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在近代西方歷史上扮演的角色，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分。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曾一言以蔽之：“現代性”最重要的內涵是個人主義帶來的政治自由。英國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也說，以個人主義為代表的“公民社會”是現代性的基礎。個人主義如何起源？自然也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最常見的做法是將它當作一套政治理論和行動原則，進行思想史的追索；也有的學者如麥克法蘭，則從法律體系和社會關係角度入手，將個人主義看作十三世紀以後英格蘭私有財產權制度的產物（《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
 
人類學家格爾茲曾說：“問題，是普遍性的；它們的解決方法有多種。”這句話被史家勞倫斯·斯通引在《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一書的扉頁上，對個人主義起源這類大問題，真是再貼切不過。斯通寫作此書的初衷本來是尋索歷史上家庭類型與家庭關係變革的原因，然而換個角度看，卻分明為個人主義的起源提供了另一條思路：無論是把個人主義看作一套邏輯清楚的思想體系，還是界定分明的產權制度，都是將其放在我們通常認可的“公領域”中，着重的是其“剛性”的一面；斯通則更多地深入“私領域”，尤為特殊的是，他的聚焦點是其他學者不怎麼注意的“柔性”因素。用斯通自己的話說，他要解釋的“不是結構的變化或經濟的變化或社會組織的變化”，乃是“情感的變化”。具體說，就是追索現代“情感個人主義”（affective individualism）的形成脈絡。
 
斯通論述了十六至十九世紀英國先後存在的三種家庭類型。中世紀的家庭類型是“開放的世系家庭”：家庭是“他者導向”的，子女婚嫁、養育皆由父母做主，所有關係的結成不依情感而定，是否能夠加強廣闊社會關係中各自的經濟利益是唯一的考量因素。家庭承擔了諸多公共事務，具有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十六七世紀，伴隨着中世紀親屬、扈從關係的衰微和宗教改革的興起，家庭形態向“有限的父權核心家庭”轉化：父權和夫權強化，家長通過操控財產來操控子女的人生。同時，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教實踐日益普及，既取代了此前教會擔當的教化功能，也強化了家庭核心成員之間的關係。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現代意義上的“封閉的核心家庭”誕生了：家庭規模變小，非直系血緣的親屬關係從中撤離，家庭成員的關係更加親密、平等。家庭不再承擔公共義務，而縮小為愛的港灣，兒童的社會化責任轉移到國家設置的學校，通過義務教育來實施。
 
可以看出，斯通是通過四條主線勾勒出這一變化的軌跡的。首先是家庭結構：從容納了眾多親屬和扈從關係的“社群”轉變為由直系親屬構成的、更具私密性的小家庭；其次是家庭內部權力關係：從父權的增長到更為平等的夫妻關係和對子女獨立性的尊重；三是家庭與“社會”的關係：二者在功能上的分化越來越清晰，界限也日益分明；最後，與以上所有這些線索相關，人的感情方式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包括家庭成員在內的人際關係從彼此冷淡和不友善，變得更加溫柔、親密，富有同情心。
 
所謂“情感個人主義”就是這種情感世界的變化與個人主義觀念“合流”的結果。在斯通看來，個人主義具有兩個表徵：一是“對個人人格日益加深的內省與關注”，二是“對個人自主性的要求及個人之於隱私、自我表達及因社會秩序的需求而設定的範圍內自由行使意志的權利的尊重”。這和一般思想家對個人主義的描述並無太大差異。不過，斯通在其中加進了一個“情感”維度，也因而開啟了個人主義的新視野：對十七世紀之後的人來說，個人自主性不僅是一種“權利”，也內化成為心靈的體驗形式。由此，斯通將個人主義置於近代英國的具體社會文化場景（特別是家庭生活場景）中理解，使我們從更動態和微觀的角度看到個人主義成為人際互動原則的過程。
 
這種新型的情感關係在家庭生活中首先體現為對父權制的批判。人們意識到，個人的現世幸福最重要，追求幸福乃是人的自由權利。婚姻是一項契約，基於當事雙方彼此的權利、義務而訂，包括情感、忠實、照顧等諸種責任。這就意味着，由父母包辦的婚姻不能讓人滿意，從前父權制下妻子對丈夫的服從也不再合理，基於男女平等基礎上的“友愛婚姻”成為理想的婚姻形態。在親子關係方面，父母的權威也相應衰落，運用經濟權力來控制子女被看作一項道德過失。這種批判的一個顯著結果是最初的女權運動：革命首先在家庭中展開。
 
情感個人主義也配合着“隱私”的概念。這個概念肯定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不能也不必被迫向他人坦露的“空間”；這個“空間”不僅僅是內在的，也是外在的。它還直接推動了家庭房屋建築空間和居住格局的變革。在十五六世紀，大家宅由一系列沒有走廊的連鎖套房組成，一個人不得不穿過其他人的房間才能走入自己的房間。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並未覺得冒犯了別人或被別人冒犯。到了十七八世紀，房屋增建了走廊，臥室與起居室被分開，夫婦不再與僕從、孩子共用臥室，更不會像過去那樣分享同一個床鋪。
 
