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天国——析罗玺纲《太平天国史》中的唯心史观

一、“拜上帝教”的产生、传播与成势

在中国历史上，天国运动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农民起义”。其他起义，大都是农民在天灾人祸之下为求活命的逼上梁山，天国运动则是经由洪秀全、冯云山两人的创教、传教活动，历时8年，才发动起来。这个教便是“拜上帝教”（《天国史》称“上帝教”）。它其实是天国国教，与天国运动相始终。

洪秀全妄想当“天下万国独一真主”而创“拜上帝教”（领袖因素），桂平紫荆山区的特殊环境（地理因素），加上满清统治的腐朽，清军作战能力低下（时代条件），三者结合，“拜上帝教”得以产生、传播、成势。

洪秀全创“教”

洪秀全，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州），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到官禄布村。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洪秀全父亲洪镜扬，被族人推戴做父老，并被邻近各村公举做保正，处理族中和乡间公众事务，有一定社会地位，可推知家境应称富裕。

洪家为耕读世家，洪秀全7岁入塾启蒙。因表现聪慧，村中父老多认为他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他应该也自视甚高，以为取功名如拾芥。但从15岁到29岁，他4次赴考，全都落榜，连个秀才都没捞到。强烈的自信与失落，洪秀全心里充满忿懣。

1833年，洪秀全第二次考秀才落第，无意中得到一本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他当时并未在意。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考落第后，大病一场，昏迷二日方才复苏。据洪秀全后来自己所说，这两天里，他的灵魂到了天堂，看见了一个紫脸长髯、身穿黑袍的老人正在训斥孔子，说孔子没有把人生的道理讲清楚，因此误了人类。孔子非常惭愧，连忙俯首认罪，并自愿到后园种菜来赎罪。

老人还说洪秀全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赐他斩妖剑、金印，吩咐他到人间斩妖除魔、统治万民、拯救苍生，还称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

1843年春，洪秀全第四次考试落第。此时洪秀全与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属于一个想通过科举挤入官场，另一方未允进入的矛盾。这是朝廷与众多落第士子间的矛盾。不属阶级矛盾，更非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一般情况下，都由落第士子一方接受现实而逐步消解。有些人继续攻读，下次再考。有些人转变方向，走向其他人生道路。洪秀全的妄想型特质，结合外部条件，走上创教造反之路。

《天国史》试图为“拜上帝教”的产生提供一个“进步诱因”，称洪秀全创“拜上帝教”是“给鸦片战争所惊醒”。惊醒于外国侵略，还是惊醒于清廷的腐朽？

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1843年春，洪秀全还未“惊醒”，再考秀才。科考失利，也未“惊醒”。直到回家再读《劝世良言》，才被“惊醒”？！

洪秀全从未谴责鸦片战争中英国的侵略。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洪秀全还颁诏褒奖“西洋番弟”出手帮他灭“清妖”！“惊醒”论毫无依据。

洪秀全郁闷中偶然重读《劝世良言》，被书中上帝派遣他的儿子耶稣降临人间传教救世的故事，关于“末日审判”、“救世主”和“天国”的说法，以及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所吸引启发。联系6年前的那场梦境，他“豁然大悟”，或者说，被《劝世良言》“惊醒”：

——圣经所说上帝种种是真的。他梦中所见那个老人就是圣经里的上帝耶和华(“拜上帝教”文献称“爷火华”，洪秀全后来为其上尊号曰“天父上主皇上帝”)。

——因此，他确曾神游天堂，他就是“上帝次子”。

——他来到人间，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作“天下万国之王”。

意识到自己竟是膺受“天命”的“天下万国之王”（洪秀全后来曾去广州求道。由于教会不可能承认有“上帝次子”，他弃之而去），那首先得推翻满清统治，做中国之王。一想到此，他由科考落榜而来的怨毒就直冲脑门：原来满清是“妖魔”！满清统治变得十恶不赦。他立志要“斩妖除魔”将其推翻，建立由他统治的天国。洪秀全因欲做“王”而反清，而不是为救世而反清。至于他传教时所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只为吸收教徒用，当不得真。

洪秀全是否真有那么一个梦？即使有，“梦境”也不至如此清晰。洪秀全所述“梦境”，应有相当编造内容。洪秀全本来应该妄想过如何通过科举飞黄腾达。迨这一妄想破灭，在“梦境”与《劝世良言》作用下，转而产生另一种妄想——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由此，《天国史》称洪秀全是“举世无双的天才革命思想家”！

