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有年輕朋友問我三年大饑荒的事，我也不算過來人。但我家不僅餓死了有五口人，而且我還讀了不少這樣的書，如楊繼繩《墓碑》、賈柏《餓鬼》、馮客《毛的大饑荒》、東夫《麥苗黃菜花青》。三年大饑荒時當然基本沒有吃的，偶有食物的話，是些什麼食物呢?年輕的朋友們想知道，那麼我就發篇舊文章，讓大家知道一點事實吧。圖片為吃觀音土的男孩。2014年9月4日於成都

我曾在寫《王闓運的四川食物》時，說過我會專門寫一篇長文談三年大災難時的食物，因為收集資料的困難，至今未能完成。不過，最近讀一些右派老人的回憶錄，加上我自己家人的告知，以及我幼年的經歷(我沒經歷過，但我小時也吃過許多野菜)，先寫一則短文，以引起同好者的注意，或者大家可以供給這方面的回憶與經歷，以組成一部特殊活命飲食史，為救荒史留下一點難得的史料。

我出生時，已過了三年大災難時期，小時吃的多是紅薯、南瓜等，所以現在家中人吃這些東西，或者朋友們點這些菜，我至今是不吃的，因為胃有見之而反的下意識反應。當然也吃過軟雀巴、刺老苞、蕨苔等野菜，這野菜不是像今天的人認為一樣，是為了生態與營養，相反這些東西根本就沒有什麼營養，無油無鹽，清湯寡水地吃下去，只有把你的胃吃傷，所以今天大家所樂意吃的蕨菜，也在我的拒絕之列。我們生活在平壩，那裡根本就不可能有蕨苔，還是大家兄二家兄費很大的勁至礦元蓋上的貓牯嶺，不惜力地挖來，經過許多工序，做成澱粉蕨巴或者攪團，開始時有點新鮮，但吃多了也就無法下咽，但為了飽肚子，也得強行咽下，否則身體將無法支撐。至於我們其他經過三年大饑荒的家人，他們的經歷就更是不堪聞問。前幾年家慈去世前，我拿着《中國野菜圖譜》、《雲南野菜圖譜》等書，讓她看看哪些野菜是我們當地有的，其名在當地稱為什麼，做了個學名與俗稱的對應(去年與二家兄也一起做了一次)，可惜我翻箱倒櫃，一時半會居然沒能找到，不然，就可以開始寫作《三年大災難時期的食物》了。至於我大家兄、二家兄他們吃過觀音土與糯葉等，在今日根本就不可想象的所謂食物，將來我會逐一寫來，這樣的悲慘歷史，怎能忘懷?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災難，死亡人數據現在的估計是6千萬左右。有人或許會說，這數字不準確，不準確也不是民間的錯，是官方的錯，因為他不公布真相，不開放檔案，犯了罪還不承認，其罪莫此為甚。這數字當然也可以進行統計與研究，但查公安局的戶籍管理檔案，官方肯定不願意與研究者配合，甚至有可能將研究者打入另冊。再者，也可以從各地的縣誌中加以搜羅，這些數字或許因為要替官方遮掩而有所保守，但如能將此加起來，也一定是個不小的數目，這一點人口史學家曹樹基先生曾做過如此的工作，分析四川的死亡人數。但這裡面，我認為還有許多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朋友們都是有心人，你的一個詢問，你的一個記錄，就是在為中國保存痛史，保存為後來人作進一步研究的史料。史料並不是一定要重大事件才可堪稱史料，而是細大不捐，做好各種與災難有關的記載，就是為自己的權益、為先人的災難，留下一筆珍貴的東西，讓執政者的殘暴虛假從各個方面立體地得到揭露，從而讓他們的罪惡無處藏身。

近讀雲南祿勸八十多歲的俞民先生的《逝水年華回憶錄》(自印)記載了一些飢餓死難的事，也記載了許多他們因飢餓而吃的食物，同時記載了因提及飢餓而獲罪的右派。唐光能的岳父母是奴僕，只有一個養女，他是僱農，來這家作上門女婿，後來參軍入黨。在整風運動中，唐光能說：“1955年由軍隊復員回家，家裡沒有一粒糧食，家中嶽母及老婆吃糠菜，無力下地幹活，睡在床上。他帶回幾十斤糧票去買糧米摻在糠菜里混着吃一段時間才接上小春。”(P53)這樣一來，唐光能變成了“攻擊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右派。這說明，五十年代有一些邊遠的貧窮地方，不只是59年至61年才面臨飢餓的威脅。至於1959年(有的地方提前至1958年已開始出現飢餓的問題)至1961年大飢餓大災難中的食物，茲摘錄一段俞民先生的回憶：

經歷了1958年到1959年大躍進、大戰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後，由於超階段的變革，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糧食嚴重減產，加上高徵購，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公司貨架空空如也，市場上的食品，只有粘渣渣豆腐和杉櫟根粑粑，這兩種食品，性辛微苦，有小毒，比草根、樹皮好點，能充飢。粘渣渣豆腐加鹽，兩角一碗，杉櫟根粑粑也是兩角一個，飢不擇食，我也去買來吃，吃後肚子脹痛，消化不了，折騰了幾天，吃了些腸胃藥才好些，此後，再也不敢問津了。但飢餓總是攪得人心神不寧。比我們更餓的地方還多哩，杉樂鄉的半角村，根本無糧下鍋，隊幹部帶着社員爬到岩半中挖大料(當地植物名)，到河邊、箐邊找野菜，上山采白花，到田裡割蠶豆尖當口糧，還有用玉米杆砍成小段後用水浸泡出少量澱粉煮湯喝。(P64)

俞民先生是老革命，自己曾懷着一腔熱血為共產黨奪取政權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到1957年時卻被共產黨打入另冊。他在寫給我的信中說：“我曾是一個盲目的狂熱的馬列主義信徒，對中國傳統的獨裁專制認識遲緩，對政治欺騙、訛詐、掠奪和謀殺認識不清，對毛澤東在1957年設下的陷阱毫無所知，中了‘引蛇出洞’的‘陽謀’之計而罹難。”他在右派改正後，八三年離休，他與老伴回老家一起自耕自種當農民，因此對農村的狀況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他不僅讀《中國農民調查》，而且對三農問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土地所有權問題很敏感，很違禁，是個雷區。但我已是八十老叟，黃土齊脖。再不說就可能沒有機會說了，那我就永遠對不起生死相依的農民。”(P147)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也忘不了要發出真實的聲音。讓我們對像俞民先生一樣的右派老人，致以我們深深的敬意。

從讓自己的前輩回憶起，作點滴之記錄，並且鼓勵前輩們寫回憶錄，那麼我們所受的災難一定會有更加詳實豐富的記錄。

2007年12月7日8：43分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