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们这个二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黄田师范是其中之一。
 
黄田师范是一所完全师范，不但有中师部、初师部，还有一年制的短师班和六个月的培训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差别很大；有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三十几岁的大哥哥。黄田村有个理发匠，姓汤，原本是培风中学肄业生，他也来了，读短师班，一年后分配当小学教师，十八块钱一个月。因为无法养家活口，三个月不到又跑回家去，重操旧业，依然理发。二十多年以后的一次工资改革中，“组织上”硬是不承认我们的中专学历，说黄田师范是县里办的，没有经过省里批准，不给我们调工资。我们慌了，大伙凑钱结伴四处奔波，终于在省教育厅中专处查到实据：黄田师范是经过省政府批准的。但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其他门类则是地方自作主张了。
 
黄田师范的校址在黄田村，启用培风中学校舍。
 
培风中学始建于1921年，1950年停办，全称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校舍不小，有三层楼的教室，二层楼的“兰坡图书馆”，还有“侠骨亭”、“天桥”、“碑廊”、“鱼池”，还有不少教室和办公用房以及宿舍。又临时征用了“清河居”一片厅堂楼舍。偌大一份校舍得以重用，应当是件大好事情。
 
然而，同学们觉得委屈。
 
一是偏僻。虽说黄田是个大村子，高墙大院，青山秀水，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志士。但如今毕竟冷落了，一个大点的山间村落而已。距县城七十华里，距最近的榔桥镇也有十华里，不通公路。哪怕是落在榔桥，也比这里强呀！同学们如此抱怨。
 
二是校名。叫什么黄田师范，应当叫泾县师范，把“黄田”两个字去掉。“黄田”谁知道？有了这两个字，跟泾县中学就不能平起平坐了，硬是矮了一大截。这是同学们说的，上面可不这么认为。上面批文是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学校，简称黄田师范。谁都不能把“黄田”二字去掉，没办法。
 
黄田师范的学生真正安心在这里读书的并不多。以我们首届中师班而论，招生数四十五人，入学报到不过四十人。今天溜一个，明天溜一个，及至读完三年，毕业分配的只有二十六人。其中缘由当然很多，饥饿则是主要原因。
 
1958年下半年，因为“大跃进”所导致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祸害累累，其中最惨绝人寰的就是“三年大饥荒”。据近年官方有关解密数字，三年间，全国大约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多人。其实不止，网上说有五千万，我相信后者。而权力者对此讳莫如深，成为敏感话题，不准国人涉及。一直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栽赃老天爷，指鹿为马，自欺欺人，以为国人皆弱智。倒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位良知尚存的共产党人，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此，他得罪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竟遭杀身之祸。
 
此乃后话，不须赘言。然而，黄田师范办学背景“三年大饥荒”，是不能回避的，也无法回避。长期吃不饱，谁还稀罕读书？不少学生也就辍学而去，谋生保命要紧了。
 
不能安心读书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折腾。
 
那年月全国都在折腾，小小的黄田师范能不跟着折腾？谁敢怠慢？那是多少颗脑袋都扛不住的。第一学期基本没上课，就是劳动--美其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的门类很多，如：
 
一、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从很远的地方把据说适于做坩锅的泥土运回来，和泥，揣泥，做成一个个坩锅，晾干备用。砌小高炉。到深山里面砍柴烧炭，运回备用。从五十里外的地方把铁矿石和焦炭挑回来，用铁锤把它们砸碎。碎矿石装进坩锅，码放在炉里，用木炭加焦炭烧。经过很长时间，坩锅里的矿石终于化成水了，倒出来，冷却。于是连忙给公社报喜，给县里报喜，说乘大跃进的东风，师生们敢想敢干，把铁炼出来了。这是什么什么的伟大胜利。其实根本不是铁，一块块蜂窝状，老百姓说是“铁屎”。但偏要说是铁。谁说不是铁，就是对大办钢铁不满，对“大跃进”不满，是要遭批斗的。
 
