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微痕----第二十二期 | |
| 送交者: 刚之柔 2010年07月01日01:59:58 于 [焦点房谈]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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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推动改革 促进民主
第22期 （友谊交流，免费赠阅） 2009年5月5日
目 录
彭慕陶、杨枫、周康淮、项锦熙、仉艮山、张清、陈栋基、 唐长春、陈丛林、胡邦秀、叶承榴、李云亮、赵边、石桥 孙志：改革开放30年：解放思想先行者胡耀邦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回眸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起点，胡耀邦就像一颗明星，无私无畏，以改革者的胆识和勇气，光照前程，指引来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有两件大事与胡耀邦有关，一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一是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大事相互关联，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也为改革开放扭转中国命运奠定了基础。 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北京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座深墙大院，灰瓦红柱，万籁俱寂。秋风送来些许凉意，蚊香袅袅的青烟在院中散开，飘散在空气里。胡耀邦一家1984年从富强胡同六号搬到这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话题从日记开始 今年以来，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已从第一线的工作退了下来，开始陆续整理以往工作、家庭的史料，而他在其中也找到了学以致用的乐趣。重拾关于父亲和改革开放的记忆，让这位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拿出搞历史研究的方法。我们的谈话就由此而起。 “我发现您今年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整理1978年的日记。”记者问。“你怎么知道？”胡德平很好奇。“（日记）记得不多，还是不多。”胡德平摇摇头，一脸遗憾。 两年前，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开通。这个面向大众广集史料的网站，由胡耀邦夫人李昭题写网名。时至今日，网站成为汇集普通百姓缅怀胡耀邦文章的一方园地。源源不断的供稿，展示出蕴藏于民间的对一位逝去领导人的无限深情。
《理论动态》搅动政治风云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怀念文章的关键词之一。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两个凡是”的论调在他任职六周前出现于报端。 “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谁料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胡德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中央党校是理论的舞台，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理论动态》，他要把这个刊物办成一所“没有围墙的党校”。而《理论动态》创刊，则是与邓小平官复原职发生在同一周。 胡耀邦亲自为“实践论”文章立题，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7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曾回忆说，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鲜明地支持实践观点，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7月22日 ，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表扬《理论动态》是个好班子，明确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还对胡耀邦说，以后可以多到他那里去。
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普遍认可，带来了思想大解放。据胡德平回忆，1978年11月25日晚 ，胡耀邦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
他决不是针对华国锋本人 “他积极参与阐述，积极组织（真理标准讨论）。他搞真理标准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决不是针对华国锋本人。”胡德平说。胡耀邦与华国锋曾经同在湖南共事，当时在中共湘潭地委搞“四清”。1963年春节前，胡德平就见到过为人忠厚的华国锋，也和他的两个孩子交谈过，“满口的湖南话”。 在胡德平眼里，父亲是一个对待党、国家、人民、家庭、子女，都极为真诚的人。“他教导我们应该诚实，他说别的错误可以原谅，你们不诚实，说假话，万万不能原谅。”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则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胡德平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30年前，父亲在搞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老同志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立场，他的孩子和我比较要好，到富强胡同六号的家里找我，父亲从屋子里跑出来，说：“你别走，你别走，你父亲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对我帮助也很大，什么时候我和你父亲谈谈。”这件事给胡德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许多感念胡耀邦的人，都称他为「恩人」。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为受迫害者带来久违的正义。面对重重阻力，他曾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胡耀邦的家当时住在富强胡同六号，进入这个中组部长的家，不需要特别的通报，门总是很容易被敲开。一些反映情况的人不费什么周折就能递进上访材料。胡德平说，对于这些事情，父亲从不觉得麻烦。 胡德平还记得1977年他从河北干校回家，刚刚担任组织部长的父亲向他了解干部的情况怎么样，受牵连受打击情况有没有解决？他刚好受朋友之托，带来一封乔明甫转给胡耀邦的信件。乔明甫是原中组部副部长，“文革”被打倒，当时还未平反。“父亲说，拿来拿来，他看东西很快的，看完哗哗地批了几个字，说‘我来处理’。”胡德平的表情生动又真诚，脸上泛着几分神气。回忆到这里，他笑了。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惊鸿一瞥，但这三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至深至远。历史无数次证明，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恰恰是那些关键的少数。胡耀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正名吶喊 皆为“光彩” 曾在全国工商联身居高位的胡德平，几年前曾驳斥过民企“原罪论”。他为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和生存环境吶喊，也因此受到诟病，但始终不渝。 九月初，记者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25周年座谈会。邀请人是活动组织者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姜维。姜被誉为「中国私企第一人」，他的营业执照是胡耀邦亲自特批的。 改革开放之初，“全民所有制光彩，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凡此种种的社会舆论阻滞着人们的头脑。1983年8月30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时指出，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
1994年，胡耀邦逝世五周年。刘永好等十位民营企业家，以“光彩”为名，成立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联名倡议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同时用这种形式缅怀胡耀邦。 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企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加。然而，质疑民企财产合法性的原罪论者，上书政府要求清算民营企业家“第一桶金”。“我认为提出原罪是意识形态问题。罪就应该是现罪本罪，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哪有什么罪外之罪的原罪之说呢？”胡德平在被记者问到“原罪”，转而反问道。 胡德平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中央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要把搞加工做实业的八个人抓起来，有螺丝大王、线圈大王、机电大王等。说他们第一桶金不干净，否则怎么能盖那么漂亮的厂房、挣那么多钱？后来，一个跑了，七个被抓。 “这些人就是不明白，人家是搞市场经济、是自力更生，是民间创业，就是因为和原来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不符合，没见过这样生产致富的人，就认为有罪要抓，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1984年温州市委做出决定，这些人全部平反。”“人家是功臣”，胡德平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 政策的反复对于个体也好，对于整个国家也好，都将造成长久的伤害。低调温和的胡德平与“原罪论”高调辩论，执着于为民企正名，这一行为其实都发端于父亲的“光彩”思想，并一脉相承。 胡德平在纪念“光彩”讲话的活动中指出，胡耀邦的“光彩”讲话，引出就业、富民、所有制等价值观的突破和进步，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中日青年联欢影响几代人 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打开国门，外交工作正处于开创新局，中国亟需了解外部世界。1983年11月26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东京的NHK大礼堂对日本青年发表演讲，邀请日本3000青年访华。
“胡耀邦个子不算高，但是讲话非常有劲儿。他在演讲中表示，要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一听这话，我们那个激动呀，现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当年在场的日本青年曾这样回忆。 胡耀邦访日次年，便拉开了“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序幕。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亲自接待了来访的日本青年。“一衣带水”这个词就是从那时开始传播的。 其实在1982年，胡耀邦就多次向全国干部推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后发展的起伏跌宕的百年岁月。胡耀邦提出以日为师，学习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优先、科技创新，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二十五年后，胡德平剖析父亲当年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的心迹，“和他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有关，从搞世界青年联欢节受到的启发。” 胡德平说，父亲上世纪50年代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曾率团去过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他觉得联欢节是中国青年和世界青年交流的宝贵机会，可以互相学习，认识世界。 胡德平还讲述了这样一桩趣事。父亲参加完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到北京，毛主席很兴奋，找父亲谈，“你和外国人接触不紧张啊？上万人大会上，都是外国人，你敢讲话啊？你的讲话鼓掌半小时，你真的讲那么好？”胡耀邦回答：“主席，不是我讲得好，是志愿军打得好。”当时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战呼声高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把美国赶回“三八线”。胡耀邦那次演讲全场沸腾，起立为他鼓掌半小时。那一次经历，深得毛主席赞赏。于是，胡耀邦从经验而来，找到了通过青年交流加强中日关系的这条道路。 “改革开放需要与世界的交往，他是很开放的。”胡德平说。 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各位会长、理事： 说实话，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给你们写这封信我有点犹豫，大家都是熟人、朋友、同仁，话说轻说重了都不是，但是兹事体大，据我所知，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界评奖没有原则，已成痼疾，不能不说。 前不久我接到学会的电话通知，说我1993年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经专家评选，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篇优秀报告文学奖，不久将会在《文艺报》上公布获奖名单。我得知，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规模宏大，涵盖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国大陆发表的所有报告文学，获奖的三十篇报告文学代表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 同时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这次评奖之列。因此我有疑问：如果剔除了刘宾雁、苏晓康，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和真实、客观的吗？获奖作品能代表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吗？这不是买椟还珠？ 请看刘宾雁的作品：《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 再看苏晓康的作品：《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路》《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 至今我们都很难忘记这些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的盛况。无论是从影响力而言，还是从文体的开创性而言，即对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贡献而言，当下获奖的同时期作家没有能超过刘、苏二位的。取消了头马的竞赛有什么意义呢？相信了解这段文学史的作家、评论家会同意我的意见。 我始终以为，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书写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绕不开刘宾雁、苏晓康，他们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意见，九年前两位会长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我就专门致函阐述过。 由于二位主编坚持绕过刘宾雁、苏晓康的“大系”编辑意图，我拒绝了参加“大系”的邀请，并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授权，强行选编出版，将诉诸法律。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困难，这样的编辑意图，用历史的眼光看，“重要作家大系”没有主编声称的那么重要，如果说重要，那也是他们自娱自乐的重要。 事实也证明，“绕开”的选取、编辑的想法和实践，社会传播效果恰好是负面的。 2005年12月6日 ，刘宾雁在美国去世的当天晚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演讲，演讲题目正好是这次获奖报告文学的题目“以人民的名义”，我在课堂上临时更改为纪念刘宾雁的“记者的底色”，向同学们介绍刘宾雁，介绍中国报告文学讲真话的艰难历程。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那天的演讲令我震惊。我现场测验，我的听众——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们不知道“刘宾雁”是谁，更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 “刘宾雁”这个一度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的十六年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功夫，被他的祖国忘记了。事后，我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有一个人，叫“刘宾雁”》。我在文章里说，“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 本来，忝列“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和三十年改革开放报告文学大奖获奖作家名单，应是很高的评价，我应该感到极大的荣幸。但是，摸着良心讲，我实在荣幸不起来。恰恰相反。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不能参加这次评选。这次评选的标准、结果，有违我报告文学创作的主张和价值观、历史观，也有违我之前做出的相关决定。 我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意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诸多好处，譬如名利双收，既有出书稿费、获奖奖金，又能赢得更高的社会声誉；而且包含着某种善意，譬如公正地评价我的报告文学成就。面对善意，我的态度是：坦率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追求虚荣，虚与委蛇只能是亵渎。 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虚与委蛇。我们需要妥协，但是妥协必须有一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妥协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堕入谵妄、虚荣。 这次获奖的《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的责任编辑是刘茵老师。《以人民的名义》写的是一起迫害人民代表的案件，在 1993年第三期《当代》发表后，我面临强大的压力，湖南省委诬陷，某领导批示，全国新闻记协、新闻出版署、团中央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我进行调查。刘茵老师力主召开《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支持我二赴湖南调查，把新闻报道中的“连续报道”样式引进报告文学领域，并于当年发表了续篇。所有经过历历在目。
