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解評《習近平的黨國情結》(三) |
送交者: 何岸泉 2014年04月22日16:40:0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習總解評《習近平的黨國情結》(三)
習總日記(2014,4,23) 上接“習總解評《習近平的黨國情結》(二)習總日記(2014,4,20)”
馮:【黨國情結的危害 二十世紀末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事實是,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在世界範圍內被歷史淘汰。當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棄計劃經濟(指令經濟)而部分地採納市場經濟,當中國共產黨控制能力的減弱使中國社會演變為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具有多元因素的後極權社會,當以社會媒體和草根非政府組織為載體的公民社會已初見端倪, 當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已經復甦覺醒,當中國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中國民族又有了復歸憲政民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機會。在這樣一種歷史大格局之中,捏着民族命門的習近平等人仍死死抱着黨國情結,其最大危害在於他們能夠延緩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歷史步伐,帶領掌握着國家暴力的中國共產黨,繼續用暴力阻止中華民族進行自發而明智的選擇而走上憲政轉型的道路。】 習:黨國情結如同愛國情結,當然會有副作用。愛國情結的副作用直接導致了上個世紀的希特勒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崛起。所以談黨國情結的危害如同談一種藥物的副作用一樣,可以談但意義不大,因為人們需要這種藥物的治療作用來治療疾病或緩解症狀。 黨國情結的優點是主要的,可以凝聚黨性凝聚共產黨人和社會精英,使他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而一起努力奮鬥。 二 十世紀末,很多黨國體制的國家改變成民主體制,這是他們的自由和選擇,並不能說明中國的黨國體制就不適合中國國情。很可能黨國體制最適合中國國情而不是適 合其他國家,還有可能,其他國家受西方民主體制的影響,對黨國體制沒有進行及時全面的改良,使之適合自己的國情。就好比一件衣服一條褲子,如果不合身可以 改,也可以重新設計一條新的,我們中國共產黨認為,黨國體制很好,改改就行,沒有必要拋棄改成民主體制。這就是中國特色的黨國體制和社會主義道路。 馮先生指責我“延 緩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歷史步伐”,“阻止中華民族進行自發而明智的選擇而走上憲政轉型的道路”。請問,進兩千年中國歷史,尤其是近兩百年近代歷史,中華民 族落後於西方文明是一種常態,與我們中國共產黨無關。再者,落後之民族要向趕上先進文明,談何容易?誰能保證,我黨下台,上台者一定比我黨幹得好?有可能 比我黨還差。看看伊拉克,看看南非,問問那裡的老百姓,日子過得比政權變更之前強還是弱。 還有台灣,台灣若保持開明專制體制,台灣人民的小日子說不定比今天還要好。政權更迭是人類發展的自然現象,不必說哪個政權“延緩歷史步伐”,哪個政權加速了歷史步伐,歷史自有他的步伐。歷史既然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那麼就聽從歷史的選擇,讓我們共產黨執政到最後一天吧。 馮:【習近平走馬上任的時候,本有一種扭轉乾坤的能量蓄勢待發。由於“胡溫新政”無疾而終、在社會變革方面蹉跎了十年光陰,整個社會都期待和支持習近平施展拳腳、大有作為;西方世界對習近平的基本態度也是與人為善、樂見其成。而由於毛左頑固勢力因薄熙來的垮台而受到重創、江澤民派系整體式微、胡錦濤拱手相讓、黨政軍實權派全力擁戴等因素,習近平擁有胡溫不可比擬的實力來開創新局。習近平團隊完全有能力順勢而為、打破因為周永康失勢而受到削弱的維穩體制, 開啟憲政轉型的偉業。不幸的是,為黨國情結所困的習近平上台以來卻利用他的實力來維護一黨專政的江山、毀壞憲政轉型的勢頭。】 習: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是你的想入非非,是自說自話自作多情。 馮:【為黨國情結所困的習近平及其它實權派“紅二代”,痛感“亡黨亡國”的危機,將挽救黨國危亡視為他們的歷史使命,而且認為他們作為紅色接班人完全有資格採取任何行動、可以不惜代價。在他們看來,“亡黨亡國”的危險來自三個方面:官員的貪污腐敗和信念缺失導致“亡黨亡國”、輿論陣地失守和公民社會的挑戰導致“亡黨亡國”、經濟危機導致“亡黨亡國”。為了克服這三個方面的危險,習近平打出了鐵腕反腐、“輿論鬥爭”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組合拳。 切實反腐本是善政,對打擊貪腐勢力、扭轉社會風氣有積極效果,而且可以通過反腐肅貪為憲政轉型開路。但是,習近平將反腐作為鞏固專制統治的手段, 格局太小、意義 有限。現代人類早就找到了有效控制腐敗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信息公開為基礎的有效防範、以媒體獨立為前提的輿論監督、以司法獨立為原則的有效懲治、以全民選 舉和政黨輪替為手段的終極制約,等等。將反腐納入法治和憲政的軌道,才是符合現代文明的謀國之道。可悲的是,這些現代制度安排都因為不符合習近平的黨國情 結而被排斥。甚至那些積極配合習近平反腐、依法呼籲實施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許志永、丁家喜、趙常青等維權律師和各界人士,反而被政府構陷打入大牢。晚清名士龔自珍面對清王朝的潰敗而又找不到匡時濟世的新辦法,哀嘆“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習近平洋洋得意的,恰恰是“重典治亂”、 鐵腕治吏這一類陳舊鄙陋的帝王權術,令人不能不扼腕興嘆。中華民族在專制統治下經歷了“重典治亂”和貪腐喪亂的千年輪迴,如果還繼續相信依靠專制權力“重典治亂”和選擇性執法的古傳權術能夠有效治理腐敗,就像相信鎮痛劑和狗皮膏藥能夠治癒癌症一樣,非妄則愚。 在黨國情結支配下制定的改革方案,同樣只能是庸醫之陋方。