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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我如何認識與為何研究蔣介石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7月17日12:37:2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原標題:我如何認識蔣介石與為何研究蔣介石
常樂按:楊天石先生對蔣介石主要功過的評價是:【“大功”兩條:第一,1926-1928年領導北伐,推翻三大軍閥集團,初步完成了中國的統一。第二,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戰,直到最後完全的勝利。兩“大過”:1927-1937年的清黨剿共,1946-1949年的三年反共內戰。】在我看來,第一條大功不能成立,也是大過,因為北伐是完全依靠蘇聯支持(資金、軍火、軍官培訓和軍事顧問等)的叛軍進攻。因為南京事件而背叛蘇聯主子並且清共,是錯上加錯。蘇聯豈能善罷甘休,中國沒有力量也難以快速建設以對抗蘇聯,列強中除了日本沒有國家願意深度捲入中國內亂。領導抗戰是蔣介石的唯一大功。抗戰勝利後可以與蘇聯和中共和平妥協(即便是可能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卻不自量力打內戰,是第三條大過。

共識網 2014-07-17
嘉賓簡介:楊天石,江蘇東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化史、中華民國史及中國國民黨史。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

主持人:花滿樓
 
【共識網導讀】
 
1、蔣介石日記的絕大部分生前沒有準備公開、發表,而且到現在,蔣介石死了幾十年了,他的日記也沒有發表。所以我們根據這一條可以判斷,至少蔣介石生前沒有想利用這其日記自我標榜、沽名釣譽,故意散布錯誤的信息來欺騙社會、欺騙老百姓。
 
2、關於蔣日記的史料價值,我從來沒有全盤肯定。相反,我多次講過:研究中國的近現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以後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受騙。這是我對蔣介石日記史料價值的比較全面的看法。
 
3、最初的時候,如果我們把時間定在1924年、1925年這兩年,我可以說蔣介石是響噹噹的左派。他講過兩句話:“沒有共產主義內容的三民主義是假三民主義”,“沒有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是假國民黨”,這是很革命的語言,沒有人超過他的水平。
 
4、蔣介石的這些內心世界我們怎麼知道,你從政府公文里絕對看不到的,只有日記才能看到。所以我為什麼重視日記,第一,它可以看到蔣介石的內心世界。這是第一個使我們要重視的原因。第二個原因,而且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以知道政壇的內幕。

5、蔣的日記裡面不斷的罵胡適,罵的得非常之狠,基調是政客,還有無恥,什麼話難聽蔣在日記里都罵,但是蔣沒有把胡適扣起來,也沒有組織人去批他,胡適還照樣當他的院長,而且請客吃飯的時候胡適照樣是座上客。到了胡適去世了,蔣介石還送了一幅輓聯。
 
【正文】
 
蔣介石日記有較大真實性,但不是事事真實,句句真實
 
主持人:楊老師,我們知道您是大陸第一位看到蔣介石日記的人,所以很多人很關心蔣介石的日記有多大的可信度。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楊天石:非常高興有機會到共識網來做一個節目,共識網是一個很好的網站,我個人非常喜歡,下面我就按照您提出的問題來和網友們交流。
 
一個嚴謹的歷史學家在面對史料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這件史料可靠還是不可靠,就像一個建築師要蓋一棟大樓,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塊土地靠得住靠不住。如果這塊土地是沙灘,那麼大樓是蓋不起來的,即使蓋起來也很容易倒塌。所以歷史學家在使用資料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史料是否可靠,有多大的可靠程度。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裡面,不斷的有學者或讀者跟我提出這個問題。
 
日記有兩種,一種寫的時候就是準備公開,準備發表的,另一種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自己用,沒有想到要公開,要發表,或者至少在一段時期之內不想發表。著名的愛國將領馮玉祥的日記,就是他生前準備發表的;胡適的日記,他也是準備生前要發表的。這麼講,不等於說生前發表的日記就一定是假的。其中也可能有很多資料是真實的、可靠的,但是,作者在生前寫作的時候,會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比如說要批評一個人,就要想一想這個人現在是活着還是死了,現在是什麼地位,地位很高,還是地位比較低?假定說這個人還活着,地位很高,甚至於可能還是自己的頂頭上司,那麼在寫到他的時候就會有顧慮,不能有什麼說什麼。如果他的日記生前不準備發表,自己看、自己用呢?,那麼他至少沒有上述顧慮,也沒有想利用日記在生前自我宣傳,沽名釣譽,擴大影響,欺騙別人。所以,一個人的日記,生前準備發表還是不準備發表,是我們研究它的可靠性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方面。
 
蔣介石日記的絕大部分生前沒有準備公開、發表,而且到現在,蔣介石死了幾十年了,他的日記也沒有發表。所以我們根據這一條可以判斷,至少蔣介石生前沒有想利用這其日記自我標榜、沽名釣譽,故意散布錯誤的信息來欺騙社會、欺騙老百姓。
 
前一段時期北大有一個學者,說蔣介石曾經說過“你們要想了解中山艦事件的話,請20年後看我的日記”。這位學者由此結論,蔣的日記是為了發表的,為了給別人看的,因此不可信,目的在於沽名釣譽,自我標榜。我要指出的是,這位教授所講的這句話是假的,是他篡改的。蔣介石原話是什麼?他說“你們要了解中山艦事件的原因(中山艦事件是1926年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我現在不能講,等我死後看我的日記”。這是蔣介石的原話,也就是說,蔣介石很明確地表示“我的日記死後你們才能看”。將蔣介石所說“死後可以看”,改成“20年以後可以看”,兩者之間有重大區別,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動史料是不誠實的,不能允許的。
 
我曾經說過蔣介石日記,生前沒有準備公開或發表, 有比較大的真實性,但是能不能說蔣的日記很可靠,句句可靠,事事可靠呢?也不能這樣講。第一,蔣記日記是有選擇性的,有的事情他記,有的事情他不記。任何人記日記都是有選擇性的,關鍵是你選擇什麼。有的事情是應該記,但是他沒有記,我舉個例子,比如說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把共產黨從國民黨清除出去。這件事很重要,蔣介石沒有理由不記,但是蔣介石日記沒有一句話講這件事情。美國有一位學者就說,應該記而沒有記,這是“不正當的省略”。蔣日記有這種情況。
 
第二,他有很強的個人主觀色彩。蔣記日記當然是記他本人的觀點,,本人的看法不可避免的帶有主觀性、片面性,有個人感情色彩。
 
第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蔣的日記有不少記載是歪曲的,謬誤的,,比如蔣的日記里寫共產黨、寫毛澤東等人,以至寫宋慶齡、胡漢民、宋子文、胡適等人都有這種狀況。
 
關於蔣日記的史料價值,我從來沒有全盤肯定。相反,我多次講過:研究中國的近現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以後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受騙。這是我對蔣介石日記史料價值的比較全面的看法。
 
我研究蔣介石是編寫《中華民國史》中“北伐戰爭”一卷的需要
 
主持人:楊老師從事蔣介石研究到今天為止已經有30年了,是什麼樣的契機使您選擇了對蔣介石進行研究?
 