他深信自己受命于天，有上帝在天上佑护着他，这是他的贯穿天国运动始终的最基本信念。天国运动中有过多次化险为夷，他认为都体现了上帝的佑护。1863年12月下旬，天京被围，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显示其极端的愚蠢、妄想与无可理喻。

要想建国、作“王”、统治天国，首先必须有一帮人相信他是“上帝次子”，天赋“王”命，跟着他打天下必能享受荣华富贵，从而愿意追随他拥载他。这就必须宣讲，也就是要传教。当然不是基督教，圣经里可没有“上帝次子”。他必须自创一个教，把这番话说出来。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夏，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吸取某些基督教说法，自创“拜上帝教”。“拜上帝教”自然少不了劝人为善的内容，核心内容则是要大家信仰且只信仰上帝，并由此相信他这个“上帝次子”，受命将成为“天下万国独一真主”等等。“拜上帝教”由此产生。

《天国史》总结这段过程时，添加上许多“革命”味。称洪秀全“是在得了劝世良言十年，那场死去复苏大病也过了六年，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教育，对封建社会黑暗考试制度的愤恨，之後，为着进行革命，而特地去创立这个上帝教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的。”

“得了劝世良言十年，那场死去复苏大病也过了六年”！《劝世良言》与“梦游天堂”是激发洪秀全产生作“王”妄想的关键因素。《天国史》刻意加以淡化。

“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教育”！洪秀全从未提到这一点，纯属《天国史》的添加。

“对封建社会黑暗考试制度的愤恨”！没有证据说洪秀全科考连番失利是由于考场黑暗。科考失利是使洪秀全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幻想破灭，产生愤懑情绪，但仅此不足以使他走上造反路。

“决心走革命的道路”！相信自己是“上帝第二子”降世，赋受天命，有上帝护佑，一定能当上“天下万国之王”，这是推动洪秀全造反的根本动力。与“革命”不相干。

《天国史》尤其说明：“洪秀全是为发起革命而创立上帝教的。上帝教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从事起义活动的。须知道那时候的农民，在没有觉悟以前，要跟他们谈起义的道理是难以为力的，而利用宗教，通过宗教的说法。却易於使他们接受。”

也是《天国史》，又称：“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据此，则这“须知道那时候的农民，在没有觉悟以前，要跟他们谈起义的道理是难以为力的”又从何而来？！

“工具”说无法解释的是，如果洪秀全真的只是将“拜上帝教”作为发起“革命”的工具，那在“革命”发起之后，在金田起事以后，东乡称“王”以后，永安建制以后，建都天京以后，他为什么不逐渐放弃“拜上帝教”，转入正常的政治、经济动员，而是坚持强调“蒙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大开天恩，恩命我真圣主暨救世幼主下凡御世，宰治山河。”把“拜上帝教”坚持到最后？！

对此，《天国史》以很长一段文字来解释洪秀全为何始终不能放弃“拜上帝教”的“客观原因”。且不论所言是对是错，既然“拜上帝教”作为一个指导思想，贯穿天国运动始终，那它就不仅是洪秀全“发动起义的工具”，更是他建立、统治天国的“工具”。《天国史》无法自圆其说。

洪秀全以这个教建国称王，以这个教统治天国，还希望以这个教实现它洪家的“万世一系”。没有证据表明洪秀全曾对“拜上帝教”有过任何怀疑。“工具”说，“神道设教”论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当然，为制造“神迹”，洪秀全也有欺骗，甘王庙诛妖便是一例。但并不影响他对自身是“上帝次子”的坚定信念。他不会相信杨秀清真是“上帝附身”，但可归之于这是上帝佑助他的一种形式。天国后期，形势越来越糟，他无力应对，上帝佑助迟迟不来，他只能继续以幻想自欺欺人，信仰变成迷信。他把天国改称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他一回说天父托梦兆，收得城池地土，一回又说上天亲征，杀妖灭鬼。从狂热自信发展到丧失理性痴人说梦的境地。

其实天国政教合一，“拜上帝教”是天国国教，与天国运动始终紧密结合，这与《天国史》彰显天国的进步与革命绝对不相容。尤其因为“拜上帝教”实际是个邪教，《天国史》必须尽力淡化“拜上帝教”在天国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工具”说，“神道设教”论由此而来。

