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微痕----第二十二期 | |
|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7月01日01:59:58 於 [焦點房談] 發送悄悄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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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推動改革 促進民主
第22期 （友誼交流，免費贈閱） 2009年5月5日
目 錄
彭慕陶、楊楓、周康淮、項錦熙、仉艮山、張清、陳棟基、 唐長春、陳叢林、胡邦秀、葉承榴、李雲亮、趙邊、石橋 孫志：改革開放30年：解放思想先行者胡耀邦 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回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起點，胡耀邦就像一顆明星，無私無畏，以改革者的膽識和勇氣，光照前程，指引來者。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有兩件大事與胡耀邦有關，一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一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兩件大事相互關聯，為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的準備，也為改革開放扭轉中國命運奠定了基礎。 九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皓月當空，北京西城區北長街的一座深牆大院，灰瓦紅柱，萬籟俱寂。秋風送來些許涼意，蚊香裊裊的青煙在院中散開，飄散在空氣里。胡耀邦一家1984年從富強胡同六號搬到這裡，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二十多年。 話題從日記開始 今年以來，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已從第一線的工作退了下來，開始陸續整理以往工作、家庭的史料，而他在其中也找到了學以致用的樂趣。重拾關於父親和改革開放的記憶，讓這位北大歷史系的畢業生，拿出搞歷史研究的方法。我們的談話就由此而起。 “我發現您今年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整理1978年的日記。”記者問。“你怎麼知道？”胡德平很好奇。“（日記）記得不多，還是不多。”胡德平搖搖頭，一臉遺憾。 兩年前，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開通。這個面向大眾廣集史料的網站，由胡耀邦夫人李昭題寫網名。時至今日，網站成為匯集普通百姓緬懷胡耀邦文章的一方園地。源源不斷的供稿，展示出蘊藏於民間的對一位逝去領導人的無限深情。
《理論動態》攪動政治風雲 真理標準的討論，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懷念文章的關鍵詞之一。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兩個凡是”的論調在他任職六周前出現於報端。 “他是在兩個潮流的碰撞處，駕着一葉小舟駛進中央黨校就職的。誰料剛到中央黨校，他就想來一個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幫’顛倒的東西再顛倒過來。”胡德平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中央黨校是理論的舞台，黨校的爭論，其實也是社會認識的縮影。胡耀邦在黨校創辦《理論動態》，他要把這個刊物辦成一所“沒有圍牆的黨校”。而《理論動態》創刊，則是與鄧小平官復原職發生在同一周。 胡耀邦親自為“實踐論”文章立題，兩次審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977年5月11日 《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這篇文章，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這意味着，胡耀邦對這篇文章承擔全部政治責任。
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曾回憶說，隨後的日子裡，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對新聞界特別是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壓力，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多次發表談話，鮮明地支持實踐觀點，批評「兩個凡是」。1978年7月22日 ，鄧小平和胡耀邦談話，表揚《理論動態》是個好班子，明確講，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鄧小平還對胡耀邦說，以後可以多到他那裡去。
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普遍認可，帶來了思想大解放。據胡德平回憶，1978年11月25日晚 ，胡耀邦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
他決不是針對華國鋒本人 “他積極參與闡述，積極組織（真理標準討論）。他搞真理標準討論，是針對‘兩個凡是’，決不是針對華國鋒本人。”胡德平說。胡耀邦與華國鋒曾經同在湖南共事，當時在中共湘潭地委搞“四清”。1963年春節前，胡德平就見到過為人忠厚的華國鋒，也和他的兩個孩子交談過，“滿口的湖南話”。 在胡德平眼裡，父親是一個對待黨、國家、人民、家庭、子女，都極為真誠的人。“他教導我們應該誠實，他說別的錯誤可以原諒，你們不誠實，說假話，萬萬不能原諒。”在政治的漩渦中，他則是一個人品和理論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驅，凡是對於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論問題，他的心態始終是平和的，並願為此付出應有的代價。 胡德平還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30年前，父親在搞真理標準討論的時候，有一個老同志持“兩個凡是”的觀點立場，他的孩子和我比較要好，到富強胡同六號的家裡找我，父親從屋子裡跑出來，說：“你別走，你別走，你父親是我們黨內的大秀才，對我幫助也很大，什麼時候我和你父親談談。”這件事給胡德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救蒼生於水火，解民於倒懸。”許多感念胡耀邦的人，都稱他為「恩人」。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平反冤假錯案，為受迫害者帶來久違的正義。面對重重阻力，他曾對中組部的幹部說：“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胡耀邦的家當時住在富強胡同六號，進入這個中組部長的家，不需要特別的通報，門總是很容易被敲開。一些反映情況的人不費什麼周折就能遞進上訪材料。胡德平說，對於這些事情，父親從不覺得麻煩。 胡德平還記得1977年他從河北幹校回家，剛剛擔任組織部長的父親向他了解幹部的情況怎麼樣，受牽連受打擊情況有沒有解決？他剛好受朋友之託，帶來一封喬明甫轉給胡耀邦的信件。喬明甫是原中組部副部長，“文革”被打倒，當時還未平反。“父親說，拿來拿來，他看東西很快的，看完嘩嘩地批了幾個字，說‘我來處理’。”胡德平的表情生動又真誠，臉上泛着幾分神氣。回憶到這裡，他笑了。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驚鴻一瞥，但這三十年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至深至遠。歷史無數次證明，引領社會發展方向的，恰恰是那些關鍵的少數。胡耀邦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 正名吶喊 皆為“光彩” 曾在全國工商聯身居高位的胡德平，幾年前曾駁斥過民企“原罪論”。他為民營企業家的權益和生存環境吶喊，也因此受到詬病，但始終不渝。 九月初，記者受邀參加紀念胡耀邦“光彩”講話25周年座談會。邀請人是活動組織者中國光彩事業日本促進會會長姜維。姜被譽為「中國私企第一人」，他的營業執照是胡耀邦親自特批的。 改革開放之初，“全民所有制光彩，集體所有制不大光彩，搞個體的就很不光彩，找對象都困難”，凡此種種的社會輿論阻滯着人們的頭腦。1983年8月30日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全國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安置城鎮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時指出，一切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勞動都是光榮豪邁的事業。凡是辛勤勞動，為國家為人民做了貢獻的勞動者，都是光彩的。
1994年，胡耀邦逝世五周年。劉永好等十位民營企業家，以“光彩”為名，成立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聯名倡議受益於改革開放的民營企業家“讓我們投身到扶貧的光彩事業中來”。同時用這種形式緬懷胡耀邦。 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企進一步發展壯大，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持續增加。然而，質疑民企財產合法性的原罪論者，上書政府要求清算民營企業家“第一桶金”。“我認為提出原罪是意識形態問題。罪就應該是現罪本罪，犯什麼罪就是什麼罪，哪有什麼罪外之罪的原罪之說呢？”胡德平在被記者問到“原罪”，轉而反問道。 胡德平向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82年中央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溫州要把搞加工做實業的八個人抓起來，有螺絲大王、線圈大王、機電大王等。說他們第一桶金不乾淨，否則怎麼能蓋那麼漂亮的廠房、掙那麼多錢？後來，一個跑了，七個被抓。 “這些人就是不明白，人家是搞市場經濟、是自力更生，是民間創業，就是因為和原來的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不符合，沒見過這樣生產致富的人，就認為有罪要抓，這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1984年溫州市委做出決定，這些人全部平反。”“人家是功臣”，胡德平把最後這句話說得很重。 政策的反覆對於個體也好，對於整個國家也好，都將造成長久的傷害。低調溫和的胡德平與“原罪論”高調辯論，執着於為民企正名，這一行為其實都發端於父親的“光彩”思想，並一脈相承。 胡德平在紀念“光彩”講話的活動中指出，胡耀邦的“光彩”講話，引出就業、富民、所有制等價值觀的突破和進步，對於中國社會具有深遠意義。 中日青年聯歡影響幾代人 改革開放初期，剛剛打開國門，外交工作正處於開創新局，中國亟需了解外部世界。1983年11月26日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東京的NHK大禮堂對日本青年發表演講，邀請日本3000青年訪華。
“胡耀邦個子不算高，但是講話非常有勁兒。他在演講中表示，要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問中國。一聽這話，我們那個激動呀，現場爆發雷鳴般的掌聲！”一位當年在場的日本青年曾這樣回憶。 胡耀邦訪日次年，便拉開了“中日青年大聯歡”的序幕。時任全國青聯主席的胡錦濤親自接待了來訪的日本青年。“一衣帶水”這個詞就是從那時開始傳播的。 其實在1982年，胡耀邦就多次向全國幹部推薦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盪的百年史》。這本書回顧了日本從明治維新到戰後發展的起伏跌宕的百年歲月。胡耀邦提出以日為師，學習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優先、科技創新，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二十五年後，胡德平剖析父親當年邀請3000日本青年訪華的心跡，“和他在共青團工作的經歷有關，從搞世界青年聯歡節受到的啟發。” 胡德平說，父親上世紀50年代主持團中央工作時曾率團去過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他覺得聯歡節是中國青年和世界青年交流的寶貴機會，可以互相學習，認識世界。 胡德平還講述了這樣一樁趣事。父親參加完世界青年聯歡節回到北京，毛主席很興奮，找父親談，“你和外國人接觸不緊張啊？上萬人大會上，都是外國人，你敢講話啊？你的講話鼓掌半小時，你真的講那麼好？”胡耀邦回答：“主席，不是我講得好，是志願軍打得好。”當時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戰呼聲高漲。朝鮮戰場上，志願軍把美國趕回“三八線”。胡耀邦那次演講全場沸騰，起立為他鼓掌半小時。那一次經歷，深得毛主席讚賞。於是，胡耀邦從經驗而來，找到了通過青年交流加強中日關係的這條道路。 “改革開放需要與世界的交往，他是很開放的。”胡德平說。 盧躍剛：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各位會長、理事： 說實話，我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給你們寫這封信我有點猶豫，大家都是熟人、朋友、同仁，話說輕說重了都不是，但是茲事體大，據我所知，長期以來，中國文學界評獎沒有原則，已成痼疾，不能不說。 前不久我接到學會的電話通知，說我1993年發表在《當代》上的報告文學《以人民的名義》經專家評選，獲得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篇優秀報告文學獎，不久將會在《文藝報》上公布獲獎名單。我得知，這次報告文學評獎活動規模宏大，涵蓋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國大陸發表的所有報告文學，獲獎的三十篇報告文學代表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 同時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時期報告文學最重要的兩位作家劉賓雁、蘇曉康的作品不在這次評獎之列。因此我有疑問：如果剔除了劉賓雁、蘇曉康，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歷史是完整的和真實、客觀的嗎？獲獎作品能代表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嗎？這不是買櫝還珠？ 請看劉賓雁的作品：《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 再看蘇曉康的作品：《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路》《洪荒啟示錄》《烏托邦祭》…… 至今我們都很難忘記這些作品發表後社會反響的盛況。無論是從影響力而言，還是從文體的開創性而言，即對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的貢獻而言，當下獲獎的同時期作家沒有能超過劉、蘇二位的。取消了頭馬的競賽有什麼意義呢？相信了解這段文學史的作家、評論家會同意我的意見。 我始終以為，評價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書寫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歷史，繞不開劉賓雁、蘇曉康，他們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標誌性的人物。這個意見，九年前兩位會長主編“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時，我就專門致函闡述過。 由於二位主編堅持繞過劉賓雁、蘇曉康的“大系”編輯意圖，我拒絕了參加“大系”的邀請，並說，如果未經我的同意授權，強行選編出版，將訴諸法律。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困難，這樣的編輯意圖，用歷史的眼光看，“重要作家大系”沒有主編聲稱的那麼重要，如果說重要，那也是他們自娛自樂的重要。 事實也證明，“繞開”的選取、編輯的想法和實踐，社會傳播效果恰好是負面的。 2005年12月6日 ，劉賓雁在美國去世的當天晚上，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演講，演講題目正好是這次獲獎報告文學的題目“以人民的名義”，我在課堂上臨時更改為紀念劉賓雁的“記者的底色”，向同學們介紹劉賓雁，介紹中國報告文學講真話的艱難歷程。
在這裡我要告訴各位，那天的演講令我震驚。我現場測驗，我的聽眾——新聞傳播學院的研究生們不知道“劉賓雁”是誰，更不知道他有什麼作品。 “劉賓雁”這個一度代表着知識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的十六年時間裡——不到一代人的功夫，被他的祖國忘記了。事後，我公開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有一個人，叫“劉賓雁”》。我在文章里說，“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 本來，忝列“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和三十年改革開放報告文學大獎獲獎作家名單，應是很高的評價，我應該感到極大的榮幸。但是，摸着良心講，我實在榮幸不起來。恰恰相反。我必須告訴各位，我不能參加這次評選。這次評選的標準、結果，有違我報告文學創作的主張和價值觀、歷史觀，也有違我之前做出的相關決定。 我有起碼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感。我不願意被一種無形而強大的東西裹挾，不願意參加這場“曠日持久的預謀”，哪怕這種裹挾和預謀對於我個人來說有諸多好處，譬如名利雙收，既有出書稿費、獲獎獎金，又能贏得更高的社會聲譽；而且包含着某種善意，譬如公正地評價我的報告文學成就。面對善意，我的態度是：坦率地表達內心真實的感受，追求虛榮，虛與委蛇只能是褻瀆。 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虛與委蛇。我們需要妥協，但是妥協必須有一個限度，超過了限度，妥協毫無意義，甚至可能墮入譫妄、虛榮。 這次獲獎的《以人民的名義》及其續篇《討個說法》的責任編輯是劉茵老師。《以人民的名義》寫的是一起迫害人民代表的案件，在 1993年第三期《當代》發表後，我面臨強大的壓力，湖南省委誣陷，某領導批示，全國新聞記協、新聞出版署、團中央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我進行調查。劉茵老師力主召開《以人民的名義》作品討論會，支持我二赴湖南調查，把新聞報道中的“連續報道”樣式引進報告文學領域，並於當年發表了續篇。所有經過歷歷在目。
