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都在此一顯身手，所有後來的社會主義流派都為此滔滔不絕地辯論、誤導，都以此指導、修正、影響自己的實踐。其中最主要、最有影響的見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流派，特別是在中文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巴黎公社的見解是唯一的話語源。可以說，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場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政治理論。今天，在蘇聯解體和中國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可以對馬克思主義的“巴黎公社原則”等作出一個基本判斷了。

在1871年4-5月寫於倫敦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歡呼道：“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 醒了。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麼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麼呢？/中央委員會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寫道：‘巴黎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權利。’/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馬克思致函庫格曼：“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他們的‘仁慈’。當維努亞和隨後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反動部隊逃出巴黎的時候，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意開始內戰，好象那邪惡的侏儒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時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1]

馬克思的論斷，主要是基於豐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論點，與事實不符，[2]有必要先簡單敘述公社的成立過程。[3]

導致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在1870年7月由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挑起的普法戰爭中的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拿破崙三世投降，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全國選舉（男子普選）後，由共和派和奧爾良保守派組成新的"國防政府"，梯也爾成為臨時政府的首腦。但普魯士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事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別是下層市民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在普選後比較明確的要求是巴黎應該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產生的議會，享有與其它法國城鎮同樣的權利，而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於對激進平民的擔心而拒絕。同時，大量湧入巴黎的窮人開始把自己的經濟地位與法國的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產生了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方式來管理國家經濟的願望。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願望變成了朦朧的社會主義理想。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臨時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停戰協定里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普魯士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占領，有數萬巴黎市民組成“國民自衛隊”以保衛城市。特別是巴黎下層民眾無所畏懼，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衝突中血戰到底。自衛隊選舉了他們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包括共和主義者雅各賓派、布朗基激進革命派和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派等。他們對外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對內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復辟，對抗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制的多數黨的選舉。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協助，國民自衛隊已經設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馬特爾高地。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老練的首相俾斯麥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說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並不過分not so unreasonable”[4]，很快便撤離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靜觀，同時保護逃到凡爾賽的梯也爾臨時政府。法國首都出現了權力真空後，中央委員會的權威穩定地增長，梯也爾害怕中央委員會形成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感到再也不能允許中央委員會自由支配那4百多門大炮。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政府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政府軍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阻止士兵的國民自衛隊和當地的男女老幼共同處決了政府軍軍官。政府軍的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並迅速擴大，梯也爾只好命令軍隊、警察以及各級文職行政人員們立即撤退巴黎。

3月18日，公社還沒有誕生，馬克思說“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 醒了”是自己的“創作”，但人們把這一天作為巴黎公社歷史的開端。作為巴黎唯一的權力機構，國民自衛隊中央委員會立即組織了3月26日舉行的巴黎“議會”的選舉。馬克思說教“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批判巴黎民眾“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又說“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把公社的現實和理想變為一種馬基雅維里式的政治計謀，貶低了公社的意義。

90名當選的“議員”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員和專業人員（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蒲魯東派），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機構，更接近馬克思術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有64人就任議員，加上4月16日補選的17人，共有81名議員。其中18人來自中產階級、約30人來自專業階層（主要是共和派的報紙記者）、35人來自體力勞動階層。議會中有19人來自中央委員會，最有能力、熱情、經驗和影響，其中有7人屬於雅各賓派、4人屬於布朗基派、3人屬於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他們的職業為：6名技術員、6名工人、3名商人、2名專業人員。[5]巴黎公社於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公社議會脫離關係。

以“祖國在危機中！”[6]為旗號的布朗基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總主教達爾博伊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梯也爾斷然拒絕。布朗基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未來最理想的社會，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兩大障礙，而掃除愚昧靠教育，掃除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必須依靠少數革命家的密謀和暴動。如果沒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變為第二個“為平等而密謀”的巴貝夫，不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雖然馬克思、恩格斯處於競爭意識竭力詆毀布朗基，稱“階級專政優於革命家專政”，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實行得人道、公正的話，正是布朗基主義的實踐。

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為自己思想的社會實驗室，以他主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型和將來社會的雛形來歌頌、判斷它，但他本人遠離歐洲大陸，並沒有把握巴黎的實情。《法蘭西內戰》的書名本身就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悲劇的偏見定義。十年後，馬克思與流亡的公社成員們發生分歧，指責公社的絕大多數成員不是社會主義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政府的嘗試。[7]