二、烧炭。若干男生在老师带领下，到深山里安营扎寨。把胳膊粗的小树砍倒，剔去枝桠，断成二尺多长的段子，码排在窑里，生火，烧。数日后用泥巴封闭窑口，让它在里面焖；再过几日便成了木炭。于是开窑，将木炭取出来，堆成小山一样，浇水，晾干。这是一门技术活，学校请来当地农民师傅，手把手地教。垒窑，装窑，生火，观火，封窑，开窑等等，都必须有师傅在场，关键时候必须由师傅亲自操作。同学们主要是出苦力，砍树，割草，装炭，挑运。烧炭不光是大办钢铁的需要，还为取暖。黄田村的冬天酷冷，不准备一些炭是很难度过的。这种破坏森林穷及子孙的事情，如今是不准干了。但那个年代里，是很普遍的。黄田村素有烧炭习惯。凡会烧炭的人家几乎都要烧，不会烧炭的人家也要请人来烧，或者购买。为的是冬天取暖，春天烘制茶叶。黄田村烧的炭很讲究，质量好，挑到榔桥街上令人称羡。因为这里人烧炭不用一般的杂树，而是青钢栗、株树、榉树。这些树质地紧密，沉甸甸，烧成炭经燃，烈火。掂在手上一敲钢钢响，一篓要顶两篓用。
 
三、挑运。黄田村离榔桥十华里，不通公路。所有生活生产资料全赖肩挑背扛。课本，教具，桌椅板凳，粮食蔬菜，煤炭，乃至于建校用的砖瓦木料，水泥石灰，大办钢铁的矿石焦炭，无一不在其列。几乎每天都要派人挑运。有时一两个班，有时三四个班，有时倾校而出。一人一副绳索罗筐，黑压压一群，逶迤连绵，煞是壮观。最苦的是“大办钢铁”运矿石。每人一担畚箕，步行到五十里外的巧峰村，将那里的铁矿石挑运回校。铁矿石很重，多了挑不动，少了又觉得难看。为了显示“大办钢铁”的热情，表明自己积极，同学们都要多装一点，往往超过实际能力。然而“远路无轻担”--何况不轻；于是越来越沉，越来越挑不动了。只得将担子里的矿石扔掉一些。后来，学校发觉了，实行进校验秤制，两头过秤。再也玩不成猫腻了。天未亮出门，回到学校多半是月上东山，两头不见天。又累又饿，还不能有半句怨言。
 
四、割稻。那年月推广双季稻，要在七月份一个月里完成早稻收割和晚稻栽插，农村里很忙，谓之“双抢”。我们便去帮助收割，经常是天不亮下田，回校吃午饭。若是午饭送到田头，那就意谓着不是割半天，而是割一天了。心里暗暗叫苦，脸上却要作一派高兴状。及至第二天，多半是两腿僵硬，上台阶都困难了。也有割晚稻的，十月底。天冷了，又多阴雨，常常弄得一身湿，瑟瑟颤抖。
 
五、采茶。黄田是茶区。每年四月，莺飞草长，春意盎然。绽了绿的茶树一派生机，抽出长长的新叶，疯长，一天一个样。这当儿，学校放“农忙假”，总在半个月二十天。全校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听从人民公社指挥，到深山去帮忙采茶。吃住都在山脚下的村子里。天蒙蒙亮上山，天黑了下山，中午也不下山，由炊事班的同学送饭。采茶也是很辛苦的，两天下来，手指肿痛，继而裂出口子。于是用胶布缠起来，继续采摘。正当“清明”、“谷雨”时节，阴雨不断。有时候明明晴空万里，一片乌云徐徐拢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场雨。雨不大，却骚扰不停，令人丧气。所以说，这路活并不像《采茶扑蝶》那样的浪漫，并不轻巧。
 
倘若天气好，阳光明媚，满目葱绿，声声鸟语，确也令人心旷神怡。少男少女在一起，常常产生一种朦胧的情绪，一种朦胧的欲望。好像隔层纸，影影绰绰，似醒似醉。这当儿，常有男女二人“抬”一棵茶树，若即若离。别人是不会介入的。设若有人没在意介入其中，便有人喊话：某某某，你这个灯泡好亮啊！那人马上警觉过来，转身离去。于是那男女二人心里美滋滋地 “抬”到东“抬”到西，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天色暗下来了，依然不想离去。及至传来齐声呐喊：“老虎来啰--”一惊：同学们快下到山脚边了。
 
然而，这种美好时光是极少的，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
 
更多的时候是疲于完成任务，是竞赛，“放卫星”。
 
那年月盛行“放卫星”。大办钢铁“放卫星”。粮食生产“放卫星”。采茶也要“放卫星”。而且报纸上总是放个不停，我们自然不能不作响应。
 
开始，也只是动员，号召，鼓励大家拼命地采。收工时过秤，登记在册，谁采得最多，谁就是“放卫星”。然而不行，最多的也就几十斤，跟报纸上比数量太少，难以启齿。
 
于是动脑筋想办法，选出几位采茶能手。选一片未开采的茶园。半夜起床，每位选手配一盏雪亮的汽灯，若干人侍候：抬汽灯的，打伞的（以备下雨），背箩筐麻袋的，背茶水干粮的。上山以后，选手开采，其他人各司其职，如众星捧月。渴了，有人递水；饿了，啃几口干粮；要撒尿了，男选手拉开即尿；女选手则要稍作回避：有人把雨伞撑起，搁在坡地上，蹲下了事。选手们如同机器，一刻不停。及至天黑下山，一个个仿佛骨头散了架。
 
