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 2014-07-25
共識網編者按：關於巴黎和會，當下的中國學界和民間有很多問題未能釐清，近期，唐啟華新著《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的出版為這些問題的梳理提供了寶貴的材料，經社科文獻出版社授權，共識網特摘編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1、北京政府對和會沒有準備？事實上北京政府從1914年9月日軍登陸山東，破壞中國中立開始，就研究法理問題，準備提出保和會或戰後和會，並研究加入和會的方法，更於1915年內兩度派員赴歐洲籌備接洽和會相關事宜。袁世凱死後，中國對和會的籌備趨緩，但到1917年8月參戰後，又積極籌備。1918年初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後，陸徵祥致力於將中國在和會提案與美國原則相聯結，議和籌備處研議各案，駐外使節不斷提供建議。筆者認為，北京政府對和會的籌備堪稱積極並頗有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和會方針的演變歷程，袁世凱時期擬以國際法理與日本對抗；段祺瑞主政時則注重與日本提攜合作，同時爭取參戰機會；迨美國參戰並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勢參戰，確保能參加和會，並將中國目標與美國原則相聯結，顧維鈞積極接洽美國政府。歐戰停火後，北京和會方針發生重大轉變，由聯日聯美並重（山東問題依中日成議處理，希望條件則仰仗美國助力），轉變為聯美制日，乃至發生陸徵祥過日風波。陸徵祥在美國的行程沒有資料可探索，不知當時的接洽狀況，惟知美方大力促成王正廷加入代表團，造成南北統一的樣貌。和會伊始，中國代表團採取與日本對抗的方針，大出日本預料。迨山東交涉失利，1919年5月中旬，北京政府又從聯美制日轉為修補中日關係，親善提攜。然而此時民間輿論反日情緒高漲，政府與民意脫離，遂在簽約與拒簽問題上方枘圓鑿。筆者認為，北京外交方針主要目標是追尋國家最高利益，隨國際潮流做調整，相當靈活；事實上，北京外交部確立聯美制日方針，早在民間反日之前。
當時外交官在和會的表現，值得肯定，顧維鈞固然是最耀眼的明星，其他人也多稱職。陸徵祥個性溫和，過去常被批評為懦弱無能，無力整飭代表團秩序。但從檔案看，他在關鍵時刻能做出決斷，如確定聯美制日；也能大肚包容，承諾王正廷任第二全權；還能忍辱負重，多次請辭被慰留後都能撐持到底。以他當時所處的磨心位置，國際壓力與國內紛爭交相而至，能夠堅持到底，實屬難能可貴。
2、親日派賣國導致山東交涉失利？過去多將山東問題失敗歸咎於1918年9月《山東問題換文》，並將主持中日交涉之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視為“賣國賊”。
事實上山東失利原因甚多，日本法理立場強勢，有中日成約及英法密約等法理基礎，又得陸徵祥之口頭保證，自信滿滿地到和會，不料遭到中美聯手痛擊，美國反對密約，又不承認中日成約，中國以“情勢變遷”“武力脅迫”等原則否認成約效力，又爭取到國際輿論之同情。最後日本雖然堅持“條約神聖”，並得英法支持，又用“種族平等”及不加入國際聯盟，甚至拒絕簽約為要挾，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在意大利退出和會的契機之下，迫使威爾遜為了保全國聯，對日本讓步，讓日本在對德和約中取得山東權益。
3、親日派是否賣國？章宗祥、汪榮寶、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觀點有其價值，他們常認為美國不可靠，對華有財政經濟控制甚至國際共管的野心；而日本之貸款與提供武器更直接實惠，且日本必須依賴中國資源與市場，在當時對中國危害較小，且可多方抵制。筆者認為，他們在歐戰期間不得不親日，儘可能維護國家利權的權宜做法，有可以體諒與理解之處。百年來中國飽嘗親美與親蘇的苦果之後，應可平心對當時親日派的外交觀與世界觀，給予較同情之理解。
