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小戎：北漂逸聞錄——同仁之呂耿松

    文章摘要：中國民主黨人呂耿松被刑拘一個多月後，8月13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這罪名——“顛覆國家政權”，自一九九七年所謂新《刑法》頒布以來，案例並不是很多。新黨魁上位之後，在我所了解的範圍內，亦尚屬首例。過去將近兩年以來，共產黨高層忙於權力交接與爭鬥，無暇顧及民間力量，使民間力量有了相當長足的增長。當新黨魁和他的集團漸漸站穩腳跟，便騰出手來向民間力量開刀，大量反對派人士被捕，這些被捕者十有八九被課以“尋釁滋事”或“聚眾擾亂公共秩序”之罪。如今杭州當局重拾臭名昭著的《刑法》一百零五條這一“反革命”利刃，連我這種以“老運動員”自詡的人，亦始料不及。我們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測：杭州當局趁着人們人關注大量“尋釁滋事”案件當口，想避人耳目，構陷呂耿松，將對呂耿松的迫害，淹沒在大量“尋釁滋事”案件之中。呂耿松是無罪的，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僅僅因為他熱心幫助別人維權。

                           正  文

                                                  呂耿松先生

                                                                  本文作者歐陽小戎

    呂耿松生於一九五六年，家住在杭州九蓮新村，小時候餓肚子的滋味，恐怕至今仍刻骨銘心。有心理學研究稱：饑饉的童年記憶，往往能造就堅毅的品格。我不懂心理學，不曉得這種說法正確與否，姑且將它放下，開始敘說我們今天的主角。
    那地方我很熟，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忙活，是一種小小的享受，因為在那些時候，你會聯想到自己也許正坐在青史之側，觀察着某種會令青春時代的人們萌生敬意的場景。偶爾發一小會呆時，隱隱間若有個聲音在對反覆念叨：“老呂坐牢去了，老呂又回來了，老呂還會再去坐牢……”那場景是平靜的，只要你不是刻意地想把自己帶進憂傷情緒之中，憂傷就不會主動襲來。他和別人不同，想起他那些浮沉身世時，給人的感概並不多。因為他殊於常人，在他身邊，就算努力想要矯情，也很難矯情起來。他並不擅長與人做濃烈的情感交流，平平淡淡，在無聲無息中替你着想，為你奔忙。一切妥當之後，也讓人很少能夠察覺得出，他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對他來說，有些話要是說出來，或者有些事要是做出來之後教人察覺，就象會使自己顯得很虛情假意一般。仿佛只有儘量教人記不得他的好，他才對得起別人。
    從城站火車站下車，搭9路公交，可以直達他家的小區門口，右手邊最裡頭那棟樓的一層，靠近路邊一家便是呂宅。在十幾米外斜對面的路旁，是社區警務室。社區不大，百來戶人家；警務室卻不小，好幾間房子，趕得上個小型派出所。警務室地址選的非常好，從裡頭可以把呂家兩個門的出入狀況都查看得一清二楚。在他家門外的路上，時常橫有路障，保安們守在路障前登記過往人等，問“為何要登記”？回答往往是支吾。他們放過一般過路人，有選擇、有目標地登記。沒人能搞得清選擇的標準和理由，只知道被登記的對象，多是呂宅的來客。那路障象兩道船閘，把呂家前後門之間的一截道路閘將起來。而盤查的人緣何能從來來往往的行人中分辨出誰是呂家的來客？是件頗費人思量的事。沒有盤查的日子裡，要是呂家來個人，總有莫名其妙的傢伙，張頭探腦往裡窺視，神態並不精明、警覺，更象是愛管閒事的嚼舌鄰居，而愛管閒事的人如此之多，教人好生煩惱。
    他每日一大早起來，為妻女收拾早餐，送她們上班後，自己也開始一天的工作，看看有沒有人需要幫助。因此上午他大抵會留在家裡，想要撲空並不容易。若是上他家去，時常可以隔着防盜窗碰見他正在窗下洗碗，招呼一聲：“老呂～”，他聞聲，會抬頭看一眼，有些漫不經心地“哦～”一聲，淡定地放下碗，轉身去開門。如果你不想這麼着急招呼他，大可在窗外欣賞一番他洗碗，也不失為一樁樂事。只見一邊洗碗一邊若有所思在想着別的什麼事，好象洗碗這樁事根本就不需要過腦子，閉着眼睛也能做到有條不紊。
