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民主事業之艱險，方顯王榮清之勇毅

    美國第26任總統(1901-1909) 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曾說過這樣的話“榮譽屬於這樣的人，他置身角斗場上，臉上沾滿塵垢、汗水和鮮血；他英勇拼搏；他犯有錯誤，一再表現出不足之處，因為要奮鬥就會有缺點和錯誤；但是，他實實在在為建功立業而拼搏；他懂得偉大的熱忱、崇高的奉獻精神，他為正義事業而獻身”。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段話，馬上就想起了王榮清，王榮清先生長期投身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前列，他性格直爽，但常常咄咄逼人，尤其是得理不饒人，讓很多人受不了他，尤其在艱難複雜的中國大陸民運環境中，膽小多疑而不能理解其大智大勇者還易產生誤解。當然，在浙江，尤其在中國民主黨里，由於“並肩作戰”經歷，那些最堅定實幹成員，都知道王榮清敢作敢當、任勞任怨，相互間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及深厚的情義。

    王榮清1943年12月9日出生於浙江杭州，祖籍紹興。1958年到杭州綢廠當學徒工，由於肯學會鑽，很快就成了廠里的機修技術骨幹，多次被評為生產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參加了相對保守的 “紅暴派（紅色風暴）”工人造反組織（註：“紅暴”派與王東海先生所屬的當時杭州主流工人造反組織“省聯總”派對立）。目睹了鬥爭的酷烈、生產的停頓、經濟的蕭條、民生的困厄，王榮清先生開始思考社會問題，認為當時中國的主要結症是整個社會都被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所捆綁，民眾沒有自己獨立的聲音，社會缺乏務實穩定的法律秩序，但苦於自己人微言輕不能發揮任何有實際效果的作用。

    1978年底北京的西單民主牆活動影響到杭州，王榮清幾乎每天都去延安南路杭州市人民大會堂附近的湖濱“民主牆”，從旁聽、看大字報開始，很快自己也站出來演講，成了運動骨幹。1979年與葉崇武、葉航、毛慶祥一起編印《四五》月刊，負責印刷發行工作。1980年與毛慶祥、伍國華、楊曉雷、陳立群創辦了《之江》雜誌，由王榮清擔任負責人，沈健民任主編，楊曉雷是其中的主要筆手。1980年10月，王榮清連同上海傅申奇、寧波童年、張聽潮，溫州的鄭玉林、杭州毛慶祥、楊曉雷共同創辦《華東民刊》，王榮清擔任華東民運“政治磋商”小組主要成員，確立了“非保一黨專制，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促進經濟自治，振興中華民族”的宗旨。另外，王榮清先生還負責幫助上海傅申奇在杭州編印當時全國民刊協會（註：孫維邦參與組織了《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機關刊物《責任》。

     1981年4月，王榮清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收容審查”被關押了半年之久，81年10月，與同案的楊曉雷（是同一天被抓）同一天釋放。出獄後，由於王榮清一直堅持民主理念，杭州綢廠評先先進生產者，廠領導找王榮清談話，說王榮清必須糾正“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才有資格當選。王榮清與廠領導辯解道“廠里評比的是生產先進者，不是評什麼思想先進者，更何況我所主張的民主法制到底是先進還是落後思想，現在恐怕還未到可以實事求是地下定論的時候”，就這樣，此後數年，由工友的認可與擁護，由於當時廠領導的開明，王榮清一如既往地幾乎年年當廠級選“先進生產者”，不僅獎狀年年有，到後來獎金也節節高。

    1980年代末，國營絲綢行業面對蘇浙一帶鄉鎮、個體的競爭衝擊，王榮清所在工廠醞釀承包經營，允許職工利用業餘或停薪留職另謀出路。王榮清在剛剛建造開業不久的杭州百貨大樓租賃櫃檯，包攬上海“三星”牌羊毛衫在杭州市的總經銷權，1989年王榮清從杭州綢廠完全離職全力投入羊毛衫經營，90年代初，又自己開辦羊毛衫廠。

