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值人民幣，降低房價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多倫多地產 Broker  李 郡

疫情結束後，當今國內正面臨諸多問題，如，企業沒訂單而導致大量人員失業；生活壓力過大，年輕人“躺平“，而不婚，不育；家庭，企業，政府債務過重，危機四伏等等。本人認為解決當前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對外搞好中美關係，對內要適度貶值人民幣。只有適度貶值人民幣，才能降低社會，家庭的運行成本，增強國內企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企業有訂單，更多的人有工作干。輕人有工作，收入高，生活才會輕鬆，才會有歡歌笑語，才會談情說愛，進而結婚生子；最後，貶值人民幣就是貶值房價，不但防止美元外流，還降低房屋持有成本，促進房屋銷售，讓更多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子。這樣降低銀行相關呆賬爛賬，消除金融風險。高房價就是當前的萬惡之源，必須予以解決，解決高房價的好辦法就是適度貶值人民幣，普遍增加工作人員收入。

高價房擠壓實體經濟發展。疫情結束後，與人們期望社會經濟快速復甦相反，大量外資企業和國內私企遷往境外，到東南亞，南亞，和南美等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建廠。這就是產業鏈，供應鏈外遷。有人預測，這將直接導致數以幾千萬級的產業工人失業。這現象表面上看是與疫情相關。實際其內在原因是國內的生產力成本過高造成的。而生產力成本最主要的是房價成本過高。目前國內的沿海發達城市，和外向型經濟較為集中的地區房屋價格已經遠遠高出某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房屋價格。房價高，和房租高就會要求企業員工工資必須高。過高的房價必然抬高企業用工成本，和家庭生活成本，甚至整個社會運行成本。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的房屋價格低，物價低，工資也低，外加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這些對港資，台資，和其它海外資本都有較強的吸引力。之後的30多年裡，中國一直是國外資本的投資主要選擇。但近幾年年來，由於國內越來越高的房屋價格，外加疫情，斷電等不確定因素頻繁發作，導致企業用工成本不斷增高，企業運行風險加劇。這些因素也令許多外資企業開始轉向房價較低，用工成本較低的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國家。有人說，必須通過貶值人民幣，相對降低房價，和普遍增加工作人員收入的辦法是搶回國際訂單的有效辦法。

高價房限制人口自身生產。據國家統計數據，近年來，國內人口數量呈現幾何級數下降，尤其是新出生人口數量大幅度下降。其後果極其嚴重。當下就有很多幼兒園，中小學開始關閉或合併。長遠來說，高房價直接導致人口數量萎縮，和社會倒退。當今社會流行一個新鮮詞，即“躺平”，其表現形式主要為不結婚，不生子。追其原因就是生活壓力，社會壓力太大。這些壓力主要來自房價太高。有人說，目前的高房價既不是客觀的，也不是價值規律所致，而是人為的。是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利用宣傳輿論，利用信息不對稱誤導民眾推高房價所致。一方面房價過高，年輕人買不起；另一方面，大量樓盤閒置和爛尾。大量閒置樓房常年無人居住，形成一片片鬼街鬼巷。大量爛尾樓房不但醜化城市面貌，影響市容。而且還形成巨量銀行呆賬爛賬。致使很多投資人損失巨量錢財。甚至誘發社會群體抗爭事件。大量閒置房屋和年輕人由於買不起房子不結婚，不生子現象並存。因此，有人說，目前的高價房已經限制了當今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如果高價房這問題得不到解決，任其長期化發展，這將對整個民族，整個國家帶有極大殺傷力。再過兩代人，中國人口將不到4億人。估計到那時，房價連“蘿蔔價“都不是了。因此，必須通過增加收入，貶值人民幣，相對降低房價，讓每一個家庭都有可負擔性的房屋。有工作，有房子，生活輕鬆，結婚生子就很自然了。

高價房導致金融風險。當今房市現狀，一方面由於房市供過於求，庫存量過大，導致開放商資金鍊斷裂，新建樓房爛尾，群體抗爭事件迭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過度依賴土地市場，過度依賴地產行業，過度依賴房市。進而形成一個無解的死循環，即，地方政府為解決財政債務問題，明明知道目前房屋市場供過於求，這種現象由過去的“隱形”轉變為現今的“顯性”。靠新聞輿論導向，已無法掩飾。仍然不顧及房市危機現狀，繼續督促地方銀行房貸給城投公司，或地產開發商。房屋開發商拿到資金後，新建一批樓盤後，發現新樓明顯難以售出。再繼續建下去，只能多增加幾條鬼街鬼巷，不但銀行貸款會打水漂，公司的自有資金也會血本無歸。開發商最後權衡利弊，選擇轉走一部分資金跑路。留下爛尾工程給社會，同時留下大筆爛賬呆賬給銀行。這些爛尾工程，和銀行呆賬爛賬都是日後發生大規模群體抗爭事件的潛在因素。而平息打規模群體抗爭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疼的事情，還要耗費大量資金。目前，維穩經費已經超過軍費開資。綜合上述因素，在目前房市狀態下，地方政府應儘快脫離土地財政，改變過去過度依賴開發樓房製造虛假有毒GDP創造政績的做法，這樣才能從源頭上解決當前房市，乃至整個社會危機的根源。

總之，高房價制約社會可持續發展，諸如，高房價擠壓實體經濟，高房價限制人口自然增長；高房價誘發金融危機等等。問題如此嚴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其答案就是，適度貶值人民幣，和調整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因為貶值人民幣和增加民眾收入就是相對貶值房價。就是在降低家庭和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從而增強整個國家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疫情結束之後，國內大量企業在國際市場拿不到訂單，這當然存在其它因素。但人民幣對美元和其它國家匯率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匯率太高，人民幣太強勢，就會減弱國內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訂單就會流入越南等勞動力價格低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增加收入適度貶值人民幣，間接貶值房價可以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這樣年輕人就不再“躺平“，也不再望婚生畏。一旦年輕人都感覺工作有盼頭，生活輕鬆有前景，自然就會結婚，生子。人口持續萎縮現象就會得到解決。最後，繼續堅持”房住不炒“，通過普遍增加工作人員收入的前提下，適度貶值人民幣，最終實現房屋價格普遍下降，為大眾所接受。這樣，大量房屋庫存積壓，大量爛尾樓，鬼街鬼巷都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繁榮街面。這樣也只有這樣，才是民眾所期望的和諧社會，才是孕育文明社會，才是公平正義社會，更是充滿希望的國家（本文應北美財經中國經濟欄目約稿而寫，純屬學術探討，本人不持任何政治立場，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