    要說起這位先生的掌故，驚天動地之舉好像沒有。這輩子最“出彩”的表現，是在二零零八年的法庭上。檢方的起訴書上說：呂耿松寫反動文章，給黨和國家抹黑，良心大大底壞，居然說敵對勢力、反動台灣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英明的黨和國家是土匪作亂，嬸可忍叔不可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底幹活，死啦死啦底！而呂耿松辯稱：說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正統的合法繼承者，這是嚴肅的歷史學術問題，我的文章寫得有理有據，完全系學術探討，要是有人指出我在學術上的錯誤，那麼我感謝他，他是我老師。但像你們現在這樣，卻不行！這是在搞政治迫害、學術迫害。最後以一聲“自由萬歲”收場。
    法庭判了他四年，四年後再見着他，身材略有些發福，面色白淨了許多，愈發地心平氣和。胖是虛的，白是捂的，上了歲數坐牢，難免發脬；至於捂白了，卻應當是不幹活的緣故。想到這一層，我頗為自己得意，就是那種跟着沾光的心態。這一次再回到我們身邊，他好象很愜意，經常穿着睡衣坐在椅子上，漫不經心地一心多用，舉手投足儼然一派無憂無慮的“居家男人”。每當有人問起我，在杭州的民主派同仁中，誰的風險最大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呂耿松——只要他還在監獄之外。他行事克勤克儉，身兼民主黨和維權專家、異見作家多重身份，其政治敏感性不言而喻。然而當他出現在你面前時，卻很難從他身上嗅到那種被稱為“政治風險”的氣息。你只會覺得：這是一個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男人，沒有絲毫神態氣質上的異象，表明他正在從事着一樁高度危險的事業。那些監控、限制他的人們對他來說，就如同多年以來習以為常的左鄰右舍；而在暗處天天寫他的材料、打他報告的人們，則更加壓根也不存在。“別人坐牢，回來以後往往表現得很壓抑，至少需要一個緩衝適應期；但你回來以後，卻表現得比以前更輕鬆。”有一天我偶然間向他提起這茬。他聞言，表情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依舊一副“居家男人”的宜爽派頭，一邊忙着手邊的活一邊答道：“以前麼，我老婆膽子有點小，老是擔心他們會不會來抓我；現在麼，她也完全不怕了。”答非所問，驢唇馬嘴。但經歷了一些生活之後，如今的我已經完全能夠明白，這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語中，所蘊含的深厚的情義。當你回頭細細品味時，你會發現這份情義，也好象只有用他這種話語才能表達。
    男人們對家庭負有責任，這是個無需證據的天理。讓自己的親人們生活在動盪之中，每一個負責任的男人都應該為之感到愧疚。有人批評異見分子們說：“你們應該首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顧好。”這話雖有道理，但它基於這樣一個假設性判斷——這個國度的未來，你無需去為之負責。這樣的假設忽略了一個事實，這事實就是：對有些人來說，那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責任！當兩種責任在事實上發生衝突時，求全責備是苛刻的。這個國度走上未來的代價，必須有人去承擔，古訓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若是無人去擔當這些責任，則天下便無興亡可言。這責任深沉厚重，超乎我們的想象，甚至超乎我們的整個人生。感謝造化，她賜予我們的男人堅強的雙肩和廣闊的胸襟；賜予我們的女人慈悲的心腸和柔韌的情懷。
    說沾光可不是信口雌黃，能沾上他光的人並不多，象我這樣的，需要恬着臉才能夠得着。這位老呂經常在家做飯，一日三餐，等着妻女休班回家就餐。“我老婆做飯不如我！”若有人問起，他就撇着杭州普通話宣告自己占領灶台陣地。我不知道他們兩口子的手藝孰高孰低，不過他本人的手藝，倒真真是極好的。我第一次上他們家，他就親自張羅了一桌子好酒好菜，很多年過去，我仍記得那味道，比起知味觀和樓外樓，印象還要深刻。他口碑人緣極佳，管埋頭幹活，不生是非，人們會說：“老呂從不亂說話的，既然這話是老呂說的，那就肯定沒錯。”