劉茵 老師也是《劉賓雁自選集》的特約編輯。這本自選集是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可見劉賓雁對劉茵老師的報告文學理念和專業水準的高度認同。她在電話里給我講述着她與劉賓雁交往的故事。這些故事給人溫暖，給人希望。這些故事今天不會有了，是不是永遠不會有了？
七八十年代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的尊敬、信賴、支持，一篇報告文學發表後對社會的震動，今天是難以想象的。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開創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和立場，以及堅持這一立場顯示出來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的基本特徵，正是這個基本特徵掀起了一場持續了十年左右的報告文學風暴。劉茵老師，報告文學學會絕大對數主席、理事，包括我在內，都是那場文體風暴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連續七八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類新會員入會審批專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鳳毛麟角，一兩部而已。這個情況說明，從九十年代末開始，報告文學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現了巨大的斷層。有作家公開在媒體上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首先是黨員，其次是作家”。這種工具論、喉舌論的獻媚，文革後，連那些最左的作家、評論家都不好意思說，而且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過來人，特別是像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文藝沙皇”級別的人對此都有檢討、懺悔。 當然，我們不能說七八十年代報告文學的風起雲湧是一種常態，用純粹專業的眼光看，還有很多缺陷和瑕疵。報告文學的崛起、勃興與新聞管制、信息渠道稀少有關，也與中國社會倡導開放改革，清算專制蒙昧、領袖神話，進入啟蒙時期早期——文學社會、文化反思有關。一方面是言論自由的鉗制，一方面是新聞媒體、文學出版，作家、記者在社會關係中的體制性稀缺和強勢。 報告文學寫作，本質是非虛構寫作。報告文學應該說是新聞寫作的一個變體，只是由於作家的大規模介入，強調文學性、可讀性，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覆蓋了新聞性、文獻性，使這個新聞的變體成為了文學的變體。後果是，今天我們很難把相當部分的七八十年代的報告文學看作是“歷史的初稿”。 晚年劉賓雁的寫作很謹慎。有人告訴我，他的謹慎甚至有點苛刻。他不認為海外“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卻獲得了天空”，能夠了解大陸中國。 九年前，他讀了我的全部作品，給我來信說：“1990年後沒有出一本書，只是在積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時致力於談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力求在一個新的高度上重新認識50年來的中國，擬透過個人經歷與見聞，把中國何以變成今日模樣這個故事說上一說。原計劃於1999年完成，不幸失敗了，正準備重新動筆。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對於九十年代中國的觀察。” 現實批判和文化反思也有可檢討之處，首先是批判工具的簡單化，其次是社會變革制度和文化參照理想化、浪漫化。五四以後，“革命壓倒啟蒙”（李慎之語），“革命走向極權專制”，戰爭、革命、運動、動亂，作為長久的思想管制、精神壓抑的劇烈反彈，急躁、激進必然是知識分子社會改革的主要心態和徵象，《河殤》走到了極致。 2008年秋天，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森林琥珀顏色的時節，我見到了蘇曉康。他帶着車禍餘生的妻子傅莉一塊兒來吃晚飯。他送了我一本書，《離魂歷劫自序》，是他台灣媒體專欄文章的結集。對此，蘇曉康本人在書中有宿命般的深刻反省。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那已經是一段難以抹殺的歷史。今天三十年三十篇報告文學評獎，排除劉賓雁、蘇曉康，作為獲獎者，至少我有這樣的強烈感受：這是讓我們這些三十年報告文學文體風暴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來抹殺歷史，嚴肅講，是一種對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調戲和侮辱。戕人，然後自戕。 不瞞各位，2006年2月冰點事件，我被撤職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點被粗暴停刊整頓的抗議，而是我在網絡上公開發表紀念劉賓雁的文章。這個理由令我震驚。劉賓雁是我供職的中國青年報的前輩，患癌症思想歸國而不得，去世後魂飄海外他鄉，一個後生晚輩寫篇紀念文章而獲罪，不是典型的以言獲罪麼？這是怎麼了？歷史進步，怎麼進步到了這般模樣？ 我想，他們對我的懲罰，大概是因為我向國人介紹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劉賓雁”的存在，並且表達了我對一位身患絕症的八十歲老人去國懷鄉，想落葉歸根而沒得到人道主義回應的不解不滿。我只是講出了真話。 我給劉賓雁回信說： “我重讀了您在台灣出版的《自傳》。這部書是八年前台灣中國時報總編輯陳國祥先生送給我的。八年前讀，八年後讀，感受完全不一樣。因為這八年我經歷了許多風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報告文學在中國的遭遇，也是講真話在中國的遭遇。我始終搞不懂，為什麼一個執政黨害怕講真話，鼓勵講假話、講空話、講大話、講套話；為什麼不害怕因此傷及執政黨信用，傷及一個 12億人的偉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撤職對他們來講，是懲罰，是淫威，對我來講，謝天謝地，是自由，是解脫。這幾年在家潛心讀書，研究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史，研究中國當代史和中共黨史，訪問了大量的中國革命和改革的當事人，自有一番天地和快樂。 在這裡，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國近、當代歷史（如果想秉持嚴肅的歷史態度認真研究的話）如同打掃奧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把那些出於政治的需要被忘卻被蒸發的人物打撈回來，還歷史於本來面目。劉賓雁、蘇曉康僅是一例。更有甚者如趙紫陽。 一直到今天為止，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書籍不准出現“趙紫陽”這三個字。趙紫陽當過總理、總書記，改革開放進程中居功甚偉，杜潤生說，趙紫陽奠定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轟大嗡宣傳改革開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實在是迴避不了，就用“國務院院領導人”、“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負責人”來曖昧，好像出現了“趙紫陽”，之前和當下領導人就會神光褪色，就不偉大、光榮、正確，天下就大不太平。 “趙紫陽”的歷史痕跡被洗的白茫茫大地一片乾淨，以至七八年前中國青年報攝影部招新記者，幾十個重點大學畢業大學生、研究生應聘者，不知道曾經有個“趙紫陽”當過國務院總理。我們的教育部門、意識形態部門真成功呵！1989年開始算起，從轟轟烈烈最重要最顯著到銷聲匿跡人間蒸發，也就是十幾年的功夫。 除了趙紫陽、劉賓雁、蘇曉康，曾經人間蒸發過的重要歷史人物，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在內，我們能列一個長長的清單。 這種精神狀態和治國理念，說起來挺猥瑣的。歷史上猥瑣過，現在繼續猥瑣。對待歷史鬼鬼祟祟，其狀不忍卒睹，往往掩卷長嘆！什麼時候能不鬼鬼祟祟？吾道不孤。《炎黃春秋》2008年以來，連續地發表了紀念趙紫陽的文章，給與趙紫陽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貢獻以公正的評價。 我以為，只要嚴肅對待歷史，完全可以找到堂堂正正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周全辦法來評獎。我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理事和作品獲獎作家，要求學會給我提供這次評獎活動的評選標準、參評篇目、獲獎名單、專家委員會名單，就是想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辦法，但是至今沒有等到。 讓參選作家和公眾了解評選規則、專家組成人員是一個不能省的程序。這是一個組織的行為是否公正是否客觀是否權威必備條件。我不想有被恩賜被裹挾的感覺。 學會給我打電話，要我“配合一下”，我不知道該怎麼“配合”。像騾子像馬那樣到領獎台上去遛一圈叫“配合”？不“配合”就是不識好歹？還有了，“配合”誰，“配合”什麼？去年一位朋友被非法軟禁在家，不讓去參加一個葬禮，便衣警察堵在門口說，“你配合一下我們的工作”。都是“配合”，此“配合”與彼“配合”有什麼差別？此“配合”是規勸，彼“配合”是警告，相信兩種“配合”間有一種內在的同構的邏輯。“配合”倆字讓我聽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知道搞一次評獎活動不容易，拉贊助，選文章，開會，投票，出書，一大堆具體事麻煩事；也知道二十多年來各位為中國報告文學的創作做出了許多艱苦的努力，推介作品，支持作家，我本人就是這些努力的受益者。我對各位的工作充滿了敬意。我也知道，學會和各位評委包含某種善意，然而你們的善意並沒有改變虛構歷史的事實。就虛構歷史而言，善意、惡意的社會效果是一樣的。 我的態度，一言以蔽之，不管是什麼理由，一個從事非虛構寫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虛構作家組成的學會參與虛構歷史，太荒唐。這個行為在客觀上動搖了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信用，顛覆了以往非虛構文學創作的道義基礎。 因人廢言，因人廢史，已闖下過彌天大禍。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我們不能講真話，但是我們可以沉默，不講話。這是現行體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碼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場：此事關涉原則，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盧躍剛 2009.2.26 王亘堅：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權術 毛澤東思想這個詞，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由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當時說成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亦即中國化馬列主義。從那以後，毛澤東思想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並被不斷的傳播和歌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毛澤東個人的造神運動不斷升級，毛澤東思想更成為不容置疑，不容討論和評論的真理，成為中國共產黨乃至中國人民必須高舉的偉大紅旗；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更成為人人必讀的“聖經”，《毛澤東選集》強製發行數億套，毛主席語錄人手一冊，毛澤東思想成了革命小將頂禮膜拜的圖騰；那時候，毛澤東思想被吹成是光焰無際永遠不落的太陽。中國人的一切勝利和成功都要歸功於毛澤東思想，就連參加國際乒乓球賽，打贏了都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但是，打輸了就不能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失敗。至於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造成了全國的極大混亂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極大損失，更不能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失敗了。那時候，對毛澤東這個偉大領袖如醉如痴的個人迷信，使中國共產黨成了一種邪教！ 然而，也不能低估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核心，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靈魂就是兩個字……權術。 綜觀毛澤東所提出的一切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策略、措施、其根本目的都是為奪取和鞏固共產黨的權力……歸根結蒂是毛澤東個人的絕對權力。 毛澤東為什麼不反對而且欣賞和鼓勵對他的個人崇拜，甚至他自己還在建國初期的五一節口號中加一條“ 毛主席萬歲”？毛澤東一貫主張的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而黨又是由書記（一把手）掛帥，這說到底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他的個人權力。他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全黨當服從中央這一套，其中只有少數服從多數是體現了民主的，但又基本不執行，其餘都是體現集中的，結果只能是把權力集中到中央，而中央又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毛澤東對抓權是時刻不放鬆的，他對權力的專注和高度敏感性是無與倫比的，1953年5月19日他專門寫了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其內容是：一、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二、（1）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期間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訴我；（2）過去數次中央會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八十頁）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他的權力是輕易不肯放鬆的。 毛澤東一直堅持的黨指揮槍，軍隊由共產黨絕對領導的原則，就是保證黨的權力永遠受軍隊的保護，使之萬無一失。但是在沒有黨內民主的情況下，黨的權力不就是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嗎？在黨內雖然有中央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是那些委員誰敢反對毛澤東的意見呢？不要說反對，就是稍有微詞，稍有疑慮都要遭受無情打擊。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口號的劉少奇，在建國初期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口號，在毛髮動的大躍進造成人民餓死數千萬之後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死人要寫進歷史的……”等等對毛的責備，就被毛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彭德懷善意的勸他不要再搞那些勞民傷財的大躍進，就被他惡毒地打成右機分子，並反覆折磨致死；周恩來在他面前誠惶誠恐，唯命是從。笑臉相陪總還是得不到他的諒解，就是由於早年周與王明一起反對過毛的路線，以及1956年提出過反冒進；鄧小平提出過一些實是求是的主張就被他打倒過三次……所以，共產黨的權力就是毛澤東的權力！ 毛澤東在世時多次說過，我們就不照搬西方那套民主（至今還有一小撮人 重複他的話）。至於為什麼不能學習和照搬，他並未，也不敢說出理由來。其實問題很簡單，如果學習和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就是取消了毛澤東的專制和人治，就意味着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毛澤東的絕對權力都喪失了。 毛澤東在少年時期就立志作最高統治者，他寫的詞中曾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抗戰勝利後，他在重慶談判時又明確表達了他的皇帝欲，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話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他在晚年曾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他身上一點馬克思的氣味和影子都沒有，他是地地道道的斯大林加秦始皇；他對秦始皇的“極權”專制十分欣賞，因為他曾寫詩批駁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要商量……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他學習了斯大林的殘暴統治，鎮壓一切反對他或被他懷疑的人，包括吹捧最賣力的劉少奇。 毛澤東為什麼重用一批農民、工人擔當副總理副委員長？