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延安。彼时，这位30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是一个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虽然延安的物质条件与重庆、上海等地不可同日而语，但每天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冲
破层层封锁，历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这些人之中，不但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
拯民这样的爱国人士。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
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十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是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在中共中央党校做教员也是如此。陈伯达会写文章，这不假。3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过两部著作和诸多论文。来延安不到一年，他便在《解放》周刊发表了
两篇政论性文章。但会写文章的人不一定就会教书。作家和教师本来就是不同的职业。当年胡适破格录用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进入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第一堂课，沈从
文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十几分钟讲不出话来，提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有人向胡适告状，胡适不以为然，“学生不轰
他，这就是成功。”陈伯达和沈从文，遇到了类似的困惑。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闻天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张闻天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
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
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则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
时，陈伯达发言了。
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伯达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陈伯达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应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
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英国记者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
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非常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起劲，竟然把英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这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