毛泽东对此的议论是“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拜上帝教”之作为邪教

宗教，是人类文明蒙昧期的产物，现代人类早已过了创教期。现在新创宗教，大抵都是邪教。“拜上帝教”就是一个邪教。

依“拜上帝教”教义，说是一千八百年前，上帝见世人不做善事，便降生耶稣，传教救世。现在人心又坏，往往作恶多端，于是上帝又让第二子降生救世。上帝名叫耶和华，就是天父；耶稣是上帝长子，就是天兄；他洪秀全，就是上帝第二子。上帝已把天下万国都交到他手里。天下万宝，一切山川田土、金银财宝、子女玉帛、稻麦猪羊，统统都归他所有，由他做主“运用”。天下万国的子民，必须人人信奉“拜上帝教”，绝对服从听命他这个教主，任凭驱策。等等。教义突出对教主洪秀全的个人崇拜服从，这样的教，不是邪教是什么！对这条，《天国史》不提。

洪秀全着力宣扬“末日论”。他借“上帝”名义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以此欺骗胁迫无知乡民信教。这不是邪教是什么！

“拜上帝教”行“圣库”制度，要教众奉献全部个人财产供“教主”支配（《天国史》称这是“消灭私有制”）：它拆散家庭，“分别男行女行”，男女分营，使入教家人互为人质：它以五马分尸，点天灯、桩沙、剥皮等恐怖酷刑来对付“变草通妖”，震慑教众（《天国史》称这是“治军极严，对敌极狠”）。这一切都是旨在实行并强化对教徒的人身控制。不是邪教是什么！

许多史著提到“天王”洪秀全定都天京以后有88个嫔妃，指其腐化。其实洪秀全广纳美女，早在金田传“教”时便已开始。

由于洪秀全自称“天父第二子”，是未来天下太平真主。一些“拜上帝教”信徒便把自己的女儿、姐妹奉献献给洪秀全，以搏“教主”欢心。其中有胡以晃之妹胡九妹，石达开之姐石汀兰和杨秀清之族妹杨长妹等。

“教主”洪秀全取其中美貌年轻者多人作为侍女，日侍左右夜陪寝。淫辱而外，更施凌虐。轻者恶语痛斥，重者鞭笞杖责。

一个“教”，教徒心甘情愿地把女儿、姐妹奉献给教主，供其淫辱。教主则收纳享用，视为当然。这样的“教”，不是邪教是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这条，《天国史》不提。

对杨秀清“天父下凡”、萧朝贵“天兄附体”，洪秀全自能断其伪，而又承认（因为那个梦，他认为自己是“真”的），只能暗中叹气。杨秀清、萧朝贵则从洪秀全的承认中，判定所谓“天父第二子”与他们的“天父”、“天兄”一样，也是假的，自是私下窃笑。不过假归假，回过头来还是彼此联手欺骗其他教徒。这不是邪教是什么！对这种联手欺骗，《天国史》不提。

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天国运动发祥地

创教以后就开始传教。由于“拜上帝教”严重背离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并不顺利。从广东到广西，应者寥寥。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区，方才打开局面。

广西古称化外蛮荒之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与官府控制比较薄弱。经济上地脊民穷，文化上相对闭塞原始，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智愚昧，为“拜上帝教”的传播提供了绝佳条件。尤其是在紫荆山地区，有大批以烧炭为生的烧炭佬与穷苦百姓。以及长期存在客家人与土著人之间的矛盾。连韦昌辉、石达开那样的客籍富户，也要受土著富户的欺凌。“拜上帝教”终于在此落地开花。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战乱，就有大批中原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自成“客家”群体。

明末清初，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艰辛创业。经200余年繁衍，产生出一些富豪，大部分还是生活艰困。他们与当地原住土著居民不仅在生活、文化上有相当差异，而且因经济矛盾而引发长期持续的对立，甚至爆发严重的武装械斗。“拜上帝教”最初就主要在客家人中间传播。天国前期的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等都是客家人。《李秀成自述》中所说“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就是客家人一伙。从广西出来的太平军，客家人是主要成分，其战斗力和凝聚力都是最强的。

