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些年，新聞界同仁有個觀感：湖南盛產調查記者。

這一觀感得到數據佐證。2010年至2011年，中山大學新聞學副教授張志安課題組針對中國調查記者行業做過一次總體普查，發現湖南是最大的調查記者“出產地”，約有14%的調查記者來自湖南，比人口大省河南還高出1個百分點（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廣東人口超過河南成為人口第一大省）。

調查“湘軍”為何蔚然成林，湘籍記者內部也多有討論。一次飯局上，曾當過記者的湘籍作家十年砍柴認為這源於湖南民風。他說，湖南人是“白天愛看牛打架，晚上唯願火沖天”，好動不好靜，好事、好圍觀、好打抱不平，不好過安靜日子平淡生活。

好打抱不平，就是尚義任俠。這一特點在許多調查記者都非常喜歡的一首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大地春如海，男兒國是家，龍燈花鼓夜，仗劍走天涯。”

這首詩是民國初年烈士熊亨瀚寫的，全詩大氣慷慨，既有俠客般的況味，又飽含理想主義情懷。熊亨瀚正是湖南人，而且，最顯著的身份也是報人。

翻開民國史，湘籍名記者不少。上大學時，我有心研究劉少少，因為他是我的正宗老鄉，湖南善化人，善化現為長沙市望城區。

清末明初，劉少少有報界“怪傑”之稱。袁世凱稱帝后，他著萬言書，斥責袁世凱卑劣非人， “用種種方式，或以金錢，或以祿位，或以虛榮心，買人心，塞人口” 。

劉少少敢逆龍鱗，可謂勇者。現今的湘籍記者也不乏勇氣，其中尤可為代表者，是2012年實名舉報時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的羅昌平。

這種勇氣，用湖南方言說就是“霸蠻”，即執着、認死理。湖南人總結自己的性格，喜歡說四點：“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而這四點，正是一個優秀的調查記者應當具備的素質。

二

身在此圈，我也會思考湘籍調查記者群體的特點。

從地域上來說，湘中地區出得最多。這些地方，晚清出了曾左彭胡，革命戰爭年代則多出將軍和烈士。

湘籍調查記者多生於鄉村。張志安在調查中也總結了這一點，稱出生環境使調查記者對基層民瘼、百姓民生更有切實體悟。

這一點我有例證。為寫此文，我專門問了我的頭兒吳湘韓是如何走上新聞道路的。他說，上高中時，村裡有個五保戶孤苦無依、無以安生，他寫了個情況反映給《湖南日報》，結果沒多久，縣裡就下來人調查了，部分解決了這個五保戶的問題，這讓他看到了新聞的力量。他大學的專業是哲學，但大二就開始修習新聞課程。

在湘籍調查記者的成長中，傳幫帶起到了不小作用。上世紀90年代，湖南新聞界有著名的“三吳”——《中國青年報》的吳湘韓、《人民日報》的吳興華、《農民日報》的吳礫星。他們通過調查報道來揭露時弊，文章經常震動三湘，因此激勵了包括鄧飛在內的一批年輕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四那年，我偶然找到了佩服已久的吳湘韓的手機號碼，聯繫他要求實習，從此亦步亦趨，至今已在他手下幹了8年。

鄧飛出道後，也時常幫助和提攜朋友、後輩，受他影響的有數十人。

湘籍記者的中堅，成長多受到廣東傳媒基因的影響，但大部分出道於本地。像鄧飛、羅昌平、龍志、歐陽洪亮等都是先就職於本地媒體，後就職於有南方系基因的媒體，因而在湖南有極為廣泛的人脈資源。他們早年的成功，也大都建立在出湖南後對湖南的調查報道。

三

之後，他們全都來到北京。這有點像《史記》所言：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因為長期“搞”湖南，湘籍調查記者有了一個統一的稱謂：“湘奸”。“搞”得最多最狠的鄧飛、羅昌平、龍志和歐陽洪亮，還有“湖南四害”之說。

“湘奸”一詞的來源，湘籍記者圈傳言，來自於湖南省委宣傳部某官員。說是十多年前的一天，他把一位著名的湘籍調查記者叫過去，打印出了他過去一年有關湖南的所有報道，然後說，其中有70%多是負面報道，斥責他作為湖南人，不愛護湖南的形象，是“湘奸”。

對此傳言，我專門找這名記者作了求證，他說這並不完全符合事實。湖南省委宣傳部確實統計過他在某一年的報道中負面報道的比例，但未能囊括所有報道，也沒有官員專門把他叫過去斥責他，更無“湘奸”一說。他猜測可能是後來有人附會上去的。

不論如何，“湘奸”一詞已不脛而走。而入選“湘奸”隊，也成了湘籍調查記者的榮耀。

（作者系中國青年報特別報道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