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雷斯事件過了很久才在中國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國官員們才開始對定居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干涉。儘管到1570年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後在遠至日本長崎的亞洲海岸附近開設商店，但他們的人數仍然少得可憐。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東方大陸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對大多數東方人來說，葡萄牙甚至都無法引起他們的興趣。
這些歐洲的冒險家們對於16世紀普通東方人的主要影響在於那些他們從歐洲帶來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無法生長的地方生長，在惡劣的天氣中存活下來，神奇地餵養了農民和他們的家畜。在整個16世紀，從愛爾蘭到黃河流域，各地都種滿了這些植物。
莎士比亞與湯顯祖、吳承恩同處於16世紀的世界
葡萄牙人移民來的時候可能正是一個緊要關頭。16世紀是東西方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在16世紀90年代（無可否認的一個尤其好的年代）倫敦市民們能夠看到最新上演的戲劇，如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尤利烏斯·愷撒》和《哈姆雷特》，花費不多就能買一本宗教宣傳冊來讀，如約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傳》，被新出版社成千上萬冊地印製出來，裡面充斥着宗教信仰者們的木版插畫。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頭，北京人能夠觀看湯顯祖長達20小時的《牡丹亭》，此劇直到今天仍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傳統戲曲。他們還可以讀《西遊記》。
但是在這些光輝燦爛的外表之下，一切並不是都真的那麼美好。黑死病曾經奪去了東西方核心地區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後的近100年間不斷地反覆爆發，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間，每個地區的人口反而都幾乎成倍地增長了。1608年一位中國學者曾經這樣說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無前例。”在遙遠的法國，觀察者們也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正如一句民諺所講的那樣，人們繁衍之速就如“穀倉里的老鼠”。
恐懼一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着要將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後代被排擠到寒冷的野外，並且也總是意味着更多的麻煩和爭端。農民們要更經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壩，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編織並努力賣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遠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間和沙漠中維持生活，而這些貧瘠的地方是他們的祖先以前絕不會涉足的。一些人放棄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帶，而選擇到荒涼、人煙稀少的邊境地區。但是即使他們遷移到新大陸來種植莊稼，似乎也沒有足夠的地方讓人們四處流動。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紀對人們來說越來越變成一個模糊的回憶：歡樂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與啤酒，東方的豬肉與白酒。