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納·米特在復旦答問：喚醒那被遺忘的抗戰往事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5日13:09:1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第一財經日報》2014年08月28日 馬俊 即便日本在上述國家做出過一些惡行，但當地人往往更重視日本在終結西方殖民統治上起到的作用。日據時期通常被視作一個短暫插曲，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的殖民統治才是他們長期的噩夢。 8月22日，曾是抗日戰場的復旦校園迎來了一位以研究中國抗戰而知名的英國學者。牛津大學中國現代歷史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Rana Mitter)，攜其中文版新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在此與中國學者和媒體進行了一場對話。 對話參與者包括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石源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張維為和《第一財經日報》等若干媒體。 米特認為，重寫中國抗戰史，不僅是要讓中國的二戰貢獻重新被世人所知，而且是要喚醒中國和亞洲關於二戰的多元化、地方性歷史記憶，從而為開展亞洲歷史的多元對話提供基礎。 不僅被遺忘，還被虧待 提問：此書的英國版和美國版書名不同。英國版是《中日戰爭1937~1945：為生存而戰》，是一個一般戰爭史的書名。美國版是《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1937~1945》，強調了中國受到的不公正的忽視。美國版書名更符合當今中國國際地位上升、其國際貢獻需要得到更多承認的大勢。中國版也大體沿用了美國版的書名。這種差異是否有意為之? 米特：書名的差異既反映了對歷史和現實的不同理解，也受到出版商在不同市場營銷策略的影響。英國讀者的閱讀和歷史視野比較廣泛，一場影響到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他們也會感興趣，所以英國版的書名就比較直接。 美國讀者一般只對美國和跟美國有關的事情感興趣，所以，如果你想要讓美國人讀一本關於中國歷史的書，你就得告訴他們這也是一本跟美國有關的書。對於美國人而言，那段歷史所包含的首要信息是，在70年前，在美國所打過的一場最重要的戰爭中，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這個盟友沒有得到公正對待。其後70年來的中美關係雖時好時壞，但兩國相處一直不易。這個書名是在提醒美國人更公正、更同情地對待中國。 提問：中國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不是到了戰後才有的，在戰時就已經開始了。書中敘述了一個最好的例子。1944年，為了打通戰略交通線滇緬公路，美國迫使蔣介石派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北部作戰。這一遠征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使得中國國內無力防守日本發起的豫湘桂戰役，導致巨大損失和國統區經濟社會瀕臨崩潰的嚴重後果。這是不是美國對中國有所虧欠呢? 米特：這是二戰史上一個複雜而至今仍存爭議的課題。1944年，中國軍隊不得不兩線作戰，一方面在緬北滇西發動攻勢，一方面在華中南抵禦日本超過 50萬兵力的大舉進攻。蔣介石認為，在中國腹地受到攻擊時，美國強迫他派兵援助對中國而言重要性較低的緬甸，直接導致了中國局勢的惡化。但我不同意蔣介石的觀點。我認為，豫湘桂戰役的重挫，並非遠征緬甸的直接後果，而是1941年年底美、英、中結盟以來，美英對中國長期忽視和支持乏力的累積結果。 當時中國的交通網絡損毀嚴重，要將遠在印度和緬甸的中國遠征軍調回國內守備華中南，幾乎沒有可能。中國遠征軍在中國領土以外為盟友而戰，這其中的象徵意義，對中國國際地位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應當責備的不是遠征緬甸，而是美英長期把中國戰場的需要放在極其次要的地位這種態度。它們的目標是把中國以儘可能低的代價留在戰爭中，以拖住日本。它們對中國的支持往往三心二意，條件苛刻，口惠而實不至。在同蔣介石及其政府協調方面也用人不當，偏聽偏信。這一切不僅造成了中國戰場的巨大災難，而且也給此後中國與盟友的關係留下了深深的創傷。當然，蔣介石政府自身確實存在的腐敗和蔣的個性有時也給盟友間的互動造成了障礙。 與多元的日本對話 提問：日本否定亞洲侵略歷史是當今國際關係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此書客觀地敘述了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等日本的暴行，顯得十分可貴。日本有些政治家試圖否認對鄰國的侵略和戰爭罪行，而西方對日本的這種謬論則顯得有些麻木不仁，每當日本倒行逆施的時候，出面抗議的往往只有中國、韓國、朝鮮，而鮮有歐美政界的聲音。