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那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在報道中、在文章中，同華國鋒對着幹的東西不少，可是華國鋒並沒有去整這些傳媒。這一點至今也還有對華國鋒的好評。

我記得在閉幕會上最後一個講話的人是華國鋒。

他對這個已經開過的34天會議做了總結。

他的這個講話有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講的是會議成就，第二個部分專門講“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第三個問題是講黨的團結和提高領導水平的問題，第四個部分是講召開三中全會的問題。在他的講話稿中並沒有寫明有這樣四個部分，從實際內容看這個講話就是由這樣四個部分構成的。

他講話的第一部分，同鄧小平、葉劍英一樣，對這個會議給予高度的評價。他以中央政治局和全體到會同志的名義說，大家一致認為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得很成功。接着他概括會議有四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四個方面一是一致贊同從1979年1月起黨的工作着重點從大規模揭批“四人幫”的運動，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二是徹底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下來的其他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以及解決這類問題的方針政策;三是討論修改了兩個農業文件，原則上確定了1979年、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四是醞釀討論了中央人事問題。

他講話的第二部分中又分了三點來講。

第一點講“兩個凡是”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他作了這樣一個說明，他說：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複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扞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出發，專門講了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需要特別注意堅決扞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問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講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當時的意圖是，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絕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這是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他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後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弄清楚。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的不夠周全。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講：在這之前，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還發表過一篇《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文章的主題，是要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幫”.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導下，這篇社論講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認為“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他說：以上兩處關於兩個“凡是”的提法雖不盡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主要由他承擔。在這個問題上，他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

當時到會大多數人對他這麼講基本滿意。

當然，不需要什麼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這篇講話中，他沒有講出當時提出兩個“凡是”的真實情況，也沒有將他的真實思想全盤托出，其中包括不少為自己辯護的言辭，而且對事實和思想的敘述也有很多不合邏輯甚至違反時間進程的地方，如前面發生的事情受後面思想的指導。並且一句不提阻礙鄧小平等一大批人出來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認為要他不說為自己辯護的話，把原先自己的真實思想活動都講出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一個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能夠在一個大會上說到這樣的程度，承認“兩個凡是”提法不妥，應該做自我批評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錯了。

第二點講真理標準問題，他也講了一個過程。他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由於他當時剛訪問朝鮮回來，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他說，六七月間中央常委先後給他自己談過他們聽到的有關這方面的情況，他才知道對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後來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多了，國內外反映也多了，葉帥考慮國務院務虛會開得很好，提議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開個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中央常委都贊成這樣辦。

他說，由於他想常委都在家時開會解決這個問題，因小平等同志出訪，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前這個會來不及開。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大會的講話之後，中央常委接見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聽取“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的反映和北京市街頭大字報的情況，聯繫談到這個問題時說：

“對一些具體問題，要實事求是地、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去解決。現在報上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着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但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後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報紙要十分慎重。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

他在轉述這一段話後說“這是中央常委的意見”.

這一段說的是他在11月25日晚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包括他自己在內中央常委贊成真理標準問題的表態。這一段話沒有講“兩個凡是”那麼乾脆。他在這裡講的那段話是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集體表態，並且對真理標準問題只是說到，並非專就這個討論而講，而且這話還是通過鄧小平的口講的。華國鋒至少還應該講幾句自己的話，講到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自己的看法到底如何。因此在華那次講話後我和王惠德、楊西光對他講的這段話議論了一下，一致認為，他在思想上並沒有通，問題不能算徹底解決。

在第二部分中，他還講了第三點關於真理標準問題。他說：

“在這次會議上，同志們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擺出了許多情況，提出了不少問題，對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為召開理論務虛會創造了有利條件。由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多，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的時間來解決。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見，還是按照葉帥的提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中央相信，有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作指導，這個問題一定能夠解決好。中央希望，理論戰線和宣傳部門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統一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團結起來，緊跟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為把黨的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努力做好宣傳理論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時王惠德、楊西光和我議論這段話時，總覺得有些不很對頭的地方，沒有來得及做出判斷，最後看了兩遍，看明白這麼幾點：那就是他在這段話中一連說了三次“解決”,一是這次“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二是要專門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也就是這次會議還沒有解決好);三是要有這次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精神作指導，這個問題一定能夠解決好，這就是說，能夠解決好還是一個要有正確精神指導的問題。這樣來評價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在這個問題上所達到的成就，應該說是太低了。本來應該說這個問題，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已經得到了解決。

