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福格森 Niall Ferguson 是劍橋經濟歷史學博士，哈佛教授，被美國時代雜誌提名為世界影響最大的一百個人之一。我最近翻閱了他寫的幾本書，一本是中文譯本，特別看了他幾個講演的視頻。覺得很有說服力，也對美國和中國的發展有針對性。在他看來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沒落。雖然在我看來其傾向於西方國家是明顯的。但是他還是用客觀的歷史事實來闡明他的觀點。我偏向於避開媒體對熱門話題的激辯，因為熱門一過，激辯大多成為廢話。這幾年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與他幾年前的預測非常接近。他旨在為西方的衰退找出病根和重振西方經濟的手段。其診斷和處方對中國來講也是可以借鑑的箴言。
我把他在2012 年世界經濟論壇上的演說摘譯如下，讀者如果有興趣也可點擊以下聯接，直接看他的視頻。 .
世界貨幣基金作如下的預測，中國國內總產值，就購買力來計算，在四年後將超出美國的國內總產值。雖然我不認為這個預測會在四年後實現，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美國的四倍。如果你在過去十年裡投資發展中國家你會有很好的收益，美國基本上原地踏步，投資歐洲則有相當虧損。美國債台高築，其債務接近於全國國民生產總值。歐洲國家特別是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債務率甚至高於美國。同時，美國國會審計所預測稅收的增加率低於債務的增長速度，結果是危機最終會在某個時候發生。但是也有避開危機的可能。即美國經濟快速增長，稅收增長大大高於債務。問題是作這樣的預測，可信度是多少。美國人確信美國人的首創能力和冒險精神大大領先於非西方國家。這樣的樂觀看法是否有根據呢？我們可以看各國每年申請專利的數字，雖然這不能完全說明各國的發明創造能力。南韓目前每年的專利申請數量可以媲美主要的歐洲國家，中國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德國。從歷史上看，美國有一段時間專利數量低於日本。你可以想象將來某一天，中國公司設計的一個什麼東西會在加州裝配。聽眾中有人笑起來。但是你們可以想象十七世紀也有人會笑，說日本會超過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亞洲人比西方人工作努力得多，南韓平均每人每年工作時數要超過德國人一千個小時。國際Pew 調查公司測算各國十幾歲中學生的學習水平，發現上海中學生的水平世界第一，大大領先於美國中學生。其數學上和美國的差距之大相當於美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差距。如果3到5個大城市都達到上海的教育水平，那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在醫療服務方面亞洲的健康衛生指標高於美國，儘管美國在醫療衛生方面花了那麼多錢。
我們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西方國家出了什麼毛病？公共開支失控只是表面症狀，什麼原因會造成公共開支失控呢？回顧歷史，自從十五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競技狀況一直要比非西方國家要好得多。我們可以看英國和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例。也可以觀察美國和中國人均收入的差距。在1978 年美國人均收入就購買力來說是中國人的七十倍。不但在經濟上，二十世紀初西方國家人均壽命是非西方國家的兩倍。十五世紀初，即中過的明朝，西方國家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以及大致相當比例的土地和生產總值。在 1913 年，十一個西方國家加上美國，控制全球百分之五十八的土地，人口和生產總值。當時西方國家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們還通過金融等手段，間接控制南美大國如阿根廷和巴西。很多人會歸罪於帝國主義，但是中國，奧圖曼帝國，印加帝國也搞帝國主義。（福格森把帝國主義等同於封建帝國，在英語中二者源出於同一詞根。）西方國家的優勢並不因為去殖民化而稍減。在西方國家喪失其殖民地後，其優勢甚至達到頂峰。這也不是地理，民族，氣候等因素。你可以看到東德生產的汽車遠遜於西德生產的奧迪和奔馳。北韓和南韓更是天壤之別。這只能是社會機制的因素。亞當·斯密曾寫道，十五世紀的中國明朝，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但是其法律和社會機制停滯不變，造成中華帝國的衰弱。一旦其社會機制在鄧小平的治下順勢變革，情況發生巨大的變化。