他為什麼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他為什麼說知識越多越反動？他為什麼在“文革”時期解散一切大學？就是因為越是無知越順從他的意志，越利於他的專制統治。毛在延安與黃炎培等人的“窯洞對”是許諾民主的，這一許諾迷惑了不少人，當他一朝權在手，立即露猙獰，他一點民主也不許講。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他對魯迅以五個偉大來歌頌，但 1957年反右時，他卻說：“如果魯迅還活着，很可能關在牢裡繼續寫，除非他識大體不做聲”。這一切都說明，毛是一個極端陰險狡猾的奸雄！尤其令人髮指的是，他在日寇戰敗後，派人到中國帶罪談判時卻主動放棄對日本的索賠，極 “慷慨”地出賣了數千萬死難同胞及其家屬的利益，以換取戰後日本政府對中共政權的承認。這一奇異舉動使來華談判的日本首相和外相都驚呆了！ 總之，毛澤東為了他自己的絕對權力，不顧道德底線和人性底線，什麼壞事他都干！ 毛澤東深知在中國，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所以他在數十年中千方百計，處心積慮地謀權、爭權、專權、直到當朝一品，說一不二時，他就什麼都有了。可以說“普天之下，莫非毛土”！他強製發動歷次毀滅人性的，毀滅文明的運動，壟斷了一切發言權，他超越了歷代皇帝的窮奢極欲，布滿全國的豪華別墅，圍在身邊的成群妻妾和如雲美女，就是在他臨危時，也還念念不忘他的絕對權力，他的遺詔中就制定了他的妻子和侄兒為核心的接班人。但是，他一旦駕崩，事情就由不得他了，不到一個月，他遺詔鎖定的人都被收拾了。 歷史再一次證明，權力——即使是極權，也是不能征服人心的。而人心的向背，是最終決定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 石天河：從“恭喜發財”所想到的糊 春節的假期過完了，我才忽然想起一個有關過年的哲學問題：“過年是不是應該有個定義？”通常過年，無非就是去四門八路的親戚朋友家拜拜年，你恭喜我，我恭喜你，我請你吃飯，你請我吃飯，買點年貨，買點送人的禮品，給小孩壓歲錢，放放花炮，看看電影、看看電視裡的春節晚會、轉轉旅遊景點，打打麻將，打打檯球、乒乓球，聊聊天，嘻嘻哈哈的糊弄一陣，把假期的時間糊弄過去，就算是把年過完了。究竟人們為什麼要這樣過，似乎說不出多少微言大義。只好像是“從來如此”，也沒有誰像魯迅《狂人日記》裡的狂人那樣問過一句：“從來如此便對麼？”因為從來就沒有人考慮過是不是對的問題，也就是覺得這裡邊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對不對”、“該不該”、“正確不正確”以及有沒有“階級性”、“政治性”、“鬥爭性”、“妥協性”以及“姓資姓社”、“是教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的差別。 說來也怪，在“你恭喜我、我恭喜你”的時候，商家的“恭喜發財”是最普遍的，而現在的幹部，無論職位高低，說“恭喜你祿位高升”的人，卻幾乎已經沒有了。為什麼“恭喜發財”仍然千年不變，而“祿位高升”卻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了呢？這裡邊大概有一些時代與社會風氣變化的微妙因素。實際上，雖然口裡不說，當官的仍然是想往上升的。不說不等於不想，不明說也不等於不在暗地裡說，自己不說也不等於不請別人幫自己說。現在，商家向做官的拜年，一樣的是喊“恭喜發財”，做官的也並不拒絕，似乎“升官”與“發財”原本是一致的。“升官”只是形式，“發財”才是“實質”；“升官”只是路徑，“發財”才是目的。這看來像有差別的兩者，經過矛盾統一的辯證思維，其“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規律性，倒是很容易弄明白的。 大概“發財”之優於“升官”，主要就因為“升官”要受許多條件的限制。例如，一般公務員升到處級，差不多就到頭了；廳級以上的高幹，是不容易升上去的。高幹要升到省部級的封疆大吏、中央大員，也就幾乎到了頂；要升上國務院副總理已經難乎其難，要當上總理或國家主席，那一要才能，二要聲望，三要機遇，四要人緣……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提你作接班人。而這一項，幾乎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而且，一旦登上了那個位置，也就到了《易經》上所謂“九五，飛龍在天”的地位，那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再要進一步就到了“上九，亢龍有悔”，將會陷於動輒得咎的困境。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金字塔的頂峰是只能站一個人的，如果有兩個人並立在那裡，便很容易發生爭奪最高權力的“龍戰”危機。在毛澤東時代，原先大家都以為，長期以來，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劉少奇。可劉少奇登上國家主席位置以後，七千人大會上的“兩個主席”並立，就使得毛澤東忽然感到“赫魯曉夫就在我們身邊”。隨後，毛澤東龍顏一怒，發動“文革”，《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把國家主席廢為庶民不如的罪犯，並一直迫害至死。到“九大”時，林彪作為“副統帥”，其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已經正兒八經地寫進了《黨章》，林彪以為自己這“接班人”的位置是鐵定了的。可他沒有料到，當他到了“飛龍在天”的地位還想更進一步，準備正式伸手接班的時候，才發現毛澤東只是拿他做個二傳手，真正的接班人並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到“十大”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的“571工程”失敗，只好坐上三叉戟飛機出走，終於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林彪死後，毛澤東失去了為他掌軍的人，“文革”基本上是失敗了。但他是“一天不死，革命不止”的“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時必須有人幫他守住攤子，於是，“你辦事，我放心”的那張字條，就成了華國鋒主席接班的憑證。華國鋒曾一度被葉帥稱之為“英明領袖”。那“英明”不是假的。他知道毛澤東只是把他做個三傳手，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其實是江青。（江青在公審時說：毛澤東給華國鋒的字條上，除了“你辦事，我放心”之外，還有兩句是“有問題，找江青。”後來，張玉鳳的回憶，也說毛澤東臨終前的接班人名單，是把江青列為黨的主席。）所以，華國鋒在得到葉帥、李先念的同意以後，在汪東興的協助下，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才沒有重蹈劉、林的覆轍。——由此可見，“升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升到頂端，還要經受難於預料的風險。甚至，你的工作越是做得好，越是容易觸犯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反貪污，就一定會得罪某些與貪污分子沾親帶故的權勢人物，他們隨時都可以糾合一些政治痞子、文化流氓來跟你搗亂，搞內鬥、搞折騰，弄得你在大步前進時，不能不有後顧之憂。官升上去要想為人民做點事。不肯同流合污，往往還遭到攻擊。所以，歷史上的一些好官，往往不想升官，而想歸隱或拂袖而去。那雖然是欠缺鬥爭精神，也實在是因為官場太煩人，怕遭人陷害。可見，升官並不一定是好事。 而“發財”，則主要只是一個謀劃、膽略、經營、操作的問題，雖然也有盈有虧，有遇到自然災害和覆車、翻船、墜機、失火、搶劫、綁架等意外事故的可能，但商場和股市畢竟不像官場那麼兇險，就拿當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來說，企業老闆和炒股大款跳樓、投河、上吊的，也還是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為數不多，無論在中國十三億人或全球六十億人中，都夠不上個零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他們的“發財”，則很可能是沒有上限的，不僅世界各國的富豪榜上那些人的財產都是天文數字，甚至中國二十幾歲的姑娘，被傳媒稱之為“億萬富姐”的，也不算是罕見的奇聞。這就無怪乎“恭喜發財”會成為過年時最普遍的一聲祝賀。——世界確乎已經成了王朔所說的那個樣子：“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那麼，這“發財”是不是可以算得上是一種“普世”追求的“價值觀”呢？——這裡就不僅涉及哲學，而且涉及了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學術領域太寬，不是淺學如我者可以談的。不過，我奇怪的是，有些人，也許比我還不如，卻忽然在網上發表文章，在什麼座談會上發表演講，大談特談或大罵特罵“普世價值觀”，說“普世價值”是根本沒有的，世界上自從有了階級，就沒有統一的價值觀。——就是說：還是撈起了“文革”時期的“階級決裂論”的傳家法寶，認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切觀念都是絕對對立的。不過，他們談的可不是“發財”，而是談論“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大題目。我在上面談到的“發財”，只涉及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所希求的“富裕”。而他們談到的“民主、自由、人權”則涉及到了作為現代人類社會文明標誌的幾項基本目標。當他們說“民主、自由、人權”不是“普世價值”的時候，他們的意思是說，在我們這兒只有與“民主”相對立的“專政”，與“自由”相對立的“監禁”，與“人權”相對立的“特權”，才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價值觀。——這裡，請大家注意一下他們那語言魔術的障眼法：他們自命“無產階級”，甚至不知羞恥第自命為“共產黨人”，其實，他們都是“官僚”、“政客”或官僚政客集團所僱傭的“清客”（即有學術頭銜的、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幫閒”的那一類人）。他們沒有一句話是為工人、農民工的利益說的，他們不要“民主、自由、人權”，只是為了維護他們作為官僚、政客及其幫閒的“特權”（即高居於全體人民之上的“管理人集團”和“權力僭越者”的特殊利益與特殊地位）。對於工人、農民工及其它各階層的老百姓來說，“民主、自由和人權”，並不是什麼“西方的價值觀”，而是與我們每個人的生存、溫飽、發展的權利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沒有“民主”，你被當官的欺壓不能撤換也不能控告他；沒有自由，你被圈去了耕地還不許你去省城上訪；沒有人權，你被非法的監禁、打罵，還不許申冤。——這就是他們的“理論”！這能夠算“理論”嗎？虧他們厚起臉皮搬弄起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大家都不要被他們騙過去！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騙子！不要怕他們。“民主、自由、人權”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和我們共和國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經很清楚地說過的！請大家記住：
國家主席胡錦濤早在2006年4月21日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就說過：“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仍是中國的首要任務。我們將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使13億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7年3月16日 ，在“兩會”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說過；“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
我們大家只要記住了這兩條，那麼，任何否定“普世價值”的歪理邪說，一相比較，我們就都可以識破它。那絕不是代表共產黨、代表政府或代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那是“文革”時害死了幾千萬人的極左分子、打砸搶分子、“四人幫”餘孽、以及現在企圖反對改革開放方針、反對“胡溫新政”的反改革分子所施放的政治煙幕。他們企圖阻撓民主化改革的進程，以保護他們的特權和既得利益（其中包括他們可以拉幫結派、抵制中央，可以欺騙人民、壓制輿論，可以貪污腐化而不受法律懲處的特權地位）。 我們一定要明白：現在以胡錦濤、溫家寶為代表的國家領導人，“以人為本”、“堅持改革開放政策”、“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以科學發展觀為國家經濟建設指針”的各種具體設施，都是符合中國現實需要、符合中國人民利益，也與“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是一致的，與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目標，也並無矛盾。現在，某些反改革極左勢力企圖撿起“文革”時期“階級鬥爭為綱”的破爛貨，用毛澤東那種禍國殃民的“造反理論”，來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阻礙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他們口頭上說反對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實際上是反對改革，反對“胡溫新政”。最近，有一些狂妄之徒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組織起所謂“中國毛主義共產黨”的極左黑幫，號召推翻現政權，回到“文革”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我們一定要識破極左勢力對胡溫新政“內外夾攻”的陰謀，堅定地“批毛”、“反左”，維護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加速體制改革，繼續推進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誰要反對“胡溫新政”，我們就採取魯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六》一文裡面所教導我們的：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艾風：簡評毛澤東功過 對毛澤東的功過，第二代領導核心似乎早有定論，鄧小平講三七開，即功七過三；陳雲說：“建國有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這兩位前輩都是第一代領導核心的主要成員，對毛的評價當然偏袒有加，因為也涉及到對他們自己的功過評價。 順便說一下，鄧小平所說的黨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核心，現在質疑的人不少。因為此說法把創建黨的陳獨秀，及先後幾屆領導人瞿秋白、博古、張聞天等都排斥了。實際上，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到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才開始確立（名義上還不是總書記或主席）。那末，共產黨從1920年建立到1938年，有18年豈非成了空白？如果說要路線正確才能稱為領導核心，那末毛澤東在建國後犯了多少次左傾或極左路線錯誤，這第一代領導核心之說還能成立嗎？如果說是建國後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核心，那末，從1976年10月至1980年3月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又被排斥了，這3年多又成了黨的歷史的空白，“四人邦”又是被誰領導打倒的？所以這個所謂“核心”之說，漏洞百出，經不起事實的考證，現在不說也罷。 對鄧小平給毛澤東三七開之說，現在贊成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因為同樣經不起事實的考證和歷史的追究。至於倒三七開是否站得住，還要由下一世紀的歷史學家來評說，因為毛澤東統治下的政績實在乏善可陳，而該否定、推倒的劣績實在太多，老百姓受的苦難實在太多。 對陳雲說毛澤東文革有罪，國內除極少數毛主義分子外，我看都會贊同。但陳雲說毛“建國有功，治國有過”，就值得大為商榷了。 先說治國有過。毛澤東為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想當第二個斯大林。為實現此野心，空想地提出超英趕美、大躍進、大辦鋼鐵、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國大饑荒，現據中央檔案解密材料，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數統計如下： 1959年 522萬人（其中城市95.8萬人） 1960年 1155萬人（其中城市272萬人） 1961年 1327萬人（其中城市21.7萬人） 1962年 751.8萬人（其中城市107.8萬人） 以上四年合計餓死3755.8萬人，其中城市497.3萬人。據國內研究災難史專家統計，我國3000年來因自然災難而死亡的人數總和也沒有這麼多；據抗戰史專家統計，八年抗戰中被日本侵略者屠殺、戰死的總數也沒這麼多。僅僅這一椿，難道是僅僅治國有過，而不是有罪？我看即使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評價，也是大大的罪，滔天的罪，比“文革”更大的罪！不要因為“文革”主要打擊了當權派而僅僅認為“文革”有罪！ 再說1957年反右運動，據中共中央原先公布的資料，共劃右派552973人，不予改正的僅96人，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占99.99%，所謂“必要性”僅占萬分之1.736。鄧小平還想維護這場性質反動的運動的“正確性”、“必要性”，豈非荒唐？但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實劃右派總數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或處罰）。因此，實際上戴帽的是55萬的五六倍（詳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二期郭道暉文章）。 