不幸的是，馬克思的誤判被後來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日於倫敦發揮道：“公社委員分為多數和少數兩派：多數派是布朗基派，他們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裡也占統治地位；少數派是國際工人協會會員，他們多半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信徒。那裡，絕大多數的布朗基派不過憑着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能才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只有少數人通過熟悉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瓦揚，比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聖，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首先就要把全部權力最嚴格地、獨斷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數的公社，在實際上是怎樣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國人發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們把法國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自由的聯邦，一個第一次真正由國民自己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 [8]

“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沒有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搶劫）銀行的資產，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出來的巴黎公社“教訓”。但是，巴黎公社不是為了奪取法國的國家政權而成立的，它不可能為了奪取國家權力而發動內戰。沒收了銀行的公社怎麼可能向所有法國的城鎮呼籲建立自治的聯邦呢？公社議員為避免譴責而全體一致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正好說明公社為了捍衛自由、自製的高貴原則不惜犧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鎮或區域革命都以沒收（搶劫）銀行開始，革命不就成為犯罪的同義詞了嗎？什麼樣的人會參加或抵抗這樣的革命呢？據從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Pembroke Fetridge於同年8月在巴黎寫出的歷史中記載，有5百士兵的政府軍第12連隊當時一直沒有離開巴黎、守衛着法國銀行。[9]只是到了最後，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銀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條件下，半強制地取出70萬法郎支付國民衛隊的薪水。[10]其實，公社的領導人都知道，在凡爾賽政府和德國的雙重軍事包圍中，沒有法國其他城鎮、鄉村的支持，他們的命運是註定了的，不可能像遠離巴黎的馬克思和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那樣異想天開地奪取全國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價值，值得各種類型、規模（而不限於爭奪國家政權的戰爭）、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抵抗運動（從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到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西方的各種反戰運動等）借鑑，正是因為他們要求的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天賦”社會權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壓制、欺騙別人的政治權力。

恩格斯論斷到：“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他馬上轉換話題，利用巴黎公社為自己的打算開路：“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1]恩格斯在這裡為了與社會民主黨人論戰，提出了馬克思沒有明確指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與巴黎公社的實際的社會政策和性質相離甚遠。

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內採用了從前被廢棄的法蘭西共和國曆，並採用象徵社會主義的紅旗以及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為自己的象徵標誌，恢復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曲》為國歌。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的不錯；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致，傾向於建立一個進步的、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們包括：

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產變為公共財產，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費里法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必須在夜間向公眾政治會議開放，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免費提供教育和技術培訓。

一些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繼續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張。例如，4月11日創建的“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爭只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實現，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廢除妓女、關閉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隊，失敗後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亞，象徵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12]

免除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廢除數以百計的巴黎麵包店夜班，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將來業主可以接受補償)，等。

公社議會也完全支持國際主義，認為紀念拿破崙一世勝利的旺多姆圓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將其拉倒。

對於常備軍（以及徵兵制）和警察的廢除，符合安那祺主義的團體及個人之間的自由聯合的社會理想。不過，在公社的特殊情況下，主要是因為國民自衛隊同時負起了軍隊（對外）和公安（對內）的職責，廢除常備軍更具有呼籲法國別的城鎮聯合對抗臨時政府軍隊的含義。對於廢除官僚制度，特別是官員的高薪，也更具有臨時的戰爭措施性質。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馬克思主義流派所稱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隊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千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則”並不確切。當時一個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5法郎（沒有參加戰鬥的自衛隊員一天拿2.5法郎），一年（工作3百天）是1,500法郎左右，而一個煙草工廠經理的年薪是4千法郎，他的助手是2,800法郎。現在，實際上與國家權力結合的私營企業的官僚的高薪才是問題的關鍵， 靠選舉上台的政治官員在任職期間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極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後去私營企業任職謀取高薪。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非常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不是“代議”，而是被委任（隨時可以被選舉人撤換）來同時擔任立法、行政（特別是軍事行動）和司法的職能。這樣的制度正是基於自由聯合的安那祺主義的社會組織模式，特別適合於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種社會關係。各地區議會和大量的在圍城期間為滿足社區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小賣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當地居民的要求、指導之下直接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與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條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員們更加激進，不管他們屬於布朗基主義、蒲魯東主義、第一國際的社會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在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員工自製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中，我們到處可見安那祺主義的主動自發的、直接的社會民主實踐。為什麼馬克思等人就看不見呢？