由習近平主持起草、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開列了洋洋大觀六十個方面、三百餘項改革設施。它表明這個領導層決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扭轉經濟下行趨勢、避免經濟危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因為這個改革方案不是要改變黨國體制、而是要鞏固和強化腐朽沒落的黨國體制,它所期待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等目標,都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 習: 自當上總書記以來,一系列反腐反貪反四風運動,取得了顯著效果,大型高級餐館門庭冷落,奢侈品高檔禮品銷售巨降,領導幹部之間請客送禮幾乎絕跡,大批蒼蠅 老虎應聲而倒,馮先生卻認為是“千年輪迴”。要知道只有貪腐之風再起時,你才有資格是“千年輪迴”。你有何憑證斷定我的反貪腐反四風無效?起碼“蓋棺定 論”的時間未到。若九年之後,世風未改,你再張開血口噴我也不遲。 馮:【多年以來,中外一些不良政客、商人和學人一直在營造中國的盛世幻象和“中國模式”。不幸的是,當家理政的黨國領導也一直執迷於這種幻象,不知是因 為他們誤讀誤判還是因為信息渠道失靈。黨國領導幾乎在所到之處,都不斷地引述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多年裡快速發展的數據來證明中國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 性。習近平在“八一九講話”中如是說:“同歐美一些國家受困於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相比,同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發展陷阱相比,同西亞北非一些國家政治動盪、 社會混亂相比,我國發展可以說是風景這邊獨好”。(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傳達提綱》)這種說法,忽略時間背景、似是而非。熟悉當代 世界經濟發展史的人都知道,處於“經濟起飛階段”的國家,取得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一種常態。 中國是“文明古國”,古代的經濟本就比周邊國家遙遙領先。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也比日本除外的周邊國家富裕得多。中國被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拋在後頭,是在毛澤東統治的三十年。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撥亂反正”、推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而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又正好趕上全球化的大潮,成績果特別明顯。依靠低人權“優勢”和低環保費用“優勢”(也就是更加殘忍地榨取勞工和環境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時代的贏家和“世界工廠”,短時間 內積聚了巨大財富。而問題的關鍵,是能否抓住時機實現經濟轉型和憲政轉型,鞏固“經濟起飛”的成果並向穩定發達的社會轉化。在“經濟起飛”之後沒有經過憲 政轉型而轉化成發達國家,只有新加坡一個特例。而新加坡這個享受英國法治傳統的城邦小國,其經驗顯然沒法移植到中國。且不說經濟和軍事上“崛起”、經濟和 道德上淪喪的中國,不是世人想要的中國。中國靠高投入、低人權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在後極權黨國體制下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權力異化、社 會潰敗、不公不義、官民衝突、族群對抗、戾氣橫生、生態殘破、資源枯竭等種種禍害弊端,正在威脅着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怎能陶醉於“風景這邊獨好”的幻象, 而不謀求轉變社會基礎制度的救國良方?】 習: 別總拿毛澤東時代的經濟說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放棄毛主席的階級鬥爭政策,我習近平搞整黨整軍反四風,就是放棄鄧小平江胡時代只管改革不管思想 作風的政策。要往前看,看我們共產黨是進步還是退步。我認為,前三十年有前三十年的歷史環境,現在批評毛主席很輕鬆,可當時誰知道今後世界會是這樣?你能 知道嗎? 馮:【習近平的黨國情結,時下為害最烈的是“輿論鬥爭”和對公民社會的摧殘。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表明他的治國理念在整體上還停留在毛澤東時代的陳腐框架之中。他仍然生活中“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本能恐懼之中,將主流文明社會與中國的正常思想文化交流和交鋒視為西方國家“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他仍然將早已破產的“共產主義信仰”視為是“共產黨人的命脈和靈魂”,將落後的黨國體製造成的結構性腐敗歸因於“共產主義信仰缺失”;他仍然抹殺共產黨執掌政權、壟斷政權之後早就轉化為專制統治者的事實,硬說“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他仍然死死抱着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教條,將弘揚 普世價值定性為“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安全”的顛覆行為;他全然不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毛左頑固派如果沒有權力的支撐就在理論爭論中全線崩潰的事 實,採納那些毛左頑固派的一貫做法、硬將腐朽教條被抵制說成正確觀點“受到圍攻”;他全然不顧自由民主早就成為人類主流價值、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國家實行民主制度的基本事實,居然質問“西方國家到處輸出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制度模式,在哪個國家獲得了真正的成功呢?”