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們這個二十幾萬人口的山區小縣，猛增高中、師範、工校、農校和初中十多所，黃田師範是其中之一。
 
黃田師範是一所完全師範，不但有中師部、初師部，還有一年制的短師班和六個月的培訓班。學生年齡參差不齊，差別很大；有十二三歲的孩子，也有三十幾歲的大哥哥。黃田村有個理髮匠，姓湯，原本是培風中學肄業生，他也來了，讀短師班，一年後分配當小學教師，十八塊錢一個月。因為無法養家活口，三個月不到又跑回家去，重操舊業，依然理髮。二十多年以後的一次工資改革中，“組織上”硬是不承認我們的中專學歷，說黃田師範是縣裡辦的，沒有經過省里批准，不給我們調工資。我們慌了，大夥湊錢結伴四處奔波，終於在省教育廳中專處查到實據：黃田師範是經過省政府批準的。但只有一個中師班和兩個初師班。其他門類則是地方自作主張了。
 
黃田師範的校址在黃田村，啟用培風中學校舍。
 
培風中學始建於1921年，1950年停辦，全稱安徽省私立培風初級中學。校舍不小，有三層樓的教室，二層樓的“蘭坡圖書館”，還有“俠骨亭”、“天橋”、“碑廊”、“魚池”，還有不少教室和辦公用房以及宿舍。又臨時徵用了“清河居”一片廳堂樓舍。偌大一份校捨得以重用，應當是件大好事情。
 
然而，同學們覺得委屈。
 
一是偏僻。雖說黃田是個大村子，高牆大院，青山秀水，歷史上文風甚興，出過不少名人志士。但如今畢竟冷落了，一個大點的山間村落而已。距縣城七十華里，距最近的榔橋鎮也有十華里，不通公路。哪怕是落在榔橋，也比這裡強呀！同學們如此抱怨。
 
二是校名。叫什麼黃田師範，應當叫涇縣師範，把“黃田”兩個字去掉。“黃田”誰知道？有了這兩個字，跟涇縣中學就不能平起平坐了，硬是矮了一大截。這是同學們說的，上面可不這麼認為。上面批文是安徽省涇縣黃田師範學校，簡稱黃田師範。誰都不能把“黃田”二字去掉，沒辦法。
 
黃田師範的學生真正安心在這裡讀書的並不多。以我們首屆中師班而論，招生數四十五人，入學報到不過四十人。今天溜一個，明天溜一個，及至讀完三年，畢業分配的只有二十六人。其中緣由當然很多，飢餓則是主要原因。
 
1958年下半年，因為“大躍進”所導致的“五風”（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生產瞎指揮風）禍害累累，其中最慘絕人寰的就是“三年大饑荒”。據近年官方有關解密數字，三年間，全國大約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多人。其實不止，網上說有五千萬，我相信後者。而權力者對此諱莫如深，成為敏感話題，不准國人涉及。一直把“三年大饑荒”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栽贓老天爺，指鹿為馬，自欺欺人，以為國人皆弱智。倒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這位良知尚存的共產黨人，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此，他得罪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竟遭殺身之禍。
 
此乃後話，不須贅言。然而，黃田師範辦學背景“三年大饑荒”，是不能迴避的，也無法迴避。長期吃不飽，誰還稀罕讀書？不少學生也就輟學而去，謀生保命要緊了。
 
不能安心讀書的另一個因素就是折騰。
 
那年月全國都在折騰，小小的黃田師範能不跟着折騰？誰敢怠慢？那是多少顆腦袋都扛不住的。第一學期基本沒上課，就是勞動--美其名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的門類很多，如：
 
一、土法上馬，大辦鋼鐵。從很遠的地方把據說適於做坩鍋的泥土運回來，和泥，揣泥，做成一個個坩鍋，晾乾備用。砌小高爐。到深山裡面砍柴燒炭，運回備用。從五十里外的地方把鐵礦石和焦炭挑回來，用鐵錘把它們砸碎。碎礦石裝進坩鍋，碼放在爐里，用木炭加焦炭燒。經過很長時間，坩鍋里的礦石終於化成水了，倒出來，冷卻。於是連忙給公社報喜，給縣裡報喜，說乘大躍進的東風，師生們敢想敢幹，把鐵煉出來了。這是什麼什麼的偉大勝利。其實根本不是鐵，一塊塊蜂窩狀，老百姓說是“鐵屎”。但偏要說是鐵。誰說不是鐵，就是對大辦鋼鐵不滿，對“大躍進”不滿，是要遭批鬥的。
 