刘茵 老师也是《刘宾雁自选集》的特约编辑。这本自选集是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可见刘宾雁对刘茵老师的报告文学理念和专业水准的高度认同。她在电话里给我讲述着她与刘宾雁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给人温暖，给人希望。这些故事今天不会有了，是不是永远不会有了？
七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刘茵老师，报告文学学会绝大对数主席、理事，包括我在内，都是那场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当然，我们不能说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风起云涌是一种常态，用纯粹专业的眼光看，还有很多缺陷和瑕疵。报告文学的崛起、勃兴与新闻管制、信息渠道稀少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倡导开放改革，清算专制蒙昧、领袖神话，进入启蒙时期早期——文学社会、文化反思有关。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钳制，一方面是新闻媒体、文学出版，作家、记者在社会关系中的体制性稀缺和强势。 报告文学写作，本质是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应该说是新闻写作的一个变体，只是由于作家的大规模介入，强调文学性、可读性，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覆盖了新闻性、文献性，使这个新闻的变体成为了文学的变体。后果是，今天我们很难把相当部分的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看作是“历史的初稿”。 晚年刘宾雁的写作很谨慎。有人告诉我，他的谨慎甚至有点苛刻。他不认为海外“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却获得了天空”，能够了解大陆中国。 九年前，他读了我的全部作品，给我来信说：“1990年后没有出一本书，只是在积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时致力于谈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力求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50年来的中国，拟透过个人经历与见闻，把中国何以变成今日模样这个故事说上一说。原计划于1999年完成，不幸失败了，正准备重新动笔。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的观察。” 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也有可检讨之处，首先是批判工具的简单化，其次是社会变革制度和文化参照理想化、浪漫化。五四以后，“革命压倒启蒙”（李慎之语），“革命走向极权专制”，战争、革命、运动、动乱，作为长久的思想管制、精神压抑的剧烈反弹，急躁、激进必然是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主要心态和征象，《河殇》走到了极致。 2008年秋天，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森林琥珀颜色的时节，我见到了苏晓康。他带着车祸余生的妻子傅莉一块儿来吃晚饭。他送了我一本书，《离魂历劫自序》，是他台湾媒体专栏文章的结集。对此，苏晓康本人在书中有宿命般的深刻反省。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已经是一段难以抹杀的历史。今天三十年三十篇报告文学评奖，排除刘宾雁、苏晓康，作为获奖者，至少我有这样的强烈感受：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 不瞒各位，2006年2月冰点事件，我被撤职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点被粗暴停刊整顿的抗议，而是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纪念刘宾雁的文章。这个理由令我震惊。刘宾雁是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前辈，患癌症思想归国而不得，去世后魂飘海外他乡，一个后生晚辈写篇纪念文章而获罪，不是典型的以言获罪么？这是怎么了？历史进步，怎么进步到了这般模样？ 我想，他们对我的惩罚，大概是因为我向国人介绍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刘宾雁”的存在，并且表达了我对一位身患绝症的八十岁老人去国怀乡，想落叶归根而没得到人道主义回应的不解不满。我只是讲出了真话。 我给刘宾雁回信说： “我重读了您在台湾出版的《自传》。这部书是八年前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陈国祥先生送给我的。八年前读，八年后读，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这八年我经历了许多风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报告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也是讲真话在中国的遭遇。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一个执政党害怕讲真话，鼓励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为什么不害怕因此伤及执政党信用，伤及一个 12亿人的伟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撤职对他们来讲，是惩罚，是淫威，对我来讲，谢天谢地，是自由，是解脱。这几年在家潜心读书，研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访问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当事人，自有一番天地和快乐。 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如果想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认真研究的话）如同打扫奥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却被蒸发的人物打捞回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刘宾雁、苏晓康仅是一例。更有甚者如赵紫阳。 一直到今天为止，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不准出现“赵紫阳”这三个字。赵紫阳当过总理、总书记，改革开放进程中居功甚伟，杜润生说，赵紫阳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轰大嗡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实在是回避不了，就用“国务院院领导人”、“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负责人”来暧昧，好像出现了“赵紫阳”，之前和当下领导人就会神光褪色，就不伟大、光荣、正确，天下就大不太平。 “赵紫阳”的历史痕迹被洗的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以至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重点大学毕业大学生、研究生应聘者，不知道曾经有个“赵紫阳”当过国务院总理。我们的教育部门、意识形态部门真成功呵！1989年开始算起，从轰轰烈烈最重要最显著到销声匿迹人间蒸发，也就是十几年的功夫。 除了赵紫阳、刘宾雁、苏晓康，曾经人间蒸发过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我们能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这种精神状态和治国理念，说起来挺猥琐的。历史上猥琐过，现在继续猥琐。对待历史鬼鬼祟祟，其状不忍卒睹，往往掩卷长叹！什么时候能不鬼鬼祟祟？吾道不孤。《炎黄春秋》2008年以来，连续地发表了纪念赵紫阳的文章，给与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以公正的评价。 我以为，只要严肃对待历史，完全可以找到堂堂正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周全办法来评奖。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理事和作品获奖作家，要求学会给我提供这次评奖活动的评选标准、参评篇目、获奖名单、专家委员会名单，就是想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是至今没有等到。 让参选作家和公众了解评选规则、专家组成人员是一个不能省的程序。这是一个组织的行为是否公正是否客观是否权威必备条件。我不想有被恩赐被裹挟的感觉。 学会给我打电话，要我“配合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叫“配合”？不“配合”就是不识好歹？还有了，“配合”谁，“配合”什么？去年一位朋友被非法软禁在家，不让去参加一个葬礼，便衣警察堵在门口说，“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都是“配合”，此“配合”与彼“配合”有什么差别？此“配合”是规劝，彼“配合”是警告，相信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知道搞一次评奖活动不容易，拉赞助，选文章，开会，投票，出书，一大堆具体事麻烦事；也知道二十多年来各位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做出了许多艰苦的努力，推介作品，支持作家，我本人就是这些努力的受益者。我对各位的工作充满了敬意。我也知道，学会和各位评委包含某种善意，然而你们的善意并没有改变虚构历史的事实。就虚构历史而言，善意、恶意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我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不管是什么理由，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虚构作家组成的学会参与虚构历史，太荒唐。这个行为在客观上动摇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信用，颠覆了以往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道义基础。 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卢跃刚 2009.2.26 王亘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权术 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当时说成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亦即中国化马列主义。从那以后，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被不断的传播和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毛泽东个人的造神运动不断升级，毛泽东思想更成为不容置疑，不容讨论和评论的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人民必须高举的伟大红旗；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更成为人人必读的“圣经”，《毛泽东选集》强制发行数亿套，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毛泽东思想成了革命小将顶礼膜拜的图腾；那时候，毛泽东思想被吹成是光焰无际永远不落的太阳。中国人的一切胜利和成功都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就连参加国际乒乓球赛，打赢了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是，打输了就不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至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全国的极大混乱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更不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了。那时候，对毛泽东这个伟大领袖如醉如痴的个人迷信，使中国共产党成了一种邪教！ 然而，也不能低估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核心，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两个字……权术。 综观毛泽东所提出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措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夺取和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归根结蒂是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力。 毛泽东为什么不反对而且欣赏和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甚至他自己还在建国初期的五一节口号中加一条“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又是由书记（一把手）挂帅，这说到底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的个人权力。他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当服从中央这一套，其中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是体现了民主的，但又基本不执行，其余都是体现集中的，结果只能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而中央又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毛泽东对抓权是时刻不放松的，他对权力的专注和高度敏感性是无与伦比的，1953年5月19日他专门写了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其内容是：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二、（1）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期间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诉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八十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他的权力是轻易不肯放松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军队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原则，就是保证党的权力永远受军队的保护，使之万无一失。但是在没有党内民主的情况下，党的权力不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吗？在党内虽然有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那些委员谁敢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呢？不要说反对，就是稍有微词，稍有疑虑都要遭受无情打击。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口号的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在毛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人民饿死数千万之后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死人要写进历史的……”等等对毛的责备，就被毛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彭德怀善意的劝他不要再搞那些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就被他恶毒地打成右机分子，并反复折磨致死；周恩来在他面前诚惶诚恐，唯命是从。笑脸相陪总还是得不到他的谅解，就是由于早年周与王明一起反对过毛的路线，以及1956年提出过反冒进；邓小平提出过一些实是求是的主张就被他打倒过三次……所以，共产党的权力就是毛泽东的权力！ 毛泽东在世时多次说过，我们就不照搬西方那套民主（至今还有一小撮人 重复他的话）。至于为什么不能学习和照搬，他并未，也不敢说出理由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学习和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就是取消了毛泽东的专制和人治，就意味着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力都丧失了。 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立志作最高统治者，他写的词中曾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谈判时又明确表达了他的皇帝欲，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他在晚年曾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身上一点马克思的气味和影子都没有，他是地地道道的斯大林加秦始皇；他对秦始皇的“极权”专制十分欣赏，因为他曾写诗批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要商量……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他学习了斯大林的残暴统治，镇压一切反对他或被他怀疑的人，包括吹捧最卖力的刘少奇。 毛泽东为什么重用一批农民、工人担当副总理副委员长？他为什么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他为什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为什么在“文革”时期解散一切大学？就是因为越是无知越顺从他的意志，越利于他的专制统治。毛在延安与黄炎培等人的“窑洞对”是许诺民主的，这一许诺迷惑了不少人，当他一朝权在手，立即露狰狞，他一点民主也不许讲。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他对鲁迅以五个伟大来歌颂，但 1957年反右时，他却说：“如果鲁迅还活着，很可能关在牢里继续写，除非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一切都说明，毛是一个极端阴险狡猾的奸雄！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日寇战败后，派人到中国带罪谈判时却主动放弃对日本的索赔，极 “慷慨”地出卖了数千万死难同胞及其家属的利益，以换取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共政权的承认。这一奇异举动使来华谈判的日本首相和外相都惊呆了！ 总之，毛泽东为了他自己的绝对权力，不顾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什么坏事他都干！ 