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鎮壓、迫害知識分子運動，而且時間長達22年。就是從世界史角度比較，也無出其右。即使西歐中世紀歷史上最黑暗時期的對異教徒的迫害，也無如此大的規模，如此長的持續時間。所以，反右運動實質上是一場專制對民主的十字軍東征，不管當時的右派們是否具備清醒的民主政治意識，但他們所提意見的內在要求是實行政治民主化。對他們大肆鎮壓，這難道僅僅是毛澤東治國的過，而不是罪？我看是大大的罪！滔天的罪！ 再看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罪人？毛為了打垮蔣介石的需要，答應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贏得了廣大農民對共產黨的支持。但建國後農民經土改拿到了土地僅僅三年多，就被合作化運動剝奪走了，還強制實行統購統銷，高徵購，強迫徵購，農民連口糧都保不住，更遑論走向富裕。據一份山西省土改後農業生產恢復、發展的資料，該省1950年已有占總戶數4%的農民上升為富裕中農，85.4%的農戶上升為中農，農民普遍不願組織起來，要求自由發展生產。如果沿這條路走下去，中國農民大多都會富裕了，可毛澤東要急着推行合作化，陳雲又設計出統購統銷，造成即使素稱“天府之國”的富饒的川西壩子，歷史上譽為“金溫江，銀郫縣”的溫江縣，早在1956年，就已開始有餓死人的事件發生。我有一位右派朋友是從美國留學歸國的公共衛生專家，領導上以為是一場瘟疫，派他去溫江調查醫治，他回來後說了實話，說農民死亡事件不是瘟疫，是得了浮腫病，因飢餓而死，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 在毛統治下的農民，發生大饑荒也不能“走西口”、“闖關東”，殘酷的戶藉管理制度，出門要路條，吃飯要糧票，把農民牢牢地困在家中，只能活活地等餓死。大饑荒過後，農民也是在變相的大集中營里勞動，吹哨集體出工收工，毫無自主權、積極性可言，實際他們只是變相的奴隸，過着缺衣少食的貧苦生活。國家對農產品又實行剪刀差政策，靠剝削農民來積累工業化資金。 所以，農民苦、農村苦、農村工作難的“三農”問題延續至今，仍是難以解困的老大難問題。其罪惡根源就是毛澤東的土地國有化政策和城鄉二元結構的戶藉制度，以及當時的合作化、公社化運動。毛澤東對農民來說，應是一個大罪人！ 現在再來評說毛是否建國有功？探討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困難，首先要樹立幾個客觀評價標準才好評說，否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難以判別。我認為：一、要從老百姓視角去評判，不能以統治集團視角去評判。就是說，新創立的國家制度、社會經濟制度、文化教育制度，比被推翻的舊制度，能使老百姓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權利，更加富裕平安，生活更加改善，那新制度就好，如果結論相反則壞；二、要從世界潮流、歷史地宏觀地去評判，不能以某項成就為評判標準。時間跨度也只能以毛統治的27年為限，毛逝世後改革開放的成就已違背了毛的遺願，不能計算在內。 現在我們先從國家政治制度比較。在蔣介石時期，雖也專制、獨裁，但正如儲安平所說，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這與毛澤東的專制、獨裁相比，那只是中巫見大巫。毛的獨裁專制在世界史上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960萬平方公里範圍內，任何一個角落都不允許有反對、抗議之聲，都會被檢舉揭發，輕則遭批鬥，重則坐牢、殺頭，其控制之嚴密，超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希特勒時期的德國。在蔣介石時期，還有一定程度的言論、出版、新聞自由，和較多的結社、聚會自由，更大的遷徙自由。正如1949年前儲安平所說：“對新聞自由來說，國民黨是多少問題，共產黨是有無問題。”真是準確、深刻。這兩種新舊制度比較，究竟哪一種制度對人民統治得更寬鬆些？人民所受的恐怖與苦難更少些？與民主憲政制度相近些？不是一目了然嗎？ 其次，再從社會經濟制度看，蔣介石時期允許私有制，允許百姓發家致富，除去抗戰與國共內戰地區，百姓基本安居樂業，經濟有所發展，雖然到後期由於連年戰爭，經濟面臨崩潰，印發金元券害人。但在毛澤東時期，正如前述，近八億農民都被整得缺衣少食，過着貧農般窮苦生活；幾千萬知識分子被一次次政治運動整得抬不起頭，直不起腰，都是“臭老九”，是改造、批判、鬥爭的對象；幾千萬工人雖在名義上抬得很高，是國家“領導階級”，卻得不到多少實惠，國家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積累，一遇什麼“三年自然災難”，首先精減的是他們。在上述餓死及非正常死亡的全國城市近500萬人中，有很大部分就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與城市貧民。在文革中，毛澤東支持王洪文等鎮壓上海工人保守組織，鎮壓武漢百萬雄師、成都產業軍。這些由產業工人組成的群眾組織，不僅不是領導階級，還成了鎮壓對象。可見所謂“領導階級”之說，實在是一個大謊話！ 再從文化教育制度比較，毛時期在大中小學的校數和人數上雖比蔣時期多了不少，但由於毛實行以黨治校，黨化教育，不允許師生獨立思考，自由思想，專業發展，一再批判白專道路，扼殺了廣大青年學子的創造精神，所以毛時期所出的科學大家、著名科技專家，大多出自蔣時期教育所培養出來的，留美留英後歸國的。至於文學大家、戲劇家、大詩人，也是蔣時期留下來的，毛時期沒有出過一本世界著名小說，成就過一個國內外著名的文學家。這就是思想專制、文化專制、教育專制的惡果！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毛澤東建國新創立的國家各項制度，究竟是促進了社會進步，人民生活幸福，因此更符合歷史發展趨勢，還是恰恰相反，人們自會從中得出客觀結論。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一筆抹殺毛澤東所做的好事，比如通過前期的中蘇友好，爭得蘇聯支援，完成了141個大型工業、國防項目，使國家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後又打破洋迷信，自行建立了石化工業，發展了鋼鐵、電力、煤炭、紡織等工業，壯大了國民經濟實力。但在毛臨終前，又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邊緣。其次，在全國人民勒緊褲帶下，實現了兩彈一星上天，這對普通老百姓雖無什麼實惠，但卻提高了國威，提升了國防防禦力。再次，在全國農村修了不少水利，增強了農民抗禦旱災的能力。最值得稱道的，是用果敢手段治理政壇貪腐，20多年基本上在全國保持廉潔的政風，這很難得！ 毛澤東做的這些好事，也就是他的功績。但要從整體上評價毛澤東的功罪，特別是從制度上來評價，只能由下一個世紀的歷史學家和老百姓來評述，才能更客觀、準確，更符合歷史發展方向。 丁 弘：我這三十年 這不是做文章，沒有什麼“主題思想”，是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是和親朋好友交流，記下生活里的軌跡。 改革開放已三十年，不斷看到些回憶、總結文章，中央也開了大會，總書記作了總結報告，講得詳細。在實際生活中，則有三種意見：主流媒體認為這三十年，從勝利走向勝利，成績輝煌。左派（也有人稱之為毛派）認為是走資派還在走，公開提出要發動二次文革。右派（也被稱之為民主派）認為前十年是“胡（耀邦）趙（紫陽）新政”，後以“六四”為界，路子有了偏斜。 由此想到，自己這三十年怎麼說呢？簡述如下： 1978年奉命回城，結束了8年的農村勞動改造生活，立即接到一個任務：作為省市委工作組成員，進駐“重災區”南通中學，清理文革十年積案。省委書記韓培信掛帥，《人民日報》撰文配合，在第一版上刊出《南通的蓋子捂得住嗎？》。不到一年時間，我們清理了五件命案，給四十多位老師重新作出歷史結論。可以說是重新翻閱了一個基層單位的全部“文革史”，這是極為激動人心的事業。內容豐富，深深受到教育。解剖“通中”這個麻雀，大量炙手可熱的事實，那些肉體上的摧殘，精神上的虐殺以至戕害人命，都告訴我什麼是“文革”。 不料，面上的這一工作戛然而止。 市委叫我回報社工作，朱劍書記和李明勛副書記都給我談到：“你幹過二十多年，又是科班出身（指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常委討論過了。”我說：“原則上我服從，如徵求我的意見，我不想去。”“為什麼？”我談到妻子在那兒被迫害致死（她當時是報社財經組長），“人還都在，如何相處呀！”他們都是很有人情味地長嘆一聲…… 於是，我到高校。理所當然，這個學校還是“文革”中的氛圍。五年沒有招生，有幾年招生也是推薦的“工農兵學員”。這時，領導班子換過了。黨委書記、校長、原副市長曹從坡，“文革”中兩次自殺；副書記印建強長時間被關押；副院長楊立平（女）丈夫是福建大學校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副院長夏溶，丈夫剖腹而亡。這樣一個班子，沒有上級指示也沒法改動文革的局面。 叫我當宣傳部副部長，已不容易。因為對我剛剛改正反右派時雖不是“右派”但又取消黨籍的處理，補了23年的黨齡。這是北京剛到的通知。 我還是申請搞教學，後來又兼一個教研室的主任。 在教學中，立即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有的同志在課堂上還在批判劉少奇；我在課堂上說了幾句肯定彭德懷的話，被批判、算賬。《人民日報》社論對“商品經濟”有新的評說，和課本上不一樣了，我建議推薦給同學們，被阻擋。許多事加起來，矛盾激化。背後寫材料，抵制我評職稱。當時我在政治觀點上孤立，一般老師不敢附和，仍屈從於“文革”的淫威之下。不批判我，就算是友好的了。 黨要在大學生中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省委負責同志深入學生中調研，指定我到省里介紹經驗。而後安排我到南大、南工、南化幾個大學去講。《新華日報》（省報）詳細發表了我的所謂“經驗”，報紙的《按語》號召大家學習。不久省高評委越級評定，我還不是講師，給我副教授職稱。 在“文革”仍然沒有撥亂反正的環境中，我的日子並未因此而好過。 80年代初的那幾年，黨中央推進落實政策，即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學校成立“落實政策領導小組”，吸收我參加。我發現知識分子還處在嚴重的被壓抑狀態中，一般國際學術會議不准參加，甚至國內開的專業會議，因是“特嫌”或有“海外關係”，不放心，不讓去。 我就三位劉老師、一位傅 老師寫了調查報告，說明幾十年對他們的對待是極不公正的。沒有想到阻力大。黨委書記同情，一時也無奈。他把我寫的材料報北京、南京領導部門和國內主要傳媒，藉助外力。
《人民日報》的蔣涵箴來了，她那時是常隨小平出訪的，遂有這樣有趣的談話。 蔣：“你們黨委有權，為什麼自己不處理，把材料發出去？” 丁：“道理很簡單，你這不是來了嗎？不發你會來嗎？” 後來，蔣報告耀邦同志。總書記批示，加上《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問題才能初步解決。 《人民日報》上的文章，蔣本來把我的名字放到前邊，我申請刪去。黨委書記說：“這樣好，否則你會更不好處了。” 由此可見，“文革”的陰霾遠沒有退去。 我講《政治經濟學》。學校有了第一批研究生時，安排我上政治課，這就麻煩了。因為大學的政治課內容他們剛剛學過，這就要講新的內容了。但這給了我一個機會，也敦促我去思考大學政治課的老本本在形勢發展中碰到的問題和應有的新認識。我給研究生們甚至說：“你們過去在大學學的東西，很多要撥亂反正了！” 南通師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師範學校，正在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可能有人聽說我給研究生講的內容，約請我與會講一次，給我半天時間。各地代表反映強烈，說：“二三十年沒有聽到這樣鼓舞人心的報告了。”我講了些什麼？ 一、 從哲學的角度講，“真理”的標準，不是上諭，而是實 踐。 二、 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講：“三綱”亂天下，“以鋼為綱”比例失調；“以糧為綱”其它掃光。“以階級鬥爭為綱”，背離了社會發展的規律，給民族造成災難性後果。 三、 從黨史角度講，概括為“十次路線鬥爭”是不真實的，應講真話。 來自各地的代表聽了，感到駭然，有的說：“思想震動太大了，心驚肉跳呀！” 不料，一發不可收，在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裡吹起了一陣風。一天下午即有四個單位持介紹信邀請去講，有的學校為了安排，把全校的課調到星期天去。有的單位把家屬都叫來聽，有的單位教室換成小禮堂，又換成大禮堂。因為人太多了。 一個社會現象值得思考。過去到基層單位去作報告的都是上級首長或是派來的講師團，講的內容都是事先審查通過的。這次是民間活動，自發的活動。事後聽說，有人向校黨委、市委告狀，試圖阻撓我講。但黨委不作理會，也沒有站出來領導這件事，不反對當然也就是認可了。 我感到高興，講給別人聽，也是自已受教育。否定“兩個凡是”，社會發展才能逐步向前；把老人家從神壇上請下來，中國人民才能真正站起來。為了便於理解，我說不否定“兩個凡是”的話，小平不能從關押的地方放出來。毛澤東說他是“反革命的總後台”。 80年代中間，黨中央忽然強調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我在自己的崗位上，覺得對大學生不能只是空洞的說教，最好是和他們的專業結合。學生有《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等，我逐步寫了《醫學倫理學》20課時的教案，利用職權，開始講起來。 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建國之後是“罷黜百家，獨尊毛著”。在大學裡《教育學》《社會學》《倫理學》都砍掉了。對《倫理學》認為讀毛澤東的“老三篇”照着做就行了！這種愚昧的文化專制，肯定要被否定的。所以我積極地介入《倫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在醫學倫理這一分支的基礎上，進一步寫了60課時《倫理學》教案。參加倫理學界的活動。成為省倫理學會的理事，應邀到湖北、福建去講學，培訓師資。省教委安排在南通四個高校各講一學期。 從家庭的角度——無意間則有重要收穫：在上海一次倫理學會上碰到年輕的郭老師，由此她和我兒子相識；在南京一次倫理學會上知道她們已經相處甚好；在成都一次倫理學界的會上，碰到羅國傑，他是郭的 老師、人民大學的副校長，全國倫理學會會長。得知小郭已是我兒媳，她大吃一驚。說：“太好！太好！恭喜！小郭是江南才女呀！”郭是羅的得意門生。當然郭的著作，不斷給我。她成長為業內人士的佼佼者。
我寫了幾篇倫理學的論文，其一《道德的理想性和現實性》，發表在中央黨校的《理論月刊》，適應形勢的需要，和一些中央負責同志的大作放在一起。寫《道德與法律的對話》一文，各地轉載。給地方報紙寫了一系列通俗的講話，進行倫理學的普及工作。組織地方衛生局和各醫院的負責同志集體寫了一本書《美好人格的塑造—醫學倫理十二講》，成為當年醫學界精神文明建設的教材。也幫助這批同志為職稱問題提供了硬件。大家很高興。 1988年離休，這是生活道路上的轉折點。生活內容不再由組織安排，思想也為擺脫預設的框架而有了自由的可能。 歷史的潮流，在我的家庭中反映的再清楚不過了。40年代，我和妹妹、愛人，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北去解放區。哥哥和小弟弟也北去工作學習。大弟弟也入伍北去。80年代，大哥和我的妻子已逝。活着的，小弟作為北京的數學教授到廣州辦了工廠。大弟到香港定居。妹妹作為上海的經濟法教授到深圳司法局工作。我亦南下。總之，40年代都北上，80年代都南下，不約而同，這是偶然的嗎？ 我1988年到深圳，因做過近30年的報紙工作，首先從報業的視角觀察那個社會。當時那個初建的的特區，前有障礙，後有追兵，所謂“障礙”，是來自上層的阻力，有些人對小平的決策大不以為然。黃克誠流淚說：“這不成了殖民地嗎？”趙超構（上海新民晚報總編、新聞界的領軍人物林放）亦有微詞。對特區不解，我寫了一封公開信，報紙在第一版以活體字加框刊出，建議他到現場看看，看看這深圳活潑的生機；所謂“追兵”，指上海實力大。我寫了兩篇稿子，一論、二論發揮特區之特。認為深圳有軟實力的優勢，有接近香港的地區優勢。刊出後人稱是獻給深圳的見面禮。 報紙叫我去工作，問我有什麼要求。我說“起碼要一張睡覺的床呀！”總編說“你不是一張床的問題”。 我知道報紙工作的緊張，還是想享受離休之後的自由，於是應深圳大學國際文化系和中文系的邀請，去當客座老師。每周上幾課，其他時間自由。上什麼課？自選。我選了“古代作品選讀”，不需多少時間備課，太理想了。 沒有想到深圳大學和大學所在地蛇口，成了“自我回歸”的再生之地。 這個學校在中國南部的邊緣，是改革開放造就出的學校，海風吹來全然有異於內地學校的風光。學校沒有圍牆。內部結構，沒有以校長為首和以書記為首的兩個自上而下的寶塔形組織。黨的辦公室只有四張辦公桌，黨在群眾中，學生自治，有學生法庭，學生會主席是學校五個領導核心之一，處分學生由學生會出布告。學校整潔，秩序井然。 校訓是：自律、自治、自強、自尊。 校長給我說：“內地不放心學生，管理人員越來越多，越管越死！”還說：“這兒黨組織是業餘活動，耶穌教是星期天作禮拜。共產黨如在工作時間開會，連耶穌教也不如了。黨在群眾中，沒有另設的機構。” 內地所有的大學，黨委有各個部門，下有總支、支部，是龐大的機構。曾經說“校長負責制”實又演變成為“書記當家制”。袁庚那兒，即深圳大學所在地的蛇口地區也新鮮，民主選舉很熱鬧，候選人要提出書面的施政方針，要在演講中闡述自己對地區形勢的理解，選民人人體會到自己這張票的價值。理所當然，曲嘯等那老一套觀點的演說遭到譏笑和批駁，這形成所謂“蛇口風波”震動國內外。 深圳是經濟特區。 一個深大加上一個蛇口，這不是政治特區嗎？可惜當時中央沒有這樣給他們定位。 我當時認為中央一定會肯定這些做法，逐步推廣，因為是先進的。事實證明，這樣想是太天真了。 在深大，精神生活全然到了一個新的去處。學校居然可以和台灣舉行聯合書展，在內地如發現一本台灣書，還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要立案查的。學生髮型的長短，褲管的大小，有人學跳交誼舞，應如何處理？還是黨委會上討論的議題！因為毛講過：“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黨就是應該“興無滅資”嘛！ 當時，有一個感覺，祖國大地還覆蓋着一塊玻璃板，人只生活在二度空間中。現在我來到玻璃板的邊緣上了，感受到了三度空間的天地。 許多年我在“馬列室”工作。對大學生只進行馬列主義教育。哲學、社會科學是多麼廣闊的空間！而且把馬列搞在一起。黨史課更是不說真話。在這兒讀到一些共運資料，和西方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的文獻，開始認識到“列寧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沒有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對我來說，這是思想生活上天翻地覆的大事。 又看到一些韓戰（我們叫抗美援朝）的資料，知道了金日成如何和斯大林策劃南侵，中共中央兩次討論，多數人不同意出兵，曾作出屯兵以備戰的決議。了解到戰爭的全過程。當年自己是滿腔熱情支持這一戰爭的。