隨着現世幸福成為一種正面價值，人們的性生活也隨之改變—它既是新價值的表象，又是其動力。從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社會的共識一方面把性視為“罪惡”，另一方面又強調生育的光榮，認為孩子是上帝的賜福，多產是上帝的願望，它會協助女性獲得救贖。然而，由於缺乏掌控身體和疾病的醫療知識，女性實際上一直處於由此帶來的痛苦和生命危險中。十七世紀，人們開始公開呼籲性歡樂，不再將其與罪愆聯繫起來，也不再把它視為社會和家庭繁衍的途徑，而是將其視為個人私事。醫療水平的提高，更有效的避孕手段出現，人掌控自己身體的能力大大增強，又為這種新的性道德觀念提供了技術支持。
 
相應的，親子關係和兒童養育方式也發生了一場革命。如同中世紀的家庭關係表明的，“母愛”並非人的天性，而是一種需要學習和練習的能力。近代之前，英國的嬰幼兒死亡率高達30%，“使得對嬰幼兒投資太多情感資本成為愚蠢的事”。如今，孩子既成為“愛”的結晶，父母遂開始採用一種“慈愛的、以孩子為重的、疼愛嬌寵的”育兒方式。人們不再像過去一樣，把孩子送出寄養，而是強調母乳餵養、嬰兒與父母共居一室，以加強母嬰之間的情感聯繫，增強彼此的信賴。更重要的是，這種保育方式不只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愛心，它也意在把子女培養成一個獨立個體。嬰兒本性被認為猶如“白板”，“天真無邪”，後天成長受經驗塑造，也同樣有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利。為此，第一步便是把嬰兒從襁褓中解放出來，使“它”可以“自由”呼吸，舒展四肢；而在此前，“它”一出生就被襁褓緊緊裹束起來。
 
其實，“情感個人主義”也不能說是完全嶄新的見解。在此之前，法國學者阿利埃斯已經提出，十七世紀發生了一場“情感革命”：家庭內核心成員情感聯繫加強，在整個社會上，愛的情懷都取代了冷漠。事實上，斯通此書的一個重要意圖正是要跟阿利埃斯唱反調—但在近代家庭“情感”的變化方面，二人卻殊途同歸。不過，從學術視野和方法上看，二人仍有一個根本不同。阿利埃斯關注的就是家庭，斯通雖把個人主義興起的場景聚焦在家庭之中，卻並沒有把“公領域”排除在討論之外。恰恰相反，此書的精彩之處就在於把“情感個人主義”和家庭關係的變化，置放於更廣闊的社會關係中，使得對家庭的研究成為關照整體文化變遷的一扇窗戶。
 
實際上，“私領域”展現出的新價值觀念，是與“公領域”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相互激盪的結果。十七世紀的情感個人主義不限於家庭成員之間，而瀰漫在整個社會中：首先，個人肖像和逝者墓碑前的個人胸像日益普及，袒露自我的傳記、日記與情書大量出現，呈現出對個人獨特性的關注；其次，眾多文學、戲劇作品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了溫情主義氛圍，“傷感的人”成為典範，他“容易因殘酷流下激憤之淚，也容易因慈善流下同情之淚”。溫情甚至惠及動物。據證，一七七零到一八二零年，表達對暴力的憤怒蔚為時髦，人們甚至開始譴責施虐於動物的行為，認為：“沒有人能對任何獸類施加暴力。”並由此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有關動物保護的立法。這是一個多情善感的時代—令我們想到美國歷史學家林·亨特的主張：人若沒有“同理心”，不具備“移情”能力，就不能夠對他人的痛苦具有深刻體認，“平等也就沒有深刻的意義”（《人權的發明：一部歷史》）。我們很難說，這種情感首先是在家庭之內還是之外誕生的，但家庭在其傳播過程中顯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通過家庭生活，這類價值被傳遞到每一個人，再逐漸滲入全社會，最終成為人們的共識，並藉由新的制度和習俗固定下來。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個人主義不但來自思想家的書齋、議會的辯論席和街頭抗議的隊伍，它也來自家庭和臥室。
 
斯通的研究同樣使我們想到王爾德的話：“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關，除了性本身”，因為“性關乎權力”。斯通把那些不可言說也常被認為無關大局的隱秘因素，如臥室、性關係（及其直接後果—孩童）的改變，和更具政治性的“家-國”同構的權力體系的變動聯繫起來，尋找到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同步性，這樣，“情感個人主義”就成為社會價值和權力變革的一部分。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斯通書中為何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來寫“性”：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把性、情感、家庭關係、社會勞動、權力結構、意識形態等放入一個整體思考的。
 
“開放的世系家庭”是中世紀到近代早期標準世界觀的產物。在這種觀念中，人是“存有的大鏈”（thegreatchainofbeing）的一環，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不具獨特性，彼此可以互換。家庭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幸福，而是為了服務於社會的維持，性與婚姻就以此為目標。前邊提到把兒童送出寄養的方式，其實就是為了迫使女性儘早脫離哺乳階段、再次懷孕。因此，從“生”到“養”，都從屬於社會勞動力的“巨大交換體系”，而“性”就居於這一交換體系的關節處。
 