毛泽东深知在中国，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所以他在数十年中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谋权、争权、专权、直到当朝一品，说一不二时，他就什么都有了。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毛土”！他强制发动历次毁灭人性的，毁灭文明的运动，垄断了一切发言权，他超越了历代皇帝的穷奢极欲，布满全国的豪华别墅，围在身边的成群妻妾和如云美女，就是在他临危时，也还念念不忘他的绝对权力，他的遗诏中就制定了他的妻子和侄儿为核心的接班人。但是，他一旦驾崩，事情就由不得他了，不到一个月，他遗诏锁定的人都被收拾了。 历史再一次证明，权力——即使是极权，也是不能征服人心的。而人心的向背，是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石天河：从“恭喜发财”所想到的糊 春节的假期过完了，我才忽然想起一个有关过年的哲学问题：“过年是不是应该有个定义？”通常过年，无非就是去四门八路的亲戚朋友家拜拜年，你恭喜我，我恭喜你，我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买点年货，买点送人的礼品，给小孩压岁钱，放放花炮，看看电影、看看电视里的春节晚会、转转旅游景点，打打麻将，打打台球、乒乓球，聊聊天，嘻嘻哈哈的糊弄一阵，把假期的时间糊弄过去，就算是把年过完了。究竟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过，似乎说不出多少微言大义。只好像是“从来如此”，也没有谁像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那样问过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考虑过是不是对的问题，也就是觉得这里边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对不对”、“该不该”、“正确不正确”以及有没有“阶级性”、“政治性”、“斗争性”、“妥协性”以及“姓资姓社”、“是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差别。 说来也怪，在“你恭喜我、我恭喜你”的时候，商家的“恭喜发财”是最普遍的，而现在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说“恭喜你禄位高升”的人，却几乎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恭喜发财”仍然千年不变，而“禄位高升”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呢？这里边大概有一些时代与社会风气变化的微妙因素。实际上，虽然口里不说，当官的仍然是想往上升的。不说不等于不想，不明说也不等于不在暗地里说，自己不说也不等于不请别人帮自己说。现在，商家向做官的拜年，一样的是喊“恭喜发财”，做官的也并不拒绝，似乎“升官”与“发财”原本是一致的。“升官”只是形式，“发财”才是“实质”；“升官”只是路径，“发财”才是目的。这看来像有差别的两者，经过矛盾统一的辩证思维，其“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规律性，倒是很容易弄明白的。 大概“发财”之优于“升官”，主要就因为“升官”要受许多条件的限制。例如，一般公务员升到处级，差不多就到头了；厅级以上的高干，是不容易升上去的。高干要升到省部级的封疆大吏、中央大员，也就几乎到了顶；要升上国务院副总理已经难乎其难，要当上总理或国家主席，那一要才能，二要声望，三要机遇，四要人缘……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提你作接班人。而这一项，几乎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一旦登上了那个位置，也就到了《易经》上所谓“九五，飞龙在天”的地位，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再要进一步就到了“上九，亢龙有悔”，将会陷于动辄得咎的困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说明，金字塔的顶峰是只能站一个人的，如果有两个人并立在那里，便很容易发生争夺最高权力的“龙战”危机。在毛泽东时代，原先大家都以为，长期以来，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可刘少奇登上国家主席位置以后，七千人大会上的“两个主席”并立，就使得毛泽东忽然感到“赫鲁晓夫就在我们身边”。随后，毛泽东龙颜一怒，发动“文革”，《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把国家主席废为庶民不如的罪犯，并一直迫害至死。到“九大”时，林彪作为“副统帅”，其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已经正儿八经地写进了《党章》，林彪以为自己这“接班人”的位置是铁定了的。可他没有料到，当他到了“飞龙在天”的地位还想更进一步，准备正式伸手接班的时候，才发现毛泽东只是拿他做个二传手，真正的接班人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到“十大”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的“571工程”失败，只好坐上三叉戟飞机出走，终于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林彪死后，毛泽东失去了为他掌军的人，“文革”基本上是失败了。但他是“一天不死，革命不止”的“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时必须有人帮他守住摊子，于是，“你办事，我放心”的那张字条，就成了华国锋主席接班的凭证。华国锋曾一度被叶帅称之为“英明领袖”。那“英明”不是假的。他知道毛泽东只是把他做个三传手，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其实是江青。（江青在公审时说：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字条上，除了“你办事，我放心”之外，还有两句是“有问题，找江青。”后来，张玉凤的回忆，也说毛泽东临终前的接班人名单，是把江青列为党的主席。）所以，华国锋在得到叶帅、李先念的同意以后，在汪东兴的协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没有重蹈刘、林的覆辙。——由此可见，“升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升到顶端，还要经受难于预料的风险。甚至，你的工作越是做得好，越是容易触犯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反贪污，就一定会得罪某些与贪污分子沾亲带故的权势人物，他们随时都可以纠合一些政治痞子、文化流氓来跟你捣乱，搞内斗、搞折腾，弄得你在大步前进时，不能不有后顾之忧。官升上去要想为人民做点事。不肯同流合污，往往还遭到攻击。所以，历史上的一些好官，往往不想升官，而想归隐或拂袖而去。那虽然是欠缺斗争精神，也实在是因为官场太烦人，怕遭人陷害。可见，升官并不一定是好事。 而“发财”，则主要只是一个谋划、胆略、经营、操作的问题，虽然也有盈有亏，有遇到自然灾害和覆车、翻船、坠机、失火、抢劫、绑架等意外事故的可能，但商场和股市毕竟不像官场那么凶险，就拿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来说，企业老板和炒股大款跳楼、投河、上吊的，也还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为数不多，无论在中国十三亿人或全球六十亿人中，都够不上个零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他们的“发财”，则很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不仅世界各国的富豪榜上那些人的财产都是天文数字，甚至中国二十几岁的姑娘，被传媒称之为“亿万富姐”的，也不算是罕见的奇闻。这就无怪乎“恭喜发财”会成为过年时最普遍的一声祝贺。——世界确乎已经成了王朔所说的那个样子：“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这“发财”是不是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普世”追求的“价值观”呢？——这里就不仅涉及哲学，而且涉及了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学术领域太宽，不是浅学如我者可以谈的。不过，我奇怪的是，有些人，也许比我还不如，却忽然在网上发表文章，在什么座谈会上发表演讲，大谈特谈或大骂特骂“普世价值观”，说“普世价值”是根本没有的，世界上自从有了阶级，就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就是说：还是捞起了“文革”时期的“阶级决裂论”的传家法宝，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观念都是绝对对立的。不过，他们谈的可不是“发财”，而是谈论“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大题目。我在上面谈到的“发财”，只涉及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所希求的“富裕”。而他们谈到的“民主、自由、人权”则涉及到了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文明标志的几项基本目标。当他们说“民主、自由、人权”不是“普世价值”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这儿只有与“民主”相对立的“专政”，与“自由”相对立的“监禁”，与“人权”相对立的“特权”，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他们那语言魔术的障眼法：他们自命“无产阶级”，甚至不知羞耻第自命为“共产党人”，其实，他们都是“官僚”、“政客”或官僚政客集团所雇佣的“清客”（即有学术头衔的、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帮闲”的那一类人）。他们没有一句话是为工人、农民工的利益说的，他们不要“民主、自由、人权”，只是为了维护他们作为官僚、政客及其帮闲的“特权”（即高居于全体人民之上的“管理人集团”和“权力僭越者”的特殊利益与特殊地位）。对于工人、农民工及其它各阶层的老百姓来说，“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不是什么“西方的价值观”，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你被当官的欺压不能撤换也不能控告他；没有自由，你被圈去了耕地还不许你去省城上访；没有人权，你被非法的监禁、打骂，还不许申冤。——这就是他们的“理论”！这能够算“理论”吗？亏他们厚起脸皮搬弄起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大家都不要被他们骗过去！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骗子！不要怕他们。“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和我们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很清楚地说过的！请大家记住：
国家主席胡锦涛早在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就说过：“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 ，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我们大家只要记住了这两条，那么，任何否定“普世价值”的歪理邪说，一相比较，我们就都可以识破它。那绝不是代表共产党、代表政府或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是“文革”时害死了几千万人的极左分子、打砸抢分子、“四人帮”余孽、以及现在企图反对改革开放方针、反对“胡温新政”的反改革分子所施放的政治烟幕。他们企图阻挠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以保护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其中包括他们可以拉帮结派、抵制中央，可以欺骗人民、压制舆论，可以贪污腐化而不受法律惩处的特权地位）。 我们一定要明白：现在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国家经济建设指针”的各种具体设施，都是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也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是一致的，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也并无矛盾。现在，某些反改革极左势力企图捡起“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破烂货，用毛泽东那种祸国殃民的“造反理论”，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阻碍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他们口头上说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反对改革，反对“胡温新政”。最近，有一些狂妄之徒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组织起所谓“中国毛主义共产党”的极左黑帮，号召推翻现政权，回到“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我们一定要识破极左势力对胡温新政“内外夹攻”的阴谋，坚定地“批毛”、“反左”，维护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加速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谁要反对“胡温新政”，我们就采取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一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艾风：简评毛泽东功过 对毛泽东的功过，第二代领导核心似乎早有定论，邓小平讲三七开，即功七过三；陈云说：“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这两位前辈都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对毛的评价当然偏袒有加，因为也涉及到对他们自己的功过评价。 顺便说一下，邓小平所说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现在质疑的人不少。因为此说法把创建党的陈独秀，及先后几届领导人瞿秋白、博古、张闻天等都排斥了。实际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开始确立（名义上还不是总书记或主席）。那末，共产党从1920年建立到1938年，有18年岂非成了空白？如果说要路线正确才能称为领导核心，那末毛泽东在建国后犯了多少次左倾或极左路线错误，这第一代领导核心之说还能成立吗？如果说是建国后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那末，从1976年10月至1980年3月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又被排斥了，这3年多又成了党的历史的空白，“四人邦”又是被谁领导打倒的？所以这个所谓“核心”之说，漏洞百出，经不起事实的考证，现在不说也罢。 对邓小平给毛泽东三七开之说，现在赞成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同样经不起事实的考证和历史的追究。至于倒三七开是否站得住，还要由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来评说，因为毛泽东统治下的政绩实在乏善可陈，而该否定、推倒的劣绩实在太多，老百姓受的苦难实在太多。 对陈云说毛泽东文革有罪，国内除极少数毛主义分子外，我看都会赞同。但陈云说毛“建国有功，治国有过”，就值得大为商榷了。 先说治国有过。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想当第二个斯大林。为实现此野心，空想地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国大饥荒，现据中央档案解密材料，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如下： 1959年 522万人（其中城市95.8万人） 1960年 1155万人（其中城市272万人） 1961年 1327万人（其中城市21.7万人） 1962年 751.8万人（其中城市107.8万人） 以上四年合计饿死3755.8万人，其中城市497.3万人。据国内研究灾难史专家统计，我国3000年来因自然灾难而死亡的人数总和也没有这么多；据抗战史专家统计，八年抗战中被日本侵略者屠杀、战死的总数也没这么多。仅仅这一椿，难道是仅仅治国有过，而不是有罪？我看即使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评价，也是大大的罪，滔天的罪，比“文革”更大的罪！不要因为“文革”主要打击了当权派而仅仅认为“文革”有罪！ 再说1957年反右运动，据中共中央原先公布的资料，共划右派552973人，不予改正的仅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仅占万分之1.736。邓小平还想维护这场性质反动的运动的“正确性”、“必要性”，岂非荒唐？但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实划右派总数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或处罚）。因此，实际上戴帽的是55万的五六倍（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郭道晖文章）。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镇压、迫害知识分子运动，而且时间长达22年。就是从世界史角度比较，也无出其右。即使西欧中世纪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对异教徒的迫害，也无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长的持续时间。所以，反右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专制对民主的十字军东征，不管当时的右派们是否具备清醒的民主政治意识，但他们所提意见的内在要求是实行政治民主化。对他们大肆镇压，这难道仅仅是毛泽东治国的过，而不是罪？我看是大大的罪！滔天的罪！ 再看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罪人？毛为了打垮蒋介石的需要，答应给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但建国后农民经土改拿到了土地仅仅三年多，就被合作化运动剥夺走了，还强制实行统购统销，高征购，强迫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保不住，更遑论走向富裕。据一份山西省土改后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资料，该省1950年已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农民普遍不愿组织起来，要求自由发展生产。如果沿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农民大多都会富裕了，可毛泽东要急着推行合作化，陈云又设计出统购统销，造成即使素称“天府之国”的富饶的川西坝子，历史上誉为“金温江，银郫县”的温江县，早在1956年，就已开始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我有一位右派朋友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公共卫生专家，领导上以为是一场瘟疫，派他去温江调查医治，他回来后说了实话，说农民死亡事件不是瘟疫，是得了浮肿病，因饥饿而死，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 在毛统治下的农民，发生大饥荒也不能“走西口”、“闯关东”，残酷的户藉管理制度，出门要路条，吃饭要粮票，把农民牢牢地困在家中，只能活活地等饿死。大饥荒过后，农民也是在变相的大集中营里劳动，吹哨集体出工收工，毫无自主权、积极性可言，实际他们只是变相的奴隶，过着缺衣少食的贫苦生活。