    1989年4月底開始，學生帶頭並為主體的民主運動在杭州也風起雲湧，在北京戒嚴後杭州各高校學生除部分北上直接聲援外，大部分學生在杭州本地遊行示威，在武林廣場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學生靜坐絕食（浙江民主黨人徐光先生就是當時學生絕食團成員之一）要求中共當局正視學生的愛國民主要求、撤銷污衊學生“動亂”的“四.二六”社論及北京戒嚴。廣大杭州市民踴躍捐錢捐物支援學生。期間，王榮清先生到某蛋糕店購買了1000元的提貨券（可提等值的蛋糕或飲料）並附帶一封慰問信送到了武林廣場的學生領袖手中。該慰問信大概意思是“大學生是人民血汗培養出來的國家精英、未來的希望，你們能夠為國家的前途、社會的公正、人民的權利，負起責任來，國家就有希望，社會就會更加文明、人民也更有盼頭，杭州市民支持你們！但廣大杭州市民也非常心疼你們，參加絕食要適可而止，千萬不要搞壞了身體影響將來為國家、為人民去擔當更加重要的責任。……”，該信據說被廣場學生臨時搭起的廣播一連播報了整整兩天。

    1990年代初，王榮清得知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友，上海的傅申奇要創辦“復興報”， 曾捐款一萬元予以資助。1990年代中期，得知王東海先生因為組織抗議北京“六四”屠殺的遊行示威而判刑三年出獄後生活陷入困境，王榮清找到王東海並每月資助王東海500元生活費達數年之久，也積極參與了一些當時以王東海先生組織的浙江民運活動，可能確有中共特務線人的滲透破壞，也可能大家抗政治迫害的鬥爭經驗不足，出了某些紕漏和誤解（比如林牧來杭州），王榮清先生為避嫌就主動疏離該圈子的其他人，只與王東海一人保持聯繫。

    1998年夏，浙江首義中國民主黨公開衝擊黨禁活動，朱虞夫告訴王榮清後，王榮清立即表示支持並希望參與其中，並結識了吳義龍。朱虞夫因在街頭公開散發民主黨宣言被抓後，王東海帶着王有才、祝正明等到王榮清家商討營救朱虞夫事宜，這樣王榮清算是正式參加了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活動。

    王榮清與毛慶祥一起汲取了79年民刊經驗，建議創辦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機關刊物《在野黨》，由朱虞夫收集資料，加上吳義龍、單稱峰、祝正明等人的參與編審，毛慶祥最後審定、王榮清負責編印，《在野黨》到1999年六月中共當局開始第二波對民主黨全國範圍內大肆鎮壓前共發行了九期，其中有三期有王榮清先生直接擔任主編。期間，由於王榮清早年經商辦廠，在民主黨創黨初期王榮清開辦美容店生意興隆 ，相對於其他民主黨人員經濟狀況比較充裕，可以說當時民主黨各項活動的開支一半以上都由王榮清一人來承擔。

