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兩個甲午的同與異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5日15:10:1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共識網 2014-09-05 (作者系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   原編者按：此文為作者於7月27日共識網舉行的第六期青年學者沙龍上的主題發言。 這幾天關於甲午的討論，是中文媒體的熱點。對甲午失敗的原因，最有影響的是習總書記的觀點，敗於體制，更敗於科技落後。此外還有敗於軍事、敗於腐敗等分析。在我看來，甲午慘敗是陸軍的失敗、是海軍的失敗，是科技的失敗，是體制的失敗，但這都是一個面，如果僅這樣分析甲午慘敗，多少有一點盲人摸象。這一段時間紀念、反思甲午的文章，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一些具體史實、觀點的考證、評議，比較微觀，一是某一方面的論證反思，介於微觀和宏觀之間，一是整體性的觀察思考，比較宏觀。從數量來說，宏觀的較少。我這個發言，屬於比較宏觀的。我的觀點是：甲午慘敗，是傳統中國(也可說大清帝國)的整體性慘敗，正是這次整體性慘敗引發了此後的整體性變革。 這一個觀點，並非我的標新立異，細讀經歷甲午的那些思想前鋒，他們大多也是這樣一個認識。經歷甲午慘敗的思想前鋒，已經經歷了一個從槍炮到科技的現代化薰陶，並試圖反思傳統制度思想的弊端。慘敗加速了這一反思，使他們認識到甲午之敗，是傳統中國的整體潰敗。這一認識，最有力的體現就是“嚴復悖論”(蕭功秦語)。在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在《國聞報》連載的《擬上皇帝書》中，嚴復說：“今者審勢相時，而思有所改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潛台詞就是說，傳統中國(大清帝國)已經各方各面都潰敗了，都落後了，豈是小修小補可使之富強的。今天我們看從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的發展，不正是從局部變革到提出一個包羅政治體制、經濟社會、學術文化的一個整體性變革方案嗎?說一句不太嚴謹的話，我認為清末變法改革的實質就是，認識到中國已經整體潰敗的思想前鋒試圖通過吸納東西方資源而再造一個可全方位與西方列強競勝的新中國。這是經歷甲午慘敗刺激的清末知識階層之理想，也是一百多年來的仁人志士，無論其思想傾向是啟蒙還是救亡，是革命還是改良，是左還是右。我們今天來紀念甲午，反思甲午，除了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再度興起外，基本訴求不仍然是這一理想麼?如果這一觀察大致不錯，我們反思120年前的甲午，就不能忽略今天這個甲午，也不能脫離今天這個甲午的情勢。在此，我想忽略史學研究特別注意的歷史與現實之邊際，對兩個甲午進行幾個方面的比較。這個比較是在1894年的中國與日本、1894年的中國與今天中國、1894年日本與今天日本、今天中國與日本這四個維度中進行的，只是還很不成熟，難稱嚴謹周密。 1、政治體制 1894年之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以皇帝為符號，以郡縣制和科舉制為支撐的傳統中央集權體制，本身是一個均衡成熟和運行高效的體制。此時日本的體制基本已經是現代政治體制。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以決絕的態度“脫亞入歐”，全面學習建立了以現代工業為基礎的現代政治體制，這個體制不僅比中國傳統體制更加均衡和高效，而且由於參與度的擴大帶來了更多的支持度，而擁有更強的發動、組織能力。兩個體制較量，勝敗已分。 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已與晚清有很大不同，發動組織能力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當前的體制日益職業官僚化，又由於體制自身的牽制考量，其發動組織能力已達不到120前的水平。今日中國與日本政治體制的差異很大，相比而言中國體制更能集中權力和物質，中央政府權力更大。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會再蹈覆轍，慘敗於日本。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均衡成熟和運行高效方面，我們現有的體制有很大問題。在筆者看來，造成當前體制問題的根源，在於當年照搬了蘇聯的政治體制(每一層級都像一個諸侯國，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又缺少有效監督，導致政治控制力下降，即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當前紀檢體系的改革可視為是對此弊端的改正)。