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5 蕭婷 獨立評論

　 在中國21所教會大學中，燕京大學顯然是一面旗幟。然而，當新中國決定割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時，燕京大學也無可避免地處在了風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經的教會大學，那一代學人和他們追求的博雅教育傳統，早已隨風而逝。

　　1951年，留學美國的巫寧坤，顧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論文，便急匆匆地回國到燕京大學執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學的教職是莫大的榮譽。那時，燕大是與北大、清華並稱的國內一流大學。

　　當他遠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學門口時，被這個美麗的校園迷住了。“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着，一眼望去只見園內樹木成蔭，掩映着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里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巫寧坤在回憶錄《一滴淚》中如是寫道。

　　此時對未來懷揣無數夢想的巫寧坤，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僅僅幾個月後，這所寧靜的校園便被捲入新中國對知識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運動中。一年之後，在聲勢浩大的院系調整中，燕京被撤，燕園易主，學者教授們四散。

　　與此同時，包括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在內的21所教會大學，也都走到了終點。同時走到終點的還有它們一貫秉承的“博雅教育”。

　　風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寧坤仍無法忘懷剛到燕京大學的日子。他常與西語系有名的才子吳興華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產的“蓮花白”酒，吟詩作對。“周末，陸志韋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加哥大學30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一滴淚》）

　　這樣恬淡的書齋生活，很快便被一場呼嘯而來的“洗澡”運動，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說《洗澡》的前言中，楊絳寫道：“（這場運動）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洗腦筋'。” 然而，與“洗澡”對比，顯然“脫褲子，割尾巴”更加傳神。

　　在工作組的帶領下，激進的學生們查抄了校長辦公室，檔案被搬到圖書館，亂七八糟堆在桌子上，聽任積極分子搜尋“文化侵略”、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

　　燕京的教師們，在各種會議上檢討交代，從靈魂深處剖析自己，上至校長、下至講師，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師生愛戴的校長陸志韋，成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陸志韋必須坦白交代”“打倒陸志韋”的口號聲中，他也不得不舉起手來，跟群眾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號。就連陸志韋最賞識的才子吳興華和愛女陸瑤華，也被動員在全校大會上檢舉揭發他。

　　當時任燕京大學黨總支統戰委員的張世龍在回憶錄《燕園絮語》中寫道：“'批倒、批臭'陸校長和張東蓀教授是由工作組組長蔣南翔傳達黨中央的決定。”（當時的重點批鬥對象還有燕京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

　　在一次全校大會上，陸志韋做完檢討後，收到500多張“不滿意”“不通過”的紙條。最後被轟下台來，不予通過。

　　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當然不是為了批倒批臭陸志韋、張東蓀和趙紫宸幾個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們心中“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國政府提議用庚子賠款發展教會學校。自此教會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由於新文化運動和對西方文化的推崇，教會學校相對於中國世俗教育有明顯的優勢。但在新政權看來，教會大學卻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載體。在全國教會大學中，燕京大學無疑是執牛耳者。

　　燕京大學的崛起離不開老校長司徒雷登。1918年12月，當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學時，這裡似乎是一所沒有人關心的學校。校舍設在侷促的城裡，學生不足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許多西方教員也不大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司徒雷登傳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經費有一半是空頭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馬上任起，十餘次到美國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戰爆發時，他已經為燕京積累了250萬美金的捐款。美麗的燕園，也是他從山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買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尋常的社交能力，讓他僅用6萬大洋就從這位督軍手中買到了燕園，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還用來設立了獎學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並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學。真正使它超拔為國內一流綜合性大學的，還是司徒雷登的辦學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於使燕京大學擺脫狹隘的宗教範疇。只要有真才實學，司徒雷登都請來做教授。不問政治傾向，不問宗教信仰，不問學術流派。

　　這種自由的學術氛圍，吸引了大批知名學者。教育家陸志韋，社會學家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宸，法學家張友漁，哲學家張東蓀、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政治學家蕭公權，文學家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陸侃如、冰心……這些中國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於燕京麾下。

　　雖然，燕京大學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學生從未超過千人，但燕京的畢業生，卻成為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群體。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活躍在外交界和新聞界的人物，許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據說鄧小平第一次訪美，外交團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

　　在中國21所教會大學中，燕京大學顯然是一面旗幟。然而，當新中國決定割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時，燕京大學也無可避免地處在了風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間

　　1949年，全國共有高等學校205所，私立大學81所，其中教會學校21所，占私立大學總數的25.9%。

　　這些教會大學絕大部分都有着美國教會背景。一個信奉無神論的無產階級政權將如何處置教會大學？美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託事部並不樂觀。

　　1948年底，解放軍尚未攻入北平。美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託事部就致信陸志韋，要求他把燕京大學遷走，但陸志韋和大多數燕京教授，還是選擇了留下。

　　他在回復美國基督教會的信中說，他之所以願意冒險留下來，除了他天生是一個中國人外，還“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找到有效的溝通，如果成功則有助於人道和自由在中國的存在。”他認為，這對中國、基督徒和世界和平會有極大的好處。