国家对农产品又实行剪刀差政策，靠剥削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 所以，农民苦、农村苦、农村工作难的“三农”问题延续至今，仍是难以解困的老大难问题。其罪恶根源就是毛泽东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藉制度，以及当时的合作化、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对农民来说，应是一个大罪人！ 现在再来评说毛是否建国有功？探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困难，首先要树立几个客观评价标准才好评说，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判别。我认为：一、要从老百姓视角去评判，不能以统治集团视角去评判。就是说，新创立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比被推翻的旧制度，能使老百姓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更加富裕平安，生活更加改善，那新制度就好，如果结论相反则坏；二、要从世界潮流、历史地宏观地去评判，不能以某项成就为评判标准。时间跨度也只能以毛统治的27年为限，毛逝世后改革开放的成就已违背了毛的遗愿，不能计算在内。 现在我们先从国家政治制度比较。在蒋介石时期，虽也专制、独裁，但正如储安平所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相比，那只是中巫见大巫。毛的独裁专制在世界史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允许有反对、抗议之声，都会被检举揭发，轻则遭批斗，重则坐牢、杀头，其控制之严密，超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在蒋介石时期，还有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和较多的结社、聚会自由，更大的迁徙自由。正如1949年前储安平所说：“对新闻自由来说，国民党是多少问题，共产党是有无问题。”真是准确、深刻。这两种新旧制度比较，究竟哪一种制度对人民统治得更宽松些？人民所受的恐怖与苦难更少些？与民主宪政制度相近些？不是一目了然吗？ 其次，再从社会经济制度看，蒋介石时期允许私有制，允许百姓发家致富，除去抗战与国共内战地区，百姓基本安居乐业，经济有所发展，虽然到后期由于连年战争，经济面临崩溃，印发金元券害人。但在毛泽东时期，正如前述，近八亿农民都被整得缺衣少食，过着贫农般穷苦生活；几千万知识分子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都是“臭老九”，是改造、批判、斗争的对象；几千万工人虽在名义上抬得很高，是国家“领导阶级”，却得不到多少实惠，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一遇什么“三年自然灾难”，首先精减的是他们。在上述饿死及非正常死亡的全国城市近500万人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与城市贫民。在文革中，毛泽东支持王洪文等镇压上海工人保守组织，镇压武汉百万雄师、成都产业军。这些由产业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不仅不是领导阶级，还成了镇压对象。可见所谓“领导阶级”之说，实在是一个大谎话！ 再从文化教育制度比较，毛时期在大中小学的校数和人数上虽比蒋时期多了不少，但由于毛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不允许师生独立思考，自由思想，专业发展，一再批判白专道路，扼杀了广大青年学子的创造精神，所以毛时期所出的科学大家、著名科技专家，大多出自蒋时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留美留英后归国的。至于文学大家、戏剧家、大诗人，也是蒋时期留下来的，毛时期没有出过一本世界著名小说，成就过一个国内外著名的文学家。这就是思想专制、文化专制、教育专制的恶果！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毛泽东建国新创立的国家各项制度，究竟是促进了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幸福，因此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还是恰恰相反，人们自会从中得出客观结论。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一笔抹杀毛泽东所做的好事，比如通过前期的中苏友好，争得苏联支援，完成了141个大型工业、国防项目，使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后又打破洋迷信，自行建立了石化工业，发展了钢铁、电力、煤炭、纺织等工业，壮大了国民经济实力。但在毛临终前，又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其次，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下，实现了两弹一星上天，这对普通老百姓虽无什么实惠，但却提高了国威，提升了国防防御力。再次，在全国农村修了不少水利，增强了农民抗御旱灾的能力。最值得称道的，是用果敢手段治理政坛贪腐，20多年基本上在全国保持廉洁的政风，这很难得！ 毛泽东做的这些好事，也就是他的功绩。但要从整体上评价毛泽东的功罪，特别是从制度上来评价，只能由下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和老百姓来评述，才能更客观、准确，更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丁 弘：我这三十年 这不是做文章，没有什么“主题思想”，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是和亲朋好友交流，记下生活里的轨迹。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不断看到些回忆、总结文章，中央也开了大会，总书记作了总结报告，讲得详细。在实际生活中，则有三种意见：主流媒体认为这三十年，从胜利走向胜利，成绩辉煌。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毛派）认为是走资派还在走，公开提出要发动二次文革。右派（也被称之为民主派）认为前十年是“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后以“六四”为界，路子有了偏斜。 由此想到，自己这三十年怎么说呢？简述如下： 1978年奉命回城，结束了8年的农村劳动改造生活，立即接到一个任务：作为省市委工作组成员，进驻“重灾区”南通中学，清理文革十年积案。省委书记韩培信挂帅，《人民日报》撰文配合，在第一版上刊出《南通的盖子捂得住吗？》。不到一年时间，我们清理了五件命案，给四十多位老师重新作出历史结论。可以说是重新翻阅了一个基层单位的全部“文革史”，这是极为激动人心的事业。内容丰富，深深受到教育。解剖“通中”这个麻雀，大量炙手可热的事实，那些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虐杀以至戕害人命，都告诉我什么是“文革”。 不料，面上的这一工作戛然而止。 市委叫我回报社工作，朱剑书记和李明勋副书记都给我谈到：“你干过二十多年，又是科班出身（指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常委讨论过了。”我说：“原则上我服从，如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想去。”“为什么？”我谈到妻子在那儿被迫害致死（她当时是报社财经组长），“人还都在，如何相处呀！”他们都是很有人情味地长叹一声…… 于是，我到高校。理所当然，这个学校还是“文革”中的氛围。五年没有招生，有几年招生也是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这时，领导班子换过了。党委书记、校长、原副市长曹从坡，“文革”中两次自杀；副书记印建强长时间被关押；副院长杨立平（女）丈夫是福建大学校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副院长夏溶，丈夫剖腹而亡。这样一个班子，没有上级指示也没法改动文革的局面。 叫我当宣传部副部长，已不容易。因为对我刚刚改正反右派时虽不是“右派”但又取消党籍的处理，补了23年的党龄。这是北京刚到的通知。 我还是申请搞教学，后来又兼一个教研室的主任。 在教学中，立即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有的同志在课堂上还在批判刘少奇；我在课堂上说了几句肯定彭德怀的话，被批判、算账。《人民日报》社论对“商品经济”有新的评说，和课本上不一样了，我建议推荐给同学们，被阻挡。许多事加起来，矛盾激化。背后写材料，抵制我评职称。当时我在政治观点上孤立，一般老师不敢附和，仍屈从于“文革”的淫威之下。不批判我，就算是友好的了。 党要在大学生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省委负责同志深入学生中调研，指定我到省里介绍经验。而后安排我到南大、南工、南化几个大学去讲。《新华日报》（省报）详细发表了我的所谓“经验”，报纸的《按语》号召大家学习。不久省高评委越级评定，我还不是讲师，给我副教授职称。 在“文革”仍然没有拨乱反正的环境中，我的日子并未因此而好过。 80年代初的那几年，党中央推进落实政策，即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学校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吸收我参加。我发现知识分子还处在严重的被压抑状态中，一般国际学术会议不准参加，甚至国内开的专业会议，因是“特嫌”或有“海外关系”，不放心，不让去。 我就三位刘老师、一位傅 老师写了调查报告，说明几十年对他们的对待是极不公正的。没有想到阻力大。党委书记同情，一时也无奈。他把我写的材料报北京、南京领导部门和国内主要传媒，借助外力。
《人民日报》的蒋涵箴来了，她那时是常随小平出访的，遂有这样有趣的谈话。 蒋：“你们党委有权，为什么自己不处理，把材料发出去？” 丁：“道理很简单，你这不是来了吗？不发你会来吗？” 后来，蒋报告耀邦同志。总书记批示，加上《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问题才能初步解决。 《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蒋本来把我的名字放到前边，我申请删去。党委书记说：“这样好，否则你会更不好处了。” 由此可见，“文革”的阴霾远没有退去。 我讲《政治经济学》。学校有了第一批研究生时，安排我上政治课，这就麻烦了。因为大学的政治课内容他们刚刚学过，这就要讲新的内容了。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也敦促我去思考大学政治课的老本本在形势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和应有的新认识。我给研究生们甚至说：“你们过去在大学学的东西，很多要拨乱反正了！” 南通师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师范学校，正在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可能有人听说我给研究生讲的内容，约请我与会讲一次，给我半天时间。各地代表反映强烈，说：“二三十年没有听到这样鼓舞人心的报告了。”我讲了些什么？ 一、 从哲学的角度讲，“真理”的标准，不是上谕，而是实 践。 二、 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讲：“三纲”乱天下，“以钢为纲”比例失调；“以粮为纲”其它掃光。“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给民族造成灾难性后果。 三、 从党史角度讲，概括为“十次路线斗争”是不真实的，应讲真话。 来自各地的代表听了，感到骇然，有的说：“思想震动太大了，心惊肉跳呀！” 不料，一发不可收，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吹起了一阵风。一天下午即有四个单位持介绍信邀请去讲，有的学校为了安排，把全校的课调到星期天去。有的单位把家属都叫来听，有的单位教室换成小礼堂，又换成大礼堂。因为人太多了。 一个社会现象值得思考。过去到基层单位去作报告的都是上级首长或是派来的讲师团，讲的内容都是事先审查通过的。这次是民间活动，自发的活动。事后听说，有人向校党委、市委告状，试图阻挠我讲。但党委不作理会，也没有站出来领导这件事，不反对当然也就是认可了。 我感到高兴，讲给别人听，也是自已受教育。否定“两个凡是”，社会发展才能逐步向前；把老人家从神坛上请下来，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站起来。为了便于理解，我说不否定“两个凡是”的话，小平不能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毛泽东说他是“反革命的总后台”。 80年代中间，党中央忽然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在自己的岗位上，觉得对大学生不能只是空洞的说教，最好是和他们的专业结合。学生有《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我逐步写了《医学伦理学》20课时的教案，利用职权，开始讲起来。 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建国之后是“罢黜百家，独尊毛著”。在大学里《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都砍掉了。对《伦理学》认为读毛泽东的“老三篇”照着做就行了！这种愚昧的文化专制，肯定要被否定的。所以我积极地介入《伦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医学伦理这一分支的基础上，进一步写了60课时《伦理学》教案。参加伦理学界的活动。成为省伦理学会的理事，应邀到湖北、福建去讲学，培训师资。省教委安排在南通四个高校各讲一学期。 从家庭的角度——无意间則有重要收获：在上海一次伦理学会上碰到年轻的郭老师，由此她和我儿子相识；在南京一次伦理学会上知道她们已经相处甚好；在成都一次伦理学界的会上，碰到罗国杰，他是郭的 老师、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全国伦理学会会长。得知小郭已是我儿媳，她大吃一惊。说：“太好！太好！恭喜！小郭是江南才女呀！”郭是罗的得意门生。当然郭的著作，不断给我。她成长为业内人士的佼佼者。
我写了几篇伦理学的论文，其一《道德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适应形势的需要，和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大作放在一起。写《道德与法律的对话》一文，各地转载。给地方报纸写了一系列通俗的讲话，进行伦理学的普及工作。组织地方卫生局和各医院的负责同志集体写了一本书《美好人格的塑造—医学伦理十二讲》，成为当年医学界精神文明建设的教材。也帮助这批同志为职称问题提供了硬件。大家很高兴。 1988年离休，这是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生活内容不再由组织安排，思想也为摆脱预设的框架而有了自由的可能。 历史的潮流，在我的家庭中反映的再清楚不过了。40年代，我和妹妹、爱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北去解放区。哥哥和小弟弟也北去工作学习。大弟弟也入伍北去。80年代，大哥和我的妻子已逝。活着的，小弟作为北京的数学教授到广州办了工厂。大弟到香港定居。妹妹作为上海的经济法教授到深圳司法局工作。我亦南下。总之，40年代都北上，80年代都南下，不约而同，这是偶然的吗？ 我1988年到深圳，因做过近30年的报纸工作，首先从报业的视角观察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初建的的特区，前有障碍，后有追兵，所谓“障碍”，是来自上层的阻力，有些人对小平的决策大不以为然。黄克诚流泪说：“这不成了殖民地吗？”赵超构（上海新民晚报总编、新闻界的领军人物林放）亦有微词。对特区不解，我写了一封公开信，报纸在第一版以活体字加框刊出，建议他到现场看看，看看这深圳活泼的生机；所谓“追兵”，指上海实力大。我写了两篇稿子，一论、二论发挥特区之特。认为深圳有软实力的优势，有接近香港的地区优势。刊出后人称是献给深圳的见面礼。 报纸叫我去工作，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起码要一张睡觉的床呀！”总编说“你不是一张床的问题”。 我知道报纸工作的紧张，还是想享受离休之后的自由，于是应深圳大学国际文化系和中文系的邀请，去当客座老师。每周上几课，其他时间自由。上什么课？自选。我选了“古代作品选读”，不需多少时间备课，太理想了。 没有想到深圳大学和大学所在地蛇口，成了“自我回归”的再生之地。 这个学校在中国南部的边缘，是改革开放造就出的学校，海风吹来全然有异于内地学校的风光。学校没有围墙。内部结构，没有以校长为首和以书记为首的两个自上而下的宝塔形组织。党的办公室只有四张办公桌，党在群众中，学生自治，有学生法庭，学生会主席是学校五个领导核心之一，处分学生由学生会出布告。学校整洁，秩序井然。 校训是：自律、自治、自强、自尊。 校长给我说：“内地不放心学生，管理人员越来越多，越管越死！”还说：“这儿党组织是业余活动，耶稣教是星期天作礼拜。共产党如在工作时间开会，连耶稣教也不如了。党在群众中，没有另设的机构。” 内地所有的大学，党委有各个部门，下有总支、支部，是庞大的机构。曾经说“校长负责制”实又演变成为“书记当家制”。袁庚那儿，即深圳大学所在地的蛇口地区也新鲜，民主选举很热闹，候选人要提出书面的施政方针，要在演讲中阐述自己对地区形势的理解，选民人人体会到自己这张票的价值。理所当然，曲啸等那老一套观点的演说遭到讥笑和批驳，这形成所谓“蛇口风波”震动国内外。 深圳是经济特区。 一个深大加上一个蛇口，这不是政治特区吗？可惜当时中央没有这样给他们定位。 我当时认为中央一定会肯定这些做法，逐步推广，因为是先进的。事实证明，这样想是太天真了。 在深大，精神生活全然到了一个新的去处。学校居然可以和台湾举行联合书展，在内地如发现一本台湾书，还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立案查的。学生发型的长短，裤管的大小，有人学跳交谊舞，应如何处理？还是党委会上讨论的议题！因为毛讲过：“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党就是应该“兴无灭资”嘛！ 当时，有一个感觉，祖国大地还覆盖着一块玻璃板，人只生活在二度空间中。现在我来到玻璃板的边缘上了，感受到了三度空间的天地。 许多年我在“马列室”工作。对大学生只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哲学、社会科学是多么广阔的空间！而且把马列搞在一起。党史课更是不说真话。在这儿读到一些共运资料，和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文献，开始认识到“列宁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对我来说，这是思想生活上天翻地覆的大事。 又看到一些韩战（我们叫抗美援朝）的资料，知道了金日成如何和斯大林策划南侵，中共中央两次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曾作出屯兵以备战的决议。了解到战争的全过程。当年自己是满腔热情支持这一战争的。后来回到内地，对列宁主义、“抗美援朝”问题，还是不能讲，不愿讲，不忍讲的。同事中即有些入朝的同志，我有一个堂弟即曾参战。炮声停息后，他从坑道里出来，清理阵地，一天搬了70多具战友的尸体。入朝是他们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我能说他们支援的是一个“萨达姆”吗？又二十年之后，不料他们自己也都清楚了，都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 这不过是两个例子。总之，思想冲破牢笼，在束缚中得到解放，是“自我”的回归，我觉得是自己的新生！ 40年代参加革命，自我逐渐消失，为了革命的需要做革命的螺丝钉，坐在编辑部的位子上二三十年，以“驯服工具”自律。1964年报社总结工作，排查四清问题，报纸的言论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我写的。全部文字我看加起来实是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1953年斯大林去世，我把电讯稿（苏共讣告）安排到版面上去时，痛哭流涕。1956年，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高呼万岁。喉咙痛了几天。我和爱人俩人用一个月的津贴（当时供给制）加起来买一部《列宁选集》（上下集）。当时认为这是苏联老大哥从莫斯科送来的最伟大的援助。 我认为自己是自觉的职业革命者！毫不含糊！终生献身于党的事业，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 在我到深圳之后的第二年，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深圳人有许多的不眠之夜，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动向，看到北京外围部队的调动的情景，看到布什、萨切尔……各国领导人的抗议、以致激动而失态的样子。 在北京的硝烟散去，各地平静下来之后数日，深圳有十万人的聚会抗议，这是冷静之后的理智的反弹。 不久，一位报业同志给我说：“现在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批文。你知一张纸值多少钱吗？”是说官商勾结现在肆无忌惮了，民主法制被压下去了。 “六四”使中国这只巨轮发生一次大的震动，开始偏离正确的航向。 不仅政治改革滞后，而且给政治改革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官僚经济阶层迅速兴起。 因病回到南通。1991年为癌症手术，1994年为癌的转移动更大的手术。同一批病友另两位中的一位手术没成功，一位在化疗时把他的一盆花送我，不堪精神重负而自杀了。手术台上的一位助手，去读研究生，四年后归来，看到我活着，大为惊讶，说：“你还活、活、活……的这样好。”因为当时医生预计我还可活三年。 执行化疗方案是一个长过程。利用这时间，整理过去的一些文章，出了一本《晚晴之旅》，而后在病房，借助“的谜”之力写点东西。“的谜”是“的斯谜松”，一种激素。我是过敏体质，用五毫克通夜不眠，精神振奋。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床上垫个小木板写东西，真是思绪喷涌，下笔万言！ 逐步出版了散文集《春月秋风》，杂文集《天地悠悠》，还有《历史星辰》。主编论文集《美好人格的塑造》，后来又写了《历史履痕》《探访陈独秀》和《续集》等。 当然，每本书都有心路历程，只说一本吧！20世纪结束时，为了梳理这个世纪的人和事，力争据实讲点真话，首先从龚德兄那儿借来《中山全集》，当然我还去了中山县的翠亨村。接着也去了些名人故地。对每一个名人写一篇。《同舟共进》杂志的主编萧蔚彬说：“看了你写的《漫步韶山》，我第一次了解真的韶山。”因为写韶山“日出”的人太多了。周立波因写《韶山的节日》，被认为不妥而罹难。这是好话说尽也未得恩准。那是“文革”时。香港《大公报》发表我的长篇通讯《在焦裕禄墓前》，说他肝癌后期的情况，说明焦裕禄现象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揭示“雷锋现象”的历史意义那篇。台湾文坛领军人物师范先生热情为《历史履痕》写一评论。结论是：“每个中国人都应看看这本书！”