楊天石:我原來是學中國文學的,1978年調進近代史研究所,任務是參加寫作《中華民國史》的第一編,這一編的題目叫《中華民國的創建》,寫孫中山怎樣組織同盟會,怎樣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這個時候的歷史主角是孫中山,所以我研究的第一個民國人物是孫中山。《中華民國的創建》這部書分上下兩冊,80萬字,出版以後研究所給我的任務是寫《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這段時候歷史的主角就變成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了,。所以我以蔣介石為研究重點,應該是從1982年以後開始。
 
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蔣的日記是2006年3月,在美國胡佛檔案館,可是我知道蔣的日記,而且看到日記的一部分是在80年代。因為我寫“北伐戰爭”這一卷,所以就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檔案,二檔館恰恰保存了蔣介石的一部分日記的摘抄。從90年代開始,我到台灣,見到了五種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比南京的內容更多了。但是台灣的蔣介石日記摘抄有很大的缺點,第一它還是摘抄,不是原文。第二,它只到1943年為止,1943年以後沒有了。所以90年代以後我又繼續想看到沒有經過改動、沒有經過摘錄的蔣日記全部2006年3月,蔣日記的第一批在美國開放了,美國的學者第一個邀請的是我。開放的第一天八點一刻,檔案館開放的時候,我和另一位學者張海鵬就已經到了檔案館門口了。
 
蔣何以能成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第一掌權人
 
主持人:蔣介石在國民黨內早期地位並不高,比起胡漢民、汪精衛來,地位可以說是比較低的,為什麼後來他成了國民黨的第一領導人?
 
楊天石:這個原因講起來比較複雜,要從多方面來分析。有幾個人本來是可以成為領袖人物的,比如說,其中最好的是廖仲愷,可惜他被右派暗殺了。廖仲愷之外,第二個理想的人物是朱執信,他在談判時被桂系軍閥殺害了。胡漢民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後來立場向右的方面搖動,被認為是國民黨右派,被送到莫斯科去了。胡漢民之外還有一個人就是汪精衛,汪精衛在孫中山去世以後成為國民黨的第一把手,為什麼?他的職務是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的總黨代表。可以說是孫中山公認的接班人。1926年中山艦事件以後,汪精衛對蘇聯專家處理中山艦事件的態度不滿意,一氣之下跑到歐洲去了,說我身體不好,我休養去了。這樣,有資格當第一把手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剩下的當然是蔣介石。
 
蔣介石有什麼優勢呢?槍桿子,《沙家浜》有句唱詞,有槍就是草頭王,蔣介石是黃埔軍校的校長。他手下有部隊,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就比較容易脫穎而出,成為孫中山以後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掌權者。
 
蔣介石原本是響噹噹的左派
 
主持人:我們看蔣介石的經歷,他於1923年訪問蘇聯,以至後來成為了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重要助手,但後來他又向右搖擺,成為右派,為什麼會這樣?
 
楊天石:最初的時候,如果我們把時間定在1924年、1925年這兩年,我可以說蔣介石是響噹噹的左派。他講過兩句話:“沒有共產主義內容的三民主義是假三民主義”,“沒有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是假國民黨”,這是很革命的語言,沒有人超過他的水平。
 
我還特別要告訴網友們:孫中山提出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孫中山從來講的都是“容共”,在孫中山現在留下的文件裡面,找不到“聯共”兩個字。當然從中共方面來說,一直講的是“聯共”。你查中共20年代的文件,包括陳獨秀的文件,都講的是“聯共”,“聯共”和“容共”一字之差,有很大的不同。“容共”的意思是,國民黨是主體,容許共產黨參加,共產黨不是主體。這是第一。第二,不平等,兩黨之間不是平等關係。第一個把“容共”的提法改為“聯共”的是蔣介石。所以就1924、1925年這兩年來說,蔣介石是左派,是響噹噹的左派。

主義、領導權、政策和策略之爭,使得蔣介石向右轉
 
主持人:那他為什麼後來向右轉了呢?
 
楊天石:很簡單,誰是主體?我剛才講了,孫中山講“容共”,在孫中山的思想裡面當然國民黨是主體。蔣介石為什麼後來反共?第一個原因就是主體是誰。蔣介石認為中國革命的主體應該是國民黨,而不應該是共產黨,跟“主體是誰”相聯繫的就是領導權問題。兩個黨誰領導誰,中國革命應該是由國民黨領導還是應該由共產黨領導?蔣介石既然認為中國革命的主體應該是國民黨,當然沒有問題,他認為中國革命應該是國民黨領導。
 
講一個小故事。1926年1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開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的全體大會,蔣介石派邵力子去參加。邵力子這個人既是國民黨,又是共產黨,而且又是蔣介石的秘書。蔣介石告訴邵力子,現在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開會,我派你去參加會議,派你去見斯大林,見了斯大林之後,你跟斯大林討論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世界革命應該由共產國際領導。斯大林聽了這句話很開心,共產國際領導就是蘇聯共產黨領導嘛!第二個問題呢?,蔣介石要邵力子轉告斯大林,中國革命必須由國民黨領導,這一點斯大林就不好表態了。斯大林總不好說我同意共產黨領導,這是絕不可能的,所以斯大林沒回答;第三句話,中國國民黨要求參加共產國際。斯大林也沒法回答,為什麼?在斯大林看來,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國際是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聯盟。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聯盟允許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政黨參加,算什麼回事?所以斯大林感覺到很為難。
 
