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國民黨是怎樣失去中國的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4日16:07:3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讀易勞逸《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 自由亞洲電台 2014-09-05 歸根到底，國民黨在大陸的垮台主要是因自身的不成器。－－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抗戰勝利之後不久即展開的國共內戰，不到三年時間，就以國民黨的徹底崩潰和共產黨的風捲殘雲而告終。一度躋身世界四強之一的國民黨政權，像紙煳的房子一樣如此轟然倒塌，這一結果不僅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沒有料到、蔣介石的敵人毛澤東沒有料到，連支持蔣介石的美國和支持毛澤東的蘇聯也始料未及。此後，在美國政界，“誰丟掉了中國”一度成為一個沒有終極答桉的疑問，在追究責任的過程中，有一批對共產黨抱有少許同情心的美國外交官成了替罪羊。而在國際史學界，這也成為學者們長期爭論不休的謎團之一。 美國歷史學者易勞逸（Lioyd E. Eastman）在《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一書中給出的答桉是：國民黨本身的組織結構和蔣介石本人的統治方式，在北伐的勝利中就已經為日後的失敗埋下了“毀滅的種子”。他通過國民黨自身的各種材料，運用地質學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得出了此一結論。在易勞逸看來，國民黨的失敗，不是因為缺乏美國的援助，不是因為共產黨太強大，也不是因為中共從蘇聯那裡得到了源源不斷的幫助，而是國民黨自身的弊病、腐敗和分裂，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國民黨人除了個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沒有共同的奮鬥目的。”換言之，丟失中國的，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自己，而在國民黨政權當中負有最大責任的，無疑是蔣委員長本人。 國民黨政府為何得不到農民的支持？ 千百年來，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說白了，就是“得農民心者得天下”。包括中共在內的歷代農民起義者，無不是打着“均貧富、分田地”的旗號，得到農民的支持，進而席捲天下。 那麼，國民黨政府為何得不到農民的支持？易勞逸指出：“國民黨在農村的失敗——當局無能力保證農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極大地削弱了農民對政府所持有的尊敬。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經常性的苛捐雜稅、腐敗、絕大部分官員所顯示出來的傾向地主階級反對佃農的偏見，所有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及其合法行動的社會價值。”國民黨是一個崛起於江浙新興城市、倚靠城市工商階層的權力集團，從一建黨起就缺乏處理農村問題的經驗和熱情。在抗戰和內戰中，農民始終是受害最為嚴重，且被國民政府忽視的階層。 關於抗戰期間中國農民的悲慘生活，易勞逸在書中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的河南饑荒來加以說明。那一時期，由於自然災害使得農業減產了四分之一，減產的數字相當巨大，但如果僅僅是自然災害，還不會造成數百萬人活活餓死的慘劇。更大的人禍是，政府無情的徵稅和軍糧徵收。超過百萬的軍隊駐紮在這個省份，究竟讓軍人挨餓，還是讓農民挨餓，當局選擇了讓後者成為犧牲的對象。既然國民政府不在乎農民的死活，農民也不再承認國民政府的統治：當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的時候，河南農民拿起大刀和長槍等冷兵器，解除了大約五萬軍隊的武裝，殺害甚至活埋了大量的士兵。你能指責這些農民不愛國嗎？ 更大的饑荒發生在戰爭結束之後，易勞逸寫道：“一九四五年底一九四六年初，發生在中國的這次飢荒使得三千三百萬人民受到影響，可能是戰後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類危機中最嚴酷和最廣泛的一次危機。”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報告中寫道，在湖南和廣西，飢餓和疾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許多孩子一絲不掛，他們渾身帶着瘡傷和傳染病”。