另外，由於政治參與度不夠，我們現有這個體制缺少駕馭複雜社會需要的支持度、韌性和靈活性。所以，從1894年甲午反觀到今天，如我們想在世界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體制改革是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體制改革是個敏感的話題。甲午慘敗後的體制改革中，皇室和高級官僚中不少人有一個人認識誤區，即：好像一談變法憲政，就是否定滿清君主。這種認識最終導致清末人希望的整體性變革沒能實現，也導致了大清政權的終結悲劇。類似這樣的認識誤區今天好像也存在，即：一談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實際上，這二者其實不是對等的關係。 2、權力組織運作方式。 這一項本來是屬於體制的問題，我把它抽出來講，是因為它在甲午慘敗中具有特別的地位。從秦到清的權力組織運作方式，基本可概括為：中國皇帝+核心大臣的朝廷是權力的中樞組織者，主要負責架構、掌控權力運行，制定方針政策;中央職能部門與各級地方官吏的官府是權力的運行者，負責權力具體運行事務，執行方針政策。這種組織運作方式，正常態是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垂直管理、垂直指揮。如果能夠保持正常態，其能保持較強的效力，進而產生較強戰鬥力，可以彌補這個體制因政治參與度不夠而產生的人民支持度不夠、對國家政府認同感不高等問題。但是一旦是非常態，即中央朝廷控制力下降，不能有效垂直管理、垂直指揮權力運行者，那麼不僅會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腐敗顢頇等現象愈發嚴重，而且進一步侵蝕削弱戰鬥力，並凸顯人民支持度、對國家政府認同感不高等問題。1894年間的滿清政權，假如是正常態的政治，比如康熙時期，那麼即使體制比日本落後，但其因行政系統高效運轉而產生的較強戰鬥力，仍保證其不會一敗塗地。但是，由於地方督撫在太平天國之後的坐大，晚清權力組織運行方式已經變成非常態，中央控制力大幅下降，整個國家行政體系效率低下，腐敗顢頇，內耗嚴重。在1894年，簡直是非常態的非常態，此時慈禧已交權給光緒，但光緒實際又未掌控實權。在甲午戰爭中，清廷中樞不僅不能統籌全局，集結全國之力來作戰，且戰和不定，甚至內部有人認為這是打擊李鴻章、削弱淮軍的好機會，地方各級政府及軍隊中也是勾心鬥角，互相制肘。這對於戰爭勝敗來說，可能要比裝備落後的影響更大。而當時的日本，雖然已經邁入現代化，但其天皇尚有很大權威，新架設的機構運轉已經順暢，在戰爭中基本可做到舉全國之力進行戰爭。從這個角度比較，戰爭勝敗早定。 反觀當前中國的權力組織運行方式，儘管有體制的制約，但要比120前有很大改變，這可以說是我們當前應對國際競爭的較有利的因素。但也不能也不能認識到，權力組織運行方式還並非最佳，還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降低了國家的競爭力、組織力和戰鬥力，也降低了人民的國家認同感。而要改正這個問題，面臨的困局也同清末相似。 3、國民質量 如果我們把目光從甲午戰場轉移向此時中日兩國的社會，我們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場景。對比一下那時的中日老照片，中國人體格的羸弱及可以解讀出麻木、自私、怯懦等信息的臉龐，與日本人體格的健碩及可以解讀出激昂、勇敢、自信等信息的臉龐，真是讓人感慨。從感性的角度來說，看幾張照片就可以看出勝負結果了。 當清末知識階層從甲午慘敗中驚醒以後，中國出現一個反思中國慘敗的原因，尋求挽救危亡途徑的浪潮。在康梁等人將目光投向體制時，只有嚴復指出來，中國的病症，根源在於“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與民氣之已困”。簡單地說，嚴復認為，國民質量低下才是中國慘敗於日本的根源，也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所以救亡的具體措施固然重要，最根本的還是要大力提高國民素質。這個觀點在戊戌變法時期是大音希聲，沒幾個人聽得懂，聽得進去，包括最前衛的梁啓超。直到經過變法失敗、自立軍失敗、庚子事變等一系列血的刺激，梁啓超等人才真正意識到嚴復這個判斷及其“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主張的價值，乃將精力從救亡轉向啟蒙，以啟蒙促救亡，這就是他創辦《新民叢報》，大力提倡“新民”。應該清楚，在梁啓超提倡“新民”的時候，認識到國民質量低下是中國積貧積弱根源的已有很多人，甚至朝廷和封疆大吏也由此認識，比如劉坤一和張之洞聯合撰寫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就表現出這種認識。正是如此，旨在提高國民質量的新教育才能蔚然興起，蓬勃發展。 經過120年的發展，今天中國的國民質量當然大幅提高，大大縮短了差距。但是與日本等國家的國民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筆者看來，提高的方面，主要體現在知識結構和現代化觀念意識上，在國民性方面，提高的大概不多。