冯云山开始时是劝人信教，并不说要造反。所传的教就是“拜上帝教”。他深入“炭党”与百姓中间，向他们宣传上帝是独一真神，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阎罗、菩萨都是妖精，天将降大灾，加入“拜上帝教”，同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不拜邪神，可得上帝佑护，可以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可以防止蛇虎伤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这些内容自然容易为山村农民接受，“拜上帝教”很快有了一大批信徒，成为天国运动的基本力量。由于“拜上帝教”要聚集做礼拜，教徒自然地组织起来。到1845年，“拜上帝教”会员已有3000余人，分会组织20余个。

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的特殊环境，使“拜上帝教”得以传播。

冯云山在传教时，就向教徒宣称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有奉天诛妖、建人间天国的“天命”，他自己来此传教是受洪秀全派遣而来的。从而使教众心目中有了一个“教主”兼“真命天子”形象，企望他的到来。

1847年8月27日（七月十七），洪秀全辗转到达紫荆山区，见到冯云山，获知拜上帝会发展情况，喜出望外，遂留驻就任教中之“王”。此时他已写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改邪归正》等“经文”，作为“拜上帝教”的教义。称“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

“拜上帝教”强调只拜独一真神上帝，在人间也就只能信从他洪秀全一人。照理，信“拜上帝教”的人自可只拜上帝，不信“拜上帝教”的人也可去拜别的神佛菩萨，两不相扰，岂不好？可洪秀全并不单是要做教主，而是要做“王”的。这就必须使教众体认到“本尊”的神性与唯一，成为痴迷者，心甘情愿受“教主”控制，舍生忘死听从“教主”驱策。使“拜上帝教”成为一个肯听命于他的有组织力量。同时做到在他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全体“拜上帝教”化，从而实现地域的占领，以为“起义”称“王”的基础。这就这必须显示“神迹”。任何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神迹”支撑，邪教更是如此。

洪秀全把当地香火鼎盛的土著神庙“甘王庙”作为显示“神迹”的突破口。他胡诌一番称他以前接“天父”之令，曾在天上与此妖大战三天三夜，此妖失败逃匿，原来躲避在这里，他将前去诛灭此妖。12月24日，洪、冯率曾澐正、卢六、陈利同等4人从紫荆山出发，两天跋涉，找到象州甘王总庙。洪秀全手持宝剑，指着甘王像骂道，“朕是真命天子，尔识得朕么？天（丁）酉年朕昇高天，朕，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朕同众天使战逐你们一切妖魔，那个妖魔不被朕战到服处！尔今还认得朕么？若认得朕，尔今好速速落狱地矣！……”，命随众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洪秀全题诗在壁云：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煷（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豈得挂隆袍！

（此事刊天国颁行的《太平天日》一书中。从洪秀全自称“朕”可知，显有编造）

随后，“拜上帝教”教众又将紫荆山内左水和右水一带的社坛扫荡一空，拆毁孔子牌位，破坏了一切人们供奉的神庙。当然，孔子和各路神道没有反抗，“拜上帝教”大获全胜。

洪教主战妖故事很快传开。都知道从广东来的洪教主神通广大，斩妖除魔，无所不能，洪秀全的威望迅速提高。

随之洪秀全颁布“天条”10款，强化教内纪律。“天条”10款参照圣经中的“摩西十诫”，针对当时种种社会恶习，严禁会员妄杀无辜、奸邪淫乱、偷窃抢劫、吸食鸦片、赌博等等，是教徒的生活行为准则。这就使“拜上帝教”极大地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凝聚力。

1850年5月，他更散布一种类似“末日论”的“灾变论”。说上帝向他启示：“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信教者则能“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使得加入“拜上帝教”的人数大大增加（据说入教确有祛灾避难效果)，很快形成了一个以紫荆山区为中心，包括贵县、平南、象州、武宣等州县的“拜上帝教”组织区域。

随着“拜上帝教”宣传的深化，他们砸神像、毁庙宇、非孔子的行为，终于招致地方士绅与官府的勾结迫害。反过来这又强化了“拜上帝教”的反清意识（把满清统治定为“妖”）和内部动员组织能力。洪秀全将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不认清朝法律”逐渐深入教徒人心。尤其是后来杨秀清、萧朝贵以“降僮”手法，不断神化洪秀全，洪秀全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王”。从而使教众接受造反的合理且必然成功的信念。

