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第一次遇見毛澤東，是在1938年。延安。彼時，這位30出頭的青年已經攜帶妻兒輾轉來革命聖地一年多了。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一個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是一個愛國青年嚮往的地方。雖然延安的物質條件與重慶、上海等地不可同日而語，但每天都有大批知識分子沖
破層層封鎖，歷經艱難險阻奔赴延安。這些人之中，不但有冼星海、鄒韜奮、丁玲、艾青、茅盾、蕭軍等著名的文化人，還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詩、楊虎城的兒子楊
拯民這樣的愛國人士。1938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在一次講演中感慨地說：“今天許多人歸向了共產黨，天下英雄豪傑雲集延安。所以我說十年以來，
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
陳伯達也是其中的一員。只不過，早在十年前白色恐怖籠罩中國的時候，他就經人介紹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度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科科長、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到延安來更像是落葉歸根，而非投奔光明。
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說一口難懂的閩南方言。初到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他在剛剛創辦的陝北公學任教。上課時，陳伯達在上面滔滔不絕地講解，下面學員面面相覷，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只有不斷在黑板上書寫，學員才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在中共中央黨校做教員也是如此。陳伯達會寫文章，這不假。30年代以來，他先後發表過兩部著作和諸多論文。來延安不到一年，他便在《解放》周刊發表了
兩篇政論性文章。但會寫文章的人不一定就會教書。作家和教師本來就是不同的職業。當年胡適破格錄用小學學歷的沈從文進入上海中國公學教書，第一堂課，沈從
文望着下面黑壓壓的一片，十幾分鐘講不出話來，提筆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有人向胡適告狀，胡適不以為然，“學生不轟
他，這就是成功。”陳伯達和沈從文，遇到了類似的困惑。
後來，馬列學院成立，首任院長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擔任。張聞天是陳伯達留學蘇聯時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兩人關係很好。張聞天將陳伯達調來當教員，還介紹給毛澤東認識。不過毛澤東並未在意這位其貌不揚的教員。
陳伯達在馬列學院授課，語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於輪到他上課的時候，要帶一名“翻譯”，將他的閩南方言翻譯成普通話。
這種日子過得當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頭了。1938年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馬列學院舉行一次孫中山思想討論會。會上，大家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
發生了爭論。有人說孫中山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有人則說應該是“民族資產階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在大家爭論得不可開交
時，陳伯達發言了。
也許是汲取了講課的教訓，陳伯達在發言時儘量說得很慢，便於大家理解。陳伯達顯示了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巧妙地應用了“辯證法”，強調孫中山思想既有“小資產階級”屬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面。
陳伯達的發言引起了在場另外一個人的興趣——毛澤東也參加了這次討論會。毛澤東不一定完全聽懂了陳伯達的話，但他敏銳地看出，這位教員比其他人的理論
水平明顯高出一籌。會後，毛澤東把陳伯達留下來，了解他的情況。當晚，還請他一起陪一位英國記者吃飯。吃飯時，毛澤東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教過“先秦
諸子”，非常高興。因為他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非常有興趣。兩人有了共同話題，越說越投機，越說越起勁，竟然把英國客人晾在一旁。
這是陳伯達與毛澤東的第一次交往。這也成了陳伯達命運中的第一個轉折點。因為沒過多久，一紙調令就將他調到毛澤東身邊，擔任首席政治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