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西方記者為中共提供的巨大宣傳和影響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12日14:46:4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斯諾、史沫特萊賺紅色稿費生活富足 《動向》2014-09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乃中共功臣，一本《西行漫記》為中共召喚來“三八式”延安一代。不過，他可不是純粹“友情合作”，乃是站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斯諾長期駐華，到處採訪，在此期間他結了婚，別忘了一切都需要錢的。沒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革命感情可是撐不起來也無法持續的。而支撐埃德加·斯諾的紅色熱情，當然都來自他的文字——稿費。斯諾對中共革命的支持竟然很賺錢，有損“革命友人”的高尚，中共一向諱莫如深，本人這篇拙稿國內版“旅行”了好幾家刊物，均遭拒絕，說是“怕惹事”。 “紅色”稿件能掙巨額稿費 一九三三年，斯諾新婚，急需用錢，寫了一篇《西方國家威望的衰落》（二千五百字），呼籲西方列強放棄對東方的征服政策，投給全球稿費最高的美國《星期六晚郵報》，得稿費七百五十美元。接到這張前所未有的大額支票，青年斯諾夫婦都不相信—— “這張支票是七點五元，還是七十元，還是怎麼的？決不可能是七百五十元——一定是打字打錯了。我們像捧着聖盤一樣帶着這張小小的紙片，爬上黃包車，出發去銀行，抱着試探的態度拿出支票，好像我們接受了小偷和走私犯的贓物一樣。出納員畢恭畢敬地看了看支票，告訴我們極好的匯率，並把那筆款記入我們的帳戶。這七百五十美元，相當於中國銀洋四千元。我們靠這筆錢可以生活一年多——過得也可以相當豪華。”（海倫·斯諾《我在中國的歲月》，頁124—25） 此後十五年，《星期六晚郵報》向斯諾支付了約二十五萬美元的各種費用，使他得以走遍全球每一角落。（埃德加·斯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頁43—44）二十五萬美元以一美元兌換五點三三銀洋，值一百三十三點二五萬銀洋，再以一銀洋折合今人民幣五十元，就是六千六百六十二點五萬人民幣，年均逾四百四十四萬！今天有幾位中外記者能賺到這個數？ 一九三六年春，美國統一報業集團倒閉，移居北平整整三年的斯諾夫婦失去該報駐北平記者的工作。但斯諾夫婦並不着急，斯諾一邊兼任燕京大學講師，一邊為《星期六晚郵報》等美國大報撰稿，仍能維持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 不光文章能掙巨額稿費，其拍攝的照片也售價不菲。一九三六年，斯諾在延安窯洞前為毛澤東拍的那張“標準像”，尚未發福的毛澤東戴着一頂紅軍八角帽。這張相片，不僅影響極大，也是斯諾所得稿費最大的一張，蘇聯政府旋以四千美元買下，成為第三國際中共代表團辦公室的大幅彩色領袖像。（《我的一生——師哲自述》，頁86）斯諾在陝北蘇區拍的其他照片也給他帶來豐厚收入，歐美多家媒體向他高價索購蘇區圖片。美國《生活》（Life）周刊雜誌用一千美元購得蘇區照片七十五張。（斯諾：《紅色中華散記》，頁3） 《西行漫記》對中共的宣傳作用 直到一九五○年代麥卡錫時期，埃德加·斯諾為《星期六晚郵報》撰稿前後長達十五年，報社一直以高價購稿。因為，只要該報封面上出現埃德加·斯諾的名字，報亭的銷量就會驟增。一九三七年，美國《生活》周刊雜誌買了斯諾的七十三幅照片，《亞洲》雜誌買了兩幅，每幅照片支付五十金幣。斯諾絕對身列高薪階層，興趣、職業與收入高度統一，他越干越歡實。相比之下，埃德加·斯諾所出的第一本書《遠東前線》，僅獲幾百美元。（海倫·斯諾《我在中國的歲月》，頁126，238，127） 依靠雄厚經濟基礎，斯諾隨心所欲地到處跑，走一路寫一路，每次旅行又都變出甚受歡迎的稿件與十分可愛的美元。 影響巨大的《西行漫記》（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也是美元的催生之物。一九三四年，一位美國出版商找到斯諾，請他寫一本有關中國紅軍的書，簽訂了合同。但採訪西北地界的紅軍並不容易，國共尚在交戰，斯諾很難進入紅區，接近兩年期滿，斯諾仍一籌莫展。一九三六年五月，斯諾突然得到消息：紅軍與東北軍秘密休戰，採訪或有可能。他這才輾轉進入陝北紅區，並請燕京生黃華為翻譯。（劉守華《斯諾夫婦與紅色中國檔案》，載《檔案春秋》二○○七年第十期，頁4） 《西行漫記》不僅動員了大批城市知青奔赴延安，起了中共很難起到的宣傳作用，使中共迅速壯大，形成其後與國民黨逐鹿中原的基幹力量——延安一代，還深刻影響西方各界對中共的認識，尤其美國人對中共的認識，這本書連羅斯福都看了。 斯諾前妻海倫·斯諾寫道： 埃德的報告甚至影響到了“劇中人”——共產黨人本身，提高了他們的自我形象，尤其使他們首次認識到，所有的“帝國主義者”並非一丘之貉，他們有可能同一方打交道而反對另一方，特別是要同美國人打交道，更要同美國的人民打交道。（海倫·斯諾：《我在中國的歲月》，頁218） 《西行漫記》也使斯諾發了一筆小財，他用版稅在美國康乃狄格州門格爾鎮買下一幢小木屋，一九四九年他與海倫·斯諾離婚，海倫在這幢小木屋裡度過近半個世紀的餘生。 歐美激進左派誤人誤己 另一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萊女士（Agnes Smedley，一八九二—一九五○），也是靠版稅稿費維持生計。一九三六年，她與德國《法蘭克福報》合作關係中斷，一段時間靠其著《大地的女兒》版稅維持生活。（張功臣：《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一八四○—一九四九）》，頁220、219）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共地下黨連遭破壞，經濟陷於絕境，史沫特萊主動拿出四萬美金，幫助中共渡過難關。史沫特萊還為營救丁玲出力。西安事變時，史沫特萊在西安用中文高呼“打倒蔣介石”，協助西安電台對外廣播。（朱正明《早期延安雜憶》，載《傳記文學》（北京）一九九三年一期，頁107、215） 經濟是一切文化活動的基礎，長期不算經濟賬是不行的，否則無法維持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熱情”。 相當意義上，西方新聞界及西方公眾對中共紅色革命的好奇，無意中用金錢為中共提供了免費的老外新聞隊伍——編外第五縱隊。 國際共運史上，一批歐美激進左派老外推波助瀾，作用巨大，不僅迷惑了眾多歐亞落後國家的知青，回過身還誤導歐美朝野輿論。這批歐美左翼記者、作家，以中立身份報道“事實”，向西方“放送”貌似中立的客觀報道，深刻影響歐美政府的政策走向，起着各國土共無法伸達的作用，極大推助了全球赤潮的涌漲，尤其使所在國赤色運動一路走高。 截至一九三七年五月，先後八名西方人進入陝北蘇區，其中五名是新聞記者。抗戰爆發後，前往延安的老外更多了。一九四二年，路易·艾黎向中共捐出母親一萬美元養老金。中共延安十年，來了五六十名老外，有記者、作家、醫生、技術員、軍事顧問、學生領袖。一九四七年，美國小伙子李敦白步行三十天到達延安，農場專家恩斯特也來了，胡宗南進攻延安，兩人都隨共軍進山打游擊。就社會影響，以美國新聞記者、作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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