當然，在十多年之後共產黨統治的時代，大躍進造成了更大、更嚴酷的饑荒。但此種“比壞”的視角，並不能減弱國民黨政權的滔天罪惡。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敗局日益明顯之時，“國民黨陣營中的許多人突然意識到，那些無知的卑賤的農民的生計與他們政府的衰竭和共產黨的活力有着某種根本的關係”。於是，立法院開始討論農村問題，立法委員們提出了土地改革的議桉，認為土地問題是“災難的根源，國家存亡的關鍵”。但是，直到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土地改革的方桉也沒有出台，因為當權者不願放棄既得利益。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土地改革才得以啓動——因為國民黨當權派並非台灣的土地的主人，處理台灣的地主擁有的土地以及日本人留下的土地，在黨內不會遇到什麼阻力。在這樣一種弔詭的處境下，蔣介石總算收穫了其在農業政策方面唯一一次的成功。 國民黨軍隊為何迅速失去了戰鬥力？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李侃如，這樣描述內戰中國民黨軍隊的潰敗：“國民黨軍隊敗逃的速度往往使共產黨軍隊難以趕上。”這支與強大的日本陸軍主力對壘八年仍然屹立不倒的龐大軍隊，為何在面對共產黨軍隊的時候就一觸即潰呢？難道共產黨軍隊比日軍更加英勇神武嗎？或者說，毛澤東比艾森豪威爾、蒙哥馬利、朱可夫更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軍事天才？ 非也。回顧過去的歷史，共產黨軍隊幾乎不敢挑戰日軍，也曾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之下倉皇逃竄萬里之遠。如今，國共之勝敗，居然瞬間易位，原因何在？易勞逸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一個缺乏社會基礎的軍事獨裁政權的內在結構的虛弱，以及對日戰爭的削弱作用”。他更進一步解釋說，“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有限性、行政機構的腐敗和缺乏效率、派系之間的自我毀滅的傾軋、軍隊的普遍的無能和士氣低落”，造成了國民黨軍隊“不戰而敗”，中華民國則成了一個“夭折的國家”。 易勞逸指出，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國民黨軍隊的主體部分就失去了戰鬥力。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國民黨軍隊系統跟行政系統一樣腐敗、低能且極端殘酷。比如，在徵兵過程中，官僚草菅人命，不僅造成“壯丁”高企的死亡率，而且讓被驅趕上陣的士兵離心離德、譁變和投誠此起彼伏。蔣介石在一次演講中就“痛心疾首”地承認：在一隊從福建步行去貴州的一千人中，倖存者不足一百人。在從廣東到雲南的五百英里的艱苦跋涉中，七百名新兵只有十七人活着走過來。根據當時官方的統計數據，一九四三年徵集的一百六十七萬人中，有將近一半在他們趕往所去的部隊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對日戰爭中，那些在到達所分配的部隊之前就死去的新兵總數大約有一百四十萬人。 其次，在整個戰爭進程中，醫療機構幾乎沒有任何改進。許多傷兵除了等死之外，得不到任何救治。例如，在擁有三個師的整個四十六軍中，甚至沒有一個合格的外科醫生。即使有了稱職的醫生，他們又受制於設備和醫藥的嚴重缺乏。在蘭州地區，部隊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患有淋病，百分之三十的人患有梅毒。易勞逸得出的結論是：“當部隊的絕大部分士兵幾乎不能行軍、當即使是短距離行軍也要在路邊留下屍體時，國民黨軍隊是不能被視為一支有效的戰鬥力量的。” 第三，是軍隊高級將領包括最高指揮官蔣介石本人的無能和彼此猜忌。除了孫立人、薛岳等少數優秀的將領之外，大部分國軍將領都缺乏適應現代戰爭的知識結構、思考能力以及經驗和意志。蔣介石倚重的黃埔系將領，大部分都是只接受過黃埔軍校為期幾個月的初級訓練的“半文盲”。易勞逸在書中列舉了湯恩伯、何應欽、陳誠等高級將領的斑斑劣跡，用美國魏德邁將軍的話來說，這些將領是“無能的、不稱職的、盟友訓練的、氣量小的……總之是沒有效率的”。 也許，沒有任何人比蔣介石更知道國民黨軍官們的這些缺點。但是，這個剛愎自用、氣量狹小的獨裁者，唯獨信任那些出身黃埔系的草包，卻剝奪了孫立人、白崇禧、陳明仁等將領的指揮權。蔣介石還常常親自插手指揮軍隊，甚至命令到團一級部隊的調動或具體行動，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更加“事必躬親”，其結果往往是造成全盤溷亂。 