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編者按：關於巴黎和會，當下的中國學界和民間有很多問題未能釐清，近期，唐啟華新著《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的出版為這些問題的梳理提供了寶貴的材料，經社科文獻出版社授權，共識網特摘編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內政與外交

中國的內爭深刻地影響了在和會上的外交表現。首先是南北之爭，北京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中央政府，代表中國派遣全權參加和會，邀請南方代表加入，由北京任命。廣州政府則堅持與北京對等合組代表團，北京無法答應，幾經協調失敗，代表團陸續出發。最後在美國友人大力斡旋之下，北京政府任命在紐約的王正廷為代表，由陸征祥路過時邀請王氏一同乘船出發，圓滿解決了問題。廣州內部對王正廷擅自接受北京任命頗多不諒解，最後仍是追認了王氏的任命，另外又派伍朝樞赴法，但伍抵達巴黎時機已晚，沒有發揮作用。南北關係的微妙，一直到簽完對奧和約，陸、王是否同時回國，仍在發酵。

代表團全權次序與南北問題糾纏，陸征祥為了營造中國南北一致的對外形象，許以王正廷第二全權地位。到巴黎後發現中國在大會只有兩個席位，北京政府遂有調動陸征祥建議全權次序之舉，陸氏為北京改動全權次序傷透腦筋，又自行改動次序，引起代表團內部分歧，陸氏請辭赴瑞士，經北京政府提升其地位權限，增加參加代表團內部討論與表決公使的數量，勉強解決了代表團內部的權力關係。

代表團外的梁啓超一行，身份曖昧地位崇隆，與北京外交委員會內外呼應，遂有研究系與新舊交通係為鐵路統一及新銀行團的爭執。梁氏在巴黎，一方面讓陸征祥不安於位，一方面讓王正廷心懷疑慮，加上國民黨與研究系之舊怨，報章傳聞謠言不斷，在在都損耗了中國代表團的能量。

而傳聞、謠言及派系鬥爭，也對國內輿論民情發生重大影響，五四運動的導火線，即與此密切相關。中國朝野對和會期望太高，對結果失望更大，而黨派之爭捲入，誇大交涉失利為“山東亡矣”，上綱到國家存亡層次。國人出於愛國義憤，不能苛責。但是政爭之介入，扭曲遮蔽真相，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三個“賣國賊”罪名之坐實，與“內除國賊”之口號，也與此有關。

歐戰後東亞國際格局

歐戰期間，中國受到日本壓制，巴黎和會前夕，中國採取聯美制日方針，呼應美國理想主義新外交原則，中國代表團在和會期間，與美國代表團保持密切聯繫，處處徵詢美國意見。顧維鈞與藍辛是主要管道，其他如王正廷也有人脈，中國提交大會的說帖，多得到美國代表團的指導，尤其是山東問題及《民四條約》，引用了美國堅持不承認1915年、1918年中日成議的觀點，只是美國是以“不承認”為由，中國則以“情勢變遷”為依據。平心而論，中國代表團在和會太過依賴美國的協助與善意，可能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日本固然有稱霸東亞的野心，美國也有利用中國抵制日本，以“門戶開放”之名，推動鐵路統一、新銀行團等，擴張美國在華利益的企圖。就算是後來的蘇聯，在和會期間發表對華宣言，名義上主動放棄在華條約特權，實質上也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根本考慮。這是國際政治之常態，本不宜對他國之助華抱有過高的期許。但在五四運動後，親日派下台，中日感情惡化，兩國之民族主義互相激盪，遂為美蘇利用，終致兩敗俱傷，對東亞全局有深遠影響。

歐戰之後，美日在東亞相爭，蘇聯介入，都與中國反日民族主義互相影響，日本外交史學者北岡伸一云：日本好不容易與世界列強比肩成為殖民帝國之時，其所習得的帝國主義外交術卻沒有什麼效用，因為包圍在日本周圍的國家有中國、蘇聯與美國，各持不同的論調高唱反帝國主義。

巴黎和會後，所謂“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成為國際秩序主流，北京政府參與該秩序的主要機制國際聯盟，有不俗的表現，國際地位明顯提升；廣州政府則與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關係密切，東亞國際關係呈現一種新的格局，列強在中國形成新的均勢。中國南北政府分別與不同國際秩序合作，採取不同的方式擺脫條約束縛，相輔相成，取得相當不錯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