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乐斌：文革中贵州省公安厅都干了些什么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31日21:33:1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炎黄春秋 2014年07期 (作者单位：公安部) 1969年7月，公安厅“113总队”配合贵州省独立师、贵州省军区独立营，在贵阳市紫林庵广场，制造了“7·29屠杀事件”，由独立师师长刘金池受命，命令部队开枪，打死54名群众，打伤数十人。 ————————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 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报，说他们推行了一条“又臭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其中，经二处处长张启民、五处科长康岩中等人策划，在公安厅大院场地上摆放出了一份题名为《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长达48张大纸、6千多字。大字报摆出几天之内，就有100多人签名。大字报是1966年11月3日贴出，他们就以这一天命名成立了“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以下简称“113总队”)。 后来这个组织发展到有290多名成员参加，占公安厅工作人员的78%。 夺取省公安厅的权力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13总队”于1月16日下午，夺取了“贵州省公安厅”大权，召开大会，将公安厅领导宋子健、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扭送到礼堂讲坛上，宣布：“夺取公安厅党政财文大权”和“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军乱军、镇压群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用语)。“113总队”成为支撑李再含政权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对贵州人民行使镇压之权的“刀把子”;第二根支柱是，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一些人，是李再含的笔杆子;还有贵州“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枪杆子”。李再含经营的“独立王国”，就是利用和依靠这三支力量和贵州军区的“三支”、“两军”的官兵，对反对他的人实行镇压。 对内管、卡、压和镇压 “113总队”1967年1月16日夺权之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勒令：“凡未参加‘113总队’、凡公安厅工作人员自即日起，向‘113总队’和各处室战斗队报到，报到者安排工作，发给工资”;“拒绝报到者，不安排工作，不发给工资”。同时封闭各处室办公室门窗、封锁文件柜和办公桌。 与“113总队”持对立观点的公安厅另一部分工作人员，于同一天成立了“公安厅红旗兵”(以下简称“红旗兵”)，共有40余人参加。“红旗兵”人员原来工作的办公室被封锁关闭，无法进入，只好卷缩到公安厅汽车库房去活动。“红旗兵”活动、只存在了9天，1月25日晚上，在“113总队”头目带领下，100多“113总队”队员将汽车库的“红旗兵”总部捣毁、砸烂，“红旗兵”不复存在了。一部分人员于当晚乘火车到北京去告状，他们满以为会得到顶头上司——公安部和党中央的支持与公正、公平的对待，后来他们空手而回。一些人一回来就遭到“113总队”成员的训斥、打压;没有向他们报到的人，工资被扣发，工作权利被剥夺，在“学习班”上，没完没了地检查。在1968年3月李再含掀起的“三反一粉碎”(反对右倾翻案，反对右倾投降，反对右倾保守，粉碎反革命复辟)运动中，原“红旗兵”人员18人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漏网右派、地主等，对他们施行刑事拘留和隔离审查。 1968年5月13日是贵阳市一部分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冲击、进驻公安厅一周年的日子，“113总队”将隔离的省公安厅的“牛鬼蛇神”二十多人，与冲击公安厅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红卫兵押出来示众，在公安厅大院举行了批斗大会。接着在院里绕场游斗，一些人用石头、木棒砸打这些被揪斗的人，将他们砸打得头破血流。同年5月25日，“113总队”，在行政科楼上，组织“清算‘红旗兵’保皇罪行大会”，将厅领导宋、韩、贾、辛和处长刘世杰、王贵芳、顾俊基作为“走资派、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被他们揪出来关押的原“红旗兵”人员10多人，进行了大会揪斗、批判，搞“喷气式”，揪斗了两个多小时。副厅长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三人昏倒在地。 “113总队”对这些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集中关押在四处楼下一间会议室里，规定要直起腰坐着，不准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不准在室内走动；上厕所、取水用要报告;白天不是布置写检查交代材料，就只准看毛泽东著作，别的读物不准看，稍有违犯，就受训斥。同年10月25日，又将他们每人胸前挂一块写有“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地主”、“坏分子”、“走资派”等罪名的牌子，写有每一个人的名字，先是上卡车押解到贵阳市大街上游街示众。接着，押解他们到省公、检、法机关设在贵阳市郊区沙子哨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继续关押审查、劳动批斗。让他们住在五六间低矮潮湿、臭气熏天的猪圈里。 12月9日下午4时，看守人员令他们提前收工回到猪圈住地，令其蹲在猪圈门外，看守人员进猪圈搜查，将他们的物品全部拿到室外，从下午4点多开始，一直搜查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看押的头目刘××在搜查辛培田的物品时，见辛的地上放有二包糖，一面训斥辛，说：“辛培田，怎么你有两包糖?”一面用脚踢糖，将纸包着的沙糖踢散在地上，辛解释说：“我前天到农场小卖部多买了一包(半斤装)。”刘说：“当时我只准你买一包，你怎么买了两包?”辛说：“我的肝痛多买了一包，下次不敢了。”刘又用脚踢了另一包，结果两包红沙糖全踢散在地上。这一次搜查，他们在寒冷的室外冻了4个多小时，连晚饭都没有吃。辛培田一只手捂住肝痛处，一只手收拾物品和撒在地上的糖，难友们见状，无不为之掉泪。辛培田因肝病未给予治疗，1971年死亡，终年46岁。 