事後共產國際通過一個決議,說中國革命誰來領導?應該由無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領導當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所以說,斯大林在事後用共產國際決議的形式,肯定了中國革命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也就是必須是共產黨領導。
 
對於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這一要求,斯大林說,這樣吧,你們國民黨可以當共產國際的觀察員。這就是說,你成為正式成員是不可以的,但是你可以來當觀察員。這樣,邵力子在“七全大會”後有一段時期是留在莫斯科,幹什麼?當觀察員。
 
蔣介石為什麼反共?第一,國民黨要當革命主體。第二,國民黨要領導中國革命。在蔣介石看來,共產黨是威脅。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主義之爭,就是中國革命要用什麼主義來指導革命。蔣介石的看法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最好的主義,盡善盡美的主義,可以在中國長期實行的主義,至於共產主義,那是將來的事情。除此之外,當然還有政策和策略之爭的問題。蔣介石主張階級合作,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比如說,他認為,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不能互相鬥爭,要調和、要互助、要合作。這是蔣的基本思想。而共產黨呢,主張階級鬥爭,“斗”字當頭,這和蔣介石就有了根本分歧了。1927年以後,武漢一帶的工人運動發展起來了,湖南的農民運動發展起來了。共產黨認為“好得很”,蔣介石等認為“過火”了,“糟得很”,就反對,就要鎮壓。蔣為什麼從左派最後成為反共的右派,原因很多,上面講到的只是其中部分原因。其他原因,我主編和主撰的《中華民國史》第六卷講得很詳細,可以參閱。
 
要認識蔣介石,絕對不能只依靠蔣本人的日記
 
主持人:楊老師我們知道您出版了很多關於蔣介石的書,比如《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有的人說您這書出得很好,彌補了當下史學界的空白,也有的人說,您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寫書不靠譜的,您怎麼理解?
 
楊天石:這個問題提得非常之好。寫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寫蔣介石的歷史,絕對不能夠只靠蔣介石的日記。只靠蔣介石的日記,我們就會被蔣介石牽着鼻子走,他寫錯的地方我們也跟着錯。
 
到目前為止我出版了四本關於蔣介石書,四本書都利用了蔣介石的日記,有幾本書乾脆就加了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為什麼?
 
第一,日記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政治人物的內心世界。政治人物在歷史舞台上活動,做報告、寫文章、主持會議,做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事情,這個我們都能看到。但是,政治人物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內心怎麼想的,我們無從知道,而這些,是歷史學家最想知道的,也是讀者最想知道的,在這一方面,比較可靠的日記能幫你解決問題。如果他寫日記是為了給自己使用,沒有想發表,想公開,他的內心世界就常常能夠真實的表現出來。
 
蔣介石日記中所記對蘇聯和美國的真實心態
 
楊天石:舉一個例子。抗戰期間,蔣介石在重慶,1941年的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蔣這一天做了什麼?第一,到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向蘇聯大使致以節日的祝賀,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和蘇聯是同盟國,共同反對法西斯。第二件事情,當時有一批蘇聯專家在中國幫助中國抗戰,蔣介石把這些專家召集起來,請他們吃飯,宴會招待。第三,宴會開完了,請他們看戲。到大使館祝賀、請吃飯、請看戲,蔣不是對蘇聯很友好嗎?可是你看看當天的日記,當天的日記裡面,蔣介石就發牢騷了:“俄政府自去年以來對我之侮辱蔑視,干涉我內政,明白掩護共黨,而且在新疆擅設飛機廠,侵犯我主權,不一而足。此種赤色帝國主義者以情理論,本已不足為友,而且不講信義,專恃強權,再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你看,蔣介石這一天在表面上做出一副跟蘇聯友好的姿態,可是內心裏面對蘇聯卻充滿着仇恨。他的日記如果不寫這一段,你怎麼能知道?當時,蘇聯被德國侵略,德軍已經包圍了莫斯科,蘇聯正處於最困難的時候。蔣這一天的日記還有很重要的一段:“我國於其被侵失敗之時,不惟不計較其既往,而且報之以道義,此為中華不畏、不侮立國之精神,不能使之喪失。至於對方之如何感想與能否感召,則非余之所計也。”你看,蔣介石雖然內心仇恨蘇聯,但是一想到蘇聯正處於“被侵失敗”之際,立刻決定善待蘇聯,維持中蘇友好,“報之以道義”,所以,他在這一天到蘇聯大使館去祝賀等行為,又不是假的。一天之內,蔣介石的思想里有這樣複雜的多面情況,他不在日記里寫下來,你能知道嗎,做夢也想不到吧!
 
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蔣介石到台灣以後,一方面他要依靠美國的幫助,美國人借給他錢,賣給他武器,第七艦隊還要在台灣海峽巡邏來保護他,所以蔣介石當然在外交公文裡面感謝美國人,強調台灣當局和美國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也確實是這樣,從公文上看,台灣當局對美國是表示感激的。可是你看蔣的日記怎麼寫呢?說美國是一個不講道義的國家,說美國不是要做中國的朋友,他是要做中國的主人。說誰如果跟着美國人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被拋棄。而且蔣介石還講,美國人幫助台灣,是為了讓國民黨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看門狗。這裡就出現了兩個蔣介石,在兩個政府之間的公文的來往上,台灣當局是美國忠實的朋友,但是在蔣介石內心裏面他對美國恨之入骨。恨到什麼程度?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在美國吃飯的時候,不小心被一塊魚的骨頭卡住嗓子,出不來,引起心臟病爆發死了。宋子文一死,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齡當然要從台灣趕到舊金山去弔唁。哥哥死了,妹妹哪有不去的道理,宋美齡要去,但是蔣介石不讓她去,蔣介石日記里有這麼一段話,說我絕對不願意我的家人踏上美國的土地。恨到這個程度,妹妹去弔唁哥哥,蔣介石都不讓,所以可見他跟美國的關繫緊張到什麼程度。
 
蔣介石的這些內心世界我們怎麼知道,你從政府公文里絕對看不到的,只有日記才能看到。所以我為什麼重視日記,第一,它可以看到蔣介石的內心世界。這是第一個使我們要重視的原因。第二個原因,而且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以知道政壇的內幕。政治人物在公開舞台上的活動我們都能看到,但是還有許多活動是黑箱操作。對於歷史家來說,黑箱操作很重要,從哪兒去了解幕布後面的活動,要靠日記。例如:
 