    在1998年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的初期，我由於家庭面臨購房債務尚未還清的壓力，沒有積極參與，王有才叫我，我才去參加民主黨的一些聚會。當時，王有才家門外雖然停着幾輛轎車，裡面的便衣24小時不間斷監控，但廣大組黨人士都熟視無睹，王有才家照樣門庭若市。有一次，有才家一下子來了十幾個人，說已經準備好了五十多個人的名單，可以滿足《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的人數要求，場地與啟動資金5萬元已經準備妥當，請王有才再次帶頭去浙江省民政廳正式申請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登記註冊。王有才向來認為我慎重，就向他們介紹說： “這是我同學陳樹慶”、“阿慶對此有何看法？”。我就說“五十多個人幾乎已經包括了整個浙江現有民主骨幹的全部，萬一中共鎮壓，按圖索驥，一個漏網的都沒有，這樣沒有梯次與縱深的攻防，在戰術上是非常不明智的；另外，中國的民主事業又不是光靠我們浙江一陣猛衝，黨禁就會即刻稀里嘩啦地就一下子衝破了，這件事是否可以等等其他各省民主黨的籌備活動與基礎力量都建立起來後再協調進取。幹這麼大的事，豈能一蹴而就，要步步為營、積累雄厚的力量才比較可靠”。我的這段話，在群情激昂之中顯得非常的本位主義與自私保守，原以為大家會對我這個“反對派”群起聲討，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時好幾個人過來與我握手，說初次見面，以後一定要多交流，這就是其中王榮清、毛慶祥、吳義龍、朱虞夫、單稱峰與我的第一次見面，他們的激情、尤其是他們對我的寬容有禮，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99年5月下旬，北約飛機誤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後，各民主國家在中共面前似乎理虧，一時間都不敢再就中國大陸的人權事務進行關注。我清楚地意識到歷代專制統治者對外軟弱可欺，但對內部人民向來是十分兇殘的，民主黨已經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我專程趕到毛慶祥家裡，要求民主黨暫停一切“高歌猛進”的活動、收縮力量，並建議六月初組織中國民主黨員無償獻血代替其他形式紀念“六四”十周年，當時在場的朱虞夫也表示贊同。送走老朱後，毛慶祥專程領我到了王榮清家，沒想到王榮清一定要將附近一套朋友房子的鑰匙交給我，帶我去看了裡面的整套複印設備及紙張等物料，說“萬一我們出事，民主黨的事就拜託給你了”。

    1999年6月，中共當局對中國民主黨的第二波大鎮壓開始後，全國先後有五十多位民主黨人受到羈押並判刑或勞教，浙江民主黨的祝正明、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徐光、王榮清等常務工作組成員被“強迫失蹤”，《在野黨》雜誌面臨停刊的危險，單稱峰與聶敏之一起來我家請我一起編印雜誌，並先後將遲建偉、李錫安、崔公展、厲巴耕、來金彪等人組織起來共同擔當起面臨癱瘓的浙江民主黨工作。
    
    當時我雖然已經還清了購房債務，但由於自己想利用生意紅火的機會繼續多賺一點錢，沒有做好全身心投入組黨活動的準備，只答應：為浙江民主黨和《在野黨》提供經濟上力所能及的資助；利用我與浙江老民運王東海的關係以及與王有才夫人胡江霞的熟悉，替《在野黨》雜誌收集一些還保留在他們手上可供採用的資料；自己也撰寫並投些稿件。
    
    但由於《在野黨》雜誌稿件與編輯質量以及散發工作出現了一些不如人意的嚴重問題，在單稱峰、聶敏之及剛獲釋（監視居住）的王榮清先生強力要求下，經整改確定由單稱峰和我負責編印、由聶敏之、王榮清負責最終審稿的情況下，推出了質量尚可的《在野黨》第十期和第十一期。1998年8月16日中共當局在東海舉行軍演的台海危機時，由王榮清提議、我起草、聶敏之審核並通過盧四清先生向國際上發布了以“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名義發表的《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聲明，表明了“中國民主黨反對用武力中國人打中國人，民主是保障和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大前提”之原則立場。
    
    以“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名義發表聲明，雖然老聶與老王都說“在全國性組黨時期各省對浙江有過授權的約定，在特殊情況下浙江可以也應該擔當起舉旗的責任”。但我總覺得有所不妥，所以建議以後還是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名義更好，我說“堅持與高舉浙江民主黨的大旗，不會影響整個中國民主黨的舉旗問題，既是對其他省份中國民主黨人和組織的一個鼓勵，也能與當時北京尚在堅持的何德普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能夠很好的協同”。聶敏之、王榮清、單稱峰也都同意了我的建議，此後我們再也沒有打過“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的旗號。
    