一过秤，数量惊人。然而跟报纸上比还是排不上号。
 
苦恼。气馁。自叹不如。
 
六、种菜。种菜是常规劳动。各班都划有一块菜地，一般利用课外时间侍弄。
 
七、砍柴。柴禾是那年月的主要燃料，学校多半向当地农民收购。但也时不时地安排我们去砍。学生砍柴不懂规矩，上了山便一片糟蹋，该砍的不该砍的通通砍。甚至砍树：带上长长的“条锯”，把树锯倒，几百斤柴禾就到手了，省心。有一次遇上当地农民干涉，把我们的条锯没收了，还反映到公社。几经交涉，才算了事。
 
写了这么多都是劳动。你一定不解：怎么不写写教学呢？
 
茫然。不知道从何下笔。简言之：第一学期基本没上课。第二学期以后有些变化：热极一时的“大跃进”好像收敛了一些。我们也开始上课了。然而师资却有了问题，上课也是凑合。原本就吃不饱，教师学生都少有心思去教去学，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既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第三年，我们班寄读到宣城师范去了，才算开始了较为正规的学习生活。二十多年以后，学历“吃香”起来，县委书记陶某某新创了一种“相当于”什么的学历，率先垂范，不少人纷纷效仿。有人鼓励我：你至少能相当于大专。我没有追随。我清楚：就是这个有毕业证书为凭的中专生，也是名不副实，怎么有脸去“相当于”大专？
 
学校的教职员工不少，印象较深者如下：
 
校长陈民权，年方三十，苏北人，是个知识分子。他有个弟弟叫陈民生，还有个哥哥陈正海－－为什么不叫陈民族呢？要不“三民主义”就占全了。冬天，陈校长常常穿一件长长的皮大衣，长至脚面，挺刮别致，与众不同。这在当时是不多的，也是有欠大众化的。陈校长工作十分卖力。他要管建校，要管教学，要管师生生活。对上要奏好事，表现十足的大跃进的热情；对下要鼓舞人心，稳定情绪；还要与周边的公社、大队乃至村民处好关系。还要向上要钱，维持收支平衡。
 
还要参加劳动。师生们劳动那么多，你校长能不参加？并且要带头。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他要和大家一同守在坩锅炉子边上，一同砸矿石，一同熬到深夜。有一天去五十里外的巧峰村挑矿石，午饭煮好了，一人一碗，却一根菜没有，大伙议论纷纷。陈校长便站在大伙面前作示范：撮些盐洒在饭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好吃，好吃。”于是大伙不作声了：校长能吃，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吃？

陈校长不但积极组织劳动，还常常强调教学。他总是说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的。要求我们劳动时好好劳动，学习时要好好学习，劳动学习两不误。农忙假采茶，也要把书本带上，雨天，晚上，都要安排自习。陈校长也是口口声声“阶级斗争”，但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并不岐视，遇上这些人中的业务尖子，或是学习成绩好的，他常常不自觉地投之于热情和爱护。尽管有些遮遮掩掩，倒也不失真诚。以至于日后强加他一条罪名：偏袒出身不好者。
 
陈校长是在“走钢丝”。他常常心事重重，似有解不清的疙瘩，乃至于看上去有些抑郁。传说他与聂书记关系紧张，面和心不和。他终于斗不过聂书记，调走了。听说被打了“右倾”，下放农村劳动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一批高级官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紧接着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三百八十多万人被打成“右倾”。陈校长是三百八十多万分之一。
 
黄田师范行政上归文教局领导，而党务上则归属地（黄田公社）党委领导。开学不久，黄田公社党委书记刘德镛来学校作报告，向我们灌输“共产主义”。他说：“……我们马上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呢？嗐！无比美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楼上人有个什么事情，也不要往下跑了，打个电话给楼下人，事情就办好了。多方便……晚上也不用汽灯煤油灯了，一根线一拉--啪！电灯亮了，跟白天一样亮堂……吃饭不要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己盛。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餐嘛！还可以包饺子，炸肉圆子……每人发一百尺布票。一百尺，天哪，这么多怎么用得掉？不要紧，可以做窗帘嘛。所有大大小小的窗子，都用苏联大花布做成窗帘，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刘书记给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共产主义大好美景”。然而没过多少日子，就闹粮荒了，饿死人了。
 
