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吉：民國藏書刻書第一人劉承幹的一九五八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9日16:48:2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華讀書報》2014-09-9 瞿兌之在《一士類稿》序言中說過：“凡一種勢力之失敗，其文獻必為勝利者所摧毀壓抑。”對於曾經享有民國藏書刻書第一人美譽，甚至連魯迅都因此而特地表達過敬意的劉承幹來說，1958年的他無疑屬於失敗者。這位昔年的江浙巨富此時寓居上海，家境早已衰落，那座耗費了半生心血營建而成並視如拱璧的嘉業藏書樓，也早已不再為他所有。因此，偶然讀到的劉氏這冊稿本《戊戌年日記》，其數十年來的未曾刊布和湮沒無聞，也就不難理解了。 十二月三十日，劉氏照例與家人共進除夕晚宴，日記是以這麼一件不開心的小事結尾的：“正在食餕餘，電燈忽損，燃燭繼之。盤飧簡甚，幾無可下箸也。”寥寥數語，卻也似乎是他這一年不堪景況的真實寫照。 劉承幹是1881年生人，此時年將八旬，身體衰朽，去日無多，健康自然成為他擔心的一大問題。還是正月初六，劉承幹便去眼醫劉永鈞的診所看病，結果並不樂觀：“據云鬚三個月方有效驗，否則恐易失明，現在能維持現狀最好。”此後的三月初一、七月十七也曾在劉永鈞處問診求醫，卻不見好轉，“不能閱書看報”的記載仍然不絕於篇。除了眼疾之外，失眠也時常困擾着他。二月十五日載：“連日不寐，藥又難買，只能減服。”同月二十七、五月初八的日記中都接連出現了“昨夜失眠”、“昨夜未眠，頹憊甚”之類的字眼。拖到八月初一，劉氏終於去醫師“周君常處治失眠”，但效果一如眼疾，並無好轉的徵兆。更嚴重的是，經常會毫無徵兆地跌倒。正月二十一：“夜半三時口渴，起取水瓶，跌倒於地，杯子打碎”， 八月初一：“夜二時傾跌，四時許又以取水瓶跌地，天明七時又跌”，第二天又是同樣“連跌三次，小有傷痛。”種種跡象讓他不由感慨：“甚矣衰象，恐不久於人世。” 不過與身體的日漸老邁相比，這一年紛至沓來的書商或許更讓他煩惱不已。劉承幹視藏書如性命，他從父祖那繼承來的萬貫家財大半投入了藏書刻書事業，鼎盛之時，嘉業堂中弆藏的各種古籍竟然多達六十萬卷。其中宋元精槧即有一百餘部，另如《永樂大典》、翁方綱撰《四庫提要稿》、鈔本《清實錄》等書也十分珍貴。不過隨着家業中落，其藏書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有所流散，並沒有像他曾宣稱的那樣“非徒藏之，又將謀所以永其傳”。1950年代以後，嘉業堂及其中尚存書籍捐入浙江省圖書館，另有不少明清詩文別集出讓與復旦大學。到了1958年，他隨身攜帶在身邊的書籍已經不多，卻不乏珍本善本，這仍然吸引了南北各大書店的目光。 從日記得知，這一年主要有三撥書商在他身邊活動。一是上海古籍書店的經理孫實君及店員韓振綱，由於有地利之便，他們來的次數較多，劉承幹對他們的印象總體來說不差。特別是韓振綱，“其人保定束鹿人，年不過十餘，作上海話功夫甚好，於余家書籍事甚明悉”（四月十八），儘管有時候劉氏也會在日記里埋怨他“假此獻殷勤”、“市儈伎倆，層出不窮”（五月十五），但總體來說關係尚稱融洽，劉承幹甚至托韓振綱給他購買過《九命奇冤》一類書籍聊以度日。另一撥人馬則以上海書估李大宸為主，他曾先後陪同北京中國書店的李新乾、天津中華書店的王仲珊等人來挑書。由於有熟人葉堯城的介紹，劉承幹對他們並不好拒絕，曾先後得書若干種，滿載而去。讓劉最感不滿的是第三批人，五月十一日載： 下午二時許，突有北京書估葛鴻年、翟順通二人來，初無人紹介，是北京國營書店派至收購書籍者。入門自通名姓，說明來意，後即直闖室內，亂翻箱架，其鹵莽之狀令人憤恨。詢余價目，答以前年復旦曾出價五千元未成，如要須以此為準。渠始允半數，遞加至三千元，攪攪不已。