怎樣讓日本的那些政治家回歸理性和人道的立場，怎樣在世界範圍內使日本的戰爭暴行像德國法西斯一樣受到應有的譴責? 米特：這的確是當今亞洲乃至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試着來回答，但我的回答不一定能讓所有的中國人都同意。 我認為並不存在一個單數的日本戰爭觀，日本存在很多不同的對戰爭的看法。實際上，最早向世界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是日本記者本多勝一。上世紀70年代，他訪問中國，尋訪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中國之旅”系列文章，激起了對二戰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思和辯論。我認識很多日本的學者、教師，盡其可能在傳播關於日本戰爭期間在華行徑的真相。也有很多日本新聞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對該國的戰爭暴行深表羞恥，並真誠希望歷史不再重演。如果大家知道有多少關於日本戰爭暴行的一流學術著作是出自日本學者之手，那你們就會明白，日本人在揭露上述暴行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日本確實也有一些右翼政治人物，試圖粉飾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而類似的粉飾在戰後德國是不被允許的。 正如以偏概全地批評中國，把一部分中國人的言行說成是全體中國人的過錯，一定會激怒很多中國人一樣，不加區分地籠統地批評日本人，也無助於扭轉日本民眾的意識。我們應該同日本政界、學界、新聞界的有識之士合作，幫助他們說服他們的同胞。 我們一方面要更加廣泛地傳播正確的觀點：日本的戰爭罪行應該得到歷史的分析和認知;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理解，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多元的、民主的日本，跟二戰時那個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並無相似之處。 要讓亞洲歷史共識生長 提問：明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今天應該怎樣來紀念中國的抗戰? 米特：我認為，為了歷史的理由而紀念中日戰爭是很重要的。它是20世紀最嚴重的衝突之一，人們銘記它是為了不再讓歷史重演。但是，在我看來，目前，亞洲各國在如何理解、紀念這場戰爭的問題上，並沒有一種共識。這和歐洲的情況不同。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公民，對二戰的歷史和意義持有相當一致的觀點。而在亞洲，日本、中國、韓國、東南亞，甚至中國台灣地區，對亞洲的二戰各自持有相當獨特的觀點。我希望，明年這個整年份的契機，可以讓亞洲的政治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儘量達成一些共識。 但這並不容易。亞洲各個國家和地區對日本在二戰中的角色看法存在較大分歧。在中國，這一角色往往被描述為日本侵略全亞洲。但其實並不是所有亞洲國家都這樣看。 我有印度血統，所以我了解印度對日本的看法。印度人一般不會想到二戰時的日本，如果讓他們去想這個問題，很多人會覺得那個時期的日本是在幫助印度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因為印度著名獨立運動領袖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是日本的盟友，他在印度國內被視為民族英雄，至今在加爾各答還有他的紀念館。我在書中描寫了他同汪精衛在“大東亞共榮圈”成立大會上的短暫會晤。如果你去問印度的主要政治家和主流的歷史學家，我想其中不會有人對“日本支持印度解放”的這段歷史持有特別負面的看法。 在東南亞，情況也比較複雜。例如菲律賓。如果你去參觀馬尼拉的總統府，你可以看到同日本合作的菲律賓總統何塞·勞雷爾(José Laurel)的畫像和其他總統的畫像並排掛在那裡，因為他在二戰期間同日本的合作，被視作菲律賓爭取從美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的一個鬥爭階段。 在緬甸也是如此。昂山素季的父親、緬甸獨立運動領袖昂山和他的戰友巴莫等人，都是二戰期間日本的盟友，他們也被很多緬甸人視作民族英雄。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也是日本的合作者。 即便日本在上述國家做出過一些惡行，但當地人往往更重視日本在終結西方殖民統治上起到的作用。日據時期通常被視作一個短暫插曲，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的殖民統治才是他們長期的噩夢。 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什麼整個亞洲團結一致批評日本，比如譴責參拜靖國神社，並不容易。 