到新的世纪了。我逐步认识到，从理论深度、政治品格，最应拨乱反正且拥有未来的还是仲甫先生（陈独秀）。遂介入一时还被称为“险学”的“陈学”，不断写点文章。在北京、南京、广州、上海发表。其实我对历史，过去没有什么研究，不过略为看点历史资料和查查档案。这中间，前苏联的解密档案，的确是让我大开了眼界，而主要是我在全国各地跑了陈独秀当年生活过、避难过、关押过的地方，不能说全，大体都到了。每去一处，历史故事和现实风光的结合，写一篇既是游记又是史论的文章，无意中反映了记者和 老师的双重品格。论者称形成了有个性的文体。
2008年一位年轻的朋友傅国涌说：“评析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绕不过去的坎。” 2009年看到另一个年轻的朋友应克复写着“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中心目标是批判毛。不批毛，中国不能进步。局部批，局部进步，全面批，全面进步。” 这个观点，多年前已是知识界的共识。我开始写《评毛泽东现象》时，有人说：“你也写个九评吧！”当年中苏论战那著名的《九评》是根本上错了，那些文章好似批我们自己的了。听说国外又有“九评”，是法轮功搞的。攀比什么“九评”呢！三篇就是三篇，四篇就是四篇，当时我想。不觉写了《十二评》，这些文章被强剑衷先生全部收进他所主编的《历史大趋势》一书。
这些年，和当年下放的农村保持着联系，出于旧情，写了《我的板港村》，一些年后写《再访板港村》，又一些年后写《三访板港村》，记录了这个村子摆脱人民公社束缚之后迅速前进的步伐。报纸都以整版篇幅刊出，留下一点史料。 国内言论自由的空间还狭窄。“宣传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学着当年李凌先生主编的《未定稿》，在 2005年开始出《甲申闲话》，次年又出《乙酉随笔》，不觉已五年。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每期印千册，对读者没有承诺。新华总社的冯东书先生说：“你真行！自写、自编、自印、自发，全国第一家。”中央党校杜光 先生也出了。他在第一期上声明：“向南通丁弘 先生学习。”一位省委书记的文章中说：“自费奉献是热心公益、金石为开之举。”“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堪称当代的好学风、好文风之榜样”。
记得还是谢云同志（《人物》杂志主编）提示：“谈毛泽东必须从列宁谈起，否则说不清楚。”后来，谢韬老又有谈民主社会主义的震惊朝野的文章。李锐老十年前就把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寄我，都是同样触及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问题，涉及到马恩的早年和晚年的区别。我先后结合中国实际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历史曲线的道德评说》《漫谈中国社会的转型》等。还正面评说了《共产党宣言》，可能对这一党的精典，过去有人说不便正面谈。故谢韬老说：“此文可列入中国思想史，起码是一个开始。”我写《京华拾零》一文，反映谢韬文章引起的波澜，即被收入香港版的《大论战》一书等等。 令人高兴的是，2007年，有中央拨款建立了巍巍“独秀园”——陈独秀的陵园。环顾海内，只有中山陵可以媲美。中学教科书也改过了。被打翻在地半个多世纪的仲甫先生，重又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党只做不说，还未便坦然面对。
思想完全统一很难，但“陈学”终于不再是“险学”了。 对我的小册子，各地普遍复印。或三五份，或三五十份，甚至更多，广为流传。这样我有了大量文友。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不一一细说。 2008年5月1日 ，北京各界给李锐老举行庆贺九十华诞的大会。主持人有热情洋溢的开场白，最后居然有一句：“借此机会欢迎丁弘夫妇到达北京。”李锐老进入会场前，给了我一个大信封，说了句悄悄话：“带回去再看。”是他事先写就的墨宝。那是一首《龙胆紫集》中最动情的一首诗。写和田家英诀别的情景。其中有“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之句。谢韬老在发言中谈到：“今天的场面很典型呀！为张闻天总书记拨乱反正的何方老到场；为陈独秀总书记正名的丁弘同志到场；为毛泽东同志恢复本来面目的李锐同志在场；他们三位难得一聚呀！”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带来两本影集，这是他的作品。一本赠李老，一本给了我。李老作了长篇发言，最后说：“我们老了，但要为启蒙做点工作。”这时，他举起我的那小册子，说：“都应像丁弘这样！”这句话，这场面，对我是最大的奖赏，最大的鼓励了。
30年过去，基本体会是什么呢？ 一、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摆脱禁锢，没有客观条件是不可能的。40年代参加革命之后，人逐步“异化”为工具。中山先生在北伐的誓师大会上说：“为了革命，请你们暂时献出自由。”我们不是“暂时”，而是长期的改造和驯化。到 1957年的反右，我成为党的“同路人”。即干社会主义还谈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这怎么能做党员呢？23年后，党作了纠正，补了——即追认了23年的党龄。小平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1957-1977），说明我和我们的国家是同命运的。
表面看我坐在编辑部的位子上，享有极大的权利，在夜班写篇社论，天亮就送到千家万户，实质上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自我”早已消失，驯服工具而已。对此，我受到最深刻的教育：党报，是党的工具。凡认为是群众喉舌者均成为“右派”了。“恐怖创造神”。（列宁语）毛泽东当然是神。不要说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就是中央一人之下所有的大人物，周、刘、邓、陈，对重大决策虽有正确意见，也不能不在领导的错误意见之前作检讨，低头臣服。 党当时沦为宗派而不讲是非，理论教条化，这是一种专制体制的需要。 二、人生短暂，决定性的只有几步，所以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40年代北去解放区是个人历史的转折。80年代离休之后南去改革开放的前沿，更是自我的回归。其间针对文革的百花凋残，参与伦理学的重建；针对党内斗争严酷的后果，介入还是险学的陈学，及进行毛泽东现象的评说等。说明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以尽匹夫之责。 三、体会到我们这个民族，前三十年河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近三十年河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后实践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究竟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李大钊说：马克思当年没有能自圆其说。中国作了伟大的实验，文革是史无前例。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之速也是史无前例。三十年前我在农村劳动，用的还是钉钯锄头，和汉唐无异。现在到了信息时代，但政治改革滞后，而且又培养出了一个官僚经济阶层，成为阻碍政改的最大障碍。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法制，还是关山险阻。但历史的潮流总是不能阻挡的。可能还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 郑海天：这是为什么？ 《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一书“代序” 凡是经历过或关注过1957-1958 年的反右斗争的人，看到我这里的题目，也许都会大吃一惊： 想当年，就是一篇以此为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擂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战鼓，敲响了上百万知识分子的丧钟，进而造成了至今遗患无穷的灾难性后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毁弃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整个社会上，几乎完全颠倒了真善美、假恶丑的标准。良知泯灭，道德沦丧，偌大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从此进入了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面对中国历史上这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许多人早就想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了。 是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像此前的反胡风运动，把明知不是反革命的胡风打成反革命一样，这场反右斗争又从中央到地方，把一些明知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其中许多人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或者是提了几条现在看来完全正确、甚至是远见卓识的意见而已：更不要说那些什么也没说、只是不会抬轿子拍马屁、见风使舵而“活该倒霉”的人了。把这些本当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甚至精英的人都打成右派，完全剥夺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并酿成一幕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究竟是为什么啊？读了李泥《历史伤口》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让你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而且不能不得出自己的结论。 德国前总理科尔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50 周年时发表的声明中说：“所有这些回忆和感觉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些当作各种人的生活经历来尊重，不去破坏它。我们应设法敞开心扉细心聆听他们的声音。这需要有一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同样，对于我国的反右斗争以至每一段历史，也都非常需要这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非常需要尊重和聆听各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直面历史真相、原貌的前提下，重新唤起并不断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思索，从中总结教训，鉴往知今，避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蹈覆辙，再遭灾难。本书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郑重的工作。与此相反，如果对历史的本来面目任意取舍涂抹，对历史的经验教训故意装聋作哑，怕从镜子里照出什么丑来……那么，耻辱也许被掩盖了，但尊严也不复存在；痛苦也许会被淡忘，但新的灾难可能已在酝酿。 伤口可以愈合，境况可以改变，民族的记忆却永远不能消亡，因为过去的历史永远不会对我们失去意义。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想方设法让人们忘记过去（譬如不问你讲的历史真实与否，先给插上个什么政治标签，甚至干脆规定不许讲这一段或那一段历史，否则就是什么什么罪），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要问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世界留下些什么，我想，对于写作者来说，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历史，固然应该包括真正的光荣与豪迈，但更应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经历的劫难、荒诞与耻辱写下来，如实地、充分地把它们写下来，用我们的良心和道德把它们写下来。要让我们的作品，能够在子孙后代面前成为他们前辈诚实和郑重的见证，能够使他们从中真正触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真正得出“这是为什么”的科学答案，从中获取书写新历史、开创新世界的精神资源。 我觉得，李泥的这本书就是这样做的。无需我多说，只要读读本书的《采访手记》和《后记》，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她所作的是怎样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是怎样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支持了。 （李泥著，明镜出版社出版） 李昌玉：“敦煌魂”毕可祭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工作过很短时间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二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少。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你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1]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2]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三）毕可1948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 ，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又引出了新话题。于是高芒又坐下来继续说：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她，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毕可是处在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画。1948年起，他们在胶东文化协会共事。文协的主要人员是文工团，集合了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这么一大帮人，这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特点，造成生活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而毕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认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分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四）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和凤鸣行文中的“×××”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五）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 ，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是临摹壁画的。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如果毕可是1952年入学，那应该在1956年毕业，如果读的是专科或进修班，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斗就栽到了夹边沟。 （六）毕可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 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五十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像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解放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石可估计，这恐怕是他和常书鸿发生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命”本钱，为了妻子的调动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帐，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七）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警告，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发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4]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5]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 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6]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大卡车，离开重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7]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像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10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对象。十年的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喂猪、做土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8]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详细：“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9] 段文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们”显然是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敦煌研究》 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九）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么，反右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只有7人。 那么，这7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 3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的，他们都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被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7个人，除了常李夫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没有听说过。常书鸿呀，你竟然下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对知识分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像从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常书鸿 先生企图以一本自传来表明，他，一贯正确。