現在我要說的是，西方國家的社會機制正處於嚴重的退化。從前是最佳的社會機制現在風光不再。兩個原因，一是別的國家引進和仿效了西方的社會機制。先前是日本，現在是中國和印度。他們放棄意識形態的桎梏，也採用了這同樣的社會機制。而在此同時，西方國家的社會機製發生嚴重退化。這是我今天重點關注的問題。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難以作定量分析。世界企業發展論壇發表一個各國競爭力指數的列表。自從 2004 年，這個機構就使用客觀的計量手段衡量各國的相對競爭力的變化。改善幅度最大的是中國，香港其次。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則見惡化。福格森選擇十五個他認為最重要的指標，重新作一排列。這些指標主要是衡量各國的法制水平。許多研究都證實，法制水平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法制能保證合法的經濟活動得到保護，腐敗和非法活動獲得懲治，決定官員的清廉和賄賂得到抑制。美國在十五個指標中的十四個都居於第二十位以後。令人驚訝的是香港的十五個指標都高於美國，台灣有九個指標，中國居然也有兩個指標高於美國。美國人認為自己法律至上，但是實際上只是律師當權。這就不大對頭了。律師當權就是由律師控制立法機構（即各級議會）產生的法律法規，從而使律師一直能有官司可以打下去。金融危機後的銀行改革法案，Dodd-Frank Bill, 長達兩千頁，有意使用模稜兩可的詞句。人們要問為什麼要存心模稜兩可呢？這樣就給律師們以餘地為企業公司顧客作不同的解釋。在美國做生意非求助於律師不可。我們擔心政府管理的代價。但是法律也有其代價。企業承擔法律服務的代價可能不亞於交納給政府的費用。我在個人註冊公司的經歷中發現，在美國開個公司要比在英國開公司困難得多。律師用訴訟作為手段來訛詐作為顧客的我，迫使我付高額的律師費。幾乎花掉我所有為開公司準備的錢來購買法律服務。美國幸好還不是西方國家裡法制上最差的一個。最差的是哪個國家？你看歐盟經濟情況最差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即 PIGS。這幾個回家的排名甚至低於非洲和拉美的幾個國家。另一個組織，Heritage Foundation, 調查各國經濟自由程度的指標。他們發現，香港第一，新加坡第二，新西蘭第三。英國美國第九第十。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又在西方國家中墊底。如果美國的法制繼續惡化，美國可能會步這三國的後塵，象他們那樣弄得經濟上走投無路。世界銀行也作社會機制的質量調查。觀察企業辦手續的容易程度。如取得地契所花時間，取得企業營業執照所需時間，企業要造房子得到許可證的時間，等等。香港和新加坡居首。希臘和意大刊在西方國家裡又是居末位。社會機制的退化也可從依賴政府為生的人口比例來證實。意大利和希臘有最大的公務員隊伍和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而美國近年來接受傷殘救濟人數從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六。其社會福利開支巨大，政府工作人員大幅增加已經開始壓迫國防和科研開支。
在1978 年美國人平均比中國人富七十倍，現在是五倍，差距還在縮小。我並不認為美國應當向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看齊。美國需要的是重整社會機制。阿拉伯之春實際上這是社會機制改革的問題。法制是關鍵。埃及和突尼斯選擇伊斯蘭教組織來建立政府，出於其清廉和反對腐敗的考慮。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新獨立國家，當權者從上至下的腐敗導致人民的唾棄。在中國也有人意識到社會機制的重要性。在中國眼前主要的問題不是民主選舉，而是嚴肅法制。到底是中國會變得象香港一樣成為法制社會，還是反過來，香港變得和大陸一樣，尚未定案。中國高層當前應當辯論的不是民主，而是法制，和在保護私人產權方面應該走多遠。
在演說後的問答中，福格森認為改善目前美國的社會機制最重要的是防止上層精英把持立法機構，把各級議會變成為他們私人的利益服務的工具。其次是加強法制，制止枉法和腐敗。中小學教育也必須加強和改善，以提高勞動者的競爭力。他談到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正在向美國看齊，同時也將會繼承的美國的痼疾。其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他提出民主選舉並非經濟發展的保證。例如泰國和菲律賓。而軍事強人的專權倒是保護資本主義私有經濟。但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法制。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南韓和印度尼西亞在軍事強人的獨裁下，由於法制的相對健全，促進私人經濟大發展。而埃及在穆巴拉克的統治下，雖然放棄了和蘇聯結盟和計劃經濟，採取和美國結盟及資本主義，但於由於法制不健全，其經濟幾十年來一直停滯不前。這在巴基斯坦，中東和非洲一些軍事獨裁的國家中同樣可以看到。
他進一步提出，經濟制度的轉型和政治制度的轉型一樣，都會造成社會的動盪。這可以從阿拉伯之春對埃及社會的衝擊看出。如果政治和經濟轉型同時發生，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動盪和經濟破壞。這可以在前蘇聯解體後的的情況得到證實。健全的法制不但有利於經濟發展，也有利於政治轉型。正面的例子象南韓，反面例子象埃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