1609年中國南京附近一個縣城的縣官曾經說過，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當時好：“每家每戶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種，可以從山上砍柴來燒，有自家的菜園來種植蔬菜，每家都能夠自給自足。”但是現在，“貧者十人而九……貪婪罔極，骨肉相殘。”曾在中國待過的一位德國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陳述更加直白：“在過去，農民家吃的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肉類和食物都有着充足的供應。”但是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徹底改變了……今天即使最為寬裕的農民家裡吃的食物也要比過去長工和僕人吃的差。”
在迪克·惠廷頓筆下的英國童話故事裡（和許多同類故事一樣，也追溯到16世紀），一個貧窮的小男孩和他的貓一起從鄉下漂泊來到倫敦並過上了好生活。但是在現實世界中，數百萬逃難來到倫敦的饑民中的大多數隻不過是從油鍋跳進了火坑裡，情況絲毫沒有得到改善。圖9–2展現了1350年後城市實際工資（即刨除通貨膨脹後消費者購買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所經歷的變化，圖中數據來源於經濟歷史學家們數年間艱巨刻苦的挖掘工作。他們從各種不同歷史人物口中得出支離破碎的片段並做出解讀。直到14世紀歐洲的文件檔案才開始提供清晰連貫的數據以精確計算出不同時期的城市實際收入，而在中國，直到18世紀以後我們才能獲得這樣的機會。儘管有着數據上的缺口以及大量的交叉線，至少歐洲的發展趨勢是清晰的。基本上可以說，在所有我們可以證明的地方，在黑死病消失後的一個世紀內實際工資幾乎都翻了一番，然後隨着人口的恢復與增長，大部分又回落到黑死病爆發以前的水平。在15世紀20年代，佛羅倫薩人將石塊運至高處，建成了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設計的佛羅倫薩大教堂那高聳的穹頂，這時他們以肉類、奶酪、橄欖油為食物。而到1504年，他們的後代們運送安置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像時卻只能靠麵包勉強過活。又一個世紀以後，他們後代的後代能有麵包吃就感到很滿足了。
那個時候飢餓已經蔓延到了整個歐亞地區。收成不好，政策不對，或者僅僅是壞運氣都能使得貧窮的家庭淪落到四處覓食果腹的境地（在中國是米糠豆莢、樹皮野草；在歐洲是甘藍殘茬和各種雜草）。一次災難就能使上千人涌到馬路上來尋找食物，最虛弱的人會餓死。在歐洲那些最古老的民間傳說（如迪克·惠廷頓筆下的那些）的原始版本中，農民出身的講故事人經常夢想的不是金蛋或者神奇的魔法豆莖，而是實實在在的雞蛋與豆莖，很有可能這一切並不是巧合，這些農民們想向神祈求的只是填飽自己的肚子。
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社會，中等階層逐漸對流浪者和乞丐們變得冷酷無情，將他們趕進救濟院和監獄，或者將他們送到邊境地區，或者將他們賣為奴隸。當然這些做法都很冷漠無情，但是顯然那些富裕的人覺得自己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沒有心思理會別人的事情。正如一位紳士1545年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發現的那樣，當生活艱難的時候，“災民們（也就是最窮的人們）被免於徭役賦稅”，但是“富人們因此受到的賦稅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們也變成了窮人”。整個社會的下滑速度使得那些出身顯貴的人也感到了壓力。
那些上流社會的後代們努力尋找新的方法，在這個艱難的世界中爭奪財富與權力，這些人對傳統的不屑一顧使得保守主義者們非常恐懼。一位中國官員曾這樣警示說：“人們逐漸穿戴起了奇異的服裝與帽子。”他的一位同事這樣寫道：“甚至有書香之家開始經商！”更糟糕的是，甚至以前頗受尊敬的家族“也瘋狂追逐起了財富與顯耀……他們以控告別人為樂，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訴訟案件施壓，以至於你根本分不清是非曲直。他們追逐奢侈與精細巧妙的款式，以至於無法分辨尊卑貴賤”。