德國法西斯曾拉攏蔣進攻印度,蔣堅決拒絕
 
楊天石:再講一個例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土地廣闊,人員眾多,兵力幾百萬,雖然中國的武器不行,但是他畢竟有幾百萬軍隊。所以日本人想拉蔣介石,站到日本這邊來。蔣介石如果站到日本這邊來有什麼好處?上百萬在中國大陸的日本侵略軍就可以把他的腳從泥潭裡拔出來。拔出來以後,要麼上北邊打蘇聯,要麼南下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這些地方。所以日本人極力要拉蔣介石跟他們站在一起,西方的德國也想拉蔣介石跟德國人站在一起。
 
1942年,德國人希特勒的第一號助手叫戈林,派了一個人,叫楊克,找蔣介石派在歐洲的一個武官,叫桂永清,當年是國民政府在歐洲的武官,後來當了國民黨海軍司令。戈林派楊克到瑞士,和桂永清談判,談什麼?戈林希望在德國和中國之間訂立一個軍事協定,叫《中德軍事密約》。這樣的話,德國可以從亞洲的西部進攻印度,希望蔣介石的軍隊從東邊,也就是從緬甸進攻印度,東西夾攻,打印度,讓德國的軍隊和日本的軍隊在印度洋會師。這可是一個了不得了的事情。德國法西斯在歐洲,日本法西斯在亞洲,如果這兩支法西斯軍隊聯手了,會師了,成為一支隊伍了,這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可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所以戈林的親信就提出《中德軍事密約》,內容就是雙方從東西兩個方向進攻印度,把印度拿下來,讓日本與德國的軍隊在印度洋會師。羅斯福最怕的就是這個,羅斯福曾經跟他的兒子小羅斯福講過一段話,說如果德國人和日本人聯手了,那困難就多了。說日本人可以打下埃及,可以切斷蘇伊士運河,可以控制中東,我們同盟國的軍隊日子就不好過了。
 
德國人找桂永清談聯合進攻印度,哪一本歷史書上寫了?我可以坦率說,到現在為止,找不到,沒有一本書講這件事情。
 
我是從哪裡知道的?譚延闓的兒子叫譚伯羽,他當年也是中國駐德國的外交官,我是從譚伯羽打給宋子文的電報里知道的。譚伯羽告訴宋子文,雙方有這麼一個談判。首先我是在美國的宋子文檔案里得知這個情況。但是,譚伯羽的電報里講,雙方談判之後,委員長還沒有答覆。到底蔣是怎麼決定的,是同意還是不同意?看不出來。怎麼辦?我到哪一本書裡去找?只能看蔣的日記。我查到了1942年6月18號蔣的日記,裡面寫得很明確:說桂永清這個人不善於和洋人打交道,說這個事情不能讓他管,明確告訴桂永清,堅決拒絕。也就是說,蔣介石給桂永清下了一個命令,德國人要訂《中德軍事密約》,要兩個國家聯合起來打印度,必須堅決拒絕。這天的日記我找到了。當時,桂永清在瑞士,怎麼通知桂永清,我把電報也找到了。電報是陳布雷打給桂永清的,說這件事情無論如何絕對要拒絕。細心的讀者可能還會有疑問,說楊先生電報雖然找到了,是真還是假,沒準是蔣介石偽造的呢?我再查,查陳布雷日記,陳布雷日記在6月19號這一天特別寫了一句,下午“發致桂永清電”。所以不僅蔣的日記講,要拒絕,陳布雷起草的電報,也講這個事要拒絕,而且陳布雷的日記又明確寫道:“我今天下午給桂永清打了一個電報”。所以這個事可以說是板上釘釘。此外,我還在台灣的“國史館”里找到了桂永清寫給蔣介石的匯報,對這一時期中德關係的全貌,對桂永清和楊克之間的談判過程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我繼續搜尋相關資料,研究當時德國方面有沒有計劃和日本人在印度會師,結果,我查到了當時德軍陸軍總參謀長叫哈爾德的回憶,有,確實有跟日軍會師的計劃。然後我再查日本外相重光葵的一本書,也講日本方面確實有在印度與德軍會師的計劃。我再查印度方面的材料,印度有一個外交官,也有一個回憶,他說,他有一次和德國的外交官談話,他問這個德國外交官,你們有沒有跟日本人合作會師的計劃,德國人承認有。而且德國人還講了一句話,假定我們兩個國家,日本和德國合作的話,我們就是無敵的。德軍陸軍總參謀長的回憶,日本外務省領導人的回憶,印度外交官的回憶,都證明雙方確有會師印度的計劃。我再查,當時中國派到歐洲的另外一個特工人員叫齊浚,在1942年的2月早就給蔣介石打了電報,說德軍和日軍有在印度洋會師的計劃。這樣,我把能夠找的材料都找到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才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拒絕德國拉攏,阻撓德日會師印度洋》,收在我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二集裡面。

我詳細地說明一篇文章的寫作過程,想說明一個什麼問題?我使用蔣的日記,但絕對沒有隻靠蔣的日記。如果我只靠蔣的日記,說老實話,《中德軍事密約》這個事情就根本看不懂。因為《日記》就是幾句話,只說桂永清這個人不懂外交,告訴他這個事情不能做。至於什麼事情,根本沒提如果我不看到譚伯羽在美國給宋子文打的電報,我就不知道這個計劃是什麼。看了譚伯羽的電報,我知道德國希望聯合中國,進攻印度,但是如果我不查到桂永清和德國人的談判資料,我也沒有辦法確認這件事情。大家可以發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的材料我看了,台灣的材料我也看了,而且德國、日本、印度外交官的材料我都看了,最後才把這個問題定下來。
 
所以北京大學那位教授說我只根據蔣的日記就寫文章,有些網友批評我說,你怎麼能夠根據蔣的日記寫歷史,我很委屈,我覺得有點冤枉。為了解決這樣一個小小的問題,我看了中國、美國、德國、日本,印度等多國和台灣檔案館的資料,最後才下這個結論。所以第一,我絕對沒有單憑日記來寫歷史。把這些多國家材料收集過來,三天、兩天能做到嗎?那是我多年來奔走在太平洋兩岸的結果。看蔣日記的好處之一,就是了解政壇內幕,了解報紙上、一般歷史書上看不到的東西,而這,是要下功夫,是長年累月地付出辛勤勞動的。
 
蔣日記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評價基調是罵
 
主持人:我們知道蔣介石和毛澤東是當時國內兩個大黨的領導人,他們兩個在1946年以後也是主要的對手。蔣介石日記裡面有沒有對毛澤東的評價呢?
 
