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江青1963年來上海建立“基地”時，通過柯慶施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成為後來毛主席所說的“四人幫”，亦即“上海幫”的主要成員。

張春橋的發跡，靠的是他那套察顏觀色、溜須拍馬的本領。我和張春橋相識於解放初期。解放初，張春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工作時，因為向黨伸手，要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而受到批評。他感到不得志，鬧了很久的情緒。儘管黨組織一再教育幫助他，但他總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來。1953年張春橋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他未經請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在報上擅自點名批判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領導陳時夫同志，還點名批判華東局工業部的領導甚至還準備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此事被陳毅、譚震林和我及時發現並制止，才未造成進一步後果。為此陳毅、譚震林和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同志於當年3月5 日召集《解放日報》正副總編和全體編委到華東局開會，陳毅、譚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陳老總有句話意味深長：“要對搞亂我們陣線的人有所警惕”。陳老總的話就是針對張春橋的。此後不久經華東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的所有職務，並報中央組織部同意，擬將張春橋調離上海。李文靜幹部履歷表1954年，柯慶施來到上海，推翻了經陳毅、譚震林同志批准將張春橋調離上海的決定。就這樣張春橋繼石家莊之後又和柯慶施在 “一起”了。

張春橋被柯慶施重用之後，精神才抖擻起來。柯慶施在石家莊當市長時，張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那時，張春橋就竭力巴結討好柯。柯慶施到上海之後對張春橋極為器重，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我長期負責上海市委幹部組織工作，還兼管過審幹領導小組組長，非常熟悉李文靜歷史問題，多次提醒柯慶施，但柯慶施就是不聽。張春橋從柯慶施的升遷中揣摩出一條道道，那就是誰的根子硬、權力大，就跟誰。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討好、迎合柯慶施。1958年，他根據從已升任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裡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動向，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這篇“成名作”集中體現了張春橋的極“左”思想，助長了當時的“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由於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在後來鄭州會議上把他和陳伯達並提，張春橋聲名鵲起，由此而晉升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慶施支持下，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控制了文藝宣傳大權。江青來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現代戲，又給張春橋往上爬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江青開始抓的兩部戲《紅燈記》、《蘆盪火種》雖然都是“滬產”牌，但都“移植”給北京排了，張春橋甚覺“不上臉”。他找到江青主動要任務：“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產呀！”為了拍江青的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後面轉，上海市委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不管江青在哪裡講話，他都有聞必錄，即使在黑暗的劇場裡也要記。終於，上海後來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這兩部戲打上了“張記”印戳，貼上了“滬產”標牌。1965 年，張春橋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並博得一個“兩齣戲書記”的諢號。周恩來總理後來來上海市時曾對我說：“江青只講要一個助手，難道還要市委一個書記去陪呀！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麼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麼卑劣的事都幹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着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這番語驚四座的話，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這個“馬屁精”的嘴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他在談到對《智取威虎山》的宣傳時說：“應該對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齣戲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舉例說：“東北戰場、遼瀋戰役作戰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當然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對於張春橋這種惡劣品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許多領導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對他進行了不少教育和幫助。記得有一次在華東局傳達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擴大會議上，陳毅、譚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曾嚴肅地對他進行過批評，指出他眼睛只會向上，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他卻對大家的批評幫助不僅充耳不聞，而且記恨在心。

經過批“有鬼無害”，經過搞革命現代戲，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慶施這個“基地”老闆，又有了張春橋這個“基地”軍師，江青就開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罷官》開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