為時已晚，余心頗厭煩，不與之多言，豈知該二人認為已默許，將事包紮取攜矣。餘力卻之，臨行約明日再來磋商雲。 十二日： 昨日之估客在後間暗室內細抄書目（此室內之書昨日未看者）。余遂入臥室，託病不出見，由秀芳與之談，歷四小時之久，議價未定，雲要先將書載去，付鈔一萬，待成交再補。秀芳堅執不可而去。 接下來的幾天，葛、翟二人一直與劉氏家人討價還價，常常是“爭執論價三小時仍無結果”，纏擾不休，讓劉承幹不勝厭煩。不過沒有想到的是，這兩個最令劉氏頭痛的書商最終卻拔得頭籌，斬獲最多。單單六月二十九日一天，就售給葛鴻年《永樂大典》三十七冊等不少珍本，而且每冊只費四十元，可謂奇廉。有趣的是，這一年的三月十二日，劉承幹曾經回憶過十餘年前的另一次售書經歷： 余家鄉藏書樓假山傍池，花木繁盛……每值清明，必往居月余欣賞之，今已全非吾有。當日兵戰時，曾為松崎鶴雄函致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渠為妻舅），囑為保護，由松井派杭嘉湖司令官牧次郎到南潯出示保護，並見今上御匾，行三鞠躬，頗客氣。要當地誌書，因送湖州府與烏程、歸安二縣及南潯鎮志，價買《永樂大典》四十三冊，共計四萬三千元。 這段話的史料價值極高，因為它證實了嘉業堂確曾在抗戰時期因為松崎鶴雄的關係而受到日軍保護。不過另外兩點也很值得回味。一是十餘年的時間過去了，《永樂大典》的售價反倒從每冊一千元直線跌到了四十元。二是劉承幹對藏書樓的“化私為公”，其實是極不情願的。同樣的情緒還見於四月初一的日記，此時劉氏正出遊杭州，當他向浙江圖書館館長詢問嘉業堂藏書樓中某些雜物的發還問題時，“答雲當土改時，黨部至湖屬調查，以余為湖屬四大地主之一，所有之物應為沒收，非為捐獻論……余以前次請求發還除書之外其他雜件影像等，詢其何以未見覆，只雲地主之物，絕無發還云云。噫，餘一生辛苦經營之業，從此蕩然矣，聞之心痛。” 如果說建國初期的藏書轉讓背後有不難理解的政治因素，那麼上面提到的1958年這幾次售書經歷，卻隱隱透露出日漸捉襟見肘的經濟壓力。當時的劉承幹“住屋窄小，僅有一門，來客推門即見，幾不能避”，居住的逼仄不堪，就是這種壓力的體現。正月十八日，兒子春蕃向他轉述報載劉靖基、張敬禮等人“自動放棄”公私合營之後一直按時發給企業家們的“定息”，劉承幹就預感說“如果此項停止，生計頓絕，余目前已不敷所用，何況斷絕。而親戚朋友亦不諒時有要求分潤，抑何難哉。”果然不久之後去領息，合營公司便“不發現款，只給公債，可謂有名無實，從此難為生矣。”到了二月，房地產公司認購公債之事又讓他頗覺煩惱。一開始 “強派為七千元”，爭執良久，總算減半，“但比去年公債二千四百元已加上一千一百元矣……而深悲將來不能生活。”二月二十七，他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親友，對方“多怨憤之詞，雲財盡身老，無以為生，但願速死雲”，同樣由錦衣玉食而陷於困頓的劉承幹，也只能是相與感喟，無以慰藉了。 除了經濟狀況的變化之外，宗族社會的坍塌以及由此帶來的傳統秩序的解體，也讓他頗覺不適。面對族中後輩賀年時的種種“不恭之舉”時，他惱怒“禮數蕩然矣”，“回首前塵，真不勝今昔之感”。而當劉承幹倡修家鄉祖墳的時候，族人對於此事的漠不關心，更讓他無可奈何：“余已垂暮之年，日後恐無人能顧此也，思之心痛。”（正月十二）不過對於劉承幹這種人來說，那種對逝去時代的惋惜往往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更讓人值得回味的是，面對新社會的種種變化，他又會有着怎樣的反應。 1958年初，一場以“除四害”為中心任務的“愛國衛生運動”在全國掀起。有詩云：老鼠奸，麻雀壞，蒼蠅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壞；千家萬戶快動手，擂鼓吸金“除四害”。日記對此也有所記載，二月二十八，“居民會婦女六人來查清潔，各處都看到。