    因為活幹得多，多年以來一直是杭州警方重點關照的對象。有一天我又出現在他家窗戶下，那天他心情頗佳，決意帶了我到他們家附近的小館子去略吃一頓。我從沒跟他一塊出過門，不曉得陣仗。才走出家門，小區裡的兩個保安就跟了上來，倆大個子，紅着臉羞羞答答和我們並排而行，我想他們應該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保安身後，是幾個穿制服的協警，張頭探腦，一副想要討警察歡心卻又不知道該如何表現的模樣；協警身後；又有幾個穿白襯衫掛胸牌的什麼人，年紀都不大，看起來雖然象職場中人，卻並不幹練，有些垂頭喪氣，並不十分情願的樣子；身前10點鐘方向，有輛塗了警用顏色的麵包車慢慢悠悠和我們一道；身後還有一輛SUV亦步亦趨。待到我們在飯館裡坐下，保安、協警、穿白襯衫的工作人員悉數站在門外伺候，四名臉色陰沉，心事重重，一身晦氣的傢伙跟進飯館，點了一桌菜坐我們旁邊。和別的食客一面吃飯一面閒聊不同，他們幾乎一言不發，只是偶爾用手勢讓讓菜，吃飯時還不忘時時關照着手邊的提包，仿佛那裡頭有什麼閃失不得的要緊物什一樣。我們吃完回家，他們也起身走人。
    這陣仗以其說是用來監控呂耿松的，倒不如說是用來嚇唬那些試圖接近呂耿松的人們的。因此我暗中揣測，在那個小區里，他的家庭應當是個被議論的中心，鄰里之間自然少不了拿他們的家的事來嚼舌根。余有老友鄒巍，系浙江民主黨同仁，生相憨厚，品性淑純，魯鈍中隱隱有大智大慧之資，而慧根又似植於缺心眼之上。他告訴我：“要去老呂那裡麼？問題倒也不大，只要別大包小拿，一眼看出你是外地來的就好啦嘛。”
    我初次造訪呂家，就是一副大包小拿的外地人模樣。照着他留在網上的地址尋去，敲門卻無人應答。正恨手邊沒有他電話，無計可施時，樓道上走下來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女士，裝束頗有規矩風範，教人親切。我退到一旁，向她打聽呂家所在。她聞聲駐足，露出一絲憐惜喜悅之色，微笑着壓低聲音問：“是公安學校的那位呂老師麼？”我答是，她近前一步，傾斜着上身，用溫柔的低語和手勢，為我指出呂家的位置。我道謝之後，她又用垂憐的眼神與我交流了一眼，輕身下樓去了。
    他的家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進門後看不出有臥室存在的跡象，我很少去盤查別人家的布局，因此估計他的家最多有三十平米。還有一截他自己搭出來的偏廈，大約七、八個平米，白天做他的工作室，晚上做女兒的臥室。我第一次見到呂飄旗時，她還在念書，小丫頭片子一個。每有客人來到家中，無論認識與否，她都要規規矩矩上前，彬彬有禮打招呼，徵得客人同意後，又輕手輕腳地離開，一派民國風範。她站在我跟前，猶豫了一眨眼的功夫，還是決定稱我為“叔叔”，萌萌噠。我們所坐的地方，就是那個他父親搭出來的偏廈，是她晚上的臥室，要是看見占了她屋子的客人一時半會沒有要走的跡象，她就會約了同學到雲居山上去跑步。幾年後，呂飄旗從學校畢業，在地鐵公司找到了份工作，但受父親牽連，原本已經錄用她的地鐵公司變卦了，中間很可能發生了什麼與警方或者安全局有關的事，地鐵公司系國有單位，不願因為她而惹上麻煩，飄旗只好另謀它就。她上班離家不遠，父親每日做了三餐在家等她，日子倒也過得平和。
    但這一次，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噩運再度降臨，她的父親再次被捕，面臨着也許比上一次更加嚴酷的迫害。八月十三日，呂耿松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雖說我對老呂再度被捕早有心理準備，但逮捕消息傳來，仍大為震驚。撇開因為我們之間的情分所導致的傷懷不談，單說這罪名——“顛覆國家政權”，自一九九七年所謂新《刑法》頒布以來，並沒有太多案例。新黨魁上位之後，在我所了解的範圍內，亦尚屬首例。過去將近兩年以來，共產黨高層忙於權力交接，無暇顧及民間力量，使民間力量有了相當長足的增長。當新黨魁和他的集團漸漸站穩腳跟，便騰出手來向民間力量開刀，大量反對派人士被捕，這些被捕者十有八九被課以“尋釁滋事”或“聚眾擾亂公共秩序”之罪。如今杭州當局重拾臭名昭著的《刑法》一百零五條這一“反革命”利刃，連我這種以“老運動員”自詡的人，亦始料不及。我們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測：杭州當局趁着人們人關注大量“尋釁滋事”案件當口，想避人耳目，構陷呂耿松，將對呂耿松的迫害，淹沒大量“尋釁滋事”案件之中。呂耿松是無罪的，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僅僅因為他熱心幫助別人維權。
