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傑出的漢學家和文學家之一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在澳洲坎培拉去世，享年78歲。(資料圖/AFP)

悼念一位剛剛故去的漢學家，不但有名而且跟我很熟悉。他的死在《紐約時報》有很大篇幅的報道，他曾經是澳前總理陸克文的老師，陸克文會說流利的中國話，就是他教出來的，而且他的影響非常大。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李克曼實際上是比利時人，他很早就對中國有興趣。他大概是1936年出生，所以在1955年，那時候中共剛成立不久還沒有發生反右等很壞的事情，雖然思想控制已經很緊張，外面看不出來，那個時候就是1955年李克曼跟一群比利時同學第一次訪問中國，受到相當隆重的招待，最後連周恩來都出面跟他們談話，他一見中國就愛上，但愛上中國不是因為政治，與政治毫無關係。他喜歡中國的建築，喜歡中國畫。他的愛好是非常真誠的，而且越來越深，所以他不但要學中文，還要多讀中國書。可是在1955年的時候在中國做研究、做學生不大容易，還有種種限制。所以他就到台灣去學中文。學了好多年，學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後來還娶了一位夫人也是他在台灣時期的同學。

李克曼一直對中國有一種嚮往。那個時候從1949以後我們都知道西方的漢學家研究中國的人都接受了一個浪漫主義的看法。認為毛澤東的革命是個偉大的革命。毛澤東想重新改造中國，也是非常偉大的。他能發動所有人民來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儘管那個時候中共已經打了韓戰，可是在一般大學裡面的先生跟學生不但是歐洲而且尤其是美國，這是我親自經歷的都對共產黨有一種非常浪漫的幻想。他們並不是傾慕共產黨的大權勢，而是理想主義者。所以西方理想主義者大部分都嚮往中國。而且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不得了的，翻天覆地的，改造中國的新的歷史的開始，也就是中國天堂在那個時候開始建立了。

可是我們知道李克曼在50年代甚至於60年代都還對中國有一些很好的美好的想法，可是也觀察到中國也慢慢走上了可怕的道路。第一個使他驚異不止的就是大躍進。這個大躍進三年之內死的人之多是不可想象的。不過這還沒有看到暴力。只是看到人的死亡，而這個死亡在中共的宣傳中就是因為天災，氣候不好，農業發展不了，而事實上是毛澤東的政策造成的。這個還在其次，最可怕的是1966年文革開始。這個時候李克曼就徹底地失望。因為他在北京到處想找中國的城牆，最後城牆找不到。只看到故宮之類的建築，但北京還有許多廟還有許多城門還是很好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都開始摧毀了。

這種徹底的失望最後就導致他寫了全世界最有名的的一篇文章，當時影響很大的就是《毛主席的新衣》。我們知道西方有《皇帝的新衣》。那時候他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字，所以他用的是一個筆名，這個筆名實際上更加流傳在西方，叫西蒙萊斯，這個西蒙萊斯這個名字一直在運用。甚至在翻譯中國論語的時候他也用這個名字，沒有用李克曼，但是在寫他的藝術史的時候用李克曼，所以這個李克曼是有兩面的，一面是寫真正的中國文化寫藝術史的學者，而且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有影響力的，這是在學術方面；李克曼在政治評論方面他對中國的了解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西方浪漫的漢學家都是歌頌中國是新的天堂，只有他一個人實際在中國進進出出很多年所以他非常憤怒，他感覺中國不但摧毀了中國文化，而且也把近百年來的傳到中國的西方文化也一筆勾銷了。

在中國叫封建，西方叫資產階級，在這兩個名號之下文革摧毀的東西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用暴力對付老師，對付學者更使他看得心驚肉跳。所以他最後在1974年用法文寫了一本他的名著《中國的陰影》。這個中國陰影他全面觀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響。這本書我跟他在香港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比如我說共產黨是中國過去的帝王，除了秦始皇以外第二位就是明太祖。我舉了許多例證來證明這件事情，當時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面發表，很受重視。他也看到這篇文章，所以特別找我。這樣我們才認識。先後又談了幾次都彼此印證，因為他可以告訴我實際情況，我可以告訴他怎麼跟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專制皇帝的所作所為連繫起來，這樣可以認識毛澤東，不要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好像真的是天神下凡來救中國的。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談得非常投機。這樣就建立了我們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