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ron小時候的家離長寧區少年宮不遠，就在馬路斜對面的愚園路1203弄2號（解放前的門牌號碼是峨嵋月路2號，一個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路名）。這同樣是一座很大的花園洋房。據我考證，它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前身——豐田紡機大老闆的大宅。這是一棟西洋化的二層日式建築，南北室內走廊，帶有很大一個花園，院子裡有一座獨立的二層車庫樓，有一座高聳的水塔和一間鍋爐房。其院子之大大概可以停放十幾輛大巴士。

記得花園裡有一大片香樟樹林和一個很大的草坪，草坪中央有一叢直徑約2～3米球形的貼梗海棠。每到春天，緋紅的海棠花朵開滿枝頭，無數蜜蜂在花叢中飛舞……母親每年都要剪幾枝插在桌子上的玻璃花瓶里，成為家裡的報春花。

我在這座花園洋房裡生活了二十多年，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都是在這座大院裡度過的。

花園裡春天有蜜蜂、蝴蝶；夏天有知了、天牛；秋天有蟋蟀、金鈴子；冬天可以堆雪人……

幸運的是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我和弟弟們有自己的大花園可以玩耍，不必出院子和社會上的不良青少年混在一起，免了父母許多擔心。

記得80年代初，Aaron還在讀大學的時候，當時剛退休的日本豐田汽車原董事長豐田英二先生還特地找到這座大宅，追尋他童年時代的舊夢。後來我讀過他的回憶錄，豐田英二先生在書中說：這裡原來是他大伯的家，也就是在這裡，他平生第一次看見小汽車，而後來他居然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公司的董事長，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解放後，愚園路上的許多房子都被收為國有，然後又根據一定級別和規定分配給國家幹部和無房戶居住。像我小時候居住的愚園路1203弄2號，就先後住過三位市局級領導。最後一位叫魯紀華，生前是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據說還是寶鋼最早的建設總指揮，好像是副部級幹部。作為同住一個院子的鄰居，大家都感覺魯紀華為人很和藹，非常平易近人。他們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子女都插隊落戶到外地去了。文革後，魯紀華恢復工作以後沒有多久死於肝病。追悼會那天，幾乎所有的鄰居都拿着市政府發出的治喪委員會的請假信到單位、學校請公假一天參加追悼會，那是我親眼見過的規模最大追悼會，數不清的花圈疊成三層，像一面牆似的從龍華火葬場的悼念大廳一直排到漕溪北路上。

90年代，由於長寧區政府想造一個幹部子弟小學，看中了我們的大花園做小學操場，於是有人腦袋一拍，就把這棟保存完好，極有保護價值的歷史建築給拆了，只留下一對大門的柱子和一小段圍牆作為了歷史的見證。

如果放到現在，根據現在的法律，這棟房子肯定會被作為優秀歷史建築給保留下來，可是在當時，區里幾個領導一拍腦袋，不管別人怎樣解釋和勸說都不行，堅決要拆。以至於魯紀華的愛人，一位三八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憤怒地指着那位主管教育的女副區長的鼻子說道：誰敢拆我房子的圍牆，我就用機關槍掃誰。雖然當時鎮住了所有在場的領導，房子也拖了幾年沒有被拆掉。可是，當魯紀華的愛人一死，這座見證過上海近代歷史的優秀建築還是被無情地從愚園路上永遠抹掉了。

有一種說法，房子住久了就會成為一個人生命的一部分，我非常贊同這種說法。只要房子還在，那部分生命也就存在。當房子被強行拆掉的時候，曾經的一段生活也就被無情地抹去了，生命中的某些東西從此就消失了。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這樣事情在這座城市裡似乎每天都在發生，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也許要過很多年以後，回過頭來看上海城市建設和城市改造的軌跡，那時才會發現為了建設所謂的國際化大都市，上海人民付出的代價也許是太高了。

我經常做夢夢到愚園路的老房子，夢見大花園中的那叢貼梗海棠，夢見那棵高大的榆樹和那片香樟樹林……每次從夢中醒來都會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

我不禁要問：上海，你還有什麼能讓我留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