後來回到內地，對列寧主義、“抗美援朝”問題，還是不能講，不願講，不忍講的。同事中即有些入朝的同志，我有一個堂弟即曾參戰。炮聲停息後，他從坑道里出來，清理陣地，一天搬了70多具戰友的屍體。入朝是他們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我能說他們支援的是一個“薩達姆”嗎？又二十年之後，不料他們自己也都清楚了，都對戰爭的性質有了新的認識。 這不過是兩個例子。總之，思想衝破牢籠，在束縛中得到解放，是“自我”的回歸，我覺得是自己的新生！ 40年代參加革命，自我逐漸消失，為了革命的需要做革命的螺絲釘，坐在編輯部的位子上二三十年，以“馴服工具”自律。1964年報社總結工作，排查四清問題，報紙的言論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我寫的。全部文字我看加起來實是一句：“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1953年斯大林去世，我把電訊稿（蘇共訃告）安排到版面上去時，痛哭流涕。1956年，第一次看到毛澤東，我高呼萬歲。喉嚨痛了幾天。我和愛人倆人用一個月的津貼（當時供給制）加起來買一部《列寧選集》（上下集）。當時認為這是蘇聯老大哥從莫斯科送來的最偉大的援助。 我認為自己是自覺的職業革命者！毫不含糊！終生獻身於黨的事業，這是絲毫沒有問題的。 在我到深圳之後的第二年，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深圳人有許多的不眠之夜，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廣場的動向，看到北京外圍部隊的調動的情景，看到布什、薩切爾……各國領導人的抗議、以致激動而失態的樣子。 在北京的硝煙散去，各地平靜下來之後數日，深圳有十萬人的聚會抗議，這是冷靜之後的理智的反彈。 不久，一位報業同志給我說：“現在出現一種特殊的商品——批文。你知一張紙值多少錢嗎？”是說官商勾結現在肆無忌憚了，民主法制被壓下去了。 “六四”使中國這隻巨輪發生一次大的震動，開始偏離正確的航向。 不僅政治改革滯後，而且給政治改革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障礙——官僚經濟階層迅速興起。 因病回到南通。1991年為癌症手術，1994年為癌的轉移動更大的手術。同一批病友另兩位中的一位手術沒成功，一位在化療時把他的一盆花送我，不堪精神重負而自殺了。手術台上的一位助手，去讀研究生，四年後歸來，看到我活着，大為驚訝，說：“你還活、活、活……的這樣好。”因為當時醫生預計我還可活三年。 執行化療方案是一個長過程。利用這時間，整理過去的一些文章，出了一本《晚晴之旅》，而後在病房，藉助“的謎”之力寫點東西。“的謎”是“的斯謎松”，一種激素。我是過敏體質，用五毫克通夜不眠，精神振奮。正好利用這個時間，坐在床上墊個小木板寫東西，真是思緒噴涌，下筆萬言！ 逐步出版了散文集《春月秋風》，雜文集《天地悠悠》，還有《歷史星辰》。主編論文集《美好人格的塑造》，後來又寫了《歷史履痕》《探訪陳獨秀》和《續集》等。 當然，每本書都有心路歷程，只說一本吧！20世紀結束時，為了梳理這個世紀的人和事，力爭據實講點真話，首先從龔德兄那兒借來《中山全集》，當然我還去了中山縣的翠亨村。接着也去了些名人故地。對每一個名人寫一篇。《同舟共進》雜誌的主編蕭蔚彬說：“看了你寫的《漫步韶山》，我第一次了解真的韶山。”因為寫韶山“日出”的人太多了。周立波因寫《韶山的節日》，被認為不妥而罹難。這是好話說盡也未得恩准。那是“文革”時。香港《大公報》發表我的長篇通訊《在焦裕祿墓前》，說他肝癌後期的情況，說明焦裕祿現象的真正意義和價值。當然人們最感興趣的還是揭示“雷鋒現象”的歷史意義那篇。台灣文壇領軍人物師範先生熱情為《歷史履痕》寫一評論。結論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看看這本書！”
到新的世紀了。我逐步認識到，從理論深度、政治品格，最應撥亂反正且擁有未來的還是仲甫先生（陳獨秀）。遂介入一時還被稱為“險學”的“陳學”，不斷寫點文章。在北京、南京、廣州、上海發表。其實我對歷史，過去沒有什麼研究，不過略為看點歷史資料和查查檔案。這中間，前蘇聯的解密檔案，的確是讓我大開了眼界，而主要是我在全國各地跑了陳獨秀當年生活過、避難過、關押過的地方，不能說全，大體都到了。每去一處，歷史故事和現實風光的結合，寫一篇既是遊記又是史論的文章，無意中反映了記者和 老師的雙重品格。論者稱形成了有個性的文體。
2008年一位年輕的朋友傅國涌說：“評析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繞不過去的坎。” 2009年看到另一個年輕的朋友應克複寫着“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這個啟蒙運動，中心目標是批判毛。不批毛，中國不能進步。局部批，局部進步，全面批，全面進步。” 這個觀點，多年前已是知識界的共識。我開始寫《評毛澤東現象》時，有人說：“你也寫個九評吧！”當年中蘇論戰那著名的《九評》是根本上錯了，那些文章好似批我們自己的了。聽說國外又有“九評”，是法輪功搞的。攀比什麼“九評”呢！三篇就是三篇，四篇就是四篇，當時我想。不覺寫了《十二評》，這些文章被強劍衷先生全部收進他所主編的《歷史大趨勢》一書。
這些年，和當年下放的農村保持着聯繫，出於舊情，寫了《我的板港村》，一些年後寫《再訪板港村》，又一些年後寫《三訪板港村》，記錄了這個村子擺脫人民公社束縛之後迅速前進的步伐。報紙都以整版篇幅刊出，留下一點史料。 國內言論自由的空間還狹窄。“宣傳有紀律”，但“研究無禁區”。學着當年李凌先生主編的《未定稿》，在 2005年開始出《甲申閒話》，次年又出《乙酉隨筆》，不覺已五年。這種小冊子，是非賣品，每期印千冊，對讀者沒有承諾。新華總社的馮東書先生說：“你真行！自寫、自編、自印、自發，全國第一家。”中央黨校杜光 先生也出了。他在第一期上聲明：“向南通丁弘 先生學習。”一位省委書記的文章中說：“自費奉獻是熱心公益、金石為開之舉。”“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堪稱當代的好學風、好文風之榜樣”。
記得還是謝雲同志（《人物》雜誌主編）提示：“談毛澤東必須從列寧談起，否則說不清楚。”後來，謝韜老又有談民主社會主義的震驚朝野的文章。李銳老十年前就把王若水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寄我，都是同樣觸及到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涉及到馬恩的早年和晚年的區別。我先後結合中國實際寫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歷史曲線的道德評說》《漫談中國社會的轉型》等。還正面評說了《共產黨宣言》，可能對這一黨的精典，過去有人說不便正面談。故謝韜老說：“此文可列入中國思想史，起碼是一個開始。”我寫《京華拾零》一文，反映謝韜文章引起的波瀾，即被收入香港版的《大論戰》一書等等。 令人高興的是，2007年，有中央撥款建立了巍巍“獨秀園”——陳獨秀的陵園。環顧海內，只有中山陵可以媲美。中學教科書也改過了。被打翻在地半個多世紀的仲甫先生，重又取得應有的歷史地位。但黨只做不說，還未便坦然面對。
思想完全統一很難，但“陳學”終於不再是“險學”了。 對我的小冊子，各地普遍複印。或三五份，或三五十份，甚至更多，廣為流傳。這樣我有了大量文友。他們給了我太多的幫助。不一一細說。 2008年5月1日 ，北京各界給李銳老舉行慶賀九十華誕的大會。主持人有熱情洋溢的開場白，最後居然有一句：“藉此機會歡迎丁弘夫婦到達北京。”李銳老進入會場前，給了我一個大信封，說了句悄悄話：“帶回去再看。”是他事先寫就的墨寶。那是一首《龍膽紫集》中最動情的一首詩。寫和田家英訣別的情景。其中有“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之句。謝韜老在發言中談到：“今天的場面很典型呀！為張聞天總書記撥亂反正的何方老到場；為陳獨秀總書記正名的丁弘同志到場；為毛澤東同志恢復本來面目的李銳同志在場；他們三位難得一聚呀！”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帶來兩本影集，這是他的作品。一本贈李老，一本給了我。李老作了長篇發言，最後說：“我們老了，但要為啟蒙做點工作。”這時，他舉起我的那小冊子，說：“都應像丁弘這樣！”這句話，這場面，對我是最大的獎賞，最大的鼓勵了。
30年過去，基本體會是什麼呢？ 一、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擺脫禁錮，沒有客觀條件是不可能的。40年代參加革命之後，人逐步“異化”為工具。中山先生在北伐的誓師大會上說：“為了革命，請你們暫時獻出自由。”我們不是“暫時”，而是長期的改造和馴化。到 1957年的反右，我成為黨的“同路人”。即干社會主義還談什麼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這怎麼能做黨員呢？23年後，黨作了糾正，補了——即追認了23年的黨齡。小平說：“我們耽誤了二十年。”（1957-1977），說明我和我們的國家是同命運的。
表面看我坐在編輯部的位子上，享有極大的權利，在夜班寫篇社論，天亮就送到千家萬戶，實質上一點權力也沒有。因為“自我”早已消失，馴服工具而已。對此，我受到最深刻的教育：黨報，是黨的工具。凡認為是群眾喉舌者均成為“右派”了。“恐怖創造神”。（列寧語）毛澤東當然是神。不要說我這樣的一般幹部，就是中央一人之下所有的大人物，周、劉、鄧、陳，對重大決策雖有正確意見，也不能不在領導的錯誤意見之前作檢討，低頭臣服。 黨當時淪為宗派而不講是非，理論教條化，這是一種專制體制的需要。 二、人生短暫，決定性的只有幾步，所以要審時度勢與時俱進。40年代北去解放區是個人歷史的轉折。80年代離休之後南去改革開放的前沿，更是自我的回歸。其間針對文革的百花凋殘，參與倫理學的重建；針對黨內鬥爭嚴酷的後果，介入還是險學的陳學，及進行毛澤東現象的評說等。說明既要埋頭拉車，又要抬頭看路，以盡匹夫之責。 三、體會到我們這個民族，前三十年河東，以階級鬥爭為綱，近三十年河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後實踐馬克思一生的兩大發現。究竟什麼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李大釗說：馬克思當年沒有能自圓其說。中國作了偉大的實驗，文革是史無前例。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社會發展之速也是史無前例。三十年前我在農村勞動，用的還是釘鈀鋤頭，和漢唐無異。現在到了信息時代，但政治改革滯後，而且又培養出了一個官僚經濟階層，成為阻礙政改的最大障礙。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法制，還是關山險阻。但歷史的潮流總是不能阻擋的。可能還要幾代人前赴後繼的努力。 鄭海天：這是為什麼？ 《歷史傷口——二十年右派尋訪記》一書“代序” 凡是經歷過或關注過1957-1958 年的反右鬥爭的人，看到我這裡的題目，也許都會大吃一驚： 想當年，就是一篇以此為題的《人民日報》社論，擂響了反右派鬥爭的戰鼓，敲響了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喪鐘，進而造成了至今遺患無窮的災難性後果——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毀棄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在整個社會上，幾乎完全顛倒了真善美、假惡丑的標準。良知泯滅，道德淪喪，偌大一個具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從此進入了恐懼與謊言相交織的時代。面對中國歷史上這一場空前的民族大災難，許多人早就想反問一句“這是為什麼”了。 是呀，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就像此前的反胡風運動，把明知不是反革命的胡風打成反革命一樣，這場反右鬥爭又從中央到地方，把一些明知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其中許多人只不過是說了幾句大實話，或者是提了幾條現在看來完全正確、甚至是遠見卓識的意見而已：更不要說那些什麼也沒說、只是不會抬轎子拍馬屁、見風使舵而“活該倒霉”的人了。把這些本當成為國家建設的骨幹、甚至精英的人都打成右派，完全剝奪了他們的人格尊嚴和公民權利，並釀成一幕幕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間悲劇——這究竟是為什麼啊？讀了李泥《歷史傷口》這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讓你不能不想到這個問題，而且不能不得出自己的結論。 德國前總理科爾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 50 周年時發表的聲明中說：“所有這些回憶和感覺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們應當把這些當作各種人的生活經歷來尊重，不去破壞它。我們應設法敞開心扉細心聆聽他們的聲音。這需要有一種回憶和沉思的氣氛。”同樣，對於我國的反右鬥爭以至每一段歷史，也都非常需要這種回憶和沉思的氣氛，非常需要尊重和聆聽各種當事人的親身經歷，從而使我們能夠在直面歷史真相、原貌的前提下，重新喚起並不斷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對歷史的思索，從中總結教訓，鑒往知今，避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重蹈覆轍，再遭災難。本書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鄭重的工作。與此相反，如果對歷史的本來面目任意取捨塗抹，對歷史的經驗教訓故意裝聾作啞，怕從鏡子裡照出什麼丑來……那麼，恥辱也許被掩蓋了，但尊嚴也不復存在；痛苦也許會被淡忘，但新的災難可能已在醞釀。 傷口可以癒合，境況可以改變，民族的記憶卻永遠不能消亡，因為過去的歷史永遠不會對我們失去意義。如果說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那麼，想方設法讓人們忘記過去（譬如不問你講的歷史真實與否，先給插上個什麼政治標籤，甚至乾脆規定不許講這一段或那一段歷史，否則就是什麼什麼罪），這又意味着什麼呢？ 要問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給世界留下些什麼，我想，對於寫作者來說，最有價值的，也許就是真實的歷史。這歷史，固然應該包括真正的光榮與豪邁，但更應該把我們所遭遇、所忍受、所經歷的劫難、荒誕與恥辱寫下來，如實地、充分地把它們寫下來，用我們的良心和道德把它們寫下來。要讓我們的作品，能夠在子孫後代面前成為他們前輩誠實和鄭重的見證，能夠使他們從中真正觸摸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靈魂，真正得出“這是為什麼”的科學答案，從中獲取書寫新歷史、開創新世界的精神資源。 我覺得，李泥的這本書就是這樣做的。無需我多說，只要讀讀本書的《採訪手記》和《後記》，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她所作的是怎樣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又是怎樣得到人們的認同和支持了。 （李泥著，明鏡出版社出版） 李昌玉：“敦煌魂”畢可祭 敦煌有個千佛洞，千佛洞裡有着中華民族的千年瑰寶——數量龐大的壁畫與彩塑，尤其是1900年發現了一個貯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經洞”，但是由於無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寶，被英、法、俄、美、日等國家的“考古學家”從一個無知無識的王道士手上騙走，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的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決議，於1944年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千佛洞實行研究與管理，經過易幟之變，常書鴻風雨不驚，所長照當。1957年的那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颱風，也橫掃到這個驚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遠，敦煌千佛洞裡，上演了一場摧殘知識分子的大悲劇，我們可以套用陳寅恪的話說：“敦煌者，吾國學者之傷心史也。” 敦煌從建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來，人們推舉出兩個象徵性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兩朝的所長常書鴻，被稱為“敦煌守護神”，一個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工作過很短時間的畫家畢可，人稱“敦煌魂”。 這裡，我要記敘的是被稱為“敦煌魂”的畢可在反右運動中的驚天大悲劇。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肅省著名的勞教農場夾邊溝勞改，但是二十幾年後人們發現，省委並沒有批准《右派分子畢可的呈批報告》。作為打他右派的所長常書鴻和黨支部書記李承仙夫婦，隱瞞省委拒批的實情，沒有把畢可調回平反，因此使畢可餓死在夾邊溝。畢可當然不可能知道紅色文件櫥中的這份黑色檔案。對於畢可的遭遇，人們分外同情，也分外憤慨，所以稱之為“敦煌魂”。 這樣的悲劇，在55萬右派中不是沒有，但畢竟比較少。 本文作者寫作過程中，遇到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採訪到1948——1952年間畢可的領導、戰友、同事高芒和石可，還電話採訪了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並埋葬畢可的寧里。請讓我按照我了解畢可的過程，來敘述這個悲劇，揭示這個悲劇，思考這個悲劇，以此來祭奠遙遠沙漠中玉門關附近的那個冤魂畢可！我和畢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寧里，我們作為共命運的右派分子，遙向畢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們要把你的千古奇冤，報告給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運動和專制制度的醜惡、邪惡、罪惡本質！ 安息吧，畢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畢可 一年多以前，我從網上查到畢可的資料，只有寥寥幾句，說他生於1930年，卒於1960年。“魯藝”畢業，1957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死在那裡。范華說：“其實他人不錯，沒有知識分子架子。”僅此而已。范華是事務員，老職工。[1]我推測，從畢可1930年出生來看，有可能是解放前進所的人員。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畢可 最近，我從網上查到甘肅作家王家達寫的《血淚鑄敦煌》，對畢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達是這樣記敘的： 畢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準確地說是瀋陽的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主動要求來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這位紅小鬼出身的藝術家被打成了“階級敵人”，送到夾邊溝農場去改造。一年之後，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餓死在那裡。屍體找不到了，同伴們從夾邊溝捧回了一包黃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風華正茂，壯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銘心熱愛的敦煌藝術分手了。為了安慰他的英靈，他的親人、他的學生，從鳴沙山上撿來一顆顆紅色的石子，鑲嵌在墓磚上面，組成了三個大字：敦煌魂。[2] 由此可知，畢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譽。這個美譽是由他的親人、學生加封的。 （三）畢可1948年在膠東文化協會的同事高芒如是說畢可 5月16日 ，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劉禹軒到北京走親訪友歸來，光臨寒舍，扯東談西。本來他們都要告辭了，不經意間，我說起敦煌，說起常書鴻，說起敦煌的反右運動，又引出了新話題。於是高芒又坐下來繼續說：她在北京參加一次飯局，巧遇《經歷，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鳳鳴，因為這本書是寫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故事的，就問她，有一個叫畢可的人，你可知道？因為高芒曾經和畢可共事過，後來只聽說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夾邊溝。和鳳鳴說，我在書裡寫到了，你沒有讀？高芒說，我是在朋友那裡借來的書，剛開始看。於是，和鳳鳴介紹了畢可的情況。