    當時的情況，除了編印《在野黨》外，浙江民主黨的主要外聯及組織恢復工作由單稱峰整天忙碌奔波，王榮清由於監視居住期不便於出頭露面只好處於幕後總策劃的地位、我既要忙於做自己的生意又要顧及浙江民主黨的一些具體事務，王東海先生負責安撫與釋除來自浙江及全國民運內部各種對浙江民主黨及主要負責人員的誤解，聶敏之先生就主動擔當起了最危險的代表浙江民主黨的負責人身份。胡曉玲、遲建偉、楊建民、尉國平、葉建、王杭立、樓裕根、余鐵龍余元洪父子、胡江霞、賀忠民、來金彪等人也或多或少地擔當了浙江民主黨活動的一些工作，王希哲、莊彥、楊建利、《大參考》的李洪寬、《民主論壇》的洪哲勝、北京趙昕、廣西薛振標、杭州戚惠民等先生對我們都有過不少支持。當然盧四清先生對我們浙江民運和浙江民主黨的幫助最大，當時幾乎所有的浙江民主黨文件和信息都是通過向盧四清先生發送傳呼或傳真在國際社會公開發布，為我們提供了輿論及道義的有力支援。

    
    很遺憾，由於民主黨在一再遭受打壓的情況下，浙江又是重災區，警方很快就猜出了我在其中的作用，1999年9月24日對我家來了個徹底抄查並以“監視居住”的名義將我“寄放”在杭州市遣送站底層的一個小禁閉室四個多月，直到對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徐光判決後，我作出了妥協—答應出去後不再編印《在野黨》雜誌並答應一段時間內不到全國各地去搞組黨串聯的條件下，才將已經長期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走路都十分艱難的我釋放回家。
    
    2000年1月初，即在陰曆過年前兩天我被釋放出來後，聶敏之先生很快就聯繫上我並專程到我家來看望我，他還向我詳細介紹了在我關押期間同志們堅持民主黨的活動沒有停止，如單稱峰、聶敏之、胡曉玲、王榮清、黃霄航等人不僅在為遭受判刑迫害的民主黨人呼籲，也在為被“強迫失蹤”的我呼籲和到處打探尋找，以及對家屬的安慰照顧。不僅於此，王榮清、聶敏之先生還冒着巨大的風險時不時地在西湖邊的一公園及剛建成不久的吳山廣場向群眾散發《在野黨》雜誌及我的那篇《大旗在飄揚》文章。

    2000年5月初美國國會兩院表決中國最惠國待遇（PNTR）前的關鍵時刻，經過聶敏之、王榮清及我的商量定稿，由老聶在《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聲明》上承擔主要責任，希望為中國的更加開放與融入公平競爭、民主法治、尊重人權的世界主流社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共當局接連兩波對民主黨的大鎮壓後，中國民主黨的組織，依然挺立、獨立自主地在發出了她應有的堂堂正正之聲。據聶敏之先生所說，美國駐華上海領事館官員曾專門打電話告訴聶敏之，美國政府在當年五月國會PNTR大辯論之時，印發過聶敏之先生以浙江民主黨人的名義，對國際媒體發表的贊成對華PNTR的聲明。

    在本世紀初期的頭幾年，是國內民主黨公開活動最艱難的時期，王榮清先生一方面召集與主持的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許多活動，尤其是中國政黨法草案等法案的起草研討工作。期間也撰寫了幾篇文章，悼念逝者、抗議迫害、闡述民主黨活動的宗旨原則，如《一個民主老人（聶敏之）的臨終遺言》、《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結束惡夢，開創美好未來---一個中國民主黨人的呼籲 》、《伸張正義懲治邪惡天經地義》、《為誰而黨為誰而爭》、《中國政黨法草案說明》等文章。

    2004年，王榮清先生召集部分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成員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政黨法草案，徵得同伴的支持後於當年11月將《中國政黨法草案》提交給國家立法部門和中國民主黨目前的最大競爭對手中國共產黨的有關中央機構，一個月後(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北京時間12月29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會十幾位骨幹成員被浙江省公安部門抓捕、傳訊。他們分別是：王榮清、吳遠明（任偉仁）、王東海、王富華、陳樹慶、徐光、樓裕根、單稱峰、蕭利彬、王榮耀 、揚建民、尉國平。除負責人王榮清被刑事拘留外，其他人均已釋放。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後在山東車宏年、北京趙昕、美國王希哲、洪哲勝、徐文立、任不寐和王有才、重慶許萬平等先生組織的海內外大力呼籲下，在中共當局開明人士的包容下，關押了半個月後獲釋。

