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樂斌：文革中貴州省公安廳都幹了些什麼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31日21:33:1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炎黃春秋 2014年07期 (作者單位：公安部) 1969年7月，公安廳“113總隊”配合貴州省獨立師、貴州省軍區獨立營，在貴陽市紫林庵廣場，製造了“7·29屠殺事件”，由獨立師師長劉金池受命，命令部隊開槍，打死54名群眾，打傷數十人。 ———————— 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我正在貴州省興義縣捧區樂作公社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11月初，四清結束，我與同事段正清回到貴陽市我所在的機關省公安廳。 一回來，只見我們的省公安廳機關大院的場地上、禮堂和辦公樓的牆壁上，擺滿、貼滿、掛滿了批判廳長宋子健、副廳長賈貫之、辛培田以及一些處長的大字報，說他們推行了一條“又臭又長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其中，經二處處長張啟民、五處科長康岩中等人策劃，在公安廳大院場地上擺放出了一份題名為《以宋子健為首的公安廳一小撮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大字報，長達48張大紙、6千多字。大字報擺出幾天之內，就有100多人簽名。大字報是1966年11月3日貼出，他們就以這一天命名成立了“貴州省公安廳113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隊”(以下簡稱“113總隊”)。 後來這個組織發展到有290多名成員參加，占公安廳工作人員的78%。 奪取省公安廳的權力 1967年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113總隊”於1月16日下午，奪取了“貴州省公安廳”大權，召開大會，將公安廳領導宋子健、韓嚴明、賈貫之、辛培田，扭送到禮堂講壇上，宣布：“奪取公安廳黨政財文大權”和“一切權力歸造反派”。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貴州省核心小組組長李再含，在貴州“鬧獨立王國、對抗中央、反軍亂軍、鎮壓群眾”(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69)71號文件《關於解決貴州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的用語)。“113總隊”成為支撐李再含政權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對貴州人民行使鎮壓之權的“刀把子”;第二根支柱是，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的一些人，是李再含的筆桿子;還有貴州“八一八”專業武鬥隊的“槍桿子”。李再含經營的“獨立王國”，就是利用和依靠這三支力量和貴州軍區的“三支”、“兩軍”的官兵，對反對他的人實行鎮壓。 對內管、卡、壓和鎮壓 “113總隊”1967年1月16日奪權之後，發布《第一號通告》，勒令：“凡未參加‘113總隊’、凡公安廳工作人員自即日起，向‘113總隊’和各處室戰鬥隊報到，報到者安排工作，發給工資”;“拒絕報到者，不安排工作，不發給工資”。同時封閉各處室辦公室門窗、封鎖文件櫃和辦公桌。 與“113總隊”持對立觀點的公安廳另一部分工作人員，於同一天成立了“公安廳紅旗兵”(以下簡稱“紅旗兵”)，共有40餘人參加。“紅旗兵”人員原來工作的辦公室被封鎖關閉，無法進入，只好捲縮到公安廳汽車庫房去活動。“紅旗兵”活動、只存在了9天，1月25日晚上，在“113總隊”頭目帶領下，100多“113總隊”隊員將汽車庫的“紅旗兵”總部搗毀、砸爛，“紅旗兵”不復存在了。一部分人員於當晚乘火車到北京去告狀，他們滿以為會得到頂頭上司——公安部和黨中央的支持與公正、公平的對待，後來他們空手而回。一些人一回來就遭到“113總隊”成員的訓斥、打壓;沒有向他們報到的人，工資被扣發，工作權利被剝奪，在“學習班”上，沒完沒了地檢查。