二、燒炭。若干男生在老師帶領下，到深山裡安營紮寨。把胳膊粗的小樹砍倒，剔去枝椏，斷成二尺多長的段子，碼排在窯里，生火，燒。數日後用泥巴封閉窯口，讓它在裡面燜；再過幾日便成了木炭。於是開窯，將木炭取出來，堆成小山一樣，澆水，晾乾。這是一門技術活，學校請來當地農民師傅，手把手地教。壘窯，裝窯，生火，觀火，封窯，開窯等等，都必須有師傅在場，關鍵時候必須由師傅親自操作。同學們主要是出苦力，砍樹，割草，裝炭，挑運。燒炭不光是大辦鋼鐵的需要，還為取暖。黃田村的冬天酷冷，不準備一些炭是很難度過的。這種破壞森林窮及子孫的事情，如今是不准幹了。但那個年代裡，是很普遍的。黃田村素有燒炭習慣。凡會燒炭的人家幾乎都要燒，不會燒炭的人家也要請人來燒，或者購買。為的是冬天取暖，春天烘製茶葉。黃田村燒的炭很講究，質量好，挑到榔橋街上令人稱羨。因為這裡人燒炭不用一般的雜樹，而是青鋼栗、株樹、櫸樹。這些樹質地緊密，沉甸甸，燒成炭經燃，烈火。掂在手上一敲鋼鋼響，一簍要頂兩簍用。
 
三、挑運。黃田村離榔橋十華里，不通公路。所有生活生產資料全賴肩挑背扛。課本，教具，桌椅板凳，糧食蔬菜，煤炭，乃至於建校用的磚瓦木料，水泥石灰，大辦鋼鐵的礦石焦炭，無一不在其列。幾乎每天都要派人挑運。有時一兩個班，有時三四個班，有時傾校而出。一人一副繩索羅筐，黑壓壓一群，逶迤連綿，煞是壯觀。最苦的是“大辦鋼鐵”運礦石。每人一擔畚箕，步行到五十里外的巧峰村，將那裡的鐵礦石挑運回校。鐵礦石很重，多了挑不動，少了又覺得難看。為了顯示“大辦鋼鐵”的熱情，表明自己積極，同學們都要多裝一點，往往超過實際能力。然而“遠路無輕擔”--何況不輕；於是越來越沉，越來越挑不動了。只得將擔子裡的礦石扔掉一些。後來，學校發覺了，實行進校驗秤制，兩頭過秤。再也玩不成貓膩了。天未亮出門，回到學校多半是月上東山，兩頭不見天。又累又餓，還不能有半句怨言。
 
四、割稻。那年月推廣雙季稻，要在七月份一個月裡完成早稻收割和晚稻栽插，農村里很忙，謂之“雙搶”。我們便去幫助收割，經常是天不亮下田，回校吃午飯。若是午飯送到田頭，那就意謂着不是割半天，而是割一天了。心裡暗暗叫苦，臉上卻要作一派高興狀。及至第二天，多半是兩腿僵硬，上台階都困難了。也有割晚稻的，十月底。天冷了，又多陰雨，常常弄得一身濕，瑟瑟顫抖。
 
五、採茶。黃田是茶區。每年四月，鶯飛草長，春意盎然。綻了綠的茶樹一派生機，抽出長長的新葉，瘋長，一天一個樣。這當兒，學校放“農忙假”，總在半個月二十天。全校師生以班級為單位，聽從人民公社指揮，到深山去幫忙採茶。吃住都在山腳下的村子裡。天蒙蒙亮上山，天黑了下山，中午也不下山，由炊事班的同學送飯。採茶也是很辛苦的，兩天下來，手指腫痛，繼而裂出口子。於是用膠布纏起來，繼續採摘。正當“清明”、“穀雨”時節，陰雨不斷。有時候明明晴空萬里，一片烏雲徐徐攏來，劈頭蓋臉就是一場雨。雨不大，卻騷擾不停，令人喪氣。所以說，這路活並不像《採茶撲蝶》那樣的浪漫，並不輕巧。
 