说句真话，我对于常书鸿的做派，怀疑了好几年。曾经在电话中多次询问大洋那边的邵芳老太太。她说，那时她每天就是忙于进洞、临画，所中同仁关系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实在没有什么了解。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有信为证。
人是会与时俱进的。常书鸿在“因缘际会，跟风走红”方面，真是能干。 （十）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们可以拿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放前后的特点加以比较。 解放前，这里没有党支部，没有搞过政治运动，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所以所长显得“弱势”，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际关系宽松和谐。 解放后，这里逐渐有了党员和党支部，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而人员与单位形成依附关系，没有逃遁的自由。加上这个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处在与世隔绝的沙漠中，却是中央直属单位。因此这家“有限”公司随着改朝换代异化成“无限”公司，山沟里的独立王国，权力无限膨胀放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导致人性的异化。 解放前“反对”常书鸿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个张民权就是翻了脸走的。解放后“反对”常书鸿要上纲上线成了“反党”，不但走不脱，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事的职工，最长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锅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后，常书鸿一步步成了大红人，也一步步离开了群众，等到“大鸣大放”一来，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书鸿没有绝对权力，没有一个党支部的靠山，也没有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他对下属不能为所欲为。解放后他获得了绝对权力，头上的光圈越来越多越耀眼，使他拥有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是销蚀人品人格人性的硝镪水。加上他们又是夫妻档，党政合而为一，不知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或者双簧齐奏。这更增加了他们施展拳脚的自由度随意度，没有一个可以相对制衡权力的内部力量或外部力量，来缓冲矛盾的震撼。他们夫妻最后也在绝对权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觉。悲哉！ 常书鸿写自传的时候，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几年，历史的是非已经颠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舆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反思的氛围还比较浓厚，但常书鸿自己竟然丝毫没有自我反省之心。这或许是在自传中，对十年文革不置一词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脱离群众到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为他挽回名誉、面子，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像孙纪元那样的人，当然应当唾弃，但是自己的帐还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无忏悔之心，毫无自责之意，毫无内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于之类的愚忠为光荣，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为什么非要坚持回敦煌？还是为了面子，一层涂了班驳油彩的面子，以凑足自传题目所谓“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书鸿从1943年到达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韩素英游敦煌为止，前后在敦煌的时间满打满算为29年，以后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为敦煌的“两派”群众都顽固地坚决地反对他回敦煌。常书鸿最后唯一的遗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寿终正寝。 经过40年的改造，常书鸿确实是“脱胎换骨”了，脱了“资产阶级”的胎，换了“无产阶级”的骨，“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常书鸿却因缘际会，跟风走红。”（11）但丧失的是正常的人格与健康的胎骨。 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一个领导被本单位的两派都残酷揪斗最后还如此拒绝的情况是罕见的个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两派都革，革到底，这种例子较少。我们无法悬测敦煌的情况，是群众不通情达理，还是常李夫妇得罪群众太过分。 我看不出常书鸿是一个擅长钻营玩世不恭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犬儒。 他是属于那种矢志不逾三忠于四热爱临死先喊“万岁”的书生气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书鸿夹着尾巴大张挞伐 我有幸阅读了邵芳在敦煌写的信件，只觉得那时的常书鸿是一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心地坦白、毫无忌刻的领导、所长，所以尽管生活是那么艰苦，但是同仁们都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后，常书鸿自己命悬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须要改造的对象。作为像他那样来自“旧社会”，和国民党政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领导，更是要谨小慎微、心怀惴惴，整人与生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只能在整人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 像毕可这位有点革命资本的青年，我们估计他对常书鸿就不买帐，所以常书鸿觉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胁，假借反右运动，挟私打击，必欲置之死地才罢休，否则当甘肃省委已经拒绝批准他为右派之后，为什么不把他从夹边调回来呢？在反右运动中，有的领导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张挞伐，其实是自己夹着一根历史问题的尾巴。他心虚，怕别人揪出他的历史问题，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来掩盖自己的历史尾巴。常书鸿的情况不是极端个别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这么一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以极端左倾的整人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革命”面目。这些投机取巧的假革命伪革命脚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尸体登上领奖台洋洋得意地举着党票官票招摇过市，到处卖乖，好不兴奋！ 常书鸿写自传，他那颗胆怯惴惴的心跳动在笔下，所以他要极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领导人对他的优渥恩宠，要对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尽量歪曲，极力表白自己和他们的对立关系，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这大概是常书鸿要留下一部自传的心底隐秘。 我们阅读他的自传，应该颠倒过来阅读，才可能窥探事实的实情。其实，这样的传记，现在充满了坊间书肆，常书鸿的自传只是其中之一！靠这些自传研究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不要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研究敦煌的历史，常书鸿的自传是最容易产生误导的资料之一。 我读常书鸿，写常书鸿，其实是解剖一个知识分子走向人性异化的过程。他只是千万个常书鸿之一。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是万恶之源！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形容思想改造的艰难。常书鸿是清水、血水、碱水的味道都品尝过了，历经四十余年，终于戴上一顶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实是一把精神枷锁，因此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解放自己，没有舒筋展骨，没有站立起来，仍然怀着一颗胆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怅然！ 我记得五十几年之前，郭兰英一唱走红的歌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回首这五十年的新社会，倒真是不断上演“把人变成鬼”的正剧、喜剧与悲剧。 恕我冒昧直言，作为画家文物大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拼将老骨媚公卿”，他功败垂成！ （十二）“洗脑运动”透视 常书鸿已经是作古之人。对于作古的前辈，笔者的上述议论，颇失古道厚道。但是常书鸿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样板，通过他的事例可以再一次看到“洗脑运动”所追求所达到的目标，活生生地体现在他“这一个”身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这样被扭曲、被异化！ 所以对常先生言有不恭之处，敬请先生地下宽宥。
何谓知识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知识分子的本性天性就是有良能良知，丧失了良能良知，就如同“白马非马”的命题，不算知识分子了。“洗脑运动”的过程就是逐步泯灭知识分子良能良知的过程，文革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翻开自传，正是文革之后，常书鸿有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合影的殊荣，有了在国际上频频出访或迎迓贵要的留影，所以也就敷平了心灵的伤口，所有失却的东西都得到加倍补偿，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处可以寻到“大丈夫”？ 引文注： （1）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2）（9）王家达《血泪铸敦煌》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4）（5）（8）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11）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12）《孟子·尽心上》（13）《孟子·滕文公下》 李曰垓：噩梦醒了吗？ 《噩梦醒了吗？》是难友李曰垓所写的纪实回忆录，全文约四万余字，这里选发其中几个段落，如果大家认为值得一读，我们将继续选发。 血痕命债发生地寻踪 滇东北，乌蒙山与横断山交界的这块红土高原，半世纪前称为昭通专区，辖11县：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面积占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内一个大专区。1957年夏至1958年底，从在职干部和在校师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人，总共1914人，统统推进“因右处理”的大型绞肉机。这就是广义的右派，本文所指的就是这个广义右派。 这1914人是1958年内分批处理的。按其人数规模作如下排列：1234名送会泽县马武寨集中营劳动教养，540名送彝良县大坪集中营劳动教养，120名送镇雄县摆柳坪集中营监督劳动，还剩20名送昭通县大山包新生牧场集中营监督劳动。但是由于会泽县马武寨农场容量较大，又由昆明、东川、以礼河、曲靖、文山等地押送了996名右派来劳动教养，这样马武寨右派就达到2230名。 作为右派集中营，这里简介一下其场地来由和基本状况。 1957至1958年，与反右运动同步，在全国刮起“政法大跃进”的血雨腥风，各地狱满为患。许多看守所虽作为关押未决犯的牢狱，一间20平米的囚室竟要塞进50名左右犯人，通铺的木板上和水泥地下全挤满人，拥挤和黑暗程度远远超过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狱中杂记》中对他亲历的康熙年间监狱的描述。1958年各地新辟劳改企业、劳教农场和各地看守所成为紧急工程项目，省里指示各地尽速腾出一些老的劳改农场来囚禁右派。会泽马武寨和彝良大坪就是老劳改农场腾出来的。镇雄摆柳坪则是把120名监督劳动的右派连同900多名下放干部（实际是被暗中划为“中右分子”者）一起发配那里拓荒建农场。 三大集中营都有宽阔田野。马武寨处于会泽县金钟区平坝东侧，是1951年大镇反逮捕和判刑的犯人被派到这里开垦抗战时期军用飞机场而建成的农场，机场周边高出4至6米的坡地也囊括其中，耕地面积3万多亩。原有服刑人员3000多名，调走2000多名至该县另一劳改企业五星铅厂，还留下1000多名服刑人员跟新押解进来的2230多名右派并肩做苦工，并肩进行脱胎换骨改造。 在滇东北三大右派集中营里，马武寨的客观条件最好，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交通便利，距会泽县城只有5公里 。站在农场任何一处展望会泽坝子，真有一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宽畅喜悦气概。如果执政者和管理者不是蓄意作恶而稍有一点做人的最低善意来办场，那么马武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良好农耕环境、绿色基地。对那些遭受巨大委屈的知识精英和建国良材即使不准他们施展任何报国之志和建国之才，只让其在此种植粮食蔬果，想来他们也大可接受。“士老林泉诚所愿”，这本来就是中国文人传统清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不会像整人者阶层那样一心沉迷于官瘾财瘾。但是1958至1962年底的5年时间马武寨整死右派156人，这是有人当时就细心区分出原有的劳改犯人坟与右派坟之后，如实记下的被整死的反右受害者人数，死亡率9.94%。这些人有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死于加夜班超负荷的劳累，有的在稻菽千重浪中死于扣粮饿饭，有的在从未停止过的批斗中死于摧残凌辱捆绑吊打。每年年底的“交黑心”学习，就是逼人自杀的高峰期。
彝良大坪农场客观条件特别是气候和交通就恶劣多了。这里乃是地跨大关彝良两县的滇东北最大的原始森林朝天马老林的东隅一角，是一块高原台地。险峻峡谷深沟巨壑包围三方，只留下西北侧一条狭路联通该台地到龙海乡上30华里的艰难交通，东北方位另有一条更陡更险更弯曲的下坡路插下25华里外的牛街古镇，那是位于白水江边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美丽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任何一丝人间温馨丝毫输不到相隔不远的人间地狱。从白水江边仰首遥望山峦抬升的大坪农场，真有云锁雾封难见真面目的神秘感，只有身置其境才认得那霏霏阴雨笼罩下的集中营5年里的丑恶与血腥。这里的被囚右派惨死的人数5年就达59人，如此短时间整死这么多人，超过历史上任何奴隶主的残暴程度。即使只当作跟牛马平级的劳动力看，土司头人也绝不故意滥杀毫无反抗力的农奴，他们懂得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活资源。回溯大坪这块场地的最初开拓者，是在280多年前清雍正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为了扩权和贪功，曾在乌蒙（今昭阳区）、米贴（今永善县）和镇雄三地疯狂屠杀了数万名彝族人民，一位姓陆的彝族头人为了避难，率家小和不多的娃子从镇雄移往彝良地界在这里拓荒定居，这片林木阴翳的缓坡大台地遂成为陆姓领地，百年垦殖后又作迁移，到1949年时只留下楼房土碉的废墟空对冷风夕阳，也留下陆家大坪子的古老地名给后来的集中营作名称，这就是大坪农场的来由。这块台地长宽各3至4公里，分为大坪、二坪两块，共10多平方公里面积。直到50年代，仍有大面积未遭砍伐的原始阔叶林、香樟树、松杉，证明这位领主没有对自然生态造成损伤。笔者本人1958年在龙海至大坪那30华里林间小路上背运包谷，除了时时有斑鸠和野鸡飞起外，还经常遇到野兔、狐狸、黄鼬和松鼠，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金毛碧眼的麂子站在小路前方，眼神好奇而不惊恐，直到距我们不到10米 才轻盈优美地跑开，这个镜头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回忆，令我想见当年彝人狩猎的欢快。相比之下右派的命运比土司头人治下的农奴沉重多了。
