回答他說：“再沒有別的話。”事實的經過，就是如此。不料史大林卻轉回頭來，利用這點資料，作為離間中、美兩國邦交的詭計。父親對於此事，在日記上寫道：“余至此，更覺國際情形之複雜與陰謀之險狠，決非余直率率性所能應付。惟余大以誠實篤敬，不懼不詐，中道而行；所謂以誠制偽，以拙制巧，則一時雖受冤曲，而終久必能了解。蓋余在國際外交所恃者，惟精誠與道義。”

俄國這樣挑撥離間的卑劣手段，並沒有成功；史大林“心勞日拙”，不過白費一番心機罷了。

總之，史大林的最後目的，就是要我們離開美國，與美國徹底分家！可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是一貫地維持國際道義，不但沒有和美國分開，反而更進一步的合作無間；我們是始終對得起美國友人的。

至於俄人用武力來侵擾我們的邊境，自滿清入關以後，就開始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伊寧事件為止，不知若干次。因為，軍事的侵略，是公開的劫掠，眾目睽睽，沒有人不知道是強盜行為；只要稍微涉獵中、俄關係歷史的人，都會明白，用不着詳細加以解說。我們統計，自1644年起，到大陸淪陷為止，俄國掠奪我們邊疆的土地，先後共有54次之多。中國領土被占的面積，包括外蒙古在內，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約為我原有領土的1/3；而與我們現有領土1200萬平方公里比較，則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國占領去了。這樣大的仇恨，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父親說：

“俄帝本是我們中國的世仇大敵！”

我們要挽救國家的危亡，要爭取民族的生存，要維護我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於不墮；我們除了毫不猶豫地，而且貫徹到底地從事“反共抗俄”的革命工作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父親反共奮鬥三十年，是為着民族國家的生存，亦是為着維護真理而努力。只要我們在領袖領導之下，臥薪嘗膽，雪恥圖強，一德一心，奮鬥到底，一定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第三期任務。“漢奸必亡，侵略必敗”，是父親昭示我們的歷史鐵則，俄寇共匪總逃不出最後敗亡的命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