1961年，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刘书记也在黄田弄了田搁在自己名下，交由王树林代为耕种。收割以后，王树林将风干好的黄灿灿的稻谷送到刘书记家中。那时候王树林还不是大队书记。
 
若干年以后，刘书记出任粮食局长，也没给我们一天五餐饭的粮食定量。
 
党支部书记聂远胜，看上去四十多岁，是个种菜高手。他在学校里除了管党务，还管劳动。聂书记有两句经典名言：一是“按职喊”。他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按职务称呼。有人喊他“聂校长”，或是“聂老师”，他不满意：“我怎么是校长、老师呢？我是书记嘛！”二是“校长大还是书记大？”他常常这样问学生，而且常常问得很突然，常常把人问得摸不清东西南北。
 
陈校长调走以后，又调来一个校长--卜同堂。聂书记还是书记，还是管党务，管劳动。不久，聂书记也调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再也没听说过他了。总觉得他这个角色有些“滑稽”，印象颇深，难以释怀。于是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聂书记》。
 
教导主任朱兆驹、戴青松。前期教导主任朱兆驹，黄田人，据说那时候还不是党员，后来调走了。其后，政治教师戴青松当了教导主任。戴主任不但政治素质高，体育也很好，篮球，跳远，短跑，都很好。他的短跑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
 
总务主任王超群。原本是黄田公社一个大队书记，为人晓义，没有架子，终日里风尘仆仆忙忙碌碌。那年，我实在难以读下去了，找到陈校长，要求随同短师班学生一道结业，出去当教师。陈校长不同意，说“这样很可惜”，又说“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我坚持。我便找到王主任，说自己经济如何困难，要求砍柴卖给学校，以获得几个零用钱。学校不是常年收购农民的柴禾吗，能不能也收购我的？王主任二话没说，答应了。
 
我便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上山砍柴。砍的是茅草柴，不是大柴。柴山很近，就在学校背后。哪怕是大预备铃响了，跑下来上课都来得及。砍的柴禾打成捆，滚下山就到了伙房背后。农民们砍柴，都是随手砍根山藤或是细竹丝，用以捆扎柴禾，捆得很紧。我不会，便找来几根麻绳捆扎。又捆不紧，松松垮垮，经常是尚未滚下山便散了，不得不重新捆扎，令人沮丧。一百斤茅草柴四角钱，而我一捆柴总只有二十几斤，只能卖到毛把钱。太少了，不好意思马上结钱，让总务处记个账。过一段日子，累计多点，再去结账。如此便有个指望，可以买点牙膏肥皂了。后来，总务处的人收我柴禾时却不过秤，用手拎一把：“二十八斤。”我诧异了，怎么不过秤呢？总务处的人说：“不会少估。”是不会少估，他有数，我也有数。只是这样做合适吗？总务处的人说：“王主任打招呼了，说你的柴禾就不要过秤了，估一估就中了。要不，我们也不敢这么做。”
 
我心里一热，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来。
 
这样的柴禾，我砍了将近一年，直到离开黄田师范。
 
语文教师吴景琳。开学初期，吴老师一直负责教导处工作，排课表，整理档案，出黑板报，写标语，什么都管。同学们都喊他吴主任。他还办了一张小报，取名《红星报》，反映学校情况，八开，油印，套红，蜡纸刻写，当时看来相当别致。出版无定期，或三五日，或八九天，赠发各个班级，还送公社和县上有关部门以及各兄弟学校。吴老师是从“泾县报”社调来的，从征稿、编辑、排版、插图到印刷发行，他都内行。当他发现我也能刻蜡纸，立即要我参加办报。我说我不懂。他说“不懂不要紧，我教你。”我当然乐意。从此，我便三天两天刻蜡纸，按照他的版面设计、他的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写。后来，教导主任朱兆驹调来，还配了一名职员，吴老师就离开教导处，教语文、美术去了。但办报还是他负责。
 
吴老师在《泾县报》当过副刊编辑，文学上懂得一些，但讲课实在不敢恭维。他把一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分析归纳板书以后，就开始“散扯”。从李白的“疑似银河落九天”扯到大办钢铁的“辉煌成就”；从茂林（他是茂林人）十三牌坊扯到泾县弋江大桥（此大桥是拆茂林十三牌坊的麻石条修成的）；从新出的《红星报》扯到县委宣传部，同学们都爱听。
 