    2005年底，王榮清先生因與王東海、王富華發起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為獄中成員及家屬的募捐活動，再次被”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刑事拘留一個月，因證據不足，在監視居住6個月後的2006年7月底，因證據不足撤銷案件。

    王榮清先生除關懷入獄戰友及其家屬外，也非常重視給剛剛出獄的戰友送去關懷與信心。例如，2004年9月徐光獲釋，王榮清是第一個趕到富陽看望因在獄中絕食抗議而出獄時身體極度虛脫的徐光先生；2006年6月，得知祝正明獲釋，王榮清都不顧年老體衰，與徐光、樓裕根等人甚至千里驅車，第一批趕到浙西祝正明的老家江山探望。

    2006年2月13日，由大陸著名律師高智晟發起的抗暴維權絕食的接力棒傳到了浙江杭州的第二天，王榮清先生不顧年老體虛，堅持在14日與徐光先生一起，接下了第八棒，清晨6時起開始絕食24小時。

    2006年8月24日，王榮清因撰文《昝愛宗案，政府應當“莫以惡小而為之”》抨擊壓制宗教自由，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刑事拘留關押一個月。

    2007年6月25日，在公開組黨9周年之際，與王東海、高海兵等民主黨同仁將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更名為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籌），王榮清先生是續祝正明以後，第二位由浙江民主黨人選舉產生的負責人，以和平、理性、公開、合法原則在浙江長期堅持了中國民主黨活動。

    王榮清先生於2008年6月26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7月31日被逮捕。2008年12月9日，王榮清案在杭州法院首次開庭。控方當時指控王榮清先生的”三大罪狀”是：第一條，王榮清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織和策劃，參與了中國民主黨發表文章；第二條：指王榮清擔任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召集人；第三條，指王榮清參與、策劃中國民主黨全國一大的召開。
  

    2009年1月7日杭州中級法院於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王榮清六年徒刑。入獄期間患腎衰竭（尿毒症引起）自2010年1月12日監外執行，還一度並發腦梗塞在杭州第三醫院住院治療。

    出獄後，王榮清每個星期進行至少兩次血透，每次四百二十塊錢，醫療開支龐大。而王榮清曾在杭州綢廠工作了31年，60歲離職後至今沒有領取過退休金。2011年，浙江省出台了一些關於工齡和退休金的政策，當年12月7日（周三），王榮清到杭州市政府信訪辦想請教信訪官員，但沒想到卻被公安扣押十個小時。次日，王榮清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媛採訪時說：“省政府有個文件關於工齡可以算退休金，省政府文件就是，你原來做了十年，那麼再補交五年退休金就享受退休工資了，那麼我30年應該怎麼辦？按照市政府的說法我還要交8萬塊錢才能享受退休金，所以我昨天到市政府信訪局去信訪，這個事情搞大了，我到信訪局前後呆了十幾分鐘，馬上就給他們強行的帶走了，帶到派出所里，從十點多一直呆到晚上八點多，而且從今天開始對我進行嚴格的管理，就是不讓我出門見朋友”。警察還對王榮清說“他是犯人，沒有上訪的權利，如果再上訪就把他重新關回監獄裡’。王榮清表示“我是正常地問這個政策是怎麼制定的，我是到政府來請教，問問這個政策是怎麼搞的，我覺得沒有道理，我現在七十歲了，按照道理我六十歲就要享受退休工資的，你要補給我六十到六十九歲的工資，你應該給我八、九萬塊錢，現在不但不給還要叫我給八、九萬塊錢，這是開玩笑的”。