在1968年3月李再含掀起的“三反一粉碎”(反對右傾翻案，反對右傾投降，反對右傾保守，粉碎反革命復辟)運動中，原“紅旗兵”人員18人打成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壞分子、漏網右派、地主等，對他們施行刑事拘留和隔離審查。 1968年5月13日是貴陽市一部分大專院校、中學的紅衛兵衝擊、進駐公安廳一周年的日子，“113總隊”將隔離的省公安廳的“牛鬼蛇神”二十多人，與衝擊公安廳後被關押在看守所的紅衛兵押出來示眾，在公安廳大院舉行了批鬥大會。接着在院裡繞場游斗，一些人用石頭、木棒砸打這些被揪斗的人，將他們砸打得頭破血流。同年5月25日，“113總隊”，在行政科樓上，組織“清算‘紅旗兵’保皇罪行大會”，將廳領導宋、韓、賈、辛和處長劉世傑、王貴芳、顧俊基作為“走資派、特務、歷史反革命”，以及被他們揪出來關押的原“紅旗兵”人員10多人，進行了大會揪斗、批判，搞“噴氣式”，揪鬥了兩個多小時。副廳長韓嚴明、賈貫之、辛培田，三人昏倒在地。 “113總隊”對這些統稱為“牛鬼蛇神”的人，集中關押在四處樓下一間會議室里，規定要直起腰坐着，不准躺，不准交頭接耳，不准左顧右盼，不准在室內走動；上廁所、取水用要報告;白天不是布置寫檢查交代材料，就只准看毛澤東著作，別的讀物不准看，稍有違犯，就受訓斥。同年10月25日，又將他們每人胸前掛一塊寫有“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漏網右派”、“地主”、“壞分子”、“走資派”等罪名的牌子，寫有每一個人的名字，先是上卡車押解到貴陽市大街上遊街示眾。接着，押解他們到省公、檢、法機關設在貴陽市郊區沙子哨勞改農場的“五七幹校”繼續關押審查、勞動批鬥。讓他們住在五六間低矮潮濕、臭氣熏天的豬圈裡。 12月9日下午4時，看守人員令他們提前收工回到豬圈住地，令其蹲在豬圈門外，看守人員進豬圈搜查，將他們的物品全部拿到室外，從下午4點多開始，一直搜查到晚上8點多才結束。看押的頭目劉××在搜查辛培田的物品時，見辛的地上放有二包糖，一面訓斥辛，說：“辛培田，怎麼你有兩包糖?”一面用腳踢糖，將紙包着的沙糖踢散在地上，辛解釋說：“我前天到農場小賣部多買了一包(半斤裝)。”劉說：“當時我只准你買一包，你怎麼買了兩包?”辛說：“我的肝痛多買了一包，下次不敢了。”劉又用腳踢了另一包，結果兩包紅沙糖全踢散在地上。這一次搜查，他們在寒冷的室外凍了4個多小時，連晚飯都沒有吃。辛培田一隻手捂住肝痛處，一隻手收拾物品和撒在地上的糖，難友們見狀，無不為之掉淚。辛培田因肝病未給予治療，1971年死亡，終年46歲。 成立“動態組”，偵控群眾 1967年1月25日，貴陽地區的造反派，在貴州省軍區的支持下，奪取了貴州省黨政財文大權，經毛澤東批准，任命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以他為首組建了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公安廳“113總隊”頭目、科長康岩中被任命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省核心小組成員。同年4月11日，貴陽市出現了一個反對李再含的群眾組織——“四一一”。這一組織是以貴陽市大專院校、中學紅衛兵為主體，與支持李再含政權的“支紅派”造反組織勢不兩立。這一組織攪得李再含政權不得安寧。公安廳“113總隊”設立了間諜組織“動態組”，有成員20多名，搜集、偵控“四一一”和其他對立面群眾組織與個人的大量情報提供給貴州省革命委員會、貴州省軍區和貴陽地區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紅派”，他們用來對付對立面群眾組織。 鎮壓群眾 因為反對李再含和省革委會，1967年1月，公安廳“113總隊”組織，配合貴陽地區“支紅派”造反組織，將擁有幾十萬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紅衛軍”造反組織，予以搗毀、摧垮，頭頭李鐵乃、黃世明和幾十名骨幹被捕後，長期關押審訊，不作處理。同年8月，“113總隊”與貴陽地區“支紅派”造反組織，在貴州軍區和“支左”部隊配合下，對以學生為主體、擁有幾十萬群眾的“四一一”組織，採取統一行動，以“保衛紅色政權”的名義，將“四一一”組織踏平、消滅，人民群眾稱呼為“八月踏平”，在貴陽和全省各地打死多人，打傷數百人，抓獲數萬名成員遊街示眾後被關押。