成立“动态组”，侦控群众 1967年1月25日，贵阳地区的造反派，在贵州省军区的支持下，夺取了贵州省党政财文大权，经毛泽东批准，任命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他为首组建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厅“113总队”头目、科长康岩中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同年4月11日，贵阳市出现了一个反对李再含的群众组织——“四一一”。这一组织是以贵阳市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与支持李再含政权的“支红派”造反组织势不两立。这一组织搅得李再含政权不得安宁。公安厅“113总队”设立了间谍组织“动态组”，有成员20多名，搜集、侦控“四一一”和其他对立面群众组织与个人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和贵阳地区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红派”，他们用来对付对立面群众组织。 镇压群众 因为反对李再含和省革委会，1967年1月，公安厅“113总队”组织，配合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将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红卫军”造反组织，予以捣毁、摧垮，头头李铁乃、黄世明和几十名骨干被捕后，长期关押审讯，不作处理。同年8月，“113总队”与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在贵州军区和“支左”部队配合下，对以学生为主体、拥有几十万群众的“四一一”组织，采取统一行动，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将“四一一”组织踏平、消灭，人民群众称呼为“八月踏平”，在贵阳和全省各地打死多人，打伤数百人，抓获数万名成员游街示众后被关押。公安厅“113总队”就抓获了100多名“四一一”成员，分别关押在公安厅礼堂、汽车库房。这些学生受尽折磨。不少“113总队”队员，用带有铁扣的警用皮带，抽打这些学生，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皮开肉绽。 在1968年9月18日的兴义安龙县“龙广事件”中，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其中也有康岩中率领的“八一八”专业武斗队配合围剿当地对立面群众组织，打死9人，重伤致残12人，700多人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农户被抄家。有一个人被“支红派”打死数日后，又将已掩埋的尸体挖出来，用冲锋枪扫射。 1969年7月，公安厅“113总队”配合贵州省独立师、贵州省军区独立营，在贵阳市紫林庵广场，制造了“7·29屠杀事件”，由独立师师长刘金池受命，命令部队开枪，打死54名群众，打伤数十人。这是导致李再含被撤职的原因之一。 撤换调整贵州省领导班子，新调支左部队 前述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即中发(69)71号文件，撤换了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陆军54军政委蓝亦农、43军军长张荣森到贵州，组建贵州省党政领导班子。并调43军129师到贵州，与先期换防到贵州的陆军14军41师，共同支左。蓝、张和支左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渐揭开了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委会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盖子，派129师师长闫尚杰对省公检法系统，重新进行了军管，对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集中到贵州省政法干校举办学习班，初步揭开了省公安厅“113总队”造反组织的盖子，清算了康岩中、张启民等人的问题，隔离审查了康岩中、张启民、李工和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副厅长谢××等6人。对被打击迫害的厅领导人宋、韩、贾、辛及其他19名被迫害的工作人员，进行纠正、平反，恢复名誉；恢复、组建了省公安厅党政领导班子，被砸烂的省公安厅机构恢复运行。 新的军管会也推行极左的干部路线 新的军管会在对待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也推行极左的一套。1970年3月，只留下20人在机关工作，还称这些人为“留用人员”，其余全部到贵州省政法干校进行审查学习。经过近二年的审查，于1971年年底，将造反的和被迫害的，不分青红皂白大部分调离公安厅，又多数调离贵阳市，分配到遵义、兴义、六盘水地区、黔东南自治州和省劳改。分配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组织部的37人，限令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71年12月20日早上7时，到公安厅大门口上已准备好的卡车，到该自治州所在地的凯里县城关镇报到。当这样一种不通情理的作法遭到少数同志的抵制，不服从分配时，军管会又扣发工资，集中他们去办学习班，实际是进行批判斗争，仍拒绝服从者，最后军管会组织七八个人一组，分别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强行逼走。当时“一切权力归军管会”，地方干部无任何话语权可言。 大搞翻案运动，逼死省公安局长 1971年“913事件”林彪被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贵州的蓝亦农因受牵连调离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的造反组织，本来在清算、揭开李再含、康岩中问题和省公安厅的盖子时，已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有的成员已调出省公安厅机关，分配到贵阳和外地了，他们又聚集起来，在康岩中等数十个原“113总队”骨干成员的策动下，又死灰复燃，找新组建的贵州省革委，要求“落实政策，调回省公安局”(此时省公安厅改为省公安局)，为李再含翻案，为“省保卫领导小组正名”，为“‘113总队’造反组织正名”，并于1974年3月至5月，几十人纠缠、威逼、胁迫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长贾贯之，长达两个多月，日夜轮番纠缠，使贾贯之得不到休息，神情恍惚，结果被逼致死。原“113总队”的一些骨干成员，在贾贯之同志的追悼大会上又发难，大闹会场，冲击会场，使参加追悼会的人惶恐地离开。 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起来之后，康岩中等人又起来闹事，他们策划围攻省委负责人鲁瑞林、李葆华、吴向必。 粉碎“四人帮”后，康岩中被依法逮捕，1978年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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