    2010年12月31日，著名作家、詩人、中國民主黨寧波地區負責人之一的力虹去世不久，家屬將附有部分捐款人名單4804元的現金通過在寧波中國民主黨人賀忠民要求“退回捐款人並表示衷心的感謝”，“實在不能退還，就請轉贈救濟其他困難的朋友”。2013年12月，王榮清在弟弟王榮耀陪同到寧波養病散心，順便拜訪了老友賀忠民，知曉該款項，帶回杭州，與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部分成員商討後，決定根據家屬意願，處理好此款項，創立第一期力虹基金（籌）。確定如下分配原則“1、款項募集的組織者及款項分配決定的參與者不得成為該款項受益人；2、受益人是為中國的民主人權事業做出過巨大犧牲；2、受益人從未獲得過任何國際、國內的重要人權獎項資助；3、受益人沒有穩定長久的職業性收入，正處於或隨時可能面臨生活困境者。”，決定將該筆款項人民幣4804元平均分配，授予池建偉和薛明凱兩位先生，當月底之前就已完成發放、發布。

    2010年9月筆者獲釋時見到王榮清到現在，他尿毒症越來越嚴重，從最初每個星期透析一次到前一段時間的每星期透析治療兩次。扣除他過去的多次刑拘羈押期限，2014年5月9日刑期屆滿，結束監外執行，但由於尿毒症加上近期的肺部感染，最近一個多月來一直在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

    2014年6月11日，本是王榮清先生出院的日子，弟弟王榮耀與女兒王蒙利高高興興地去醫院要接他回家，沒想到病情突然惡化，醫院要求家屬簽字擔保同意各種“救命手術”及告知可能的巨額治療費。現在已經轉院到浙江醫科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仍舊在重症監護室救治，病情雖有所穩定，但仍沒有完全脫離危險，每天上萬的巨大醫藥費用讓家屬不堪重負。而浙江民主黨人包括樓裕根、呂耿松、毛慶祥、昝愛宗、鄒巍、遲建偉等等探望時力所能及的捐助仍顯杯水車薪。

    上個月中旬，我曾去過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病房看望過王榮清，他對我說，等他身體康復出院，除了為自己三十一年的退休勞保醫保維權外，“如果杭州公安一定要迫害我民主黨人徐光，過了‘六四’還不放人，等我一出院就要為徐光呼籲，重點是中共當局涉嫌以權謀私打壓民主黨的2002年公安部的那個規定，去要求政府信息公開及合法性審查，法律專業問題樹慶你要替我把把關”。我說“好的！”。現在看來，這兩件事，一時間也可能以後王榮清先生再也無力自己去承辦了。

    我不否定，老王是個性子很直的人，有時說話做事不太顧及他人的感受，得罪了一些人。但在長期艱苦卓絕的中國民主運動中，“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尤其是他一再的臨危受命、屢敗屢戰，智深沉勇與對民主事業的赤膽忠心在王榮清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王榮清先生無疑是中國民主黨最為出色的創黨人員之一，是中國民主事業“惟其艱險方顯勇毅，惟其稀缺尤為珍貴”的出色戰士。

    最後，不妨以王榮清先生2003年《為誰而黨，為誰而爭》一文中的兩段話來結束本文：“我們參加民主運動和組織中國民主黨，不是為了成就哪位‘救世主’的‘豐功偉績’和‘萬世英名’；不是為了尋找‘主公’並為他‘打江山，坐天下’；不是為了將來能從‘偉（偽）人’的恩賜中分享一點殘羹剩渣；也不是以推翻哪個政黨、恣意打倒和懲罰哪些個人為目的；而是為了爭取包括自己在內每個中國人起碼的公民權利和做人尊嚴；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國家能在一個良好的制度下，走向繁榮富強、熱愛世界和平並參與主持世界公理。”，“我深知，民主事業之成就，靠的是各種民主力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按照林牧先生最近給我的來信中所說的，民主力量‘要用加法，不要用減法。’我們中國民主黨人願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努力，早日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尊重與保障人權、富強而文明的、主權真正屬於人民的國家。”。 

             陳樹慶

        2014年6月18日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6/2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