華國鋒講這話的時候他已經看過鄧小平大會講話的稿子，也聽了鄧小平的講話，但是他並不認為鄧小平的講話就是宣布這個問題已經解決而且已經解決好了，毋須再經過一個專門的理論務虛會。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要在理論務虛會來解決，其實只有原先反對、抵制真理標準問題的極少數幾位同志思想不那麼通罷了!

華國鋒在講了這幾句之後，還說了一句：“中央希望，理論戰線和宣傳部門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統一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團結起來，緊跟中央的戰略部署，為把黨的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努力做好宣傳理論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幾句話從原則上講無懈可擊，因為團結無疑是要強調的，何況又加上分清是非這個前提。關鍵還是對於誰是誰非，華國鋒沒有多說一句話，不像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講的話。

華國鋒講話最後講了一個集體領導的問題，希望今後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請求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多創作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的文藝作品，不要宣傳他個人。

華國鋒講話中最後講的這個問題也受到出席者的歡迎。

他講話的第四部分說中央工作會議後接着要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講了會議的幾項任務，第一還是討論着重點轉移問題，第二是審議通過農業文件和兩年計劃安排，第三項是討論人事問題，提出的候選人就是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那些人。在這幾項任務中還有一個成立中紀委的問題。

華國鋒的講話大致就是這樣。

對華國鋒這個講話，會議出席者基本上是滿意的。

附記：我對華國鋒的印象

我最早認識華國鋒是1961年在長沙。我去湖南是參加毛澤東指定下到農村基層去了解“大躍進”後農村基層真實性的三個調查組之一。到長沙後，張平化曾和省委全體成員集合向我們這個調查組介紹當時湖南省的基本情況。華國鋒作為分管財貿的書記參加了這個會議。但是因為他管的工作同我們的工作任務離得比較遠，他同我們組沒有發生什麼工作關係，我在湖南三個來月沒有同他說過話，對他沒有任何印象。

我對他有印象是從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開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後這些年。這幾年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批鄧”前——“批鄧”中——“四人幫”粉碎——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期間——三中全會後他繼續擔任主席期間——離開了黨中央主席的職位之後。每個時期他都有些事可說，同時又都沒有較多的接觸，因此只能使用“印象”這兩個字，而且時間並不長。

從1975年到1981年不過6年時間的光景，但這6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發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細細說來可以寫成一篇很長的文章。在這個附記里，我不準備按照時間次序發表我對他的印象記，我只想講講我對他本人能力品質方面幾個突出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關於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風方面的。

1975年我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時，鄧小平要胡喬木和我幫助華國鋒準備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胡喬木負責其中的第一部分，其餘三個或四個部分由我負責。在我與他接觸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三點印象：一、他工作是認真細緻踏實的;二、他的記憶力不錯，記住不少事;三、口齒清楚，慢條斯理，能把話講得很清楚。這三點算不了高的評價。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麼高的水平，有什麼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這三條都屬於“好”的範圍。其中第一點印象的來源是起草這個講話的過程，華國鋒白天處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點左右回到中南海我們集中寫文件的地方，同我們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時一直到凌晨兩點多。他不完全是以一個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給我的印象不錯。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向國務院匯報，鄧小平是主要聽取匯報的人，所有的副總理都來了，中央有關單位的負責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這時候華國鋒在國務院主管科學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匯報的過程中許多人插話，他沒有插話。在匯報完了之後，他第一個做長篇發言，我覺得他講得不錯，從他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對科學院的情況知道得不少，話講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匯報會上我獲得的對他的印象，同在幫他起草講話時留下的印象和以後幫他起草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個印象是關於他膽小怯弱方面的，這是在“批鄧”過程中觀察到的。這次匯報後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了，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這時他的權力怎麼說是很大的。這時中國科學院有個造反派頭頭叫作柳忠陽，他原先是個小幹部，可是他敢向華國鋒提出問題，說華政治上有問題，在科學院工作上跟着鄧小平走，根據就是在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科學院工作時華國鋒的那個發言，而這個發言是有記錄的，白紙黑字。對柳忠陽的攻擊，華國鋒完全可以採取藐視態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個藉口整柳忠陽一傢伙。可是華國鋒卻去為自己辯護，說那天國務院開會時他剛從西藏回到北京，《匯報提綱》是到了會場後才看到的，他來不及準備，即席講了些話，而且記錄得很差，記的不都是他講的話。我是那個匯報會的參加者，應該說那個記錄記得是很好的。華在中國科學院針對柳忠陽說這番話時，我雖沒有在場，但是科學院的人直接告訴了我，我認為不會錯。知道這件事後，我有兩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時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連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個“厲害”的人，是一個不會“整人”的人，比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還說了與事實不相符的話。那天聽匯報做了不少插話和發言的副總理，不只是他一個，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谷牧都插了話，別人都沉得住氣，他何必去解釋？除非我了解的情況與事實有出入，如果完全屬實，我覺得他實在太膽小了。