楊天石:當然有。不瞞你說,大概三年之前,還是四年之前,西郊的中共中央黨校邀請我去做報告,給我的題目就是蔣介石日記對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我拒絕了,我說:這個問題我不能講。為什麼不能講?蔣的日記里能夠說毛澤東的好話嗎?能夠說共產黨的好話嗎?當然是一言以蔽之,是“匪”字,基調是罵。我說我在你們黨校講這個題目,不等於我在這裡宣傳反共言論嗎,我說我不能講。所以今天很抱歉,我也不能講。
 
我只能這麼講。蔣的日記裡面對中共,比如抗戰初期,盧溝橋事變以後,國共合作抗日。蔣介石在日記裡面寫過,他說我要讓共產黨“盡其所能”,就是共產黨有多大的本領都拿出來。在更多的時候,當然就是罵,罵的最代表的語言就是一個“匪”字
 
蔣介石有區分地對待知識分子
 
主持人:我們知道蔣介石日記裡面還對胡適有很多批評,但是在外面,蔣介石對胡適還是挺尊重的,蔣介石去台灣之前還讓傅斯年搶救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從蔣介石的日記裡面能看出蔣介石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什麼嗎?
 
楊天石:蔣介石在大陸時期對胡適是很友好的,而且很尊重,到了台灣,對於胡適也仍然是尊重的。但是在有一個問題上面,蔣介石跟胡適翻臉了。什麼問題?就是胡適主張在國民黨之外再組織一個黨派,蔣介石火了。認為胡適這個主張是錯誤的,然後就罵胡適是政客。有一次中央研究院成立典禮,胡適是院長,把蔣介石請去了。去了以後,蔣介石當然要講話,蔣介石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批評新文化運動。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最大的毛病是不要中國的倫理道德。所以你到台灣去,到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的背後,有六個字--科學、民主、倫理。蔣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丟了,胡適馬上反駁,說:“總統您講錯了”。胡適也不客氣,當場就反駁蔣介石。蔣介石當場沒有再辯論,後來胡適要求在國民黨之外另組一個黨派,這樣兩個人的關係變壞了。
 
以後蔣的日記裡面不斷的罵胡適,罵的得非常之狠,基調是政客,還有無恥,什麼話難聽蔣在日記里都罵,但是蔣沒有把胡適扣起來,也沒有組織人去批他,胡適還照樣當他的院長,而且請客吃飯的時候胡適照樣是座上客。到了胡適去世了,蔣介石還送了一幅輓聯。大意是這樣,胡適是新文化運動裡面遵守舊道德的楷模,是舊文化裡面不斷革新的一個榜樣。當然我講的不是原話,只是大意。(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蔣介石)蔣介石送了這幅輓聯以後自己很得意,在日記里寫了一段,說我對胡適的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比較公允的。所以蔣一方面在日記里大罵胡適是政客、無恥,甚至於說在台灣我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胡適,但是沒有批他,沒有斗他,院長照當,宴會照請,死了以後還送了他這樣兩句話。還是肯定了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上的地位。
 
剛才您問到蔣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我想對胡適的態度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蔣介石對有些知識分子是很保護的,而且是很尊重的,對哪一些知識分子呢?比如錢穆。錢穆這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學問比較好,比較大,另外他是舊文化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蔣介石對於錢穆這樣的知識分子恭恭敬敬,非常尊重。但是對於左派知識分子那是很敵視,例如對茅盾,對於胡風,對夏衍,這樣的左派知識分子,蔣是仇視的。儘管仇視,當胡風、茅盾他們從桂林逃到重慶的時候,桂林有一段時期有被日軍侵占的危險,所以胡風、茅盾他們從桂林逃到重慶,蔣介石還是接待了他們,給了他們經濟上的幫助。所以蔣對於不同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是有所不同的。當然,我也要強調,蔣介石對於站在中共方面跟他作對知識分子,採取的是嚴厲的鎮壓政策。
 
我們對蔣的認識仍有“內戰時期的情緒”
 
主持人:楊老師,很多人很好奇,您為什麼要研究蔣介石,研究蔣介石有什麼重要意義嗎?
 
楊天石:我以前講過,從我個人來說,原來對於蔣介石沒有什麼好感有些網友認為我是“蔣粉”,其實是誤解。我為什麼研究蔣介石,而且這一研究就是二、三十年,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提高中國近代史的科學水平。我們的中國近代史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個方向當然是正確的,我個人也力圖這麼做。但是國共兩黨有很長一段時期是互相打仗,互相交戰的時期。有的時候很友好,比如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但是也有兩次分裂,打得不共戴天。這種情況不可能不對我們的近代史的研究發生影響,也必然會產生“內戰時期的情緒”,當兩方面彼此打仗,殺得眼睛都紅的時候,你要彼此雙方都冷靜、客觀、全面的評價對方可能嗎?不可能。
 
所以毛澤東在1945年曾經講過一段話,說我們黨內現在有一種不正常的情緒,什麼情緒?內戰時期的情緒。毛澤東就講,例如我們有一段時期大家看不上孫中山了,不要孫中山了。毛澤東說,這是不對的,說孫中山這面旗幟我們要永遠舉起,我們要儘可能把孫中山那些寶貴的東西都繼承下來,不能不要孫中山,不要孫中山這面旗幟,毛澤東批評這是內戰時期的情緒。“內戰時期的情緒”是毛澤東的原話,可以查到。
 
同樣,我們在對於國民黨,對於蔣介石的認識上面也有這種“內戰時期的情緒”。我只需要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現在大家都承認蔣介石參加抗戰,領導國民黨、國民政府抗戰,以前可不是這樣,以前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一個是“不抵抗”。還有另外兩個八個字,第一個八個字叫“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第二個八個字叫“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我們都很熟悉一個比喻:抗戰的勝利果實就像桃樹上的桃子,桃子該誰摘?應該是每天給桃樹澆水的“解放區的人民” 抗戰中,蔣介石逃到峨嵋山上去了,一擔水也沒澆,卻把手伸的很長,要來摘桃子了。他“沒有摘桃子的權利”。,這些話就有點“內戰時期的情緒”。
 
我們的抗戰史還不是一部科學的抗戰史
 
楊天石:如果這樣寫抗戰史,蔣介石不抵抗,冷眼旁觀,坐待勝利,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那麼我們的抗戰史能夠是一部科學的抗戰史嗎?科學的抗戰史有應該正確地反映當年國共兩黨如何合作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就應該像胡錦濤總書記2005年在人民大會堂講的,2005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胡錦濤講了一段話:“抗日戰爭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分別承擔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共同構成了對日戰爭的態勢。特別是在抗戰初期,國民黨發動了許多大的戰役,沉重的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我認為胡錦濤這段話公平。以前沒有人這麼講過,為什麼?
 