中國派系鬥爭，常以外交事件為藉口，研究系等將山東交涉失敗，歸罪於安福部、新交通系之親日賣國，混淆《高徐濟順鐵路草合同》與《山東問題換文》，讓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百口莫辯，成為“外交失敗”的罪魁禍首與代罪羔羊，“賣國賊”的罵名寫進了教科書。陸徵祥在國力衰微時，對日虛與委蛇，不得不簽署《民四條約》，和會前夕轉變政策為聯美，箇中苦衷無法告訴章宗祥等，讓章對陸頗多微詞。陸徵祥深知其中原委，但是連他自己都把檔案移走，憂讒畏譏之心可知。當時北京政府衰弱，派系鬥爭嚴重，外交官缺乏強大後盾支持，常為國家利益被犧牲，許多機密不能說，對輿論批評無從辯白，百年之後應給予較公正的評價。
4、中國在和會外交失敗？過去學界認為中國未能爭回山東權益，且廢除《民四條約》及希望條件兩項說帖和會皆未受理，因此是“外交失敗”。事實上，山東問題之外，中國在和會收穫不少，近年學者的研究多對中國在巴黎和會的成績持肯定評價。主要的成績有：參與國際聯盟盟約的草擬，並加入國聯成為創始會員國，為日後在國聯的表現奠基；拒簽對德和約，但後來與德國單獨議約，簽署第一個平等新約；在和會簽署對奧、匈、保三個和約，收回部分條約特權，又簽署《國際航空專約》；希望條件說帖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社會表達對不平等束縛的不滿，為日後中國要求修改條約爭取平等國際地位重要的宣示。整體而論，中國在和會外交不能算失敗，若拉長時間，考慮到後續的發展，許多和會提出的問題，陸續得到較好的解決，和會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是山東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外交也不算是失敗。巴黎和會對山東的安排，不能只看對德和約156～158三條，還要加上日本在四人會的聲明內容；美國總統威爾遜致力約束日本所得，英國外相巴爾福努力協調，日本已做出許多讓步，但因國家體面考慮，堅持不肯將歸還膠澳給中國形諸文字，只願在四人會做聲明，保證歸還青島主權，限制山東經濟利益，而美國又一再強調不承認1915年、1918年中日成約。筆者認為，這樣的安排日本僅得到面子，先取得對膠州灣租借地的自由處分權，再與中國談判歸還條件，而有關歸還條件的內容及限制山東經濟利益，已經做了宣示，並有三大國做保證，對中國而言，其實頗為實惠。然而中國朝野希望可以直接無條件收回青島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權益，對得到間接有條件收回並不滿意，加以輿論喧譁及政客扭曲，絕大多數國人以為和會對山東的安排，僅是對德和約之三條而已，遂堅持不保留則拒簽。事實上，後來在華盛頓會議上山東問題基本依照巴黎和會的方案解決，學者多認為是外交勝利。
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認為自己在巴黎和會上獲得勝利。在山東問題上，日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雖得到《凡爾賽和約》山東條款，勉強維護了面子及國家榮譽，又得到北京政府簽約的承諾，似乎勝券在握；然而中國代表團卻在民意輿論壓力下，違背政府訓令，拒簽對德和約，加以民間激昂反日情緒，讓北京政府不敢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懸案化令日本也很苦惱。其後美國調停之八條辦法，等於將日本在四人會之聲明形諸文字，日本感到屈辱，不肯就範，結果美國國會不批准對德和約，讓山東問題國際化。加上山東問題完全違背威爾遜原則，以及公布中日密約，都讓日本國際形象大受損傷。此外，日本的“種族問題”提案無法獲得通過，以及在和會上由三巨頭主導的情況，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強圈認可的自卑感。若說中國“外交失敗”，日本方面卻看不到有什麼“外交勝利”的喜悅，日本民族主義者反而感受到相當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關係惡化，更是苦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