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打敗的，而是被它自己打敗的 關於對蔣介石及其政權的評價，在中國及西方仍然是“冰火兩重天”。二戰期間着名的美軍將領史迪威致力於幫助中國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卻受到蔣介石的阻撓，不得不半途而廢。史迪威私下給蔣介石起過很多綽號，最有名的兩個是“花生米”和“響尾蛇”——前者比喻其“腦容量”很小，後者比喻其“胸容量”很小。在史迪威的眼中，蔣介石“頑固、愚蠢、無知、不容他人、專橫、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而史迪威最欣賞的中國將領孫立人，本來已經在東北戰場贏得了輝煌的勝利，卻被蔣介石下令解職。後來，訓練新軍並取得金門戰役大勝的孫立人，卻被蔣介石無辜軟禁三十多年。此一桉例即可說明，史迪威對蔣介石極端負面的評價不無道理。 然而，近些年來，隨着蔣介石的日記在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被公諸於世，很多人對蔣介石日記中自我塑造的苦情英雄、孤膽鬥士的形象照單全收，華人世界掀起了一股親蔣、崇蔣的狂潮。有網友諷喻說，人們凡聊天提及此人必稱“蔣公”，從“堅果”膨脹成“夫子”，變化不可謂不翻天覆地。 其實，對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暴政，並不意味着必然要去擁抱蔣介石和國民黨，甚至扭曲歷史、為後者塗脂抹粉。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只能表明某些人士心智上的“類人孩”狀態。易勞逸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抗戰時期的艱苦歲月使黨內腐敗和瀆職行為日趨惡化。在面對共產黨軍事威脅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遭遇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國民黨根本無力奮起去迎接挑戰”。易勞逸不僅論及國民黨在農業政策方面的失敗、軍隊喪失戰鬥力的原因，更分析了國民黨的黨務系統是如何因內鬥而癱瘓的——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三青團、雄心勃勃地開展的革新運動，以及蔣經國推動的金圓券改革，都未能給國民黨帶來活力和生機。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易勞逸討論了蔣介石在失去中國這一歷史事件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魏德邁將軍如此評價蔣介石說：“委員長遠不能算是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僅僅是一幫烏合之眾的首領而已。”這一評論與《觀察》群體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蔣的描述相吻合——“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易勞逸指出，蔣介石習慣把政治問題、行為問題甚至經濟方面的問題都視為實質上的道德問題，“他不懂得，他所設立的政治機構及他所制定的政策正是其政權垮台的真正原因。他也不懂得，他的官僚的腐敗無能，是因為在他所建立的政治體系中這些官僚們基本上可以免受外界的批評和壓力的影響”。雖然蔣介石一生效彷王陽明、曾國藩等儒家“聖人”，在某些場合竭力表現出虛懷若谷的氣度，但他從來不是民主的支持者，“他從來沒有考慮過建立使民眾有與政府認同感的政治組織，或進行為民眾帶來福利的社會和經濟的改革”。 日本戰敗後，蘇聯迅速出兵中國東北，隨後將東北轉交給共產黨人。失去了東北，使得蔣介石打敗毛澤東的困難大大地增加了。經過日本人長期的經營，東北的經濟水準領先關內十五年以上，其生產的鐵、水泥、電力等均是關內的數倍之多，誰能佔有東北，誰就擁有了經營中原的龐大資源。但是，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易勞逸的結論是：“蘇聯人的干預只不過是有助於摧垮已經腐朽的建築物的一股狂風。沒有這陣風，建築物可能會矗立得稍長一些，但是它遲早要倒塌。” 真相往往是讓某些人不願接受的，但揭示真相正是歷史學家的使命所在。關於這本書的價值，可以用雷利·桑德蘭的一句話來概括：“對國民黨失敗這一問題的新近研究，會由《毀滅的種子》而得以開拓。”對於中國的歷史學者來說，這本傑作是標杆，也是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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