現在，我先寫出高芒的回憶。 高芒是青島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憶中，向我介紹了畢可：畢可是處在膠東半島尖端的榮成石島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可能有點小學文化，會畫幾筆宣傳畫。1948年起，他們在膠東文化協會共事。文協的主要人員是文工團，集合了音樂美術唱歌跳舞這麼一大幫人，這些人過的是集體生活，但是因為工作特點，造成生活作風吊兒郎當自由散漫，而畢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窩一窩，塞到雪堆里去凍，凍過之後，再撒泡尿用尿鹼殺，畢可認說那樣就把虱子殺死了，那種極端不修邊幅邋邋遢遢的樣子，就是在當時那文工團員中也是屬於異類。 後來進了青島，畢可分在工人文化宮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統，還有見面的機會。後來知道他和一個紡織女工結了婚。不過，進城後，美術人才多得很，畢可的那點本事就差遠了。這恐怕對他刺激太大，去了瀋陽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上學。按照文化水平，畢可恐怕難以上大學，但是，他在專業上，畢竟糊弄了幾年，比那些高中生絕對占先，那時考大學，考藝術院校，當然和目下幾十個錄取一個的情況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機會。 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畢可形象。這樣的人怎麼會打成右派呢？實在費解。 （四）和鳳鳴記敘夾邊溝的著作《經歷，我的1957年》書中記敘的畢可 《經歷，我的1957年》已經上網。關於畢可，我把和鳳鳴在《經歷，我的1957年》中的記敘，原文轉述於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間，認識了從敦煌文物研究所來的畫家畢可。此人畢業於東北魯迅文藝研究院，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愛，勝過於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在他們從夾邊溝農場搬遷到明水河前，領導上布置，要大家精簡行裝，只許可帶上鋪蓋及隨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許帶走。畢可違反規定，硬是把帶到夾邊溝農場的幾大本世界名畫冊又帶到明水河，硬是在狹窄的地窩子裡為他心愛的畫冊找到了容身之地。儘管腹內空空，在有暇之時，畢可仍翻出大畫冊，神遊在名畫的藝術殿堂里，大享精神會餐，直至忘記了一切。 畢可告訴王志，他當右派，是因為自己高傲，看不起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長×××。×××在1957年以前已經入了黨，畢可對×××常頂撞，出言不遜，說什麼：“我參加革命時，你還不知道在幹什麼着呢！”到反右派鬥爭時，畢可反對黨員領導×××，以反黨反領導羅織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他內心當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裡，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辦公室里去，看見幾個幹部在火爐上搭鍋煮着什麼吃的，只見幾個人從幾本厚畫冊上不斷撕下畫頁塞入爐膛充當燃料，王志一眼就認出撕扯的正是畢可心愛的畫冊，他立即斷定畢可已不在人世。聽見他們撕扯畫頁發出的清脆的‘嘶嘶’聲，王志的心被震顫了。他覺得那‘嘶嘶’的聲音是那樣尖銳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幾個幹部冷漠無情地繼續撕扯畫頁的手的動作，竟突然萌發了一種應把那幾隻手砍斷的奇想。畢可是他內心非常敬重的難友。畢可在艱苦的勞教生涯中經歷各種難以想象的磨難，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依然執著於他熱愛的繪畫藝術，他偉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脫俗，可他的血肉之軀無法超越人類生命的極限，他依然只能飲恨離去。在他視為比自己生命更為珍貴的藝術瑰寶，在失去了他生命的衛護後，就成為了管教人員煮食羹湯時的燃料，灰飛煙滅，變作了灰燼。 和鳳鳴行文中的“×××”是誰，只要略略知道一點敦煌的讀者就不難悟到，不過，也許，我估計，作者遵照為尊者諱的古訓不便點穿，因為這個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獲得“敦煌守護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對國家，對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書鴻。 （五）推測畢可去敦煌的原因 問題是畢可在瀋陽畢業之後，為什麼要跑到敦煌去呢？現在，筆者，我，提供一個推測：1944——1945年間，在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畫家中，有三位東北人。他們是李浴和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了瀋陽，任教於魯迅美術學院。2001年7月5日 ，我專程到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拜訪了李浴和烏密風先生（周紹淼去世）。我是為寫作1944年在敦煌臨畫的美籍華人藝術家邵芳而去採訪他們的。關於常書鴻，他們唯一說到的話題，是浙江女作家葉文玲寫了一部文學傳記《敦煌守護神》，寫的時候沒有訪問過那些參與過敦煌研究的開創者，完全是由常書鴻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辦的，因此，雖然李承先給他們寄去了書，他們都覺得沒有讀的必要。
現在聯繫到畢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畢可在瀋陽魯迅美院聽了這幾位到過敦煌的老師的介紹，產生了對敦煌藝術的嚮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藝術史的，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是臨摹壁畫的。他們在敦煌的時間大約一年半到兩年的樣子，因此述說起敦煌來，那還不是如數家珍，滔滔不絕，感動了畢可，使畢可對那個東方藝術的神秘洞窟，產生了嚮往，決定前去獻身。如果畢可是1952年入學，那應該在1956年畢業，如果讀的是專科或進修班，時間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斗就栽到了夾邊溝。 （六）畢可1950年的領導、青島文聯美術組組長石可如是說畢可。 高芒說，對畢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數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現在是在濟南，還是在青島。第二天，她打聽到石可正在濟南住院，因此前去醫院探望了臥床的石可，並且聯繫了我去採訪的事宜。 關於石可，上網查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無可，號未了公，山東諸城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肄業。功書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據之學，師從考古學家王獻唐，先後加入中國木刻研究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大型雕刻壁畫《孔子事跡圖》長期陳列於曲阜孔廟詩禮堂。1991年被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版畫家協會授予“中國新興版畫貢獻獎”，已出版個人版畫集《人民的新時代》、《石可版畫集》、《魯硯初探》、《論語言印》等。系山東省美協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 總之，石可是山東藝術界的名家。 5月19日 下午，我騎車前往山東省中醫院病房採訪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為塵肺住院，長期臥床休養治療。患這種病主要是呼吸困難，要晝夜不間斷地吸氧。 今年78歲的石可，被這麼一種疾病困擾，對身體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可是當我提起五十幾年前的這位小同事時，使他激動不已。這對於他的疾病來說，是非常忌諱的。醫生和他的女兒，不斷地勸說我，有話以後慢慢說，談話時間不要太長，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憶中的畢可。 青島是1949年6月解放的。畢可從農村進到青島後，分配到文聯美術組。組長是石可——1952年後他是文聯住會副主席。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從農村第一次進到大城市的畢可，遇到像石可這樣專業功底深厚的美術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把原名畢遠來改為畢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實意地拜石可為師，虛心地向他學習。石可對於他，也不厭其煩地指教，不是老師，勝似老師。 石可認為，畢可好學好問，腿腳口舌都很勤快，能討人喜歡，但是畢竟文化底子太差，見不多識不廣，因而在藝術上不是富有靈性的人。藝術在於創造，不是依樣畫葫蘆。 畢可雖然藝術才能一般，但卻是來自老解放區，根正苗紅，和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種隱藏內心的優越感。有一次，石可帶了荊濤、畢可兩人，到滄口的國棉六廠畫畫。那時候國棉六廠出了一個聞名全國的女勞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藝術家下廠畫畫，是去為工人階級服務，是和工人結合，改造思想的，廠里當然不會把他們當作上賓無微不至地接待。他們一直畫到半夜，需要休息。紡織廠里到處是灰塵絨絮，工人們邋遢慣了，哪裡都可以坐。一向講究乾淨的石可，找了一張報紙，墊在一個條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澤東的像。畢可認為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則問題，必須立刻向上匯報檢討。石可他們認為已經處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華里，可以等到第二天匯報也不遲。這位年青氣盛的畢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匯報。好在那時離開文革還有十幾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沒有發展到後來那樣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聽了匯報的領導，勸說畢可，對這種無意差錯，不必大驚小怪。這件事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裡留下了抹不掉的記憶。 後來，畢可調到文化宮，也是搞美術。文化宮主任吳傑覺得畢可好學，勤快，對他挺喜歡的，正好遇到機會，保送他進了瀋陽東北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至於是兩年制的進修班，還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記了。 畢可是在青島結的婚。妻子是紡專畢業的技術員。他後來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兩地，相隔幾千里。妻子去了無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島，這大概是和所長常書鴻發生矛盾的一個關鍵。 解放前，人員流動自由，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員，抗戰勝利後，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後一切由組織決定，調進一個人不容易，常書鴻當然不會輕易放走畢可，矛盾也就勢所必然。石可估計，這恐怕是他和常書鴻發生矛盾的焦點。畢可雖然年齡、資望等等都在常書鴻之下，但還有一個相對優越的“老革命”本錢，為了妻子的調動問題，出言不遜，矛盾激化，傷害了常書鴻是完全可能的。 常書鴻雖然1957年前已經入了黨，撐起了紅色保護傘，但是畢竟是國民黨時代過來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這個時候，常書鴻在敦煌所長的位子上，坐了十幾年，背後有了共產黨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黨支部書記，官僚架子已經養成，絕對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個謙虛平和的常書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藝術上未必很強，但在政治上優越感十足的畢可，哪裡會買常書鴻的帳，不知怎麼觸動了常書鴻的哪根神經，點着了常書鴻的死穴，所以常書鴻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運動正好逢其時，遂其志。 （七）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寧里的記憶 石可介紹，現在住在蓬萊的藝術家寧里曾經在夾邊溝和畢可住在一個地窩裡。他最有資格作證。 寧里，是一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在煙臺地區頗有名氣。當初，他當八路軍排長，去到東北瀋陽，在大街上看到蘇聯紅軍強姦婦女，氣憤難忍，鳴槍警告，因此被開除黨籍軍籍。後來發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勞教。夾邊溝的勞教農場是由勞改農場改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只是一個總稱，它包括了好多個分場，分布在一個很大的地域裡。夾邊溝突然湧進了三千名右派勞教人員，連最簡單的住房也難以分配，許多人只好住在地窩裡。所謂地窩就是地下比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兩三個人不等。寧里和畢可在一個地窩裡住了一年。後來畢可餓斃，是寧里掩埋的。 寧里今年81歲了。在電話里他一再說記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寫過一部回憶錄，20年前交給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後音信杳然，連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記得的一件事是，一個餓死的右派，由三個難友抬去掩埋。他們看看死者身上還有肉，於是三個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淚說：老夥計，對不起了。我們今世不報，來世報你的恩吧！三個人磕了三個頭，然後就動刀動火，忍着心，吃下了這個同伴身上僅剩的肉，但是最後他們三個人也沒有逃脫死神的魔手。 總之，有了寧里作證，更加可以確認畢可餓斃夾邊溝，加上高芒、和鳳鳴、石可的介紹，我們對於畢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個相當具體的輪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況來說，只要是“攻擊”、“反對”了具體單位的黨員領導就是“反黨”，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肅省委“認為畢可只是對×××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為右派分子”，總算表現了相當的理智和寬容。這本來為畢可留下了一條生路，但是這條生路卻斷送在常書鴻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遠 經歷過解放後每一場政治颱風的我，唯一確信的事實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找不到一個死角、防空洞、避風港。颱風總是以摧枯拉朽、橫掃千軍的威猛，把每一個旮旮旯旯都要蕩滌衝決。莫高窟雖然遠離北京，但天高皇帝不遠，豈能逃避逃脫？問題是反右運動對於莫高窟是一場九級地震，十二級颱風，鋪天蓋地的海嘯。 當我從一些書籍刊物的字裡行間了解到莫高窟反右運動的情景時，真是驚詫莫名，莫名驚詫。 （1）右派孫儒僩和李其瓊夫婦的遭遇 1947年來到敦煌的孫儒僩和晚他5年到來的李其瓊是一對藝術家夫婦。1957年反右運動來臨，夫婦倆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負這樣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擋不住他們對藝術的激情。白天李其瓊被監督着勞動，晚上她則偷偷地鑽進洞窟研究壁畫，物我兩忘。右派帽子摘掉後，在美術組的李其瓊繼續投入壁畫臨摹，石窟保護組的孫儒僩對1963——1966年大規模的維修加固工程，則始終是積極的參與者。然而就在這時，一場更大的“文革”風暴將他們卷到了四川老家鄉下。[4] （2）右派史葦湘的遭遇 史葦湘和歐陽琳是有着同樣遭遇的一對藝術家夫婦。1948年就來到了莫高窟的史葦湘，熟悉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經的內容全都在他的大腦里，因而被大家譽為“活資料”、“活字典”。然而就是這本“活字典”，反右運動時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來後，他被趕到鄉下放羊去了。[5] 當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時候，史葦湘著文深情地回憶《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