第一,不僅是肯定了有兩個戰場,一個是正面戰場,還有一個是敵後戰場。注意語序沒有?哪一個是第一個?按照我們的觀點。肯定是要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可是胡錦濤沒有這麼講,而是講“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承認有兩個戰場,而且是分別領導。胡錦濤的這個講話我覺得科學,符合歷史真實。所以我們研究近代史,不斷修改近代史目的是希望能夠給我們子孫後代留下一部科學的、全面的反映中國近代史的著作。這是我講的第一點,是為了提高中國近代史的科學水平。
 
第二點,我很坦率地講,是為了促進兩岸和平關係的發展,推進中華民族或者說兩岸之間的和解和和諧,最後完成國家統一的事業。這裡講兩個小故事。2005年大陸舉行盛大的活動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0周年,大陸做了一個很勇敢的舉動。第一,邀請現在在台灣的,當年的國民黨的抗日將領或其後人回大陸來參加慶祝活動。這個邀請很正確。我們請了郝柏村,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他當過“國防部長”,當過“行政院長”。因為他當年抗戰了,所以我們就請他了,他不來。他不來是他的自由,我們的宣傳機構臉上有點掛不住,說郝柏村將軍由於身體不好,所以他不到大陸來參加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我們這邊一發消息,郝柏村看到了,很快就發一個聲明,他說我身體很好,沒病。我在台灣見過他多次,確實身體比我結實多了。他說我之所以不到大陸去參加紀念活動,是因為大陸方面對於抗戰的宣傳有片面性。
 
後來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代表中共中央演說,就是講“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那一段,這以後,台灣方面也開了一個會,叫慶祝抗戰勝利60周年和台灣光復60周年大會。我當時是作為大陸學者參加。有一天中午,吃完便當大家就在會場上休息,馬英九來了,馬英九那個時候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還沒有當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來了以後,他自己走到主席台,我那個時候也在主席台,馬英九發表了一通演說,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耳朵都豎起來了,他說現在連北京的胡錦濤總書記也肯定我們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功績了。他說現在國際上有一種議論,台灣也有一種議論,說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到底主權歸誰未定。馬英九說:這不對,從開羅會議宣言發表的那一天就明確肯定,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馬英九是學法律出身的,然後他就背了一大串國際條約,他說這些條約都規定了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我當時就在主席台,可以說跟馬英九沒有多遠的距離,我親耳聽到的。這個例子說明,如果我們宣傳有片面性,如果我們宣傳不科學或者缺乏科學性,那麼像郝柏村這種人你請他,他也不來。但是我們一旦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寫歷史,馬英九他就高興了,他作為一個好消息告訴台灣老百姓,而且明確講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不是有利於化解矛盾,有利於促進和諧嗎?所以我覺得我所做的這些工作對於兩岸和平關係的建立和發展有好的作用。我的書,我的研究蔣介石的書,在台灣也屬於暢銷書,台灣學者、台灣的老百姓大都可以接受,這不是增加了彼此之間的了解嗎?這是我為什麼研究蔣介石的原因之一。儘管我碰到很大的阻力,有時甚至遇到了非常危險的局面。
 
2002年,我的第一本研究蔣介石的書,叫做《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書出版以後,2003年有人向胡錦濤控告我,說我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其實我的書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用過“民族英雄”這四個字,沒這個詞兒,但是他們就無中生有,說我吹捧,而且要求領導治我以“叛國罪”。但是我覺得我沒有錯,我的工作很有意義。

蔣介石的大功與大過
 
主持人:我們知道現在對蔣介石的評價最廣為人知有一句話叫做“民主無量、獨裁無膽”。我想知道楊老師您對蔣介石的基本看法是什麼?
 
楊天石:2006年我在美國看蔣的日記。新華社有一個記者採訪我,要求我用最簡練的語言對蔣介石下一個結論。我當時跟他講了三句話。第一句話叫: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個十分重要的人物。第二句話叫: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第三句話叫: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
 
“大功”兩條:第一,1926-1928年領導北伐,推翻三大軍閥集團,初步完成了中國的統一。第二,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戰,直到最後完全的勝利。兩“大過”:1927-1937年的清黨剿共,1946-1949年的三年反共內戰。所以我說他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我認為我的這個看法對蔣比較全面。
 
我在講蔣的時候,聽眾總是喜歡提一個問題,說有功有過,請問比例怎麼分配,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對半開?我從來拒絕回答這樣的問題,我都是這麼講,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很難用簡單的數學比例去表述的,確實是,不是我不想講,確實是很難講。不像一個茶杯放在磅秤上一量,是幾兩還是幾克,放在度量衡器具上是可以衡量出來的,歷史人物的功過很難用簡單的數學比例去表述。
 
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
 
主持人:最近有一位北大教授寫文章批評您是“歷史虛無主義”,您怎麼回應這個問題?
 