提問：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基礎，使得亞洲的歷史認識趨於達成共識呢? 米特：首先亞洲各國要有達成共識的意願，要有構建共同歷史的意願。二戰後的歐洲就有很強烈的意願，過去半個世紀的浩劫不能再重演了，特別是不能再讓德國有第三次機會霸占歐洲大陸。甚至在德國，蘇聯和西方的軍事占領也都以確保這一點為要務。 不過，在冷戰時期，歐洲還是有兩個版本的歷史，西方的和蘇聯的。所以，即便在歐洲，統一的歷史觀也是到了冷戰後才形成。 但是亞洲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冷戰在亞洲並未真正結束。作為一個歷史狀態的冷戰，其結束的標誌是，在一個地區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試圖主導整個地區，把自己的歷史觀強加給該地區。在今天的歐洲，即使是俄羅斯也並不謀求這種主導權，所以這種共同的歷史觀反倒有了生長的餘地。 可是在今天的亞洲，有若干強國都試圖搶占先機，成為地區主導力量，美國也決心留在這裡。所有這些勢力都試圖利用歷史來支持自己的地區戰略，所有的人都只願意說自己版本的歷史，對其他版本的歷史充耳不聞。並非為了尊重歷史，而是為了現實中的目的，人們各自說着不同的故事。在這種情況下，共同的歷史觀是無法生長的。共同的亞洲歷史，在最近的未來，還只是一個願望。 蔣介石的悲劇和遺產 提問：此書的很大篇幅在寫蔣介石，在寫他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悲劇性生涯：贏得了抗日戰爭，卻輸掉了合法性;贏得了國際社會某種意義上的尊重，最終卻輸掉了國家。這本書是不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蔣介石的一條途徑? 米特：首先我要聲明，此書用較大的篇幅敘述蔣介石的言行，以及汪精衛和周佛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有關他們的史料比較容易獲得。對西方學者來說，毛澤東和延安方面的史料相對難以獲得，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研究國民政府甚至汪偽政府的著作比研究中共方面的著作要多的原因。 話說回來，此書確實得益於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的新史料公開的便利。但日記只代表了一個人的想法，並不等於說它的內容都是事實，所以使用起來也必須很小心。 你用了悲劇性這個詞來描述蔣介石的抗戰生涯，我覺得用得很好。古希臘語裡的悲劇，意思就是，一個有着不可避免的悲哀結局的故事，不管主人公如何努力，最終無法戰勝命運。我認為，1937年日本人全面入侵中國以後，蔣介石政府最終垮台的命運恐怕便已註定。戰爭打斷了國家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破壞，讓政府的腐敗、專制等問題更趨惡化——強大自信的政府才會勇於開放，脆弱的政府會攫取更多的財富和威權，而蔣介石政府不僅脆弱，還被戰爭削弱了。蔣介石也無法完全控制軍隊，導致軍事災難。所有這些加起來意味着，只有速戰速勝，他才能實現通過戰爭讓國家浴火重生的夢想。持久戰對他的政府則意味着疲憊與崩潰。而戰爭的發展恰恰陷入了毛澤東所預言的持久戰。 如果我們跳出蔣介石政府一派的成敗興亡，更有意思的是探討這個政府留下了哪些遺產影響了後來中國的走向。我認為有一個重要遺產，就是對人民和國家之間關係的一種現代觀念：政府不能僅僅向人民索取，也要提供治理和公共服務。大量的材料證明，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員制定了很多社會改造計劃，並將其中的一部分付諸實施。這也許不是蔣介石本人最關心的事情，他關心的是大國政治、國際地位等等，但國民政府中的蔣廷黻等文官，確實推進了公共衛生尤其是婦女保健、教育、救濟等公共事業。這其中蘊含的理念，雖屢經頓挫，但最終在海峽兩岸的中國領土上都紮下了根。 提問：包括蔣介石政府的社會政策在內，此書似乎對很多被遺忘的東西都進行了再發掘? 米特：的確，現在的條件讓很多被掩埋、被遺忘的歷史得以重見天日。就拿中國國內來說，在一個宏大的抗日戰爭大敘事籠罩之下，很多地方的小敘事、小傳統過去往往得不到重視、得不到述說，如今則是很開放的。重慶可以研究和紀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的抗日犧牲和貢獻;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則擁有“孤島”時期、汪偽時期的各種歷史記憶。可以說，中國的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抗日戰爭老故事。這些故事相互之間並不一定是衝突的，而是互補的，共同組成抗日戰爭的全貌。 我寫《中國，被遺忘的盟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希望把這些被遺忘的地方性記憶重新述說出來，把國統區、日占區和中共統治區的歷史整合成一個有厚度的抗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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