倘若天氣好，陽光明媚，滿目蔥綠，聲聲鳥語，確也令人心曠神怡。少男少女在一起，常常產生一種朦朧的情緒，一種朦朧的欲望。好像隔層紙，影影綽綽，似醒似醉。這當兒，常有男女二人“抬”一棵茶樹，若即若離。別人是不會介入的。設若有人沒在意介入其中，便有人喊話：某某某，你這個燈泡好亮啊！那人馬上警覺過來，轉身離去。於是那男女二人心裡美滋滋地 “抬”到東“抬”到西，不覺得累，也不覺得餓。天色暗下來了，依然不想離去。及至傳來齊聲吶喊：“老虎來囉--”一驚：同學們快下到山腳邊了。
 
然而，這種美好時光是極少的，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
 
更多的時候是疲於完成任務，是競賽，“放衛星”。
 
那年月盛行“放衛星”。大辦鋼鐵“放衛星”。糧食生產“放衛星”。採茶也要“放衛星”。而且報紙上總是放個不停，我們自然不能不作響應。
 
開始，也只是動員，號召，鼓勵大家拼命地采。收工時過秤，登記在冊，誰採得最多，誰就是“放衛星”。然而不行，最多的也就幾十斤，跟報紙上比數量太少，難以啟齒。
 
於是動腦筋想辦法，選出幾位採茶能手。選一片未開採的茶園。半夜起床，每位選手配一盞雪亮的汽燈，若干人侍候：抬汽燈的，打傘的（以備下雨），背籮筐麻袋的，背茶水乾糧的。上山以後，選手開採，其他人各司其職，如眾星捧月。渴了，有人遞水；餓了，啃幾口乾糧；要撒尿了，男選手拉開即尿；女選手則要稍作迴避：有人把雨傘撐起，擱在坡地上，蹲下了事。選手們如同機器，一刻不停。及至天黑下山，一個個仿佛骨頭散了架。
 
一過秤，數量驚人。然而跟報紙上比還是排不上號。
 
苦惱。氣餒。自嘆不如。
 
六、種菜。種菜是常規勞動。各班都劃有一塊菜地，一般利用課外時間侍弄。
 
七、砍柴。柴禾是那年月的主要燃料，學校多半向當地農民收購。但也時不時地安排我們去砍。學生砍柴不懂規矩，上了山便一片糟蹋，該砍的不該砍的通通砍。甚至砍樹：帶上長長的“條鋸”，把樹鋸倒，幾百斤柴禾就到手了，省心。有一次遇上當地農民干涉，把我們的條鋸沒收了，還反映到公社。幾經交涉，才算了事。
 
寫了這麼多都是勞動。你一定不解：怎麼不寫寫教學呢？
 
茫然。不知道從何下筆。簡言之：第一學期基本沒上課。第二學期以後有些變化：熱極一時的“大躍進”好像收斂了一些。我們也開始上課了。然而師資卻有了問題，上課也是湊合。原本就吃不飽，教師學生都少有心思去教去學，馬馬虎虎，得過且過。既沒學到什麼文化知識，也沒留下什麼印象。只是第三年，我們班寄讀到宣城師範去了，才算開始了較為正規的學習生活。二十多年以後，學歷“吃香”起來，縣委書記陶某某新創了一種“相當於”什麼的學歷，率先垂範，不少人紛紛效仿。有人鼓勵我：你至少能相當於大專。我沒有追隨。我清楚：就是這個有畢業證書為憑的中專生，也是名不副實，怎麼有臉去“相當於”大專？
 
學校的教職員工不少，印象較深者如下：
 
校長陳民權，年方三十，蘇北人，是個知識分子。他有個弟弟叫陳民生，還有個哥哥陳正海－－為什麼不叫陳民族呢？要不“三民主義”就占全了。冬天，陳校長常常穿一件長長的皮大衣，長至腳面，挺刮別致，與眾不同。這在當時是不多的，也是有欠大眾化的。陳校長工作十分賣力。他要管建校，要管教學，要管師生生活。對上要奏好事，表現十足的大躍進的熱情；對下要鼓舞人心，穩定情緒；還要與周邊的公社、大隊乃至村民處好關係。還要向上要錢，維持收支平衡。
 