不過，在國家政權以及整個統治階級逃出巴黎的情況下，至少還可以實施已經大為折扣的“普選”[13]、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90位被選舉的委員中，有16位溫和派人士拒絕就任。公社4月16日馬上進行補選，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權者投票[14]）。但在恩格斯“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的列寧，發揮得更偏離巴黎公社的實踐。在《國家與革命》[15]中，列寧抨擊到：“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為所謂‘自己的’，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但巴黎公社的意義不在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俄羅斯政治家列寧最關心的“具體政治問題”，安那祺主義當然沒有興趣為此杜撰出“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雖然列寧也談到“儘管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分成許多宗派，公社還是一個光輝的典範，它說明無產階級能夠怎樣同心協力地實現資產階級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務。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沒有經過任何特別複雜的立法手續，就切切實實地實行了社會制度的民主化，廢除了官僚制度，實行了官吏由人民選舉的制度。”他卻設定與巴黎公社無關的答案：“把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互相矛盾的任務結合起來，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致命錯誤。”“兩個錯誤葬送了光輝的勝利果實。無產階級在中途停了下來，沒有‘剝奪剝奪者’，而一味幻想在國內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使全國團結起來完成全民族的任務；沒有奪取像銀行這樣的機構；蒲魯東主義者關於‘公平交換’等等的理論還在社會主義者中占統治地位。第二個錯誤是無產階級過於寬大。本來應當消滅自己的敵人，但是它竭力從精神上去感化他們。它貶低了國內戰爭中純軍事行動的意義，沒有向凡爾賽堅決進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徹底的勝利。”而俄國“社會民主黨能夠打破年輕的無產階級所抱的‘全民族的’和‘愛國主義的’幻想，在社會民主黨直接參加下迫使沙皇發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詔書之後，無產階級就鼓足幹勁着手準備革命的下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武裝起義。無產階級拋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階級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眾性組織工兵代表蘇維埃等等的手中。儘管俄國革命面臨的目的和任務與1871年法國革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俄國無產階級還是採取了巴黎公社首先運用的鬥爭方式——國內戰爭。” 這是對千方百計避免內戰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國民自衛隊先於4月2日與凡爾賽政府的常規軍的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但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內戰。抵抗與求生變成了公社領導層首要的考慮，他們要把國民自衛隊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里昂和馬賽等城鎮的公社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而法國外省及鄉下對於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保守態度，不予支持。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議會的一個分支贏得了一場選舉，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與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機構同名。從理論上來說它的權力非常大，但實際上巴黎公社的民眾無法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員會”幾乎沒有發揮作用。

從4月到5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達到13萬人[16]，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隊趕回城裡。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占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在那裡他們受到了那些沒有逃離巴黎的中上層市民們的歡迎。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而公社沒有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 5月23日，政府軍通過普魯士軍隊的防線攻陷蒙馬特爾高地。當天晚上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下令縱火燒毀巴黎，被燒毀的建築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王宮和與其相連的盧浮宮（部分被毀）、法國參議院、內政部、財政部、司法部、巴黎市政廳等。6名人質（包括達爾博伊總主教）於5月24日在監獄被槍決。

在進攻中，曾經拿過槍的公社戰俘，或者被懷疑為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政府軍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在最後的流血周及隨後的凡爾賽軍的大處決中，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最後的巷戰。到5月27日，只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數千名政府軍圍攻並屠殺了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甫公墓的最後2百名公社戰士。戰鬥到5月28日全部結束。

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成千上萬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另外還有將近幾萬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附圖公社囚犯被送往凡爾賽，來自一本當時的雜誌）。在流血周期間有15083人正式被捕[17]，但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確的數字，估計從1萬到5萬人。據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附圖）。記者Edmond de Goncourt三天之後寫道：“血腥鎮壓非常徹底，象這樣殺死所有敢於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將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舊社會至少為自己又爭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18]1872年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革命組織產生的可能，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達五年。對於被監禁、流放的公社社員，法國政府直到1880年才實行了大赦。