1952年在此建劳改农场时就开始大量毁林，平毁陆姓原废墟来修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农场场部楼房，在场部俯瞰下用数千棵坚实原木密匝匝地竖直排列成为牢狱的围墙。1958年我们到达后不久就拆毁原木，因为所围面积太小。当时这里500多劳改服刑者被调到大关县罗汉坝农场归并劳改，大坪就变成同样人数的右派集中营，除了利用原监舍外还另有5处略小的囚禁点。1958到1963，这5年时段只占21年迫害期的4分之1，大坪集中营就留下44堆低矮凄凉的右派坟，连同抛尸在外的15人，共整死59人，占全场总数的11%。 镇雄摆柳坪面积为大坪农场的两倍，南至北8公里 ，东至西5公里，海拔高而气候冷，只能种植包谷洋芋。九月间就下雪，一年有大半年奇寒。天无三日晴，这是镇彝威三县气候的共性。云南省地图好似一只胖硕的雄鸡起舞，这三个县就是鸡的嘴，只是不尖，象征云南人言迟口钝。摆柳坪农场的120名右派和900多名“下放干部”一起，1958年2月出发去建场，从昭通先乘货运汽车经250公里土公路到贵州毕节，再背着行李步行90公里山路经镇雄县城到摆柳坪。农场在拓荒过程中建成9个居住点，分生产队居住。这里右派的处理叫做监督劳动，每月给16元生活费，交伙食后有几块钱买漱洗用品。由于劳动超负荷，特别是斗争会上的人格凌辱、随时发生的野蛮殴打，被打死的、被逼自杀的、饿死的、累死的共7名右派，在120人总数中占5.83%，是3个集中营死亡率最低的，但被打死的实况又是最残忍惨烈的，下文将作出陈述。
劳动教养与所谓监督劳动惟一的不同就是后者没有武装看押，而前者的马武寨农场驻守两排武警，大坪农场驻守1个排，统称“大军”，词语本义是极言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若移用来称呼单个的战士，就与那个“大”字产生逻辑矛盾。但是文化知识必须服从政治权力，顾不得字义和逻辑。那一声“报告大军”是造势者所需要的优越感，不断的重复呼喊正是精神凌辱的手段之一。 这样，我们对滇东北这三处制造死亡的地方作了掠影式鸟瞰。“命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一千年前苏东坡这滴血的诗句仿佛是为右派呐喊。 滇东北右派中的官员群体一瞥 本节专列受害者中的一部份官员，并不是说官员比百姓贵重，实在是因为毛的看家狗谢富治，借反右来扩大自巳帮派势力，将原有地下党人马赶尽杀绝，收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既可用众多猎物邀功，请赏，又可为自己的人马夺得“军功”。 早在反右前的几年内，昭通籍或与昭通渊源较深的地下党边纵干部中地师级以上领军人物已被调离，但反右这张大网对他们既不遗漏也不宽容： 领导滇东北游击武装在四十年代中建立卓著功绩的的边纵六支队政委、建政后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书记李德仁，1951年调任北京铁道学院书记，1957年名列昭通籍右派榜首。第一任昭通专员李剑秋是1935年入党的资深革命领导，曾任云南省工委委员，1952年调任省税局副局长时就已靠边站，1958年划入右派榜。首任地委组织部长李长猛1958年在昆明划右，而名闻全省见诸若干史籍的地下党重要领导人费炳、浦汉英、孙志能，一齐打成右派。 边纵在滇东北活动的中心会泽县是1949年4月插上红旗的全省首座县城。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是40年代大学在校时入党的地下党员，后以中学教师的掩护身份启动了民主运动和党团组织建设，在滇东北被誉为最优秀的中层干部。这两个人50年代初期从会泽调临沧降级降职靠边。1955年37岁的薛振华被逼自杀于一口深井，陆子英屡遭残害后1979年刚获平反就死于伤痛发作，只活到49岁。薛、陆二人论资历能力和真才实学，谢富治本人及其团伙中没有一人能与之相比 。 未调走而在滇东北留任一些职务的边纵干部，已经是级别档次和影响力较低者，但是对于这些人，谢富治也不肯放过。《云南日报》1958年7月14日 所载的谢富治爱将昭通地委书记王子贤文章宣布的所谓“昭通、鲁甸、盐津、威信四个反党集团”，其具体所指是：
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县长张保全、专署文教科长蒋永彬、汽车总站站长郭中正、劳改大队长陈礼昌、地建司工程师泰国权，以上被诬为反党集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在兴、专署秘书张家柱、财政局长李洪邦、服务局长胡原、人行行长戴德华、专计委秘书夏延算、昭通师范书记郑权、地建司书记王蔚然、合办处副主任陈兴中、公安处科长高泉、陈宗尧，检察分院秘书周和彬等。地县两级受害者300多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县团委书记周甫、县联社主任杨明媛、，县委委员、桃源区委书记李秉坤、区委书记郭敖、陆荣茂、卯时能等，被诬为鲁甸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长何浩正、工业局长赵正荣、财贸部长罗文富、粮食局长徐天荣，以上被诬为盐津反党集团。此外还有县法院周仁平、百货公司经理杨春琼、县团委副书记晏华、秘书彭海钧以及黄明、刘成端等。全县受害者140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被诬为威信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县：前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农工部长周天祺及妻子刘明卿（商业局负责人）、宣传部长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县妇联主任）、财政科长吴探奎、农水科长郑家奎、统计科长谢家贵、工业局长李应书、县府秘书吴培健、团委书记田映璧、法院副院长杨树藩、邮电副局长王寿昌、财办秘书罗云登、区委书记苏云山、县一中教导主任廖开元等等。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公安局副局长罗韬、县府人事科长陈国富、其妻县团委书记平兰芬、人行副行长李正隆、人行秘书代安平、文教科长杨文华、计委副主任杨崇舜、财委副主任潘志安、粮局副局长李德祥、计统科袁升毅、监委秘书谢显伦等，全县受害100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耀、农工部长李兴儒、文教科长安祖英、农水科长汪子平、民政科长吴树才、粮食局长袁凡其、工商科长万美祥、供销社主任郑云武、妇联主任窦敏、工商联主任孙大彦，全县受害者180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县府科长段金富、法院陈晓岚等。其中最悲惨的是凌发熙，劳教5年多被送回绥江原籍交“群众管制”，在文革灾难年代因为生活无着，难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销售，被强加“投机倒把”罪名逮捕，因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处死枪毙。绥江全县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县府秘书周永福、县委秘书张在彬、财政局副局长曹厚光、公安局贺正富、县支行郭存英等，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县：县文教科长刘传玉、统计科长唐睿、农水科长段泉、财政科长唐佩昌、联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长陈孝周。最露骨的一个做法是，叫孙安邦来顶替刚划右撤职的文教科长刘传玉，不料孙不听话，不肯对教师队伍下毒手，孙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县受害者250多人。 会泽县：自县委书记薛振华和县长陆子英调离会泽并在临沧遭受迫害后，会泽原籍干部深受震动，公开表示义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调。到了反右，受害的有：县长段建中、监察局长王才学、建设局长陆永邦、卫生科长刘艾芳及其丈夫王静国成为夫妻右派，与巧家情况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种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人员中产生，全县受害者200人以上。 云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诬指为反党集团，谢富治本人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直接传授“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地方各级就把划右的对象都列为“郑王集团安在基层的钉子”来打，以便讨好和邀功。滇东北遂以1914名残害对象而超额完成任务。 以上是从横向角度展开，铺陈梗概。以下列举最典型的个案。 朱提江之魂 “盐津反党集团”5名成员中的赵正荣，27岁时就成为反右运动的祭品，全家由此陷入厄运。 盐津反右所讲的打出多少右派，是用暴力来落实一个“打”字。地委书记王子贤的爱将贾鸿斌时任盐津县委书记，以“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个绝对真理为行动依据，要求全县对于右派必须先毒打再批斗。县委副书记瞿增伟在第一次批斗会上就先被踢倒在地把鼻子砸得鲜血淋淋再批斗，瞿的妻子痛哭着跑昭通请地委下来看，被贾鸿斌派人从半路强行拦回。在血腥中反右，这就是贾鸿斌所需要的气氛。至于定谁为右派，纯属他个人特权。赵正荣这位会泽青年在五年内任过四个职务：县政府秘书、土改后的滩头区委书记、县人民银行行长、县工业局长。都是新建单位的开辟工作，都被他做得很出色，这是全县公认的。但是贾鸿斌书记指示要批斗赵正荣一段“右派言论”，赵正荣这段原话说：“我们党自身应该做到一元化，不搞亲亲疏疏，不拉山头宗派，不分军队党、地方党、地上党、地下党、南方党、北方党，而要真心团结，我们只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如此光明磊落掷地有声的语言只可能出自磊落襟怀，随你怎么曲解，这段话在一万年后也无懈可击。但正因为这段阳光语言刺到人家宗派的阴暗处，心中有鬼的贾鸿斌硬要说这是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说这是盐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据此给赵正荣强加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帽子，殴打之后再批斗。赵正荣是1948年春季作为18岁的会泽师范在校生参加革命加入民青，19岁入党的纯洁青年，建国前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中就不畏艰险前往火红乡开辟局面建立基层革命政权并主持工作，建国之初就从土改实践中脱颖而出担任了盐津县面积最大，距县城最远的滩头区的区委书记，他难道连坚持这点真理的骨气都没有？他义正辞严驳倒诬蔑，说明自己并未讲错，请求把原话提交全社会去鉴别，或者请中央鉴定。但是赵正荣的书生气遇到的是土匪气，越正确越倒霉，在野蛮权力的暗箱里别说你赵正荣，换成开国元勋彭德怀难道不是同样结局？ 而在这种颠倒善恶的批斗之外，贾鸿斌书记还隐含着说不出口的一股强烈报复欲望。中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公开的、说得出口的原因之外，往往还有着更深层更重要但是说不出口的内在原因。1951年底，昭通地委宣布贾鸿斌以县长职务、赵正荣以县府秘书职务一起下盐津县，赵正荣还被指定为县府和公安局两个机关的支部书记，并且要教文盲县长贾鸿斌学文化。当了县长半年后的1952年，贾鸿斌就叫人把缴获土匪江灜洲财产中的一批优质狐皮拿来做成两件皮袍，而且把优质面料和做工叫县政府财务报账。一件由贾县长享用，另一件要给县委书记吕茂林，吕书记当时不在盐津，也不知道此事。赵正荣深感震惊，认为这是原则性错误，会使盐津群众认为新政权与恶势力没有区别，会毁掉人民政府形象。赵正荣当面向贾鸿斌讲清利害，严肃制止了此一做法，将皮袍归还国有。贾鸿斌在激烈争执后达不到私欲，怀恨在心以图来日报复，6年后终于遇上反右这个整人机会。这件事成了必欲置赵于绝境的内在原因。读者也可以由此看出谢富治这些爪牙究竟有几斤几两。 赵正荣被划右之后，惨祸接踵而至。赵正荣22岁的新婚妻子蒋武聪刚生育14天正在普洱渡乡下的娘家坐月子，突然接到所在单位百货公司的电话通知要她立即赶到县城参加大跃进出夜工。电话上说“知道你是在产假之中，但这是县委的指示，点名叫你立即赶来，这是政治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如果反对三面红旗，就跟赵正荣一起处理。”在如此威压之下，蒋武聪只好忍痛背着刚生下14天的婴儿，两手还各提一只暖水瓶上路。50年前的盐津全县没有一寸公路，无人见过汽车，从普洱渡到县城要沿着朱提江岸走90华里的险峻山路，她在疲累之中几次跌倒在陡坡上，差一点滑落江中，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前行，终于在傍晚赶到县城。此时她忽然感到一阵阵逐渐加剧的疼痛，鲜血顺着腿部流到脚背，原来是长途跋涉的挣扎和负重，生育不久的会阴尚未愈合而又被挣破，流血不止，背上的女婴在饥饿中不断啼哭。蒋武聪艰难走到县医院挂急诊，而大跃进背景下的医院则在一片慌乱之中极不负责任地给蒋武聪注射全身深度麻醉，未到次日天明她就惨死在毫无救助的冷漠之中。被监控行动的丈夫赵正荣帮助不了妻子，14天的小小婴儿撕心裂肺地啼哭着，幸得一位好心的农村产妇义务喂奶，才保住这条小生命存活于惨淡的人生。此事在盐津县的城乡传开，县医院声名扫地，有一个多月没有人敢来求诊，这已成为一个耻辱记录。 被殴打批斗的赵正荣因亡妻之痛陷于昏厥，还得忍受不绝于耳的口号声侮辱声。他抱着婴儿找奶妈，但谁也不敢公开承担这点哺乳责任，只是本单位内外有些女同志经常在夜晚挤了奶水装进瓶子送来，或者买来奶粉馈赠，一切同情心都得冒风险。对于蒋武聪的惨死，不要说作为丈夫，就是一切知情者也必然发出两点质问，一是硬逼着产后14天的妇女在伤情未愈时挣扎90里山路来出夜工，这个残忍决定是谁作出、谁执行、谁通知的？该负什么责任？二是导致她死亡的全身深度麻醉这个重大责任事故该怎么追究和处理？怎么善后？这两个基本问题是本案的关键点，是盐津官方躲避不开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但在中国这是受害公民无权提出的问题。制造惨案的恶棍有权幸灾乐祸，有权迅速把赵正荣武装押送200里外的大坪集中营，有权用21年的残害来捂住所有义愤质问之声。就在要押走的前夜，赵正荣到亡妻坟前诀别，就有看押者的好几道电筒光从远处射来监视。赵回宿舍，刚进院门就遭受6名恶棍的毒打，许多住户闻声惊起愤慨质问，打人者才狼狈逃离。 蒋武聪23岁的花样年华就如朱提江峡谷盛产的兰花凄惨凋谢在江边。恶势力掐死这株幽兰，撕碎这个家庭，用野蛮暴力来羞辱这块土地上深厚悠远的文明，宣告了历史的大倒退。这条江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它在现代地图上被标名横江，俗称关河，但两千多年开发史的丰富内涵始终印证着它古色古香的朱提江原名。秦、汉时代的昭通就叫朱提郡，这里盛产的朱提银以其最优的质地而成为两汉四百年富裕昌盛的象征。朱提江300公里 半径的扇形径流区聚集了朱提郡昭、鲁、镇、永、彝、大、盐7个县的溪流，到宜宾安边镇注入长江。为了拓展远程商贸，秦开五尺道与朱提江的航路并行，这就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濒临江水的豆沙关悬崖之上至今留存着僰人悬棺葬，以及唐德宗颁诏封赏南诏国主时，持节使臣袁滋亲题的摩崖石刻，这是国家级文物，是千余年前人文蔚起的明证，证明着唐朝廷是一个明大义而重人情的执政实体，那时候生产力再落后，也绝不至于强令一名产妇出夜工做苦役。蒋武聪背着婴儿行程60里的这段江岸正值朱提江碧浪湍飞的主水道，汉代重要历史文物孟孝琚碑上用“凉风惨淋，寒水北流”八个字来抒写朱提文士孟孝琚不幸早死之后，他亲人眼里的这段江景。现在若是拂去文物上的岁月苔痕，那么“凉风惨淋，寒水北流”，就恰好贴切表达出滇东北受害右派的共同命运。两千年沧桑，竟恍若昨日一般默契。充满人文精神的朱提江萧瑟江风里，永远回荡着我们被摧折的小妹妹蒋武聪的义愤和泣诉之声，她水晶般纯净的一生回归江水，她是朱提江的凄美神韵和永存的灵魂。
她留下的女婴奇迹般活下来，名叫赵晓情，今年恰好50岁，是一个企业的普通员工。为纪念母亲，她又随母姓而取名蒋俊。从婴儿时代她就失去母爱和父爱，是外祖母和远在400公里 外的会泽老家的祖母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在糠菜生涯中坚强承担了抚养责任。从学龄第一天她就知道自己是政治贱民。她的舅舅因株连而从县粮局失去了公职，回普洱渡当农民又被由集镇驱逐到乡间。她在会泽的叔叔被株连而从福州军区雷达兵被通知退伍回家待业，赵晓情本人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初中毕业考和升学考，就因为是右派子女，在当时“推荐升学”的教育体制下被株连而失去读高中的权利，随即又被强令将户口从县城转到迤车区头道河，在修河的劳动中被垮塌的岩石砸伤。右派集中营里的爸爸每一笔辛酸惨痛都在孩子生命的年轮里烙下一圈圈锥心泣血的伤痕，滋养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天伦亲情被反右运动一刀剪断。由于长期隔绝音问和官方不间断的蒙蔽欺骗与谎言灌输，年幼无知的后代误以为受害的长辈大概真的是坏人，幼小心田里既充满自卑又产生埋怨，如此恶毒残忍的心灵伤害填满两代人心，这是反道义的极致。但是历史事实终归证明了谁是谁非：1979年赵正荣从囚禁中改正复职后，任职中共盐津县纪委书记，其廉洁奉公忠诚履职为全县所公认。而赵晓情以勤奋刻苦而取得了统计师的职称。
赵正荣一家的痛史是中国反右运动历史的浓缩，从定罪时的颠倒是非到善良家庭的破碎，从白发老母倚闾盼儿归的昏花泪眼到亲属的21年受株连，哪一步没有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揭示反右运动与人民为敌的犯罪性质？ 鳄鱼皮有多少层？ 这里继续揭破又一层皮：制造盐津反右灾难和大跃进灾难，使盐津成为昭通专区11县中1959和1960年虚报粮食产量最严重，饿死农民也高居榜首的罪魁、县委书记贾鸿斌其人，原是山西省一名不务正业的社会痞子，在风起浪涌的抗战后期被时代大潮卷进八路军的队列当了个侦察兵。他自己在发迹后毫不掩饰当年把进出于烟馆妓院视为家常便饭的行径，津津乐道喜形于色。国共内战中，作为该师一个侦察连指导员，他径直向领导申请一名老婆，师政委薛韬也在高兴之余颔首同意，把俘获的一名敌军官的小妾作为战利品赏给贾鸿斌。入滇接管昭通专区后，1951年就从一个连级干部破格提拔到盐津任县长，两年后边纵出身的县委书记吕茂林调省委党校学习靠边，文盲贾县长变成贾书记，以占领者身份全盘掌控盐津，这才出现了上述令人发指的反右灾难和大跃进灾难。其直接上级先是薛韬后是王子贤，这两任地委书记全是谢富治的爱将，当然可以放任爪牙在盐津胡为。1958年夏，宗派势力借反右补课一手把边纵干部瞿增伟（县委副书记）、何浩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以及赵正荣、罗文富、徐天荣这批科局级干部拿下以后，这位流氓成性的贾书记就迫不及待地把组织部长何浩正的年轻妻子占而为妾，强迫其长期姘居。书记此举达到两个直接目的：一、公开羞辱被迫害的同僚何浩正，向全县干部出示一个信息：不听话者只能落得你们组织部长的下场；二、让盐津人民见识：有了省委地委两级书记的恩宠，我就是本县土皇帝，全县良民就别在我这里讲什么道德、法律那一套吧。 盐津群众甚至议论说，老婆漂亮也是划为右派的标准之一，何浩正终于踏上林冲命运的路。还有人说，灭了江灜洲，来了贾鸿斌，一个比一个更肮脏。江灜洲是盐津普洱渡一霸，民国时代为全县首恶。群众毕竟只讲到切身感受为止，他们无法预测贾书记的霸道业绩具有延伸效应，六十年代来了一个同样残忍凶恶的鲍锦彬书记，让盐津人民见识了什么叫做斯大林加秦始皇。这个体制存在一天，鳄鱼皮就一层层换不完。今日中国权贵层中。最无耻的人之所以不时地念叨反右的所谓正确性与必要性，正是因为他们内心比谁都清楚自己接到手中的是一根血腥味最浓、流氓气最足的权杖，用这根权杖来谋私和反道义，效果最理想。 草菅人命岁月中的三个孩子 1958年春夏被押送大坪集中营的右派夫妻有好几对，其中一家五口的到来引起全场难友最大叹惋和最深同情，这就是年近40的蓝廷昆、刘惠卿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蓝廷昆是1949年12月9日 卢汉将军指挥下的云南起义部队的营长，和平解放时的那个密月期夸他们是光荣起义，蓝被分配在鲁甸县工作，担任一个企业第一线的最具体业务聊以糊口。到了反右和政法大跃进开始，光荣起义者的名称就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妻子刘惠卿，昭通第二中学英语教师，只因为她的长兄刘华昭曾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最末一任书记长，是个改朝换代的过渡型人物而并无任何实权，1951年被收监判刑，其妹妹刘惠卿当然就叫做坏分子。夫妻二人一起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就凭那股文质彬彬的气质风度被推进“因右处理”的绞肉机也毫不奇怪，众难友何尝不是如此？到大坪时的刘惠卿老师身背全家五口的一捆行李，牵着6岁男孩蓝江的小手走路而来，当天行程就是上文说的从龙海到大坪那30华里崎岖山路。6岁娃娃已经累得挪不动脚了，刘老师与其说是牵，不如说是拼命提着他的小手而来。蓝江的4岁妹妹蓝红和2岁小妹蓝兰，则分别坐入两只箩筐由爸爸蓝廷昆挑着充军。箩筐底部叠起几件衣物给娃娃垫坐，这个细节让围观难友瞧见了天下父母心，也由此显出一个实情：2岁、4岁和6岁的幼儿实在是没有亲人来抚养照管了。到达大坪已是黄昏时分，细雨迷濛。李明山场长瞧见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也为之动容，他立即低声吩咐叫蓝廷昆自己去收拾出那间堆放杂物的6平方米的竹编泥糊茅草房做住处，在一张用树枝拼搭的床上栖息一家五口。开头的两年是逐日深切感到饥饿的逼近，因为劳动强度大，伙食不但饭少，而且严重缺乏油肉，孩子本应有的活蹦乱跳全然不见了。
