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2014-07-25
共识网编者按：关于巴黎和会，当下的中国学界和民间有很多问题未能厘清，近期，唐启华新著《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出版为这些问题的梳理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经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共识网特摘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北京政府对和会没有准备？事实上北京政府从1914年9月日军登陆山东，破坏中国中立开始，就研究法理问题，准备提出保和会或战后和会，并研究加入和会的方法，更于1915年内两度派员赴欧洲筹备接洽和会相关事宜。袁世凯死后，中国对和会的筹备趋缓，但到1917年8月参战后，又积极筹备。1918年初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陆徵祥致力于将中国在和会提案与美国原则相联结，议和筹备处研议各案，驻外使节不断提供建议。笔者认为，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筹备堪称积极并颇有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和会方针的演变历程，袁世凯时期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主政时则注重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迨美国参战并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势参战，确保能参加和会，并将中国目标与美国原则相联结，顾维钧积极接洽美国政府。欧战停火后，北京和会方针发生重大转变，由联日联美并重（山东问题依中日成议处理，希望条件则仰仗美国助力），转变为联美制日，乃至发生陆徵祥过日风波。陆徵祥在美国的行程没有资料可探索，不知当时的接洽状况，惟知美方大力促成王正廷加入代表团，造成南北统一的样貌。和会伊始，中国代表团采取与日本对抗的方针，大出日本预料。迨山东交涉失利，1919年5月中旬，北京政府又从联美制日转为修补中日关系，亲善提携。然而此时民间舆论反日情绪高涨，政府与民意脱离，遂在签约与拒签问题上方枘圆凿。笔者认为，北京外交方针主要目标是追寻国家最高利益，随国际潮流做调整，相当灵活；事实上，北京外交部确立联美制日方针，早在民间反日之前。
当时外交官在和会的表现，值得肯定，顾维钧固然是最耀眼的明星，其他人也多称职。陆徵祥个性温和，过去常被批评为懦弱无能，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但从档案看，他在关键时刻能做出决断，如确定联美制日；也能大肚包容，承诺王正廷任第二全权；还能忍辱负重，多次请辞被慰留后都能撑持到底。以他当时所处的磨心位置，国际压力与国内纷争交相而至，能够坚持到底，实属难能可贵。
2、亲日派卖国导致山东交涉失利？过去多将山东问题失败归咎于1918年9月《山东问题换文》，并将主持中日交涉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视为“卖国贼”。
事实上山东失利原因甚多，日本法理立场强势，有中日成约及英法密约等法理基础，又得陆徵祥之口头保证，自信满满地到和会，不料遭到中美联手痛击，美国反对密约，又不承认中日成约，中国以“情势变迁”“武力胁迫”等原则否认成约效力，又争取到国际舆论之同情。最后日本虽然坚持“条约神圣”，并得英法支持，又用“种族平等”及不加入国际联盟，甚至拒绝签约为要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意大利退出和会的契机之下，迫使威尔逊为了保全国联，对日本让步，让日本在对德和约中取得山东权益。
3、亲日派是否卖国？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观点有其价值，他们常认为美国不可靠，对华有财政经济控制甚至国际共管的野心；而日本之贷款与提供武器更直接实惠，且日本必须依赖中国资源与市场，在当时对中国危害较小，且可多方抵制。笔者认为，他们在欧战期间不得不亲日，尽可能维护国家利权的权宜做法，有可以体谅与理解之处。百年来中国饱尝亲美与亲苏的苦果之后，应可平心对当时亲日派的外交观与世界观，给予较同情之理解。
中国派系斗争，常以外交事件为借口，研究系等将山东交涉失败，归罪于安福部、新交通系之亲日卖国，混淆《高徐济顺铁路草合同》与《山东问题换文》，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百口莫辩，成为“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与代罪羔羊，“卖国贼”的骂名写进了教科书。陆徵祥在国力衰微时，对日虚与委蛇，不得不签署《民四条约》，和会前夕转变政策为联美，个中苦衷无法告诉章宗祥等，让章对陆颇多微词。陆徵祥深知其中原委，但是连他自己都把档案移走，忧谗畏讥之心可知。当时北京政府衰弱，派系斗争严重，外交官缺乏强大后盾支持，常为国家利益被牺牲，许多机密不能说，对舆论批评无从辩白，百年之后应给予较公正的评价。
4、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过去学界认为中国未能争回山东权益，且废除《民四条约》及希望条件两项说帖和会皆未受理，因此是“外交失败”。事实上，山东问题之外，中国在和会收获不少，近年学者的研究多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成绩持肯定评价。主要的成绩有：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为日后在国联的表现奠基；拒签对德和约，但后来与德国单独议约，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在和会签署对奥、匈、保三个和约，收回部分条约特权，又签署《国际航空专约》；希望条件说帖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重要的宣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若拉长时间，考虑到后续的发展，许多和会提出的问题，陆续得到较好的解决，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是山东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外交也不算是失败。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不能只看对德和约156～158三条，还要加上日本在四人会的声明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约束日本所得，英国外相巴尔福努力协调，日本已做出许多让步，但因国家体面考虑，坚持不肯将归还胶澳给中国形诸文字，只愿在四人会做声明，保证归还青岛主权，限制山东经济利益，而美国又一再强调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约。笔者认为，这样的安排日本仅得到面子，先取得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再与中国谈判归还条件，而有关归还条件的内容及限制山东经济利益，已经做了宣示，并有三大国做保证，对中国而言，其实颇为实惠。然而中国朝野希望可以直接无条件收回青岛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权益，对得到间接有条件收回并不满意，加以舆论喧哗及政客扭曲，绝大多数国人以为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仅是对德和约之三条而已，遂坚持不保留则拒签。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基本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在山东问题上，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得到《凡尔赛和约》山东条款，勉强维护了面子及国家荣誉，又得到北京政府签约的承诺，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中国代表团却在民意舆论压力下，违背政府训令，拒签对德和约，加以民间激昂反日情绪，让北京政府不敢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悬案化令日本也很苦恼。其后美国调停之八条办法，等于将日本在四人会之声明形诸文字，日本感到屈辱，不肯就范，结果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和约，让山东问题国际化。加上山东问题完全违背威尔逊原则，以及公布中日密约，都让日本国际形象大受损伤。此外，日本的“种族问题”提案无法获得通过，以及在和会上由三巨头主导的情况，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强圈认可的自卑感。若说中国“外交失败”，日本方面却看不到有什么“外交胜利”的喜悦，日本民族主义者反而感受到相当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关系恶化，更是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