數千名巴黎公社成員（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者）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公社失敗後才馳名歷史的歐仁•鮑狄埃（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鮑狄埃出身於巴黎的一個工人家庭，曾參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後當選為公社議員。公社失敗後，他躲藏在閣樓中寫出《國際歌》的歌詞，表達了公社為之奮鬥的理想和激情。我們都很熟悉的蕭三譯文，但只有第一、二、六段，這裡錄出第三段：“壓迫的國家、空洞的法律，苛捐雜稅榨窮苦；富人無義務獨逍遙。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受夠了護佑下的沉淪。平等需要新的法律，上寫：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同樣地，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第四段：“礦井和鐵路的帝王，在神壇上奇醜無比。他們除了勞動，還搶奪過什麼呢？在他們的保險箱裡，勞動的創造一無所有！從剝削者的手裡，他們只是討回血債。”第五段：“國王用煙霧來迷惑我們，我們要聯合向暴君開戰。讓戰士們在軍隊裡罷工，停止鎮壓，離開暴力機器。如果他們執迷不悟，讓我們英勇犧牲；他們將會知道我們的子彈，會射向我們自己的將軍。”[19]

巴黎公社的悲劇，對於法國和歐洲都提供了沉重的直接歷史教訓。法國由此告別了內戰性質的革命，包括力圖“重建公社”的布朗基派也承認、參與以普選為標誌的共和體制內運作（布朗基1879年4月在獄中被選為法國議會議員）。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和主力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的高足考茨基（被列寧冤枉地罵為“叛徒”）等理論家的影響下，始終避免與施行了普選的國家權力作正面的戰鬥。即使從政治層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敗的德國建立的魏瑪共和國體制遠比本來屬於戰勝國的俄國在戰後的內戰和饑荒更人道、民主、自由。1921年3月18日，通過解散制憲會議引發內戰而確立起一黨專政（最壞的“布朗基主義”變種）的布爾什維克，在血腥鎮壓了巴黎公社的繼承者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20]後，集會慶祝巴黎公社50周年。逃亡在彼得堡的安那祺主義戰士柏克曼、古爾德曼不由得質問列寧這個梯也爾的傳人：你有資格譴責（至少靠普選上台的）梯也爾嗎？那些所有號稱“共產黨”的獨裁者（從斯大林到金正日），你們比梯也爾罪惡百倍！

對作為社會解放雛形的巴黎公社，經歷過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萊斯頓市街戰的巴枯寧對結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戰爭爆發時，巴枯寧就判斷普魯士的勝利會把歐洲的社會革命拉向倒退半個世紀。[21]1870年9月28日，以巴枯寧為首的社會革命家們占領里昂的市政廳，宣告成立法國安全委員會並發布條令，希望別的城市的呼應，共同廢除國家，進一步引發德意志境內的革命。類似的起義也發生在馬賽、布萊斯特等城鎮，但都很快被資產階級的地方或政府軍警鎮壓下去了，因為法國廣大的農村和穿軍裝的農民士兵們很容易被政府利用。[22]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寫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會失陷，但他們不會白白消滅。”但是，“與權威共產主義的說教相反，……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們相信只有通過人們自然發生的、持續不斷的大眾、組織和協會的運動，才能達成或帶來革命的完全實現。”[23]正如安那祺主義者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用權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國際一樣，任何從事社會公共事業的個人和組織都不應該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與因為內部糾紛被馬克思解體的第一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24]不同，被國家權力鎮壓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馬克思主義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誠實”、“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過於寬大”等政治“錯誤”，才體現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25]政治上的失敗是暫時的，我們正是通過追求崇高的社會理想的自我犧牲的過程，向人類顯示不同於既往的社會秩序，提升人類的道德水準和文明規範。

巴黎公社的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和基於自由聯合（fedration）的公正、平等社會交換與博愛的方式，是人類永恆的價值，是建立新社會生活的基石。我們在人類歷史的每一次有意義的民眾的自發的社會改進運動（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烏克蘭馬克諾運動、西班牙內戰、芝加哥乾草市場就義、美國民權運動、天安門悲劇、墨西哥原住民起義、世界社會論壇等）中，都看到巴黎公社的光芒。

[趙京，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