秀芳來，言此處較松，新樂村尚要嚴格，說要除七害，沙發及棕墊皆用針挑剔，以致破壞東西並打破碗盞雲。”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三月初九，又因為集中捕雀，“全市發動，敲鑼打鼓，家中無人，只余坐守。”兩天后去人民公園遊玩所見的場景，則更讓他覺得可笑：“一群女多男少者捕蠅，旁有一人年約五十許者計算所捕多少，計為分數，並說明日午後十二時半砌鼌焚蠅。詢之據云以明日為止，大約共有蠅九萬餘頭也。似此蕞爾小蟲，作此大舉，真創見也。”可劉承幹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小範圍的評比遠不能稱作“大舉”。“除四害”的要求是：“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戶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戶人家。”甚至要求1958年底在北京召開評比會議，比較各地成績的大小。劉承幹因年老而免去了此項任務，不過他的親友卻為此深受困擾。三月三十日，當他見到因為“除六害、搞清潔，弄得不成人”的侄女世毓，就不由感嘆“形色憔悴、比其母六十三歲還老。” 上一年的“反右”運動也余焰尚存。正月二十一接到通知，“此次整風，合家參加，要寫大字報五十張，並且無點心吃”，他擔心兩個孫女因為通宵工作而腹餓生病，不無牢騷地說“此種制度，置人於死地。”二月初八去冒鶴亭家探病時，熟悉劉承幹性格的老友不忘對其諄諄告誡：“近時右派者甚多，群相反斥之，勸余審慎，勿接近為妙。述及葉譽虎所作詩詞文及通信多牢騷語，有人檢舉，已免職矣。”但劉氏似乎並未完全聽進這番提醒，終於也差點遭受揭發。八月初四這天，只因為睡在床上“偶作牢騷語”，僕人陳阿華居然“突然入室，厲聲相向，嗔余謾罵涉及時事，要向派出所檢舉，迫入獄受處分，殊屬蠻橫”。這大概是劉承幹做夢也不能想到的。 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和“全民煉鋼”也發生在這一年。七月初十，“近為交售銅鐵，再三添增，已無法交矣，真所謂竭澤而漁也。”十四日，他得知老家南潯的寺院已經全遭破壞，“僧尼絕跡，寺中銅爐鍾器等悉交出。”十九日，“里弄中鑼鼓聲喧鬧不已，為收集銅鐵事，余家窗口鐵槅同時拆去。”九月初七日，里弄宣傳“推行山芋當食糧事，歌唱喧鬧終日。”這些聲勢浩蕩的運動都讓他“甚為悶悶”，頗感不適。 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約束更讓他難以接受。七月十六，“近日常有人來查清潔，並測量房屋大小，要余將中間讓出與公家辦各種事業。並且要節約用電，儘量減少燈光，處處受其限制。”有點類似當今“拉閘限電”的舉動讓他十分不快。更可笑的是對私生活的干涉，七月初十日記： 戶籍警屢來查問余與秀芳為何不同居，有何用意，平時來往否，生活費從何而來，並雲僕人三名太多，要儘量減少……此等家事亦要他管賬，豈不可笑。 習慣了自由的劉承幹，自然很難理解新政權下的這些規定。其實與其他人相比，已經垂垂老矣的劉承幹所受影響並不算大。同樣在七八月之間，他常去就診的劉永鈞和周君常兩位醫生，便不得不關閉了經營多年的診所，“分配”至公立醫院坐診，收入從最高的每月三千元下降到月薪四百。而業餘替他代司筆札的封耐公，也在九月二十二被“遣赴甘肅，恐無再見之日矣”。 這本《戊戌年日記》的最後數頁是瞿兌之代為謄錄的。和劉承幹一樣，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幼子此時也蝸居滬上，境況之差，更逾劉氏，確屬新時代的一位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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