中國的文官制度成了一個爆發點。士族階層不斷擴張，但是行政職務的數量並沒有相應增長。隨着科舉中榜的門檻越來越高，富人們發現謀生求財之道遠比讀書科舉重要。一位縣級官員曾經這樣抱怨道：“寒窗苦讀之士欲（在科舉考場）得一方席位，卻因窮困潦倒，被官員們當做難民一樣拒之門外。”
即使對於社會階層最頂端的皇帝們來說，也是艱難之世。理論上來說，不斷增長的人口對於統治者大有益處—更多的人上交賦稅，更多的士兵可以徵募—但是實際情況卻沒有那麼簡單。被逼到無以為繼的時候，飢餓的農民們可能就會起來反抗，而積怨已久、難以駕馭的顯貴們經常會和這些農民達成一致。（長久以來中國形成了這樣的特殊傳統，失敗的官員若不能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便會以叛亂者的身份重新出現。）
這些問題自從王權出現就一直存在，幾乎和王權一樣古老，而大部分16世紀的君主們也選擇以老辦法來應對，那就是中央集權和對外擴張。日本可能是一個最為極端的例子。日本的政治權威在15世紀徹底崩潰，村莊、寺廟，甚至單個城市街區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並僱傭暴徒來保衛自己的政權或者搶奪相鄰地方。
到16世紀，人口的增長引發了對資源的激烈爭奪，在眾多的小領主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大的領主。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生產的槍支被運送到日本（比葡萄牙人遠渡重洋而來要早一個世紀），而到16世紀60年代的時候，日本的手工業者們已經可以製造出高級的滑膛槍，幫助大領主們擴張。1582年，一位叫作豐臣秀吉的首領統一了幾乎整個日本群島，成為幕府將軍。
豐臣秀吉成功說服了他爭論不休的同胞們將他們的武器統一上交，並承諾將會把這些武器熔鑄成釘子與螺絲，以此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其高度幾乎是美國自由女神像的兩倍。他解釋說，這“不僅有益今生，更能造福於身後”。（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卻不為豐臣秀吉的話所動，在他看來，豐臣秀吉“詭詐狡猾難以想象”，“竟然以宗教獻身為藉口來剝奪人們的武裝”。）
不管豐臣秀吉的意圖是什麼，解除民眾的武裝確實是邁向中央集權政府的一大進步，極大地減輕了清點人口、測量土地、徵收賦稅與分派兵役的工作量。1587年，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豐臣秀吉表示軍事擴張是解決他所有難題的辦法，並決定入侵中國。5年後他的軍隊—可能有25萬之眾，全部武裝有最新的滑膛槍—在朝鮮登陸，並清除了之前的一切阻礙。
他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中華帝國：歷任統治者們在擴張的優缺點上意見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明朝皇帝，正如日本的豐臣秀吉一樣，試圖全面整頓帝國搖搖欲墜的財政，並對外擴張。他們制定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試圖釐清每人應繳什麼樣的稅，將複雜的徭役和田賦改為簡單的銀兩賦稅。但是，絕大多數政府官員卻並不贊成。他們指出，數百年的傳統顯示理想的君主應該安靜地（而且要不那麼奢侈地）坐在權力的中央，作為道德的典範來引領民眾。理想的君主不會主動挑起戰爭，當然也不會從地主紳士階層抽取賦稅，獲得錢財，因為這些正是官僚們出身的家庭。人口普查與稅務登記是豐臣秀吉的驕傲所在，在這裡卻可以被完全忽略。所以，如果長江流域的某個縣城在1492年上報的人口數量和8年前調查的一樣，又會怎樣呢？學者們堅持說，不管它有沒有對人口進行普查，這樣的王朝可以延續一萬年。
激進的皇帝們則陷在官僚體系的沼澤中艱難掙扎。有些時候結果頗具喜劇性，例如1517年明朝的正德皇帝堅持要對蒙古發動戰爭，但守衛長城的官員拒絕打開城門讓其通過，理由是皇帝應該待在皇城北京。有些時候，事情卻遠不是有趣可以形容。
1954年黑澤明執導的日本電影《七武士》劇照