杨秀清“天父下凡”与洪秀全劣根初显

杨秀清，1823年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平在山东旺冲。五岁时，父亲去世。九岁时，母亲亦死，依伯父杨庆善成人。

杨秀清成年后，无田地耕种，以“种山烧炭为业”，贫困莫名。天国《天情道理书》说：“至贫莫如东王，至苦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厄难堪，足见天父将降大任於东王，使之佐辅真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天之穷厄我们东王者，正天之所以玉成我们东王也。”

冯云山到紫荆山区传教，杨秀清、萧朝贵等成为“拜上帝教”教徒，开始他们跟随洪秀全打天下的一番历程。

1848年春，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回广州以图营救，“拜上帝教”无人主持，人心动摇，濒临溃散危险。4月6日（三月初三，清明节），“拜上帝教”一些骨干聚会商议对策，杨秀清忽然“天父附体”（天父指耶和华）。一番跳腾后，杨秀清一跃而起，站在屋子的正中，一脸上庄严、肃穆神色，一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说道：“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

众人都惊呆了，好不容易才明白过来，连忙一齐跪下，匍匐在“上帝”面前，聆听“天父”教诲。“天父”大讲了一通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大道理，称“拜上帝教”要承担斩妖除魔的重任，目前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拜上帝教”教徒同心协力，度过难关。最后，“天父”又告诫会众，信者将得救，动摇者有灾难。……

杨秀清“天父下凡”，对遏止“拜上帝教”溃散起了关键作用。

10月5日（九月初九），又有萧朝贵“天兄附体”（“天兄”是指耶稣）。11月19日（十月廿四），萧朝贵又“天兄附体”，正好洪秀全到，“天兄”问道：“秀全弟，尔认得朕么？”此话来的有点突然，又有玄机，不容洪秀全不答。萧朝贵是“拜上帝教”重要骨干，在“炭党”里很有威信。洪秀全踌躇再三，只得回答“小弟认得”。“天兄”遂说起天堂事情，仿佛真从天堂而来，话语与洪秀全所宣传上天之事完全相合。显然，这是借神化洪秀全来取得承认。洪秀全否认不得，自入圈套之中。（一说此由洪、萧串演）

洪秀全、冯云山决定承认杨、萧的“地位”（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在不久后出炉的《太平天日》中。除了洪秀全是“上帝次子”外，又加冯云山为天父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杨宣娇为第五女，萧朝贵为帝婿。

“拜上帝教”最后派发给耶和华的户口本上，为他安排了六子一女：老大耶稣，称“天兄”，以下为老二洪秀全，老三冯云山，老四杨秀清，老五韦昌辉，老七石达开，萧朝贵妻杨宣娇为第六女，萧朝贵为帝婿。依《圣经》，上帝只有独生子，这下子变为多子女，并且几乎都被派到广西来打天下，建设地上天国了。

“天父下凡”“天兄附体”这些“神迹”在欺骗那些无知的普通教徒，提高洪秀全的地位，鼓吹洪秀全要做“王”，使“拜上帝教”最后成势方面，其作用是关键性的。同时也因为“天父”、“天兄”地位高过“上帝次子”，杨、萧由此进入“拜上帝教”的高层。为了共同利益，二人轮番下乡，四处“降僮”，代表天父、天兄发言，反复宣传洪秀全是上帝派遣下凡做“王”拯救世人，要教徒忠心赤诚，紧跟教主，打下天下，大富大贵。“拜上帝教”成为赤裸裸的江湖骗术。

杨秀清“天父附体”，他的话便是“天父圣旨”，一言而生杀予夺，连洪秀全也必须跪听。这个“天父”又每每对具体军政事务下“旨”，强令遵从。这使他后来得以取得天国实际领导权。

“降僮”手法大大加快了“拜上帝教”的传播发展，到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下半年，“拜上帝教”组织已有相当规模。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坐镇紫荆山，各地分会首领计有：金田韦昌辉，贵县石达开，龙山秦日纲，象州谭要、何震川，平南胡以晃，武宣曾水源，陆川赖九，博白黄文金，广东信宜凌十八兄弟等。他们或以族望，或以才情，或以勤劳，成为“拜上帝教”中的核心力量。这些高层人物熟知洪秀全为“上帝次子，是天父所遣下凡为天王”的说法，知道他要当皇帝。不论他们信与不信，都决心跟随开创一番事业。