吴老师的中国画画得很好，擅长山水花鸟。不过那时候山水花鸟不吃香，吃香的是漫画，他也会。他画过很多漫画，歌颂“三面红旗”，歌颂“大跃进”。比如画一个大大的中国人，方面大耳，在前面大步飞跑。再画一个“美帝国主义”--大鼻子老人，白胡须多长，高高的帽子上印有美国国旗，写上两个字母：US；还画个“英帝国主义”：帽子矮一些，印有“米”字旗。两个人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硬是追不上，汗水直滴，一副狼狈样子。再比如画一排炼铁的高炉，高炉上写“土法上马大办钢铁”。高炉里铁水滚滚泻出，如海浪一般汹涌；“海浪”前面再画两个小小的人，仓惶逃窜，也是一副狼狈相。这两个人身上写两个字：右倾。吴老师画漫画很熟练，不用稿子，出手即是。有的还在“泾县报”乃至“芜湖日报”刊用，署名佩之。佩之是他的笔名，写文章、画漫画以及山水花鸟题款都用佩之，或者吴佩之。我很佩服他，也取个笔名：芸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笔名，只是鹦鹉学舌东施效颦。
 
不久，从芜湖调来一位语文教师萧树人。吴老师就不教我们，改教短师班去了。萧老师长得高大清瘦，却弱不禁风，那模样倒像个大号的林黛玉。他是肺结核病人，走路都喘不过气来。不知道什么缘由调到这个山旮旯来了。但他说这里好，空气新鲜，对他身体有好处。却经常卧床不起，经常吐血。后来还是调回芜湖。
 
班主任程瑞仁。徽州人，皖南大学历史专科毕业。程老师个头不高，五官不怎么清爽，很重的徽州口音，说话不容易听懂。写字也不容易看懂，潦草且不规范。板书更是涂鸦，如“天书”，如外文。班上有不少徽州学生，程老师重乡情，与他们相处很亲密，跟两位徽州女生尤其亲密。时间一长就难免生出一些绯闻来。那年月抓得紧，师生之间是不能有绯闻的。所以未等绯闻严重，就把它掐灭了。若干年之后，程老师笑嘻嘻地与我谈心，说：“那时候如果不是领导干涉，我和某某某可能就成了。”不打自招。说明程老师心里确有那层意思，只是未能逢时罢了。
 
还有一位老师，我是不会忘却的。因为我对不起他，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他就是物理教师许漪。许老师原本是县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笔字写得很漂亮，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都很漂亮，刚劲潇洒，十分耐看。许老师是淮南水利专科学校肄业生，让他教物理有些勉为其难，出了偏差。师一课本上有道练习题，是力学方面的加速度问题。作业经他批改时，他把我们全判错，打上叉，写“重做！”上课时又重点讲了这道题，要求按他讲的订正过来。我和杨炳炎持有异议，不听他的。当其他同学都“订正”以后，我俩仍然按原来做的重抄了一遍。结果作业本上再度被打上更大的叉。杨炳炎是物理课代表，数理成绩很好。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曾经自制一只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许老师说，按你们做的，就除不尽，得数是无穷小数，怎么对呢？我们说：不能以得数除得尽除不尽作为判别标准，而应当以题意为准。按老师说的，得数是除尽了，却变成匀速运动题了。
 
双方争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们曾经想去讨教泾县中学老师。但马上觉得不合适：一道常规练习题解决不了，岂非贻笑大方？丢人也不能丢到泾县中学去呀。我想到写信去《中学生》杂志求教。杨炳炎拍手叫好，说：“你来写，我出邮票。”
 
《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十分负责，不久便回信了：一个大大的信封，两张大大的信纸。除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还把解题过程完完整整地抄录于后。一看，同我们解的完全一样，连顺序都一样。
 
我与杨炳炎的错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时候，我们应当把来信收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而我们却头脑膨胀，以为“胜利”了，将来信公之于众，闹得沸沸扬扬。
 
学校不让许老师教物理了，派他在教导处打杂。
 
其实，许老师未必真的解不开这道题，只是疏忽了。而疏忽以后，又为了那一点点“面子”，不肯走下台阶罢了。
 
我们赢了，其实是输了。我们过于张扬，伤害了许老师，心里一直很难过。十分对不起他。
 
黄田师范的中师部一共招了三届共三个班。我们是第一届，在黄田读了两年，第三年寄读到宣城师范去了。第三届学生也只在黄田读了两年，尔后并入南陵师范。唯有第二届学生在黄田读完三年。黄田师范见证了“大跃进”，见证了“三年大饥荒”，历时四年，1962年改名黄田中学。
 
黄田师范应运而生，应运而终。这个“运”，就是“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