“有限的父權核心家庭”則和十六七世紀民族國家的形成同步。民族國家要求國民個人效忠於國家，而新型家庭形態就承擔了使這種忠誠感內化的作用。在西方政治傳統中，自《舊約》開始，就存在一個“家-國”同構的類比：“國”是“家”，“君主”則是“父親”。十七世紀，這一邏輯被大量使用，“服從君主”被視為“公民的首要義務”。為此，家庭內部的成員關係也做了相應界定，這一重任主要由新教承擔。路德派牧師不斷宣傳父/母、父/子、主/仆之別，倡導男性家長的權威，如同約翰·彌爾頓所斷言的：“他（丈夫）只敬示上帝，她（妻子）則敬示他內里的神。”新的宗教體驗和實踐也出現了：在新教家庭中，除了按慣例參加每周日的教堂禮拜儀式外，全家人每日都在固定時間由男性家長帶領，聚在一起輪流讀《聖經》，共同祈禱，合唱詩篇。這在增強家庭成員彼此關係的同時，也使男性家長取代了從前的宗教領袖地位，成為家中的精神領袖。
 
在兒童保育方面，傳統基督教觀點認為性慾是罪惡的，孩子生來便帶有原罪。路德教派據此強調，應以最嚴厲方式規訓兒童，以約束其罪惡性。嬰兒被束縛在襁褓里，就是措施之一；而他們稍微長大，便少不了藤條、鞭子的伺候，其目的就是使服從威權成為他們的生活習慣。因此，父權邏輯在強調個人服從的忠誠品質同時，又通過國家體制內化了“侍君如父”的責任感，使得“家-國”權力關係互為強化：國家以保障“丈夫與父親對核心家庭內女性與小孩的威權統治”的形式加強了父權，而通過“家父”的嚴格管控，國家政治秩序的基本價值也滲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那些有可能威脅到政治秩序的東西被巧妙轉化成有力的支持。顯然，這種嚴苛的兒童養育方式之所以能夠被今天的人們理解，是和斯通把它放入“家-國”關係脈絡中加以闡釋的學術策略分不開的。

“情感個人主義”的出現，勢必帶來權力關係的調整。通過強調“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不能複製或替代的”，那種建立在“可交換性”基礎上的個體觀和家庭觀被打破了。在政治領域，堅持個人擁有某種程度的行動自由權與內在信仰權的觀念，也激起了“平等派”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抗爭。到一七四一年，大衛·休謨宣稱：“把國王描述得像上帝在世上的副攝政一樣，只會激起每個人的笑聲。”意味着人們已經洞徹並放棄了“家-國”同構政治的威權實質。
 
正因為情感關係與“權力”分配息息相通，所以，隨着高度個人化的情感逐漸發展並被充沛體驗，“邊界意識”的問題也被提出來。如何恰當區分“私領域”與“公領域”、“個人”與“社會”，既需要哲學思考和啟蒙，又需要落實於日常實踐。在這方面，核心家庭依然扮演了一個樞紐性角色。“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分界線日益清晰化，是和家庭越來越封閉同步的，而家庭的“私領域”化又進一步為個人意識的成長提供了充分保護：我們看到，“個人”是在最為隱私、離開公共權力活動中心最為遙遠的“臥室”里得到成熟和強化的，性、生兒育女、夫妻溫存，都是個人主義成長的途徑。而它的發展不但顛覆了傳統的家庭權力結構本身，也培養出“公領域”內的一種嶄新的個人道德：“先削弱親屬的權力，然後削弱父母的權力。隨此權力改變而來的是責任及義務概念的改變。”若說現代政治自由誕生於“臥室”，自然太誇張；但是，如果只看到個人主義的行動終端，也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斯通深研英國家庭史，自有其本來的學術意圖，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讀完這本書也不能不有所感慨。從清末開始，我們就一向艷羨近代西方的富強、民主，也在追尋他們的富強、民主是怎樣來的。可是，由於我們的目的性太強，不能平心靜氣地對西方歷史做一個追根溯源式的考察，而只顧在看得到結果的地方去找原因，忘記了刻舟求劍反會離根源越來越遠。直到今天，還有一些學者只把鐵和血這樣一些剛性因素當作西方強盛的秘密，注意的是技術變革、國家建設的“現代化”，而忽視情感、家庭乃至“性”這樣一類“軟性”因素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在西方近代史上起到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也是以“人”作為思考中心的，“情”是理解諸多人倫訓條的一個關鍵詞，至於由一身到家、國、天下的道德實踐路徑，更可以說是文化常識。但是，我們怎麼樣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下，在自己文化傳統的脈絡中重新思考和調整它們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我們離真正的富強和民主還有多遠。而無論如何，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一味強調“大國崛起”的力量型“富強之路”並不一定能帶來文明價值的更新，這或許是斯通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思想資源。
 
（《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勞倫斯·斯通著，刁筱華譯，商務印書館二零一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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