据清廷文件统计，天国早期上层人物200多人，得以查证出身的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

此时洪秀全在“拜上帝教”内已被承认为“王”[一说1850年4月3日（道光三十年二月廿一），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平在山“登极”]。既是“王”，那自然该有帝王享受。皇城宫苑、锦衣玉食虽还难办，妃嫔宫女已经差可实现，这就有了前面所说的洪秀全受纳教徒奉献女子作为侍女一事。说“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实际是这种邪恶在广西传教时便已发端。洪秀全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满脑子想的却只是全天下，包括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他的。

与其他任何农民起义领袖相比，洪秀全一开始就显示出最浓重的封建腐臭气。

由宗教团体到政治军事集团

1850年2月25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道光帝驾崩，清王朝进入咸丰时期。

此时由于清廷统治的腐朽，广西盗贼遍地（或曰“农民起义”遍地），官府无力镇压。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便自行组织团练。由于土客矛盾，他们与“拜上帝教”立即处于敌对地位，各种冲突械斗愈演愈烈，整村房屋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大规模仇杀之中。似乎应验了洪秀全关于天将降大灾，“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的预言。

为避免被各个击破，也为聚集力量正式造反，1850年7月，“拜上帝教”决定各地会众到金田聚集，号为“团方”，又称“团营”。开始正式建立天国。“拜上帝教”成为准军事组织。

韦昌辉家大院里日日鹅声大作，借鹅叫声音掩盖打造兵器的声音。贵县的石达开，象州的谭要等都开炉铸铁，秘密制造武器。又遣使分谕各地会众，分头集中后，向桂平县金田村聚集。各地教众遵照命令，售田宅（卖不掉带不走的则烧掉），造器械，准备赴金田聚义。到年底，远近前来“团营”的约达两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

“天父”“天兄”频频下凡，大造洪秀全是真命天子的舆论。洪秀全黄袍加身，教众则虔诚朝见，献上自己全部财产，宣誓表态愿供驱策，至死不渝。

各路教众聚集金田。为凝聚组织力量，防止溃散，“拜上帝教”领导层发布一系列制度条令。其中影响至深的有以下两条：

——男女分营制度。“拜上帝教”教众多半来自农民和矿工、会党等社会下层群众，也有不少清军降卒。合家投奔者，壮男编入战斗部队，妇女编入女营，儿童则分置各军各馆，称童子兵。女营编制不设师、旅，主要从事一般体力劳动，间或也协助守城作战；

——“圣库”制度。规定教徒必须“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以缴纳于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等。”后又包括作战所得钱物，违者严处。规定人无私财，官兵无常俸，所需钱物，视圣库盈虚，按定制发给。此事最初由石达开负责（《天国史》称此为“消灭私有制”）。

这两条制度，从当时必须实行军事化管理来说，有其合理性。但它使教徒人失去家庭和财产，一入营便没有退路。由于所有财物都变卖交“公”，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则烧掉，即使退出回去也没处住。而且烧掉房子时，就等于向官府宣告了造反，又如何能再回去！男女分营更使家人互为人质，个人即使萌生二意，怕连累家人，也只能打消。

为维系组织力量，开始出现刑罚，逐步发展为酷刑。

在早期，对参加“拜上帝教”活动而又心怀疑虑的人，就有假借“天父”、“天兄”名义，加以责打，甚至“一笔勾销”——杀掉的情事。后来又有天条十款，要求人人都会背诵，不得违反。天条之外，再有禁律数十条，违反的，大多“斩首不留”。连下级头目乃至老兵，都可以随意称人为“妖”，一刀斩了。

曾国藩汇总所收集到的情报，得出太平刑律62条。其中15条是要求遵守的注意事项。44条为斩首。如“凡各衙各馆兄弟，倘有口角争斗，以及持强斗架，俱是天父所深恶，不问曲直，概斩不留”、“凡私藏金银、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等。而五马分尸、点天灯则有3条（实际还有桩沙、剥皮等恐怖酷刑）。如“凡我们兄弟，如有被妖魔迷卽，反草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即治以点天灯、五马分尸之罪。” 其中点天灯，是将受刑人包裹捆绑，浸透油脂，晚上倒挂于高杆上，从脚部点火焚烧。施刑时受刑人“呼号之声，惨不可闻。人之禀赋强弱不同，有燃至胫即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这种刑法，主要是用来处治太平军中的背叛者。凡五马分尸或点天灯，都要在广场或开阔地集众观看，先宣布罪状，然后行刑，以收杀鸡儆猴之效。参加太平军的人，无论你当初是自愿或被迫或随大流，无论你在太平军中再苦再难再不满，想到点天灯的惨酷，也就不敢再有二心。