公安廳“113總隊”就抓獲了100多名“四一一”成員，分別關押在公安廳禮堂、汽車庫房。這些學生受盡折磨。不少“113總隊”隊員，用帶有鐵扣的警用皮帶，抽打這些學生，打得他們頭破血流，皮開肉綻。 在1968年9月18日的興義安龍縣“龍廣事件”中，李再含擅自動用部隊開槍鎮壓群眾，其中也有康岩中率領的“八一八”專業武鬥隊配合圍剿當地對立面群眾組織，打死9人，重傷致殘12人，700多人被關進所謂學習班，200多農戶被抄家。有一個人被“支紅派”打死數日後，又將已掩埋的屍體挖出來，用衝鋒鎗掃射。 1969年7月，公安廳“113總隊”配合貴州省獨立師、貴州省軍區獨立營，在貴陽市紫林庵廣場，製造了“7·29屠殺事件”，由獨立師師長劉金池受命，命令部隊開槍，打死54名群眾，打傷數十人。這是導致李再含被撤職的原因之一。 撤換調整貴州省領導班子，新調支左部隊 前述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關於解決貴州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即中發(69)71號文件，撤換了以李再含為首的貴州省革命委員會領導班子。同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調陸軍54軍政委藍亦農、43軍軍長張榮森到貴州，組建貴州省黨政領導班子。並調43軍129師到貴州，與先期換防到貴州的陸軍14軍41師，共同支左。藍、張和支左部隊，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漸揭開了李再含為首的貴州省革委會在貴州“鬧獨立王國，對抗中央，鎮壓群眾”的蓋子，派129師師長閆尚傑對省公檢法系統，重新進行了軍管，對省公安廳原有工作人員集中到貴州省政法幹校舉辦學習班，初步揭開了省公安廳“113總隊”造反組織的蓋子，清算了康岩中、張啟民等人的問題，隔離審查了康岩中、張啟民、李工和文革中被結合進領導班子的原副廳長謝××等6人。對被打擊迫害的廳領導人宋、韓、賈、辛及其他19名被迫害的工作人員，進行糾正、平反，恢復名譽；恢復、組建了省公安廳黨政領導班子，被砸爛的省公安廳機構恢復運行。 新的軍管會也推行極左的幹部路線 新的軍管會在對待省公安廳原有工作人員，也推行極左的一套。1970年3月，只留下20人在機關工作，還稱這些人為“留用人員”，其餘全部到貴州省政法幹校進行審查學習。經過近二年的審查，於1971年年底，將造反的和被迫害的，不分青紅皂白大部分調離公安廳，又多數調離貴陽市，分配到遵義、興義、六盤水地區、黔東南自治州和省勞改。分配去黔東南自治州黨委組織部的37人，限令工作人員和家屬、子女，於1971年12月20日早上7時，到公安廳大門口上已準備好的卡車，到該自治州所在地的凱里縣城關鎮報到。當這樣一種不通情理的作法遭到少數同志的抵制，不服從分配時，軍管會又扣發工資，集中他們去辦學習班，實際是進行批判鬥爭，仍拒絕服從者，最後軍管會組織七八個人一組，分別一個一個地“做工作”，強行逼走。當時“一切權力歸軍管會”，地方幹部無任何話語權可言。 大搞翻案運動，逼死省公安局長 1971年“913事件”林彪被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之後，貴州的藍亦農因受牽連調離貴州。省公安廳“113總隊”的造反組織，本來在清算、揭開李再含、康岩中問題和省公安廳的蓋子時，已自行解散，不復存在了，有的成員已調出省公安廳機關，分配到貴陽和外地了，他們又聚集起來，在康岩中等數十個原“113總隊”骨幹成員的策動下，又死灰復燃，找新組建的貴州省革委，要求“落實政策，調回省公安局”(此時省公安廳改為省公安局)，為李再含翻案，為“省保衛領導小組正名”，為“‘113總隊’造反組織正名”，並於1974年3月至5月，幾十人糾纏、威逼、脅迫新上任的貴州省公安局長賈貫之，長達兩個多月，日夜輪番糾纏，使賈貫之得不到休息，神情恍惚，結果被逼致死。原“113總隊”的一些骨幹成員，在賈貫之同志的追悼大會上又發難，大鬧會場，衝擊會場，使參加追悼會的人惶恐地離開。 1976年4月，北京天安門“四五運動”起來之後，康岩中等人又起來鬧事，他們策劃圍攻省委負責人魯瑞林、李葆華、吳向必。 粉碎“四人幫”後，康岩中被依法逮捕，1978年被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後改判無期徒刑。

0%(0)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