    一九九三年，呂耿松在夜市上練攤養家糊口，因為他剛剛被杭州高級公安專科學校開除了，在那種政審非常嚴格的地方，象他這樣有“反動思想”的人，無法立足。這位小販一邊寫作，一邊替他人維權。因為工作經驗，他對公檢法系統非常了解，因此有他參與的維權案例，經常能夠獲得成功，即便成功機會不大，亦能保護維權者少受打擊報復。於是更多的蒙冤者慕名而來，由此麻煩纏身，當地想方設法刁難他，試圖斷他的生計，穿他的小鞋，各種勾當層出不窮。他自己搭出來的那點偏廈，街道辦、物業等部門紛紛出來找茬。但他們找不出一丁點證據，可以證明那點偏廈是違章、違法、違規、危險建築等各種對呂耿松不利的事由來。最後，這些人準備來混的，想霸王硬上弓，找來幾名工人要強行扒了呂家的房子。當第一個工人爬上屋頂，呂耿松聞聲從屋裡端了條棍子趕出來，指着那工人說：“你給我下來！你也是窮苦人，我也是窮苦人，我本不想打你，但我就這麼一丁點房子，你拆了它就是要斷我的活路！你要是不下來，我就敢打死你！”那工人見他紅了眼要玩命，便從屋頂上跳下，其餘人悉數不敢近前，房子得以保全。
    我去過杭州很多次，只要他在，下車之後的第一選擇基本就是朝他家去。儘管我在杭州城內有很多朋友，堪稱莫逆，但我仍舊下意識先去呂家，有可能是交通便利吧。有年長經驗豐富的人教我說：“你上哪裡，要把最敏感的人留到最後見。”因為要提防被警察抓住趕走，應付這種事對我們來說是必備的功課。見人的次序按敏感程度來排列，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自己因被驅逐所受的損失。這樣做的話，即便警察來抓你，你也已經見了好些個人。假如到什麼地方人都還沒來得及見人，就被驅逐走，那樣會很划不來。但我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不是因為有事才去杭州，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那裡，去那裡做什麼？我只是想要去到他們身邊而已。對我來說，盤算敏感度，是樁傷神費力的事。我經常坐在呂家屋裡，在他身邊一言不發。坐在自己人身邊，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更象是一種心理需要，我需要時常感受一番那種踏實的氣場。他亦不熱衷於場面應酬，有時候會找些事給我做，讓我幫他刪掉電腦上的國產殺毒軟件，再換上國外產品之類。我缺乏實幹才能，卻又只喜歡與象他這樣的人為伍，因為在他們身邊，我幾乎可以忘記一切煩惱，至少是暫時地。前些年我還算有點小本事，會幫人收拾電腦，因此很多人都喜歡我的到來，那意味着他們奄奄一息的電腦又可以重獲生機。如今會擺弄電腦的人越來越多，用得着我的地方也越來越少。而且，我的水平隨着技術進步，正一年年地退化。我走到哪裡，能給別人提供的幫助越來越少，給別人添的累贅卻越來越多，有時甚至覺得自己漸漸變成了個民運廢物。
    老呂從不高談闊論，至少在我面前如此。不象其他同仁，一見面就迫不及待交流思想，訴說掌故，甚至滔滔不絕，沒日沒夜。他從沒跟我說過這些，從沒提起過自己艱難的生活，更沒提起過自己有什麼光榮事跡。在浙江民主黨人里，他既非發起人，又非主持人，遠遠談不上聲名顯赫，但他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卻數一數二。我們呆在一起時，相互都沒有多少話，氣氛平靜，就象某個常客在從小就熟識的街坊家中串門一樣，彼此都把對方的存在當成柴米油鹽般的尋常事。只有當離開他的之後，才會重新想起：不知明年再來，老呂還在家不在？
    老呂已經不在家了，從這個男人身上可以學到的東西何其多也。這位看似平凡日常的男人，早在九零年代初，就已經預見到中國官場黑社會化的趨勢，但他的著作直到二十一世紀才獲得機會發表。他原本可以成為一位哲學家、歷史學家或者倫理學家，但他選擇了政治異見，選擇和弱者站在一起。那些身處強勢的人們，如果只有當自己也淪為弱勢者時，才能體會到弱勢者心的境和弱勢者的艱難的話，那麼，到那時候，他們的結局將比原本就處於弱勢的人們更加荒涼。我本人微不足道，僅有寸許禿筆，為呂公及其家庭，籲請各界關注，請諸君為在下更為呂公傳播，不勝感戴！

    來源：民主中國  作者：歐陽小戎

[民主中國首發日期：2014-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