這些是黑澤明的經典小說《七武士》（1954）的背景，或者——考慮到一定程度上歷史地理變動的情況——約翰·斯特奇斯改編導演的幾近經典的《七俠蕩寇志》。的，如正德皇帝因為頑固守舊而杖責其宰相，在這一過程中還處死了一些人。
皇帝們很少有正德這樣的精力來整治政府和土地賦稅，大部分人只是任由賬簿慢慢腐爛。因為國庫空虛，他們停止了軍隊的軍餉供給（1569年，當時的兵部侍郎承認他只能找到花名冊上1/4的士兵）。畢竟，賄賂蒙古人比和他們打仗要便宜得多。
皇帝們還停止了對海軍軍費的撥付，即使這些海軍要承擔鎮壓沿海黑市貿易這樣的重任。自從14世紀明朝洪武皇帝禁止私人海上貿易以後，這一地下黑市就逐漸發展起來。沿着中國海岸線從南向北，中國、日本、葡萄牙的走私者們經營着利潤豐厚的生意，購買最先進的滑膛槍並逐漸變成海盜，而且他們在武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了那些攔截他們的海岸巡防軍隊。也許這些海岸巡邏隊並沒有真的試圖攔截，因為來自走私者們的回扣是他們主要的額外收益。
中國的海防越來越類似於那些像《火線》這樣的警匪電視劇，金錢交易的流動，逐漸混淆了暴力罪犯、地方名流和腐敗官員間的界限。一位正直而天真的政府官員曾經真的遵循法律處決了一個走私團伙，儘管這些人中的一個是一位法官的叔叔。然後有人動用了關係，這名官員被解除了官職，後來他在皇帝宣布通緝他時選擇了自殺。
在16世紀50年代，政府實際上喪失了對海岸防線的控制。走私者們成了海盜王，控制了20個城市，甚至揚言要搶掠位於南京的皇陵，最終由一群政治精明而且廉潔的官員將其打敗。改革者們利用一支由3 000名火槍手組成的秘密軍隊（因其統帥戚繼光而被稱為“戚家軍”，是那些常勝軍隊中最有名的一支）打了一場戰爭。這支軍隊有時是由政府提供資金，有時卻得到不到政府的資助，而是由一位揚州知府向當地富戶徵收額外稅款並暗地裡提供給他們。戚繼光領導的戚家軍表明，只要有足夠的決心，大明帝國還是可以擊敗挑戰者的，而他們抗倭的成功也開啟了一個（短暫的）改革時代。戚繼光後來被調派戍守北方，在此期間他改進了長城的邊防，建造了敵樓，在敵樓之間調派了訓練有素的火槍手，像一個世紀前匈牙利人在與奧斯曼大帝的戰爭中使用的車輪堡那樣將火炮架到馬車上。
張居正畫像
16世紀70年代，中國歷史上最能幹但又頗具爭議的宰相張居正改革了稅收制度，收清了所有的欠賬，並改革軍隊使之更現代化。他提拔了許多能幹的年輕將領，比如戚繼光，並親自監督年幼的萬曆皇帝的教育。國庫重新充實了，軍隊也再一次振興，但是在1582年張居正死後官僚體系再一次反擊。張居正死後遭到了貶黜，他派系下的官員也都被解除了官職，值得尊敬的抗倭英雄戚繼光死時孤獨一人，一貧如洗，就連他的妻子也拋棄了他。
自從能幹的首輔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在每件政務上都備受挫折，最終失去了耐心，在1589年開始了罷工。他退縮到一個自我放縱的世界中，在服裝上大肆揮霍，變得大腹便便以至於需要有人在旁攙扶才能站起來。其間有25年他都拒絕上朝，留下一幫大臣們對着空空的寶座叩頭。這期間沒有任何政策得到執行與實施，沒有任何官員得到任用與提拔。1612年時大明帝國中一半的官位都無人擔當，朝堂之上未辦理的案件已經積壓數年之久。
因此，當豐臣秀吉於1592年出征時他期待着輕輕鬆鬆就能勝利就毫不奇怪了。但是不知是因為豐臣秀吉犯了錯誤，還是因為朝鮮海軍的改革，還是中國軍隊（尤其是戚繼光創建的炮兵）表現得異常勇猛，日本軍隊陷入了困境，裹足不前。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如果豐臣秀吉沒有在1598年死掉的話他可能還是會征服中國，但是實際情況是，豐臣秀吉手下的將領們立刻重新考慮了擴張的計劃，他們放棄了對朝鮮的征服，很快退回到日本國內處理更為嚴重的內部爭鬥問題。萬曆和他的政府官僚們也恢復了無所作為的糟糕狀態。
在1600年以後，東方核心地區的強國們默認了官僚們意見的正確性：中央集權和對外擴張並不能解決它們的問題。邊境草原部落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大挑戰，歐洲海盜或者貿易者們在東南亞地區仍然不斷製造各種麻煩，但是日本受到的威脅卻如此之少——單就世界的歷史而言——以至於它實際上完全停止了火藥槍支的使用，那些熟練的制槍工匠們又回到以前，開始製造刀劍（謝天謝地，不是犁頭）。但是，在西方卻沒有國家能夠有幸這樣。
（摘自《西方將主宰多久》，作者：[美]伊恩·莫里斯，譯者：錢峰，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