當時敦煌藝術研究所負責管理窟區，共計二十多個工作人員，流沙籟籟在危崖上飄流，像瀑布一樣，窟前沙丘起伏，長着一叢一叢的駱駝剌和紅柳，下層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殘壁上棧道早毀，上層洞窟大部份要從清末王道士僱人毀壁鑿成的洞穴穿過，奇異的是儘管這些破洞殘壁如此襤褸，其中的壁畫與彩塑卻處處神采奕奕，放射着誘人的藝術魅力，誘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認識這個被人類歷史遺忘了的藝術世界。 當段文杰、範文藻、孫儒僩、黃文馥、歐剛琳這些老同志領我第一次進入石窟時，我被這些古老瑰麗的壁畫和彩塑驚嚇得發呆了，假若說人間確曾有過什麼“威懾力量”，在我充滿三災八難的一生中，還沒有一次可以與初見莫高窟時，心靈上受到的震憾與衝激可以比擬。當時，我很快就回憶起1943年在成都為張大千先生的“撫臨敦煌壁畫”展覽會上服務時，見到的那些大幅壁畫摹本，如何使我動心。大千先生為我解說敦煌壁畫時說的：“要做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諄諄教導，五年以後的 1948年秋天，我終於進入了莫高窟，才發現展覽會上我見到的不過是千分之—萬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臨本，是張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藝術慧眼理解、研究過的藝術，今天這些壁畫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陸離斑駁、五光十色、處處有人類歷史的腳跡，也有人間的幻夢……
當時，我剛從藝術專科學校畢業，五年中學到的繪畫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裝飾畫原理，以及一點西洋美術史知識、美學常識，就要來換取進入敦煌藝術殿堂的“門票”，顯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為一個風塵千里的朝聖者，我終於踏進這座聖殿的門檻了。[6] 這些痴情敦煌藝術的青年，為敦煌藝術，也為常書鴻的事業與理想，奉獻了一切可能奉獻的精靈，但是，他們在常書鴻的夫妻店裡掉進右派深淵。。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這個人，對常書鴻太富有戲劇性了。他是繼常書鴻之後，擔任敦煌藝術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長。 1946年6月，常書鴻坐着傅斯年找陳誠調撥的十輪大卡車，離開重慶。常書鴻在自傳中寫道：“車子在路上開開停停，一個月後才到達蘭州。這時又來了一個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時候我在蘭州開‘父女畫展’時他曾幫助布置展覽。他希望隨我到敦煌工作。他說他是重慶國立藝專的畢業生，目前在蘭州社會服務處任職業介紹股股長。我接受了他來敦煌工作的要求。在蘭州，我們經過短暫的休整，繼續西行，於1946年的中秋節前夕到達了敦煌。根據我的安排，郭世清負責總務，其妻劉縵雲任會計，段文杰為美術組組長。”[7] 這是常書鴻為段文杰所作的記載，僅此而已，不過他還沒有不着一字。 我真為常書鴻臉紅。常先生啊，走筆至此，你怎麼能夠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點，哪怕只有一丁點的歉意呢？！
請讀《敦煌百年》的記敘：“自從1944年在重慶看過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展覽後，段文杰便與敦煌藝術結下了終身之緣。他告別家鄉的妻子，一路歷盡艱辛，在1946年來到了敦煌。多年以後，段文杰回憶他第一次到達莫高窟的情景時，依然記憶猶新：‘中秋節前夕，到達了盼望已久的敦煌。當汽車駛入莫高窟時，激動的心情無法抑制，我跳下汽車便鑽進了洞窟，目光貪讒地掃視，像餓牛進了菜園子，飽餐了一頓。” 10年後，做小學教師的妻子龍時英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帶着兒子從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國來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員的孩子念書。然而等待她的不僅僅是清貧的生活，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段文杰更大的厄運還在後頭。 “文革”風暴一起，段文杰成為第一批遭打擊的對象。十年的兩地分居，十年的患難與共，面對又一輪的政治風暴，龍時英再也支撐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趕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帶着患病的妻子向農村走去。段文杰將自己省吃儉用購置的書籍中的精華部分捐獻給了研究所資料室，將另一部分書籍拉到廢品收購站，便趕着牛車，離開大路，曲曲折折地駛向了遠在戈壁邊緣的墩灣大隊。此後的兩年裡，這位臨摹、研究敦煌藝術的專家開始了農民的生涯：拉土、墊圈、餵豬、做土肥料，給鄉親們理髮、寫信，去公社裡寫標語、畫宣傳畫……”[8] 《血淚鑄敦煌》（王家達）則對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運”記敘比較詳細：“反右運動開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報了上去，他即將被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推進‘右派’的深淵。但是上面沒有在他的材料上簽字。他除了關於敦煌藝術的意見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性的言論——因為他的心裡只裝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來，低能兒們就另謀良策。恰好有人揭發了他的一樁令人發噱的‘隱私’：有位廚師的老婆在幫段文杰洗衣服時，從褲兜里發現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當作工資發給他的，一直在褲兜里裝着。他一心撲在藝術上，竟忘了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四周張着一雙雙警惕的目光。這一‘反常’現象立即反饋到運動領導小組。太及時了！不容多辯，‘勾引良家婦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頂現成的‘壞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頭上。取消了副研究員的資格，工資降到40元，內部控制使用，不准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 [9] 段文杰的問題關鍵在反右。段文杰是常書鴻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對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書鴻手下已經工作了11年。你常書鴻對他還不了解？特別是上報的右派材料已經被拒批的情況下，還要羅織罪名，打成“壞分子”，這就太不仗義了。這個責任該誰承擔？常書鴻？李承先？“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低能兒們”顯然是暗指常氏夫婦。 當我初次讀到高爾泰的記敘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鬥常書鴻李承仙，我在陪斗。彎腰低頭，雙手後舉。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裡，門開着沒人。放下包裹，來看鬥爭會。正碰上美術組組長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頭髮，一問一個耳光。一大串問題中還提到了她的名字：為什麼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兒李茨林拉進所里？對於段文杰的凶態有點疑惑，現在知道了前因後果，不免感到悲哀！為段文杰，也為李承先、為常書鴻……”[10] 這樣的事情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是無論如何難以理解的。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長之後，常書鴻去了北京背景。 不過，我覺得段文杰的心胸還比較豁達。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時候，他寫了《悼念敦煌文物事業的開創者常書鴻先生》，發表在《敦煌研究》 1994年第4期上，而常書鴻在自傳中卻毫無表示。難道這也要“留給後人去寫”嗎？
（九）革命，誰革誰的命？ 據高爾泰介紹，文革時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個人，那麼，反右時期人員要少得多，還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據段文杰記載，原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人員，堅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專業人員只有7人。 那麼，這7個專業人員在反右運動中命運如何？這裡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孫儒僩、史葦湘以及段文杰 3個，李其瓊和畢可是解放去的，他們都是主動投奔常書鴻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幹、中堅，和常書鴻風雨同舟過，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沒有打成右派，卻被打成了壞分子。因此，解放前進所的專業人員7個人，除了常李夫婦大概只有兩個人沒有打右派。這樣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國也沒有聽說過。常書鴻呀，你竟然下得了這個狠心。 這個僻處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單位，它打右派的人數，其比例，絕對屬於“上游”水平。你常書鴻“參加”革命是從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手下跑來，他們都是藝術院校的畢業生，到底誰“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絕！ 搞政治運動幾乎有個鐵律：某些自己有某種問題的領導，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簡直是令人膽戰，令人齒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對知識分子反而還要仁慈一些，手輕一些。 關於反右，常書鴻在自傳中無隻言片語。一字不着，盡得風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也因為這個原因，常書鴻在自傳中，對於抗戰勝利前的工作人員，還有所涉筆，不過主要是記敘他們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記敘他們的工作成績，而對抗戰勝利後的工作人員情況，幾乎沒有記敘。好像從1944年元旦掛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書鴻一個人做的。常書鴻在自傳中很少為屬下評功擺好，其實絕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屬下的心血結晶，常書鴻是學油畫的，國畫他不在行。 一個所長，如此貪功，已經夠黑心了，再把別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達的文章稱他是“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 常書鴻 先生企圖以一本自傳來表明，他，一貫正確。
說句真話，我對於常書鴻的做派，懷疑了好幾年。曾經在電話中多次詢問大洋那邊的邵芳老太太。她說，那時她每天就是忙於進洞、臨畫，所中同仁關係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實在沒有什麼了解。這話我是相信的，因為有信為證。
人是會與時俱進的。常書鴻在“因緣際會，跟風走紅”方面，真是能幹。 （十）夫妻合一、黨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們可以拿敦煌藝術研究所解放前後的特點加以比較。 解放前，這裡沒有黨支部，沒有搞過政治運動，人員可以自由流動，雙向選擇，來去自由，所以所長顯得“弱勢”，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際關係寬鬆和諧。 解放後，這裡逐漸有了黨員和黨支部，政治運動一場接一場，而人員與單位形成依附關係，沒有逃遁的自由。加上這個夫妻合一、黨政合一的夫妻店，處在與世隔絕的沙漠中，卻是中央直屬單位。因此這家“有限”公司隨着改朝換代異化成“無限”公司，山溝里的獨立王國，權力無限膨脹放大。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也導致人性的異化。 解放前“反對”常書鴻沒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個張民權就是翻了臉走的。解放後“反對”常書鴻要上綱上線成了“反黨”，不但走不脫，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事的職工，最長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鍋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後，常書鴻一步步成了大紅人，也一步步離開了群眾，等到“大鳴大放”一來，也就成了眾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書鴻沒有絕對權力，沒有一個黨支部的靠山，也沒有政治運動的需要，所以他對下屬不能為所欲為。解放後他獲得了絕對權力，頭上的光圈越來越多越耀眼，使他擁有了絕對權力。絕對權力是銷蝕人品人格人性的硝鏹水。加上他們又是夫妻檔，黨政合而為一，不知是夫唱婦隨，還是婦唱夫隨，或者雙簧齊奏。這更增加了他們施展拳腳的自由度隨意度，沒有一個可以相對制衡權力的內部力量或外部力量，來緩衝矛盾的震撼。他們夫妻最後也在絕對權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覺。悲哉！ 常書鴻寫自傳的時候，已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十幾年，歷史的是非已經顛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輿論仍然有相當的自由空間，反思的氛圍還比較濃厚，但常書鴻自己竟然絲毫沒有自我反省之心。這或許是在自傳中，對十年文革不置一詞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脫離群眾到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為他挽回名譽、面子，就太沒有自知之明了。 像孫紀元那樣的人，當然應當唾棄，但是自己的帳還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無懺悔之心，毫無自責之意，毫無內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於之類的愚忠為光榮，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為什麼非要堅持回敦煌？還是為了面子，一層塗了班駁油彩的面子，以湊足自傳題目所謂“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書鴻從1943年到達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韓素英游敦煌為止，前後在敦煌的時間滿打滿算為29年，以後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為敦煌的“兩派”群眾都頑固地堅決地反對他回敦煌。常書鴻最後唯一的遺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壽終正寢。 經過40年的改造，常書鴻確實是“脫胎換骨”了，脫了“資產階級”的胎，換了“無產階級”的骨，“作為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常書鴻卻因緣際會，跟風走紅。”（11）但喪失的是正常的人格與健康的胎骨。 