基於這一系列的陳腐觀念,習近平認定“互聯 網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基於這樣一種判斷,習近平在這一 講話中使用了一系列蠻橫而帶有火藥味的軍事語言,諸如“敢於亮劍”、“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 “守土有責”、“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等等,發起一場以互聯網為主戰場的“輿論鬥爭”,而且做了非常具體細緻的部署。(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 的講話精神傳達提綱》) 習近平發起這樣一場戰爭,顯然是為中國共產黨罪上加罪。自從中共黨國體制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共從未停止“輿論鬥爭”。且不說毛澤東時代連綿不斷的政治清洗運動,殃及千百萬忠良無辜,即便是改革開放以來,也有此起彼伏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唱紅打黑”等等,中共領導的“輿論鬥爭”何曾間斷過?這些“輿論鬥爭”的實質,是用政治暴力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是大興“文字獄”進行政治迫害。周永康引起知識界的公憤,絕不是因為他特別貪腐和好色,而是因為他從政法系統和文宣系統抽調人員組成的各級“維穩辦”對輿論和維權人士的嚴厲打壓、主導維穩體制將進步因素和變革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在這種連綿不斷的“輿論鬥爭”中,中國共產黨壟斷着所有的傳統媒體,掌控着絕大部分的新興社會媒體。有關部門控制網絡時,種種陰招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包括大規模地刪帖、封號、封網、抓人、攪混水等等。其結果,中共的“輿論陣地”居然已經“失守”。這只能說明,中共黨國體制確實走到了窮途末路。】 習: 黨國體制,就是黨領導一起,包括輿論。我們不允許“公民”二字有任何意義的實際存在,譬如公民意識。百姓或人民是我們喜歡的用詞,因為這樣可以迴避“公 民”二字。公民屬於民主體制國家,不屬於黨國體制。公民是有言論自由個人自由的民眾,如果人民成為公民,如果百姓成為公民,與我們爭權奪利,那黨的領導權 早晚不保。因此,馮先生在以上兩個自然段所陳述的都是事實,只是最後結論是錯誤的。只要共和國的旗幟高高飄揚在神州大地上,窮途末路只屬於你們,而不是我 們。
縱觀人類歷史,不能不讚嘆公民社會在當今世界所展現的空前威力。人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被命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世界數千萬死難者的血,激發了普世人權的覺醒。以1848年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為標誌,人類進入“人權時代”或“人權革命時代”。在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中,人類開始真正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憑藉着對普世人權的堅強信念,高舉着自由民主的大旗,對尚處在苦難之中的兄弟姐妹伸出援手,向各種違反人權的制度宣戰,使數以億計的生靈戰勝國家暴政,從被奴役狀態中解放了出來。蘇聯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翼,其它共產黨政權則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產物。共產主義者曾經投身於戰後國際人權秩序的建設,將以社會經濟方面的權利為核心的“第二代人權”納入人權體系,有共產主義者的功勞。但是,當共產黨政權表現為違反普世人權的極權統治,就理 所當然地被公民們拋棄了。普世人權是公民社會的最高信仰。由於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在人權時代的逐步覺醒,反對非法剝奪公民權利的專政、擁護充分保護公民權利 的憲政,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黨國控制相對薄弱的互聯網,成為中國公民社會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平台。周永康主導的維穩體制那麼狠毒,尚還對網絡言論網開 一面。習近平發動網絡戰爭,要將抗擊專政、贊成憲政的輿論及網民趕盡殺絕,得罪公民的深度和廣度可想而知。難道習近平要通過“輿論鬥爭”恢復漢武帝式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巢式的“我花開時百花殺”、毛澤東式的“輿論一律”?只可惜他生錯了時代。】 習: 上個世紀的黨國體制與現代民主體制一樣,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誕生,是經過血與火的考驗,是有頑強生命力的國家制度。只是採取民主體制的國家更多,且大多數發 達工業國都採用了民主制度,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大部分人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民主體制是普世價值。民主體制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政治制度,意在充分發揮個人意 志促進社會發展。而黨國體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意在充分發揮中央集權能力促進社會發展。大家走的不是一條道,但最終目的是一樣的,就是促進人類文 明向前。 建議大家好好想想,為何不允許各種政治體制在一個地球上相互競爭發展,而要採取政治體制壟斷方式,扼殺一種曾經風靡世界現在生機勃勃的政治制度-----黨國體制?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他們的歷史不盡相同,他們的文化不盡相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他們的體制不盡相同,他們的政黨不盡相同。請大家像尊重不同民族文化歷史一樣,尊重黨國體制。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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