還要參加勞動。師生們勞動那麼多，你校長能不參加？並且要帶頭。土法上馬大辦鋼鐵，他要和大家一同守在坩鍋爐子邊上，一同砸礦石，一同熬到深夜。有一天去五十里外的巧峰村挑礦石，午飯煮好了，一人一碗，卻一根菜沒有，大夥議論紛紛。陳校長便站在大夥面前作示範：撮些鹽灑在飯里，大口大口地往嘴裡扒：“好吃，好吃。”於是大夥不作聲了：校長能吃，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吃？

陳校長不但積極組織勞動，還常常強調教學。他總是說學生還是要以學習為主的。要求我們勞動時好好勞動，學習時要好好學習，勞動學習兩不誤。農忙假採茶，也要把書本帶上，雨天，晚上，都要安排自習。陳校長也是口口聲聲“階級鬥爭”，但對出身不好的師生並不岐視，遇上這些人中的業務尖子，或是學習成績好的，他常常不自覺地投之於熱情和愛護。儘管有些遮遮掩掩，倒也不失真誠。以至於日後強加他一條罪名：偏袒出身不好者。
 
陳校長是在“走鋼絲”。他常常心事重重，似有解不清的疙瘩，乃至於看上去有些抑鬱。傳說他與聶書記關繫緊張，面和心不和。他終於鬥不過聶書記，調走了。聽說被打了“右傾”，下放農村勞動去了。1959年“廬山會議”，彭黃張周一批高級官員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緊接着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三百八十多萬人被打成“右傾”。陳校長是三百八十多萬分之一。
 
黃田師範行政上歸文教局領導，而黨務上則歸屬地（黃田公社）黨委領導。開學不久，黃田公社黨委書記劉德鏞來學校作報告，向我們灌輸“共產主義”。他說：“……我們馬上就要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共產主義是個什麼樣子呢？嗐！無比美好。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樓上人有個什麼事情，也不要往下跑了，打個電話給樓下人，事情就辦好了。多方便……晚上也不用汽燈煤油燈了，一根線一拉--啪！電燈亮了，跟白天一樣亮堂……吃飯不要錢。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己盛。糧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餐嘛！還可以包餃子，炸肉圓子……每人發一百尺布票。一百尺，天哪，這麼多怎麼用得掉？不要緊，可以做窗簾嘛。所有大大小小的窗子，都用蘇聯大花布做成窗簾，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劉書記給我們描繪出這樣的“共產主義大好美景”。然而沒過多少日子，就鬧糧荒了，餓死人了。
 
1961年，安徽農村推行“責任田”，劉書記也在黃田弄了田擱在自己名下，交由王樹林代為耕種。收割以後，王樹林將風乾好的黃燦燦的稻穀送到劉書記家中。那時候王樹林還不是大隊書記。
 
若干年以後，劉書記出任糧食局長，也沒給我們一天五餐飯的糧食定量。
 
黨支部書記聶遠勝，看上去四十多歲，是個種菜高手。他在學校里除了管黨務，還管勞動。聶書記有兩句經典名言：一是“按職喊”。他要求同學們一定要按職務稱呼。有人喊他“聶校長”，或是“聶老師”，他不滿意：“我怎麼是校長、老師呢？我是書記嘛！”二是“校長大還是書記大？”他常常這樣問學生，而且常常問得很突然，常常把人問得摸不清東西南北。
 
陳校長調走以後，又調來一個校長--卜同堂。聶書記還是書記，還是管黨務，管勞動。不久，聶書記也調走了。從此再也沒見過他，再也沒聽說過他了。總覺得他這個角色有些“滑稽”，印象頗深，難以釋懷。於是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就叫《聶書記》。
 
教導主任朱兆駒、戴青松。前期教導主任朱兆駒，黃田人，據說那時候還不是黨員，後來調走了。其後，政治教師戴青松當了教導主任。戴主任不但政治素質高，體育也很好，籃球，跳遠，短跑，都很好。他的短跑成績在縣裡名列前茅。
 