麻木、自私、怯懦、功利、拜金、諂媚，等等，隨手都可以舉出種種例子。種種國民質量低下引出的事情，現在基本都不再當新聞看。以這樣的國民質量進行激烈的世界競爭，不能不令人擔心。尤其是，今天的中國，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及不滿情緒互相交織，產生了種種不良思想，整體質量偏下的國民，要保持理想健康的認識觀念較困難。這對應對世界競爭引發的衝突、動盪甚至戰爭，非常不利。 4、教育與人才問題 談國民質量問題，自然不能不談教育。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中國雖然已有個別機構進行現代教育，清政府也曾選拔了一些青少年到國外留學，但相比於絕大多數仍然依靠死記硬背四書五經，試圖在科舉上獵取功名的青少年來說，簡直九牛一毛。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就大力發展新式教育，大量派遣留學生。此時中國推崇的人才是滿腹經綸，談的天下王道，無人知曉國際情勢。雖然有幾個人略略知曉國際情勢，也被排擠或無人賞識，淪為邊緣人。而此時日本的推崇人才是熟知科學技術，想的世界局勢。英雄不論出身，只要懂科技或具有世界知識和眼光，皆可獲得重用。從教育人才這個角度而言，勝敗的結局其實早已註定。就日本而言，無論是甲午之戰的勝利，還是後來耀武於東亞，還是二戰失敗後重新崛起，其中皆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尊重知識，而相反中國無論是前一個甲午，還是當前，我們對教育、對人才，都沒那麼重視，對知識都沒那麼尊重。且不說安心從事教學科研的大學老師收入趕不上一個剛入職的壟斷國企的普通職員這種中國獨特現象，單說學生，死記硬背以獲得高考、考研、考博的勝利仍是常態，大學畢業生，大多是精緻的功利的享樂主義者。在大學裡教書，一個直觀的感受是，對國際局勢，對中國政治社會問題關注的學生，越來越少。甚至你若關心國際局勢、關心中國社會問題，你會受到嘲笑。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良教育導致人才匱乏是清末甲午的問題，也是當今面臨的問題。兩個甲午的中國都面臨着很多外交上的難題，而導致這些難題出現的根源，皆是缺乏高水平的戰略導致的。而要指定高瞻遠矚的戰略，需要既需要高質量的戰略學家，還需要能構採納戰略學家意見的高水平官僚，兩者皆取決於高質量的教育。無論是1894年的甲午，還是今天這個甲午的中國，不缺空談刻薄的書生清流，不缺無能顢頇的官吏權貴，真正缺少的是高瞻遠矚的專家學者，缺的是德才兼備、明智果敢的行政人才。否則，對己對人，皆會有太多想象和誤解，最終導致戰略適宜，競爭失敗。古語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要達到這個效果，非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培養大量人才而不能。 在這個多維度的架構中，還有其他方面可比較。不過怎麼比較，我都認為，1894年的中國與日本相較，中國全方面落後，雙方發生戰爭，中國的結果只能是整體性潰敗。其實整體性潰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們不能從中汲取教訓，盡最大能力去推行整體性改革。 甲午慘敗之後，嚴復在《擬上皇帝書》中說，“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現在看，嚴復此語切中要害。於今日中華民族的復興亦有啟發。今日國際形勢動盪加劇，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都對中國的發展，產生較大衝擊。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明天中國的勝敗，關鍵取決於我們今天的“內治”。若我們的執政黨能120年前的甲午慘敗中真正汲取教訓，則新一輪競爭的勝者，將會是我們。 1911年春天，大清帝國搖搖欲墜之際，梁啓超從日本赴台灣，途徑馬關春帆樓，心潮澎湃，賦詩一首，曰：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辛亥二月二十四偕荷廣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游台灣二十八抵雞籠山舟中雜興·二十五日舟泊馬關》)。一百餘年後的今天來看，豈止“十七年”，至今已120年，中日甲午之戰的影響仍然蕩漾不止。無論怎樣反思，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反思紀念120年前的甲午慘敗，是為了今天不再慘敗，是為了再造一個可全方位與西方列強競勝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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