　　事實上，解放軍攻入北平前後，共產黨向燕京大學釋放了友好的信號。解放軍準備攻城時，毛澤東親自囑咐四野要注意保護西郊清華、燕京等校園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進京，毛澤東曾邀請4位大學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談，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周恩來當時還有過一個很著名的觀點：盜泉之水，可以養田。認為只要美國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們還是可以接受美國託事部的錢來辦我們的教育。中共對於教會大學的靈活政策，讓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這一切隨着1950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發出文件，強調新中國不允許外國人在我們國家內辦學校的方針。包括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首批11所教會大學改為公辦；滬江大學、東吳大學等大學改為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政府給予補貼。

　　燕京宣布改為國立後，燕京師生表示熱烈擁護。辦公樓前紮起彩坊，掛起“慶祝燕京大學新生”的橫幅，師生們在校園裡舉行了篝火晚會。毛澤東專門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新校名，校長陸志韋也接過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狀。

　　這一切都令陸志韋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權下，燕京大學還是能有一席之地的。在1951年2月的校報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們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務要交給我們，重獲新生後，不論從名義上、經費上、教學的觀點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國人民的大學。”

　　可以看出，隨着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陸志韋的思想與1948年底有了很大改變。不變的是，他仍希望燕京大學能適應角色的轉變，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隨着一場以清除“親美、崇美、恐美”為主題的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師們知道，燕京大學絕無繼續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學期開始時，燕京大學文、理、法各系併入北京大學，工科併入清華大學，新聞系及一些社會學科最終併入中國人民大學。燕京大學校名撤銷，改組後的北京大學遷入燕園。

　　與此同時，輔仁大學外文系一部分及經濟系理論部分併入到新北京大學；經濟系財經部併入新設的中央財經學院；其他各系科併入到新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成為北師大化學系。聖約翰大學財經系科併入新設的上海財經經濟學院，文學院併入復旦大學，土木及建築系併入同濟大學。醫學院和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併成了上海第二醫學院。齊魯大學各系則被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山東師範學院、山東醫學院等學校並人……

　　在這場院系調整中，散布於全國各地的21所教會大學，全都落幕了。

　　花果飄零

　　教會大學不能見容於新政權，幾乎是註定的命運。共產黨成立之初，共產黨人就認為教會教育是一種“文化侵略”。

　　上世紀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尋求向海外擴展勢力，由於英、日、法等國已經在中國建立勢力範圍，因此美國便使用福音主義、教會教育以及社會服務活動來向中國滲透。

　　另一方面，以蘇聯為師對中國大學制度的調整，也與教會大學的辦學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開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中央確立了學習蘇聯模式改革中國大學制度的方針。如何改法？教育部請來的總顧問阿爾辛傑夫一言以蔽之：消減綜合大學，增加單科院校。

　　在蘇聯專家眼中，中國大學的院系、專業設置太過脫離實際，為學術而學術。院系調整就是要大量培養能直接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專門人才。蘇聯式的專才教育與教會大學一貫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轅北轍。

　　在基督教傳統中，科學的價值是超於技術之上的。科學是為了認識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與自然法則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會大學中除了醫學外，多是人文學科和純科學，工程學科幾乎沒有。

　　希望趕緊“西學為用”的中國人曾經批評，教會大學的課程設置“殊少社用之價值，徒為虛糜光陰”。而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則反駁說：“生命之豐富者，意為教育所以助人創世，學校所以教人為人，決非徒為謀生而設……果熟習歷史、地理、文學及種種科學，則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廣，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則，日從事一部之學、職業之說，只會縮小生命之興趣。”（《約翰聲》）

　　由於教育理念上的差異，在院系調整醞釀之初，教會大學的學者們對蘇聯模式頗多異議。然而，一場轟轟烈烈的“洗澡”過後，所有聲音歸於沉寂。時任燕京大學黨總支書記的謝道淵回憶，對於院系調整，由於剛剛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燕京人倒是沒有表現出多少不同意見。（《逝去的燕京》）

　　當時，教師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歸宿。從後來的分配方案來看，每個人的去向顯然都與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現緊緊掛鈎。

　　陸志韋之女成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年方31歲的吳興華一躍成為北大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領導着包括朱光潛、趙蘿蕤、楊周翰等眾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調門最積極的翦伯贊教授成為北大歷史系系主任，執歷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陸志韋調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組，對父親保持沉默的陸志韋之子陸卓明被開除出青年團；趙紫宸調入市內燕京神學院，張東蓀未分配工作，繼續接受審查。

　　在“洗澡”運動中，心生抗拒的巫寧坤也被調到了南開大學。巫寧坤記得，原燕京西語系系主任趙蘿蕤向他傳達完分配方案後，忍不住放聲大哭。巫寧坤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把我從萬里之外請回來的，現在卻只能眼睜睜看着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一滴淚》）

　　後來在工作中仍與陸志韋多有往來的北京大學教師林燾發現，那個曾經才氣橫溢、傲視王侯的學者不見了，陸志韋變成了一個謹言慎行的長者。

　　“菁莪雅化，學明行修，教澤奏奇功。人文薈萃，中外交孚，聲譽滿寰中。良師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燕京，燕京，事業浩瀚，規模更恢宏。人才輩出，服務同群，為國效藎忠。”

　　60年後，當燕京的老校友們唱起這首燕京大學校歌時仍禁不住熱淚盈眶。然而，那些曾經的教會大學，那一代學人和他們追求的博雅教育傳統，早已隨風而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