楊天石:北大這位教授是資深教授,文章是今年的4月23號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我第一個感覺是很奇怪,我所理解的“歷史虛無主義”,按照中央的精神。是指的你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毛澤東的功績。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驚天動地的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情,你去否定這個才叫歷史虛無主義。我多年的研究,既不研究共產黨,也不研究毛澤東,我從來沒有寫過文章批評共產黨和毛澤東,那麼怎麼和歷史虛無主義掛上鈎,我覺得很奇怪,不理解。
 
最近網上有一個南開大學的網民,說是不是梁柱先生把這個靶子打錯了,打偏了。對梁柱先生那段文字我已經寫了文章反駁了,發表在《經濟觀察報》,後來鳳凰網、思想潮網等很多網站都轉載了。我今天要講的是,梁柱教授這篇文章是建立在虛假的史料和假話的基礎上的。為什麼?我一開始講,蔣介石講過“你們要了解中山艦事件的秘密,等我死了以後看我的日記”。蔣介石什麼時候講的這句話?是1926年6月28號,在黃埔軍校孫中山紀念周上。至於梁柱先生所講的“如果你們要了解中山艦事件的秘密,請20年後看我的日記”,這句話,無中生有,是瞎編的。生前發表就具有自我標榜、沽名釣譽的嫌疑,死後發表至少可以免去這一嫌疑。梁柱教授根據“二十年後看日記”這一句話,就斷言蔣的日記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是假的,不可信,這是他立論的基礎,但是,這個材料是假材料。
 
藉此機會,我請梁柱教授把他的根據拿出來,在網上展示一下。如果梁柱教授拿得出根據,確實有一本書、一份報紙、有一個文件,蔣介石確實講過“20年之後看他的日記”這樣的話,確實拿得出來,我楊天石願意借共識網這個平台,承認我是歷史虛無主義者,首先向廣大的聽眾三鞠躬,我錯了。我也願意向梁柱教授當面三鞠躬,梁柱教授對,我錯了。但是如果梁柱教授拿不出來,我要請問梁柱教授,你自己怎麼辦?藉此機會,我向梁柱教授做一個挑戰,咱們雙方拿材料。我的判斷是:梁柱教授拿不出來,因為蔣從來沒有講過這樣的話。這是第一。
 
第二,梁柱教授對我的批判是建立在假話基礎上。為什麼?梁柱下面還有話,說我楊天石講過,僅憑蔣介石的日記,僅通過蔣介石的日記就可以認識真實的蔣介石,就可以改寫整個的中國近代史,就可以推翻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這個結論。這是假話。我從來沒有講過這些話。我做了幾十年的歷史研究,我會愚蠢到認為不靠別的,僅僅靠蔣的日記就能夠達到那麼多、那麼大的效果嗎?
 
我在最近出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裡面就說過,如果僅僅靠蔣的日記來研究中國近代史,那是笨蛋,傻瓜。所以我現在也要求梁柱教授把我的話拿出來,我在哪一本書裡,哪一篇文章里,哪本書的哪一章哪一頁講過這些話。如果梁柱教授拿得出確實可靠的根據,說你楊某就是講過,那麼我也願意借共識網這個平台向廣大的讀者道歉,向梁柱教授道歉。我有這個信心和勇氣這麼做,我現在問的是,如果梁柱教授拿不出來怎麼辦?當然你不能編,你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搬過來,然後加以歪曲。你把我的原話,不要加油添醋,哪一篇,哪一章,哪一頁拿出來,拿得出來我就檢討、認錯。這就是我借這個機會對於梁柱教授提出的要求,也是對於聽眾們的保證。
 
國民黨的“打虎”為何失敗
 
主持人:目前中共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回看歷史,1948年的時候蔣介石也發起了一場“打虎”運動,並且讓自己的兒子蔣經國負責,但是那個“打虎”運動打到孔令侃之後就沒法進行下去了。1948年這場“打虎”運動對當下有什麼可以借鑑的東西嗎?
 
楊天石:這個問題提得非常之好。我們多年來分析國民黨蔣介石為什麼失敗,結論之一,就是國民黨國民政府貪污腐化,對的。首先我贊成這個結論,但是我要講的情況稍微複雜一點,抗戰時候蔣介石對於貪污腐化,特別是貪污,是毫不留情、嚴厲懲辦的。如果他發現了有人貪污,第一,軍法處理。不是交給法院去辦,是交給軍法處去辦。第二,槍斃。抗戰期間孔祥熙有一個親信,這個人叫林世良,收了一個商人150萬塊錢,幫助這個商人把他的私貨冒充公貨,從緬甸仰光運到重慶。被發現了,抓起來,軍法審判。孔祥熙把軍法總監(相當於最高軍事法院院長),還有一批法律人員請來,我請他們吃飯。客人來了,孔祥熙就講了,說把林世良抓起來,他的罪行構不上死刑,既然構不上死刑,誰也不能把他處死。這個話有沒有道理?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因為他貪污的是150萬,並不是幾千萬,也不是上億,所以這個話沒有完全說錯。孔祥熙講,說這個事情我已經跟委員長講好了,委員長說好的好的。他的意思是委員長那邊我已經做了工作。飯吃完了,軍法總監就判了,判這個貪污犯無期徒刑,沒有處死。另外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個同犯,判了兩年幾個月。
 
在沒有判之前,蔣介石把軍法總監找去,問你辦得怎麼樣,總監匯報了情況。蔣介石告訴他,秉公辦理,不要考慮其他因素,。過了幾天,蔣介石有一個幕僚就說判得太輕,蔣介石說對,是判得太輕。下令,貪污了150萬的主犯槍斃,另外一個犯人判處五年徒刑,不得緩刑。而且蔣介石在日記里還寫了,說這個事情辦得對,只有這麼辦才能夠解決貪污問題。所以在抗戰期間,蔣介石為了解決貪污問題用軍法從嚴處理的。
 
不僅是這個例子,還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說有一對夫婦,在一個公司裡面當顧問,每月拿顧問費300元,發現了,槍斃。到了抗戰勝利以後,美國人告訴蔣介石說,你們中國貪污情況太嚴重,把百姓對你們的信任全丟光了。所以蔣介石自己在日記里寫,他非常慚愧,就搞了一個運動,叫反貪污運動,而且要求每一個國民黨黨員要登記財產,拒絕登記財產的開除黨籍。我講這些例子,都是說明蔣介石在主觀上是想解決貪污問題的,問題在於蔣介石的“反貪”停留在個別的案例上,停留在局部,停留在紙面上。他知道的事情,比如說把孔祥熙的親信槍斃了,不知道的事情他沒有辦法處理。
 