總務主任王超群。原本是黃田公社一個大隊書記，為人曉義，沒有架子，終日裡風塵僕僕忙忙碌碌。那年，我實在難以讀下去了，找到陳校長，要求隨同短師班學生一道結業，出去當教師。陳校長不同意，說“這樣很可惜”，又說“不符合黨的政策”，要我堅持。我便找到王主任，說自己經濟如何困難，要求砍柴賣給學校，以獲得幾個零用錢。學校不是常年收購農民的柴禾嗎，能不能也收購我的？王主任二話沒說，答應了。
 
我便利用一切休息時間上山砍柴。砍的是茅草柴，不是大柴。柴山很近，就在學校背後。哪怕是大預備鈴響了，跑下來上課都來得及。砍的柴禾打成捆，滾下山就到了伙房背後。農民們砍柴，都是隨手砍根山藤或是細竹絲，用以綑紮柴禾，捆得很緊。我不會，便找來幾根麻繩綑紮。又捆不緊，松松垮垮，經常是尚未滾下山便散了，不得不重新綑紮，令人沮喪。一百斤茅草柴四角錢，而我一捆柴總只有二十幾斤，只能賣到毛把錢。太少了，不好意思馬上結錢，讓總務處記個賬。過一段日子，累計多點，再去結賬。如此便有個指望，可以買點牙膏肥皂了。後來，總務處的人收我柴禾時卻不過秤，用手拎一把：“二十八斤。”我詫異了，怎麼不過秤呢？總務處的人說：“不會少估。”是不會少估，他有數，我也有數。只是這樣做合適嗎？總務處的人說：“王主任打招呼了，說你的柴禾就不要過秤了，估一估就中了。要不，我們也不敢這麼做。”
 
我心裡一熱，半天也沒憋出一句話來。
 
這樣的柴禾，我砍了將近一年，直到離開黃田師範。
 
語文教師吳景琳。開學初期，吳老師一直負責教導處工作，排課表，整理檔案，出黑板報，寫標語，什麼都管。同學們都喊他吳主任。他還辦了一張小報，取名《紅星報》，反映學校情況，八開，油印，套紅，蠟紙刻寫，當時看來相當別致。出版無定期，或三五日，或八九天，贈發各個班級，還送公社和縣上有關部門以及各兄弟學校。吳老師是從“涇縣報”社調來的，從徵稿、編輯、排版、插圖到印刷發行，他都內行。當他發現我也能刻蠟紙，立即要我參加辦報。我說我不懂。他說“不懂不要緊，我教你。”我當然樂意。從此，我便三天兩天刻蠟紙，按照他的版面設計、他的要求，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寫。後來，教導主任朱兆駒調來，還配了一名職員，吳老師就離開教導處，教語文、美術去了。但辦報還是他負責。
 
吳老師在《涇縣報》當過副刊編輯，文學上懂得一些，但講課實在不敢恭維。他把一篇課文的主題思想、段落大意分析歸納板書以後，就開始“散扯”。從李白的“疑似銀河落九天”扯到大辦鋼鐵的“輝煌成就”；從茂林（他是茂林人）十三牌坊扯到涇縣弋江大橋（此大橋是拆茂林十三牌坊的麻石條修成的）；從新出的《紅星報》扯到縣委宣傳部，同學們都愛聽。
 
吳老師的中國畫畫得很好，擅長山水花鳥。不過那時候山水花鳥不吃香，吃香的是漫畫，他也會。他畫過很多漫畫，歌頌“三面紅旗”，歌頌“大躍進”。比如畫一個大大的中國人，方面大耳，在前面大步飛跑。再畫一個“美帝國主義”--大鼻子老人，白鬍鬚多長，高高的帽子上印有美國國旗，寫上兩個字母：US；還畫個“英帝國主義”：帽子矮一些，印有“米”字旗。兩個人在後面跑得氣喘吁吁，硬是追不上，汗水直滴，一副狼狽樣子。再比如畫一排煉鐵的高爐，高爐上寫“土法上馬大辦鋼鐵”。高爐里鐵水滾滾瀉出，如海浪一般洶湧；“海浪”前面再畫兩個小小的人，倉惶逃竄，也是一副狼狽相。這兩個人身上寫兩個字：右傾。吳老師畫漫畫很熟練，不用稿子，出手即是。有的還在“涇縣報”乃至“蕪湖日報”刊用，署名佩之。佩之是他的筆名，寫文章、畫漫畫以及山水花鳥題款都用佩之，或者吳佩之。我很佩服他，也取個筆名：芸之。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用筆名，只是鸚鵡學舌東施效顰。
 