场长李明山本来也是入滇接管的军转干，山西人，反右之前是专署交通科长，性格内向而心地善良，自然不够格做集中营的头子，所以1959年底调走，从公安处换来一名恶棍金玉做场长。此人深谙反右宗旨，深知精神和肉体双管齐下摧残之道。他到任就再降伙食标准，再加劳役强度，再烧批斗殴打烈火。他要用施压来压出点事儿再进行镇压，以显示能力并向上邀功。这是当爪牙的例行模式。金玉的到来，同出一门的周吉顺和马贤荣两位管教就自觉与场长保持高度一致，集中营的右派坟堆也就迅速增加。 金玉场长到任3天就责骂刘惠卿是带着娃娃来“吃闲饭”。因为有了这句话，金玉的儿子比蓝江小1岁，也就可以对蓝江任意欺负和殴打。金场长本人就命令8岁的小蓝江放牧一匹马，6岁的女孩蓝红随母亲喂猪。有一天菜地组的女劳教员正在地里劳动，突然看见对面张家湾坡上的小蓝江被惊起的马拖着狂奔。孩子已经倒地，却紧紧拽住缰绳不敢放，全身擦地，任坑凹土石磨破衣裤皮肉，那一刻真把目击者吓坏了。难友们大声呼喊叫蓝江丢开缰绳，蓝江却拼命呼喊回应：“我不敢放掉！马跑掉了我爸妈要挨绑起来去斗争！”这个8岁孩子是宁肯拖伤拖死自己，也不愿带害父母。难友中的朱励阿姨丢下锄头飞快向着对面坡上跑去，决心冒险救助，此时那匹奔马大约已意识到被拖着的只是个孩子，它终于停了下来。朱励跑近时看到的小蓝江满脸是泥满身是土，裤腰到脚边已完全挂烂成了洞洞条条，破布鞋只有一只在脚上，一双小脚磨得鲜血淋淋，紧捏马缰绳的那只小手从指缝里不断渗出鲜血。但是小蓝江没有哭，余悸未消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庆幸，用激动的颤音说“这匹马还是没跑掉呀！”——在这副惨不忍睹的景象中，难友们看到面前站立的是个多么坚强的孩子！朱励阿姨拉着小蓝江带血的手，连人带马送到他母亲身边时，刘惠卿先是呆若木鸡，随即哇的一声痛哭失声扑上去抱住蓝江：“妈妈对不起你！”朱励也随之哭起来，大家都分辨不清是心疼还是义愤不平。在随父随母当了政治贱民的悲惨岁月里，刚到学龄之年的蓝江和两个更小的妹妹那稚嫩心灵里充塞的不是阳光，而是捆绑吊打斗争批判和饥饿劳累出夜工挣命，这一代娃娃还要向血腥场面和恐怖镜头的理论纲领阶级斗争喊万岁。恐怖环境给孩子的精神惊悸造成的心理变形是终身性的，三个娃娃都会经常在夜梦中惊叫而紧抱大人。蓝江本人从被惊马拖伤后就造成恐高症、恐水症，60年代中期他随母亲返昭通原籍，生活无着，到会泽以礼河水电局做体力劳动重活，不幸在夏秋季节落入洪水，以17岁的未成年之身惨死。 到达大坪后的第一个寒冬，蓝家遭受了又一场令人发指的灾难，事情发生在两岁半女孩蓝兰身上。因为她太小，被勉强接纳于为农场干部娃娃而办的小托儿所，管托儿所的方老婆子是劳教员方育林的老妻。老方是北方人，昭通邮电局留用的旧职员，不知是何历史原因被送来劳教，因为他年逾60，被安排在农场小卖部售货，其妻就在托儿所看护娃娃。势利小人，当然不会出于爱心而一视同仁。两岁半的蓝兰怎么懂得照顾自己，在大坪集中营那高寒酷冷而又天阴雨湿之中，蓝兰冷得啼哭不止，小脚冻成紫色胡萝卜，站不住了，只会蹲在地上用小手摸着脚背哭。不知方老婆子是有意还是无知，她打来一盆烫水将蓝兰的一双小脚猛然放进去，只听得蓝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顿时昏厥歪倒，待方老婆子把她的小脚从盆中拉出来，十个脚趾已经全部掉落在盆里，她脚背的前沿只剩下十个血红色的小洞。十指连心的剧痛和全家命运的委屈叠加在一起，孩子面前摆着的是最可怕的人生前景。一切天良未泯的人都会发出义愤之问：是谁给了害人者这样的犯罪权？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这就是三个幼儿的父亲蓝廷昆之死。在三年人祸的恐怖岁月，苛重劳役、缺粮和极度营养缺乏雪上加霜，大坪农场劳教员的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他们与全国三年内三千七百五十五万被饿死同胞一道成为饿殍，而当年的中国医生不敢说出饿死二字，只能奉命编造其他病名。医院必须服从政治。有位医师在水肿病人诊断处方上开出的药名是粮食二字，第二天下午就宣布为右派送劳教。饿死的多数人所呈现的症状先是水肿，肿而又消，消而复肿，在多番周折中痛苦地耗完自身全部体能，耗尽一切抵抗力免疫力，生命也就油尽灯灭。许多单身汉尚且如此，蓝廷昆夫妇必须先顾娃娃，在鬼门关前他们凭着本能，选择了牺牲自己保住孩子，先让孩子吃饱，剩多少舔光为止。蓝廷昆作为男性和全劳力，体能消耗量大，当然就先死了。这位在卢汉将军带领下一心投奔光明之路的营长，凄惨地饿死在最不光明的右派集中营。可怜的小女儿失去脚趾而不知怎么失去，失去爸爸也不知怎么失去，她哭着用小手拼命抓扯摇动逐渐僵冷的尸体呼喊爸爸醒来。面对这惨绝人寰的诀别一幕，做妻子的刘惠卿先是决心自杀在这个寒冷的地狱，是孩子的哭声唤醒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她咬破嘴唇硬挺起志气要把孩子抚养大。蓝廷昆之死增添了大坪集中营里又一座右派坟。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直到1963年农场撤销，刘惠卿要带孩子们走时，三个娃娃还跪在蓝廷昆坟前哭着不走，恳求妈妈挖起爸爸的尸骨一起走。 害人虫们，上起反右灾难的肇始人，下至直接下毒手致人死命的爪牙恶棍，在这些凄惨后果的面前你们有没有半点愧疚？ 李才义：反叛者的又一次反叛 大家知道国共两党内战时期，在北平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个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叫傅作恭，是水利专家，响应哥哥号召回国，在兰州参加水利建设，被打成极右派分子而惨死在臭名昭著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但这位专家的遭遇已有书著述，我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位国民党高官之子，没有投奔台湾，而投奔中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部队作战，肩负着“解放大西南”的使命。等到这个使命完成，就被打成右派，后又升格为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服劳役二十余年，现幸存于世。 在解放大西南，进军四川的时候，张先痴加入了中共的青年团，曾任支部副书记；并在部队机要部门任电台报务员，及时准确地将情报发送到参谋部和作战部队，为赢得战机、夺取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后来的土改、征粮、剿匪、平叛的斗争中，他立过功，得过奖，受到过通报表彰，正积极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由反三个主义的整风运动，转瞬间变成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他真心诚意给领导提的改进工作的意见，被视为“向党进攻”，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妻子由于没有检举揭发他，也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后来，又由于张先痴坚持“不认罪”，被改定为极右派分子，判管制五年强制劳教。 我看了这份改判，对照当年听到宣布的判决书，完全大相径庭，感到十分费解：难道当年那些办案人员好大喜功就可以捏造事实，臆测遐想，草菅人命吗？难道连封建王朝的王法都没有了吗？ 我又问张先痴：既然改判推翻了原判，你从1962年被抓到1980年获释，冤枉坐了十八年牢房，总要补偿你一大摞钞票吧？你发财了！张先痴苦笑着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叹道：“改正”就已经够宽大了！我听了一阵心酸，又感到无限悲哀！
铁流：十二岁，中国最小的“右派” 本周前一天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从家乡打来的：“你是铁流先生吗？我叫叶明，成都人，向你拜年！” 成都人的声音很软，柔柔的像汩汩的水波，一听就很舒服。我未及回答，听筒里又飘来软软的水波声：“我在网上经常看见你写右派的文章，写得不错，让我们看见了那个逝不去的痛苦岁月。” 我忙不迭地感谢说：“过奖了、过奖了，我写右派是责任，你知道我也是右派。” “知道，知道，我朋友办的《文化人》还登过你的文章。” 这一说更近了。 2008年4月，我回成都去看望茜子遗孀眉地，眉地说：“晓枫，我正在整理茜子文集，文集上准备用你这篇文章。”说着，她拿出了一册有香港刊号的国际十六开本的杂志《文化人》。杂志装帧精美，设计典雅明快，我一翻，上面不仅有我那篇《四川文艺界往事》，还有不少文友的文章。我正想夸《文化人》几句，她又说开了：“你知道不，《文化人》早被取缔了……” 我心里一阵痛，急问：“为什么？” “理由一个，香港刊号不能在大陆出版发行！”叶明在电话里愤愤说，“不说它了，封就封吧，嘴巴总封不住。今天我打电话来是想向你提供一个最小右派的信息，你知道不，最小的右派是谁？” 我不假思索回答：“云南昭通的李曰垓，十六岁。”这个信息刚得到，也是云南昆明朋友向我推荐的，他新近向胡锦涛总书记所写的一封题目叫《关于“反右”历史欠账的法理认定和解决》的公开信。这封信写得真好，文字流畅，用词严谨，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他十六岁被划为右派，强行送往监狱改造，花了十多年时间自修完高中到大学的全部课程。22年后的1980年“改正”后的他，竟然当上了一个学校的校长。 这就是中国的右派！ 她听后，在电话里轻轻一笑说：“我手里这个右派比他还小四岁……” “十二岁？”我惊得叫了起来：有谁相信十二岁当右派？我道：“不会吧，十二岁还是个童音未变的小孩，还尿尿呢！” “真的！十二岁就划成右派，《龙门阵》上登的还敢假吗？” 朋友语调坚决，不容置疑 《龙门阵》原是四川省文化局主管的一个通俗刊物，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现划归四川出版集团主管并主办，是个官方刊物。所刊发的文章绝对准确无误，80年代初我曾在上面发过文章。这下我不能不相信了，忙说：“你能不能把这期《龙门阵》寄给我？” “寄，明天就寄！” 七天后的今天——2009年2月9日下午4点 ，我终于收到了2009.2（总第230期）的《龙门阵》，在32页上醒目加黑标题《中国最小的“右派”》，作者叫李可刚。
现我一字不改不漏，照录于后：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 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当年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7年。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阿姨说：“领啥子奖嘛。” “领吆麻雀的奖。”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运动。人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拼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只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正是在监狱之中，张克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 张克锦平反落实政策后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活得还算不赖。那么小就被关了7年，出狱后又一直戴着帽子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历尽艰辛，棱角理应磨秃了吧？不！张克锦完全不是那种低头哈腰、谨小慎微、反应迟钝、一脸晦气之人。他长发披肩，打扮入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他爱好广泛，除绘画书法以外，尤喜读书集邮，也喜欢与京剧票友们相聚，拉琴吊嗓，自娱自乐。因为读书较多，常常喜欢评古论今。讲话时神采飞扬，口若悬河，乃至手舞足蹈。他家的住房比较宽敞，还开设了少儿美术书法培训班，许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到他这里来，利人也利己。 我是张克锦的老熟人。他对我说，当年被划为“右童分子”，全国“获此殊荣”的大概只有他一人。我说，真是委屈你了。他却说，已经过来了，也就无所谓了。历史只不过和我开了一个玩笑，给了我一个“吉尼斯”金牌！ 叶永烈 先生所著《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说四川雅安的李天德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时年19岁。但我在四川东北某地的一位朋友，划“右”时年仅17岁。跟划“右”时年仅12岁的张克锦比起来，他们只能退居其次了。］
读完此文，我掩卷沉思，在荒唐的年代竟有如此荒唐的事！中国，你人权在哪里？还能这样荒唐下去吗？！ 孙正荃：一本小册子的结束语 大约是十五年前吧，白桦从美国回来，谈起他参加那里玫瑰花节的事。那年正逢百年庆典，他望着从美国各地来的绵延不尽的玫瑰花车，望着色彩缤纷的人流，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笑脸，那么多的歌声，那么多的舞姿……已是白发苍苍的秀兰•邓波儿坐在第一辆玫瑰花车上，依然美丽、优雅、迷人。所有的人都在笑着唱着喊着叫着，而白桦哭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身边的美国人好生奇怪，问他：这么开心的日子，怎么流泪呢？他回答说，是的，是的，我太激动了。白桦说，那么喜庆的日子，沉浸在欢乐海洋里的美国人，很难理解一个中国人此时此刻心灵的沉重。一百年了啊，在歌声和笑声中，他们一直在播种鲜花收获鲜花，他们播种了多少玫瑰花，又收获了多少玫瑰花啊！而我们呢，我们民族的这一百年是怎样艰难地走过来的？飞机和大炮的轰鸣，牢狱和牛棚的囚禁，当然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我们有多少日子是有鲜花相伴的，有发自心底的欢笑的……我相信，此时的白桦，一定还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一次次荒唐的批判和一个个荒谬的“决定”。 我没有参加过美国的玫瑰花节，但是，我觉得自己同白桦的心非常接近非常相通。我感觉，我是在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和白桦的心一次次相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整个金色大厅响起《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时候，当我在荧屏上看到全场西装革履的先生们和雍容华贵的女士们，那么整齐地随着乐曲的旋律时高时低地拍着手的时候，当我看到一千多位脸上绽放着同样灿烂笑容的听众，在最后一个音符消失的时刻，齐刷刷地起立，在一片欢呼雀跃中迎接又一个新年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了，我也总会想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想起我自己那些坎坷而漫长的没有鲜花和阳光的岁月。在我们这个兰色的星球上，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珍贵的，然而却并不都是一样值得留恋值得称道的。如果生命没有了自由剥夺了思想失去了尊严，那还有多少意义呢？六年前，我曾在一个研究生班（MPA）上就中华文化和思维作过一次讲演，现在我愿意把其中的一段节录在这里： “几千年来，在专制统治下，中国从来没有把“人”（个体、个性）放在首位，平民百姓的生命从来没有被认为是最珍贵的，他们作为个体人的肉体存在特别是精神存在的价值，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最应该受到尊重的。英国历史学家赖特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驯服的臣民，这是用了一千年时间养成的。他认为，贯穿于一切领域、各个部门的“统治原理”就是“家长制”。这话说得相当到位。“家长制”同人本精神当然格格不入。中国古代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来只是文人梦寐以求的一种乌托邦和统治者用来蒙骗百姓的谎言。韩非写的《和氏》典型地反映了或者说是宣扬了这中华文化思维中奴性和反人性的那一面。这是全书仅有的以人名为篇目的文章，说的是有个叫和氏的人，在楚国深山中采得一块硕大的璞玉，就去献给楚厉王，可他一次次献宝却一次次遭受酷刑，因为专家说那只是一块石头。他先是被皇上砍了左脚，继之又被砍了右脚，但是他无怨无悔痴心不改，依然“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血”，皇上听到后，觉得奇怪了：“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这位和先生回答道：我并非是因为剁了双脚而伤悲，实在是因为您大王听信了谗言，不识宝玉啊！当然，文章有希望帝王“识宝”的主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让和氏精神发扬光大，一个民族把忠君之奴性推崇备至，被皇上砍了脚，那是自己的造化，被皇上赐死，还要山呼万岁，想想看，这个民族还能有多少作为？多大出息？然而，长期以来，这篇文章作为范文选人各级各类学校的语文课本，关于和氏璧的连环画以及各种儿童读物铺天盖地，和氏精神被不加批判地宣扬成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象征。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决不能低估几千年来我们民族遭受这种精神阉割所造成的后患，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时时处处作用于我们的大脑，成为我们整个民族沉重的包袱。以现代思维的全新观念来透析中华文化思维的负面或阴暗面，说到底，就是对“人”的蔑视和贬损，凸现的是权力崇拜而不是人性崇拜、人格崇拜；一人智而万人愚，一人贵而万人贱，人只是工具（齿轮和螺丝钉），只是器官（喉和舌），人的存在没有本体价值，更没有自身的尊严；等级观念、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权力与真理成正比，“官”大一级压死人。所有这一切都昭示我们，从“人治”到“法治”，从“神道主义”到“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英语中统用humanism），从精神上制度上清除陈腐观念对机体的侵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康德说过：“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当作手段。”什么时候在我们的文化和思维里孟姜女战胜秦始皇了，我们或许就能更显出现代化的韵味，或许就能真正张扬人的力量和人性的力量了。“ 回望自己苦难的往昔，苦之“根”何在？我想，苦在总是不甘心匍匐在地，总想抬头做一个人。我太低估专制的力量了，它不是几个人，它是一种制度、一种结构、一种理念、一种氛围，它无孔不入又无所不在，它已经培育了千千万万的“小李子”和“准小李子”。于是自己总像唐•吉诃德那样，在许多人眼里显得有点另类有点可笑。但是，科学和民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是不可战胜的，我能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个证明，即使没有了我，还有许多许多的后来人，他们会把人的旗帜高高举起。我坚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二百多年前伏尔泰的声音一定会响彻云霄：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更坚决地维护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 退休之前我曾是人家的“喉”与“舌”，说了许多虚的假的空的和狼味太浓的东西；退休之后，我终于可以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了，除已有限地发表在纸质媒体上的外，凡在网上发表的主要文章，大多收在这里了，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正确也罢，错误也罢，统统留给历史吧。 记不得什么时候，也记不得在什么心境中，我曾经仿普希金的《墓志铭》胡诌了几句，当时就说是“自嘲”，这次翻查旧纸堆发现了1985年岁末留下的一页，权作本书的终结语吧： 这里埋葬着一颗心， 痴迷和怯懦， 走完了坎坷的人生。 没有芦笛也没有火焰， 但在他善良的心底， 总闪烁着那明亮的星。 来稿选登 忆老专员杨永新点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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