“拜上帝教”的活动引起官府注意。然而清王朝八旗、绿营早已腐朽不堪。不久，在思旺圩和蔡江村，“拜上帝教”先后击溃前来镇压团营的清军。满清统治的腐朽，清军的缺乏战斗力，使“拜上帝教”得以成势。

由于杨秀清、萧朝贵的“天职”（“天父”、“天兄”）高过洪秀全（“上帝次子”）。到这一时期末，杨秀清、萧朝贵成为“拜上帝教”的实际指挥者。

打败清军最初的进攻后，一方面，开弓没有回头箭，另一方面，似乎印证了上帝的佑助。教众们满怀信心地决心跟随教主打天下。

“拜上帝教”反孔反儒

凡宗教必“唯我独真”，排斥任何“异端”，邪教更是如此。“拜上帝教”反道反佛，甚至认为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也不及它“敬拜上帝”。不过，对洪秀全而言，孔、儒学说才是他传播“拜上帝教”的最大障碍，是他欺骗愚弄教众的头号敌人。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这与“拜上帝教”绝对对立。由于孔、儒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地位，洪秀全要创教传教，树立“独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权威，也就是要树立他这个上帝次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就必须坚决反孔。为此，他编了一个梦见上帝、耶稣斥责孔子故事。说他在“梦”中上天时，见上帝“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上帝谴责孔子说：“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於朕乎？”天兄基督也谴责孔子说：“尔造也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指洪秀全）亦被尔书教坏了！”

未见洪秀全有任何批判孔、儒的文章。他开始时只是烧孔子牌位。创教之初，洪秀全就打掉书塾里的孔子牌位。后来，烧孔子牌位是“拜上帝教”的主要“除妖”内容。1852年8月，太平军克湖南郴州，就焚烧孔庙，毁孔子木主，把庙中孔子门徒牌位全部扫除。以后凡攻克的地方，孔庙里有像的毁像，立木主的烧木主。

如果说过去烧孔子牌位，是为传教所需。那定都天京后，天国有了“国”的事实，而又政教合一，洪秀全君主兼教主。他必然要做的就是排斥一切“异端”，独尊“拜上帝教”。洪秀全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文化成就。指信孔孟的读书人是“妖魔”。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于是，“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都付之一炬。《天国史》把这“一概皆斩”之下的否定一切“异教”，赞之为掀起“一场群众性反孔大运动”。

在排斥“异端”同时，是全社会的“拜上帝教”化，将其渗透进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赞颂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馔，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每逢礼拜日，百姓必须参加礼拜，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斩首示众。凡不拜皇上帝、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颂扬皇上帝恩德者，均属违犯“天条”。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

东王杨秀清看不下去，他“天父下凡”称：“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洪秀全不敢不服从，把烧书改为删改。这些删改过的四书、五经曾一度印过。但以“拜上帝教”去修改儒书，决然行不通，印出的书不伦不类。洪秀全除了“妖言惑众”外，既没有能力批判儒书，也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新学说取代，又担心人们看到这些书会危及他的“拜上帝教”，也就是危及它的统治地位。只好在1861宣布“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对儒书来个不禁而禁。

孔、儒当然有可批的地方，但以“拜上帝教”来批孔、儒，从愚昧荒谬方向来批孔、儒，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进步或革命。《天国史》引入“阶级斗争”，竟称“拜上帝会所宣传的上帝，正是争取解放的革命农民的化身。”称洪秀全反孔是“革命农民对这种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地主阶段用来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的孔子学说，对这一座给封建统治奉为‘至圣’的孔子偶像的批判和声讨，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起着动员群众参加革命、鼓舞革命斗志的巨大作用。”一派胡言！

如此反孔、儒，使“拜上帝教”与中国知识精英严重对立，是天国最终未能成功的潜因之一。

宏观看，天国运动既以邪教发动，其所建政权就是个邪教政权。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因为显然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只信奉“拜上帝教”的国家，也不可能让无德无能的洪秀全来统治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