不久，從蕪湖調來一位語文教師蕭樹人。吳老師就不教我們，改教短師班去了。蕭老師長得高大清瘦，卻弱不禁風，那模樣倒像個大號的林黛玉。他是肺結核病人，走路都喘不過氣來。不知道什麼緣由調到這個山旮旯來了。但他說這裡好，空氣新鮮，對他身體有好處。卻經常臥床不起，經常吐血。後來還是調回蕪湖。
 
班主任程瑞仁。徽州人，皖南大學歷史專科畢業。程老師個頭不高，五官不怎麼清爽，很重的徽州口音，說話不容易聽懂。寫字也不容易看懂，潦草且不規範。板書更是塗鴉，如“天書”，如外文。班上有不少徽州學生，程老師重鄉情，與他們相處很親密，跟兩位徽州女生尤其親密。時間一長就難免生出一些緋聞來。那年月抓得緊，師生之間是不能有緋聞的。所以未等緋聞嚴重，就把它掐滅了。若干年之後，程老師笑嘻嘻地與我談心，說：“那時候如果不是領導干涉，我和某某某可能就成了。”不打自招。說明程老師心裡確有那層意思，只是未能逢時罷了。
 
還有一位老師，我是不會忘卻的。因為我對不起他，就像做了虧心事一樣。他就是物理教師許漪。許老師原本是縣水利部門的工程技術人員。一筆字寫得很漂亮，毛筆字鋼筆字粉筆字都很漂亮，剛勁瀟灑，十分耐看。許老師是淮南水利專科學校肄業生，讓他教物理有些勉為其難，出了偏差。師一課本上有道練習題，是力學方面的加速度問題。作業經他批改時，他把我們全判錯，打上叉，寫“重做！”上課時又重點講了這道題，要求按他講的訂正過來。我和楊炳炎持有異議，不聽他的。當其他同學都“訂正”以後，我倆仍然按原來做的重抄了一遍。結果作業本上再度被打上更大的叉。楊炳炎是物理課代表，數理成績很好。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曾經自製一隻地球儀，在全省中學生教具製作競賽中得獎。許老師說，按你們做的，就除不盡，得數是無窮小數，怎麼對呢？我們說：不能以得數除得盡除不盡作為判別標準，而應當以題意為準。按老師說的，得數是除盡了，卻變成勻速運動題了。
 
雙方爭持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
 
我們曾經想去討教涇縣中學老師。但馬上覺得不合適：一道常規練習題解決不了，豈非貽笑大方？丟人也不能丟到涇縣中學去呀。我想到寫信去《中學生》雜誌求教。楊炳炎拍手叫好，說：“你來寫，我出郵票。”
 
《中學生》雜誌的編輯十分負責，不久便回信了：一個大大的信封，兩張大大的信紙。除了熱情洋溢的回信，還把解題過程完完整整地抄錄於後。一看，同我們解的完全一樣，連順序都一樣。
 
我與楊炳炎的錯誤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這時候，我們應當把來信收藏起來，不讓別人知道。而我們卻頭腦膨脹，以為“勝利”了，將來信公之於眾，鬧得沸沸揚揚。
 
學校不讓許老師教物理了，派他在教導處打雜。
 
其實，許老師未必真的解不開這道題，只是疏忽了。而疏忽以後，又為了那一點點“面子”，不肯走下台階罷了。
 
我們贏了，其實是輸了。我們過於張揚，傷害了許老師，心裡一直很難過。十分對不起他。
 
黃田師範的中師部一共招了三屆共三個班。我們是第一屆，在黃田讀了兩年，第三年寄讀到宣城師範去了。第三屆學生也只在黃田讀了兩年，爾後併入南陵師範。唯有第二屆學生在黃田讀完三年。黃田師範見證了“大躍進”，見證了“三年大饑荒”，歷時四年，1962年改名黃田中學。
 
黃田師範應運而生，應運而終。這個“運”，就是“大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