沒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一舉被粉碎，對粉碎“四人幫”一事聽到很多說法，但詳細的正式報道至今未見。大家都知道華國鋒、葉劍英同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華國鋒當時能下這樣一個決心，並把這件事辦成，確實不容易。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後來又有一件事使我對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幫”後，他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我們黨內就有這樣一些喜歡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用過去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對待他，稱他作“英明領袖”.“英明領袖”變成他的代名詞。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慶參觀，看到那裡的展室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時間，報刊上、文藝節目裡，乃至小學教科書上都充斥歌頌華國鋒的內容。我列席十一屆二中全會，分組會上有好幾個人發表意見，主張在我國憲法的序言裡寫進華國鋒的名字。

這樣的現象一時間很多，我還記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廣西日報》在慶祝自治區成立30周年的時候，華國鋒為這張報紙題了報名，結果第二天的報紙上有三個套紅的報頭，即除了報頭套紅外，華的題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紅，還因為自治區成立30周年的報道要登頭條，因此原來三版也改成頭版，又多了一個套紅報頭，這樣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覺得這不能全怪他，或者說不能主要怪他，因為這是毛澤東時就有的現象，說得遠一些是斯大林時就有的現象。

毛澤東有時也說了一些不要多宣傳個人的話，但是實質上他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還說個人崇拜還是要一點的。因此我們的報紙、電台，就把批評“個人崇拜”改成批評“個人迷信”.其實這不是“崇拜”、“迷信”這種字眼上的問題，而是一種與民主思想相對立的思想和行為。

反對個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發揚民主，不充分發揚民主，那些不稱職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決不了問題的。當了大官的人，特別當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幫人，這幫人的利益是與他們的上級或者上級的上級，分不開的。他們有各種辦法使他們的上級或上級的上級接受別人對他的個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夠體諒的。

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便是封建殘餘習慣，抬轎子、吹喇叭也是社會中朝官、太監對待皇帝，師爺、皂隸對他們大老爺的通常的態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國演義》中的幕僚們的命運同他們的主人也結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澤東就繼承那一套做法——當然在形式上改變了不少。要華國鋒堅決反對這種封建殘餘，我認為是難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這幾個字來接班的，怎能做到這一點呢?但是許多人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這件事，的確受到很大的損害。也許那時他真的希望有人對他搞點個人崇拜，過過這種被崇拜的癮。如果真有這種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對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人搞個人崇拜，只要形勢一變，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並不是真心崇拜，不過是在利用他，想通了，這種滋味也沒有多大意思。我認為在這方面華國鋒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在三中全會閉幕會上他講那樣一篇話，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那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在報道中、在文章中，同華國鋒對着幹的東西不少，可是華國鋒並沒有去整這些傳媒。這一點至今也還有對華國鋒的好評。

總的說來，我對華國鋒有比較好的印象，不過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後，我有時在會場上、有時在北京醫院裡遇見他，我對他總是很友好的，雖然我對他的有些主張曾經是堅決反對過的。

（摘自《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