不能說蔣介石“日記抗日”,但確有“日記反貪”的情況
 
楊天石:有些網友批評我說,蔣介石是“日記抗日”,只在日記里高喊抗日。網友的這種意見我不贊成,因為蔣介石抗日並不只是在日記里,他是在現實生活里真抗日。我們大家都知道,當年國民黨國民政府的軍隊跟日本人的大會戰是22次,主要的戰役是111次,各種戰鬥38931次,這說明蔣介石的抗戰不僅是停留在口頭或日記裡面,說他只是“日記抗日”是不對的。但是說蔣介石是“日記反貪”我可以同意。儘管蔣介石想了許多辦法,辦了一些人,槍斃了一些人,整體來說,他的日記裡面反貪的語言很多,而且也有計劃,反對貪污運動,勤儉節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而且他還要求黨員財產登記,不登記開除黨籍,等等,但這些都停留在日記上,紙面上,決議中,沒有實際行動,沒有堅決的措施,空的。
 
到了1948年,因為國民黨搞經濟改革失敗,經濟問題嚴重,蔣介石覺得不行了,要下決心,所以把他的兒子蔣經國派到上海“打虎”。蔣經國一到了上海,雷厲風行,鐵面無私,抓了榮家集團的榮鴻元,抓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蔣介石很高興,他在日記裡面寫:經兒這件事情做的非常好,雖然有人痛恨,但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我們父子倆有點犧牲也無所謂。而且有一次,他跟宋美齡坐着汽車出去兜風,蔣介石還特別關照宋美齡說,咱們倆都要幫助經國,讓他把“打虎”計劃做成功了,要幫他。但是孔令侃的問題出來了,孔令侃他開了一個公司叫揚子公司,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兒子,宋美齡沒有兒子,沒有女兒,所以宋美齡非常疼愛孔令侃。
 
其實蔣經國沒有來得及做更多的動作,只是把孔令侃的揚子公司查封了。那個時候蔣介石在北平,宋美齡就緊急通知蔣介石,說經國把孔令侃的公司倉庫封了。蔣介石匆匆從北平趕到上海,見了蔣經國,日記裡面和風細雨,父子兩個見了面,蔣經國向他匯報了上海“打虎”情況,看不出任何矛盾、任何衝突。當天晚上,上海的警備司令叫宣鐵吾,他在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說對於孔令侃要查辦,要徹底的查辦。蔣介石看了這份報紙以後,把宣鐵吾找來,說你怎麼能說這麼些,就罵宣鐵吾是反動派,這當然罵得毫無道理。當時,國民政府監察院派人到上海調查,孔令侃的公司有沒有違法和囤積居奇的行為。監查委員一個姓熊,一個姓金。蔣介石給上海市長吳國楨打了電報,說監察院沒有權力查,說監察院的權力範圍是查政府官員,政府官員貪污了、違法了,監察院可以查,但是孔令侃的公司是商業機構,你不能查,你查就是無理取鬧,而且表示孔令侃有權聘請律師打官司,這份電報現在還保存着。
 
蔣介石這一招錯了,按照國民政府的條例,監察院確實只能夠查官員,不能查民間的商業機構,這個道理是對的,但是問題在於孔令侃開的公司不是一般的商業機構,是官僚資本或者叫豪門。對於豪門資本和權貴的資本,監察院你可以不查,但是你可以用另外的機構、另外的人員查,就像我們有中紀委來查。蔣介石並沒有派另外的機構去查,所以我到現在的看法還是,在這個問題上面應該說蔣確實包庇了孔令侃。蔣為什麼包庇?我認為是宋美齡的影響,因為宋美齡非常喜歡孔令侃。別人可以查,別人可以抓,到了孔令侃既不能查,也不能抓,老百姓還相信你國民黨嗎?當然就不相信國民黨。所以當時國民黨的報紙黨報《中央日報》就發社論,《趕快收拾人心》,你不收拾的話,不把老百姓對你的相信爭取回來的話,你完蛋了。這是國民黨的黨報這麼寫的。這是一。
 
另外,在北平的傅作義就不幹了,傅作義講:蔣介石愛美人不愛江山,聽了宋美齡的話就包庇孔令侃,說我們還替他拼命幹什麼。所以孔令侃倉庫雖然封了,但不讓查,壞事傳千里,蔣經國的“打虎”打不下去了,老百姓也對於國民黨失望了。本來大家對國民黨的腐敗就很有意見,怨聲載道,蔣經國來打老虎,大家對他還有點希望,所以上海老百姓稱他為“蔣青天”,現在“青天”也不靈了。蔣介石“打老虎”打到孔令侃那兒堅持不下去,結果是全盤失敗,蔣經國辭職。整個的“打虎”計劃完全失敗了。

一個政權要失敗必然是失敗在自己身上
 
主持人:我們知道1949年蔣介石再度下野,下野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他說我不是被共產黨打敗的,我是被國民黨自己打敗的。楊老師您對這句話怎麼看?
 
楊天石:這句話我只能說有一定的道理,國民黨失敗首先是共產黨打敗的,這是事實,但是說國民黨被自己打敗我說也有一部分道理。第一,國民黨沒搞“土改”,中國社會農民是受壓迫、受剝削最重的,農民只有兩個願望,一個是土地,一個是溫飽,能夠穿得暖、吃得飽。國民黨沒有搞“土改”,沒有解決農民土地和溫飽的要求,共產黨搞“土改”滿足了農民的要求,你說農民跟誰走,當然跟共產黨走。所以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國民黨搞經濟改革搞錯了,丟掉全民。發行金圓券,物價飛漲,本來一個大餅幾塊錢、幾毛錢,到了後來買一個大餅要成堆的鈔票,這首先是損害了全國人民的利益。所以蔣介石第一是丟掉了農民;第二丟掉了全民,所有的老百姓都得罪了;另外,丟掉了民族資本家。官僚資本發展了,外國的資本發展了,但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受到壓縮,而且國民黨還要求不管是誰,家裡有外匯,家裡有戒指,有鐲子,統統交出來,要交給政府,政府給你紙幣,你想民族資本家能幹嗎?有一點錢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他當然要買金條,要買外匯,來保值,現在不許有金條、不許有外匯,都要交出來,民族資本家也得罪了。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蔣介石不是共產黨的對手。沒搞“土改”,經濟崩潰,貪污腐敗,再加上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把老百姓全得罪光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說國民黨失敗於自己是對的。有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我北大的前輩,“五四運動”的傅斯年,他說一個政權要失敗必然是失敗在自己身上。傅斯年這個話和蔣介石的話一樣,所以他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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