經歷過文革的人知道，一個領導被本單位的兩派都殘酷揪斗最後還如此拒絕的情況是罕見的個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兩派都革，革到底，這種例子較少。我們無法懸測敦煌的情況，是群眾不通情達理，還是常李夫婦得罪群眾太過分。 我看不出常書鴻是一個擅長鑽營玩世不恭八面玲瓏投機取巧的犬儒。 他是屬於那種矢志不逾三忠於四熱愛臨死先喊“萬歲”的書生氣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書鴻夾着尾巴大張撻伐 我有幸閱讀了邵芳在敦煌寫的信件，只覺得那時的常書鴻是一位平易近人、體恤下級、心地坦白、毫無忌刻的領導、所長，所以儘管生活是那麼艱苦，但是同仁們都和睦相處，互相關心，互相愛護，親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後，常書鴻自己命懸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須要改造的對象。作為像他那樣來自“舊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的領導，更是要謹小慎微、心懷惴惴，整人與生存，成了一枚硬幣的兩個面。他只能在整人與生存之間作出選擇。 像畢可這位有點革命資本的青年，我們估計他對常書鴻就不買帳，所以常書鴻覺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脅，假借反右運動，挾私打擊，必欲置之死地才罷休，否則當甘肅省委已經拒絕批准他為右派之後，為什麼不把他從夾邊調回來呢？在反右運動中，有的領導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張撻伐，其實是自己夾着一根歷史問題的尾巴。他心虛，怕別人揪出他的歷史問題，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來掩蓋自己的歷史尾巴。常書鴻的情況不是極端個別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都有這麼一批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以極端左傾的整人方式來突顯自己的“革命”面目。這些投機取巧的假革命偽革命腳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屍體登上領獎台洋洋得意地舉着黨票官票招搖過市，到處賣乖，好不興奮！ 常書鴻寫自傳，他那顆膽怯惴惴的心跳動在筆下，所以他要極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領導人對他的優渥恩寵，要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儘量歪曲，極力表白自己和他們的對立關係，還自己一個清白之身。這大概是常書鴻要留下一部自傳的心底隱秘。 我們閱讀他的自傳，應該顛倒過來閱讀，才可能窺探事實的實情。其實，這樣的傳記，現在充滿了坊間書肆，常書鴻的自傳只是其中之一！靠這些自傳研究歷史的人，千萬要小心，不要以訛傳訛，貽害無窮。研究敦煌的歷史，常書鴻的自傳是最容易產生誤導的資料之一。 我讀常書鴻，寫常書鴻，其實是解剖一個知識分子走向人性異化的過程。他只是千萬個常書鴻之一。 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政治運動是萬惡之源！ 阿·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題記中，用“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來形容思想改造的艱難。常書鴻是清水、血水、鹼水的味道都品嘗過了，歷經四十餘年，終於戴上一頂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實是一把精神枷鎖，因此在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他沒有解放自己，沒有舒筋展骨，沒有站立起來，仍然懷着一顆膽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悵然！ 我記得五十幾年之前，郭蘭英一唱走紅的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回首這五十年的新社會，倒真是不斷上演“把人變成鬼”的正劇、喜劇與悲劇。 恕我冒昧直言，作為畫家文物大家敦煌守護神，常書鴻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拼將老骨媚公卿”，他功敗垂成！ （十二）“洗腦運動”透視 常書鴻已經是作古之人。對於作古的前輩，筆者的上述議論，頗失古道厚道。但是常書鴻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樣板，通過他的事例可以再一次看到“洗腦運動”所追求所達到的目標，活生生地體現在他“這一個”身上。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這樣被扭曲、被異化！ 所以對常先生言有不恭之處，敬請先生地下寬宥。
何謂知識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知識分子的本性天性就是有良能良知，喪失了良能良知，就如同“白馬非馬”的命題，不算知識分子了。“洗腦運動”的過程就是逐步泯滅知識分子良能良知的過程，文革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我們翻開自傳，正是文革之後，常書鴻有了與黨和國家領導人頻頻合影的殊榮，有了在國際上頻頻出訪或迎迓貴要的留影，所以也就敷平了心靈的傷口，所有失卻的東西都得到加倍補償，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處可以尋到“大丈夫”？ 引文註： （1）中國青年報記者徐百柯寫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2）（9）王家達《血淚鑄敦煌》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4）（5）（8）敦煌百年——一個民族心靈的歷程，劉詩平、孟憲實著，廣東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書鴻著，甘肅文化出版社（10）高爾泰《尋找家園——天空地白》（11）李廷華《敦煌軼事——王子云、張大千、常書鴻》（12）《孟子·盡心上》（13）《孟子·滕文公下》 李曰垓：噩夢醒了嗎？ 《噩夢醒了嗎？》是難友李曰垓所寫的紀實回憶錄，全文約四萬餘字，這裡選發其中幾個段落，如果大家認為值得一讀，我們將繼續選發。 血痕命債發生地尋蹤 滇東北，烏蒙山與橫斷山交界的這塊紅土高原，半世紀前稱為昭通專區，轄11縣：昭通、魯甸、會澤、巧家、鹽津、大關、永善、綏江、鎮雄、彝良、威信。面積占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內一個大專區。1957年夏至1958年底，從在職幹部和在校師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反黨集團4個，反黨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階級報復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種帽子各種罪名的受害者1300人，總共1914人，統統推進“因右處理”的大型絞肉機。這就是廣義的右派，本文所指的就是這個廣義右派。 這1914人是1958年內分批處理的。按其人數規模作如下排列：1234名送會澤縣馬武寨集中營勞動教養，540名送彝良縣大坪集中營勞動教養，120名送鎮雄縣擺柳坪集中營監督勞動，還剩20名送昭通縣大山包新生牧場集中營監督勞動。但是由於會澤縣馬武寨農場容量較大，又由昆明、東川、以禮河、曲靖、文山等地押送了996名右派來勞動教養，這樣馬武寨右派就達到2230名。 作為右派集中營，這裡簡介一下其場地來由和基本狀況。 1957至1958年，與反右運動同步，在全國颳起“政法大躍進”的血雨腥風，各地獄滿為患。許多看守所雖作為關押未決犯的牢獄，一間20平米的囚室竟要塞進50名左右犯人，通鋪的木板上和水泥地下全擠滿人，擁擠和黑暗程度遠遠超過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獄中雜記》中對他親歷的康熙年間監獄的描述。1958年各地新辟勞改企業、勞教農場和各地看守所成為緊急工程項目，省里指示各地儘速騰出一些老的勞改農場來囚禁右派。會澤馬武寨和彝良大坪就是老勞改農場騰出來的。鎮雄擺柳坪則是把120名監督勞動的右派連同900多名下放幹部（實際是被暗中劃為“中右分子”者）一起發配那裡拓荒建農場。 三大集中營都有寬闊田野。馬武寨處於會澤縣金鐘區平壩東側，是1951年大鎮反逮捕和判刑的犯人被派到這裡開墾抗戰時期軍用飛機場而建成的農場，機場周邊高出4至6米的坡地也囊括其中，耕地面積3萬多畝。原有服刑人員3000多名，調走2000多名至該縣另一勞改企業五星鉛廠，還留下1000多名服刑人員跟新押解進來的2230多名右派並肩做苦工，並肩進行脫胎換骨改造。 在滇東北三大右派集中營里，馬武寨的客觀條件最好，地勢平坦，氣候溫和，交通便利，距會澤縣城只有5公里 。站在農場任何一處展望會澤壩子，真有一種“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的寬暢喜悅氣概。如果執政者和管理者不是蓄意作惡而稍有一點做人的最低善意來辦場，那麼馬武寨完全可以成為一個適宜於人類居住的良好農耕環境、綠色基地。對那些遭受巨大委屈的知識精英和建國良材即使不准他們施展任何報國之志和建國之才，只讓其在此種植糧食蔬果，想來他們也大可接受。“士老林泉誠所願”，這本來就是中國文人傳統清高的思想境界，他們不會像整人者階層那樣一心沉迷於官癮財癮。但是1958至1962年底的5年時間馬武寨整死右派156人，這是有人當時就細心區分出原有的勞改犯人墳與右派墳之後，如實記下的被整死的反右受害者人數，死亡率9.94%。這些人有的在月白風清之夜死於加夜班超負荷的勞累，有的在稻菽千重浪中死於扣糧餓飯，有的在從未停止過的批鬥中死於摧殘凌辱捆綁吊打。每年年底的“交黑心”學習，就是逼人自殺的高峰期。
彝良大坪農場客觀條件特別是氣候和交通就惡劣多了。這裡乃是地跨大關彝良兩縣的滇東北最大的原始森林朝天馬老林的東隅一角，是一塊高原台地。險峻峽谷深溝巨壑包圍三方，只留下西北側一條狹路聯通該台地到龍海鄉上30華里的艱難交通，東北方位另有一條更陡更險更彎曲的下坡路插下25華里外的牛街古鎮，那是位於白水江邊始建於東漢時期的美麗小鎮，但是這個小鎮的任何一絲人間溫馨絲毫輸不到相隔不遠的人間地獄。從白水江邊仰首遙望山巒抬升的大坪農場，真有雲鎖霧封難見真面目的神秘感，只有身置其境才認得那霏霏陰雨籠罩下的集中營5年裡的醜惡與血腥。這裡的被囚右派慘死的人數5年就達59人，如此短時間整死這麼多人，超過歷史上任何奴隸主的殘暴程度。即使只當作跟牛馬平級的勞動力看，土司頭人也絕不故意濫殺毫無反抗力的農奴，他們懂得要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活資源。回溯大坪這塊場地的最初開拓者，是在280多年前清雍正之初，雲貴總督鄂爾泰在改土歸流中為了擴權和貪功，曾在烏蒙（今昭陽區）、米貼（今永善縣）和鎮雄三地瘋狂屠殺了數萬名彝族人民，一位姓陸的彝族頭人為了避難，率家小和不多的娃子從鎮雄移往彝良地界在這裡拓荒定居，這片林木陰翳的緩坡大台地遂成為陸姓領地，百年墾殖後又作遷移，到1949年時只留下樓房土碉的廢墟空對冷風夕陽，也留下陸家大坪子的古老地名給後來的集中營作名稱，這就是大坪農場的來由。這塊台地長寬各3至4公里，分為大坪、二坪兩塊，共10多平方公裡面積。直到50年代，仍有大面積未遭砍伐的原始闊葉林、香樟樹、松杉，證明這位領主沒有對自然生態造成損傷。筆者本人1958年在龍海至大坪那30華里林間小路上背運包穀，除了時時有斑鳩和野雞飛起外，還經常遇到野兔、狐狸、黃鼬和松鼠，印象最深的是一隻金毛碧眼的麂子站在小路前方，眼神好奇而不驚恐，直到距我們不到10米 才輕盈優美地跑開，這個鏡頭給我留下極美好的回憶，令我想見當年彝人狩獵的歡快。相比之下右派的命運比土司頭人治下的農奴沉重多了。
1952年在此建勞改農場時就開始大量毀林，平毀陸姓原廢墟來修建無產階級專政的農場場部樓房，在場部俯瞰下用數千棵堅實原木密匝匝地豎直排列成為牢獄的圍牆。1958年我們到達後不久就拆毀原木，因為所圍面積太小。當時這裡500多勞改服刑者被調到大關縣羅漢壩農場歸併勞改，大坪就變成同樣人數的右派集中營，除了利用原監舍外還另有5處略小的囚禁點。1958到1963，這5年時段只占21年迫害期的4分之1，大坪集中營就留下44堆低矮淒涼的右派墳，連同拋屍在外的15人，共整死59人，占全場總數的11%。 鎮雄擺柳坪面積為大坪農場的兩倍，南至北8公里 ，東至西5公里，海拔高而氣候冷，只能種植包穀洋芋。九月間就下雪，一年有大半年奇寒。天無三日晴，這是鎮彝威三縣氣候的共性。雲南省地圖好似一隻胖碩的雄雞起舞，這三個縣就是雞的嘴，只是不尖，象徵雲南人言遲口鈍。擺柳坪農場的120名右派和900多名“下放幹部”一起，1958年2月出發去建場，從昭通先乘貨運汽車經250公里土公路到貴州畢節，再背着行李步行90公里山路經鎮雄縣城到擺柳坪。農場在拓荒過程中建成9個居住點，分生產隊居住。這裡右派的處理叫做監督勞動，每月給16元生活費，交伙食後有幾塊錢買漱洗用品。由於勞動超負荷，特別是鬥爭會上的人格凌辱、隨時發生的野蠻毆打，被打死的、被逼自殺的、餓死的、累死的共7名右派，在120人總數中占5.83%，是3個集中營死亡率最低的，但被打死的實況又是最殘忍慘烈的，下文將作出陳述。
勞動教養與所謂監督勞動惟一的不同就是後者沒有武裝看押，而前者的馬武寨農場駐守兩排武警，大坪農場駐守1個排，統稱“大軍”，詞語本義是極言人數之多規模之大，若移用來稱呼單個的戰士，就與那個“大”字產生邏輯矛盾。但是文化知識必須服從政治權力，顧不得字義和邏輯。那一聲“報告大軍”是造勢者所需要的優越感，不斷的重複呼喊正是精神凌辱的手段之一。 這樣，我們對滇東北這三處製造死亡的地方作了掠影式鳥瞰。“命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一千年前蘇東坡這滴血的詩句仿佛是為右派吶喊。 滇東北右派中的官員群體一瞥 本節專列受害者中的一部份官員，並不是說官員比百姓貴重，實在是因為毛的看家狗謝富治，借反右來擴大自巳幫派勢力，將原有地下黨人馬趕盡殺絕，收到一石二鳥的功效，既可用眾多獵物邀功，請賞，又可為自己的人馬奪得“軍功”。 早在反右前的幾年內，昭通籍或與昭通淵源較深的地下黨邊縱幹部中地師級以上領軍人物已被調離，但反右這張大網對他們既不遺漏也不寬容： 領導滇東北游擊武裝在四十年代中建立卓著功績的的邊縱六支隊政委、建政後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書記李德仁，1951年調任北京鐵道學院書記，1957年名列昭通籍右派榜首。第一任昭通專員李劍秋是1935年入黨的資深革命領導，曾任雲南省工委委員，1952年調任省稅局副局長時就已靠邊站，1958年劃入右派榜。首任地委組織部長李長猛1958年在昆明劃右，而名聞全省見諸若干史籍的地下黨重要領導人費炳、浦漢英、孫志能，一齊打成右派。 邊縱在滇東北活動的中心會澤縣是1949年4月插上紅旗的全省首座縣城。縣委書記薛振華、縣長陸子英是40年代大學在校時入黨的地下黨員，後以中學教師的掩護身份啟動了民主運動和黨團組織建設，在滇東北被譽為最優秀的中層幹部。這兩個人50年代初期從會澤調臨滄降級降職靠邊。1955年37歲的薛振華被逼自殺於一口深井，陸子英屢遭殘害後1979年剛獲平反就死於傷痛發作，只活到49歲。薛、陸二人論資歷能力和真才實學，謝富治本人及其團伙中沒有一人能與之相比 。 未調走而在滇東北留任一些職務的邊縱幹部，已經是級別檔次和影響力較低者，但是對於這些人，謝富治也不肯放過。《雲南日報》1958年7月14日 所載的謝富治愛將昭通地委書記王子賢文章宣布的所謂“昭通、魯甸、鹽津、威信四個反黨集團”，其具體所指是：
昭通縣委書記陳季伯、縣長張保全、專署文教科長蔣永彬、汽車總站站長郭中正、勞改大隊長陳禮昌、地建司工程師泰國權，以上被誣為反黨集團。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錢在興、專署秘書張家柱、財政局長李洪邦、服務局長胡原、人行行長戴德華、專計委秘書夏延算、昭通師範書記鄭權、地建司書記王蔚然、合辦處副主任陳興中、公安處科長高泉、陳宗堯，檢察分院秘書周和彬等。地縣兩級受害者300多人。 魯甸縣：縣委副書記李春仁、組織部長袁成明、縣團委書記周甫、縣聯社主任楊明媛、，縣委委員、桃源區委書記李秉坤、區委書記郭敖、陸榮茂、卯時能等，被誣為魯甸反黨集團。全縣受害者120多人。 鹽津縣：縣委副書記瞿增偉、組織部長何浩正、工業局長趙正榮、財貿部長羅文富、糧食局長徐天榮，以上被誣為鹽津反黨集團。此外還有縣法院周仁平、百貨公司經理楊春瓊、縣團委副書記晏華、秘書彭海鈞以及黃明、劉成端等。全縣受害者140多人。 威信縣：縣長吳之伯、，組織部長楊曙、宣傳部長王文、財貿部長崔汝益，被誣為威信反黨集團。全縣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縣：前縣長郭雲谷、副縣長龍樹林、農工部長周天祺及妻子劉明卿（商業局負責人）、宣傳部長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縣婦聯主任）、財政科長吳探奎、農水科長鄭家奎、統計科長謝家貴、工業局長李應書、縣府秘書吳培健、團委書記田映璧、法院副院長楊樹藩、郵電副局長王壽昌、財辦秘書羅雲登、區委書記蘇雲山、縣一中教導主任廖開元等等。全縣受害者150多人。 大關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傅開仁、公安局副局長羅韜、縣府人事科長陳國富、其妻縣團委書記平蘭芬、人行副行長李正隆、人行秘書代安平、文教科長楊文華、計委副主任楊崇舜、財委副主任潘志安、糧局副局長李德祥、計統科袁升毅、監委秘書謝顯倫等，全縣受害100多人。 永善縣：縣長張德欽、副縣長韓禮福、檢察長吳啟耀、農工部長李興儒、文教科長安祖英、農水科長汪子平、民政科長吳樹才、糧食局長袁凡其、工商科長萬美祥、供銷社主任鄭雲武、婦聯主任竇敏、工商聯主任孫大彥，全縣受害者180多人。 綏江縣：縣委組織部長龍祥林、宣傳部副部長楊正舉、縣府科長段金富、法院陳曉嵐等。其中最悲慘的是凌發熙，勞教5年多被送回綏江原籍交“群眾管制”，在文革災難年代因為生活無着，難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銷售，被強加“投機倒把”罪名逮捕，因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處死槍斃。綏江全縣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鎮雄縣：縣長歐陽興科、縣府秘書周永福、縣委秘書張在彬、財政局副局長曹厚光、公安局賀正富、縣支行郭存英等，全縣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縣：縣文教科長劉傳玉、統計科長唐睿、農水科長段泉、財政科長唐佩昌、聯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長陳孝周。最露骨的一個做法是，叫孫安邦來頂替剛劃右撤職的文教科長劉傳玉，不料孫不聽話，不肯對教師隊伍下毒手，孫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縣受害者250多人。 會澤縣：自縣委書記薛振華和縣長陸子英調離會澤並在臨滄遭受迫害後，會澤原籍幹部深受震動，公開表示義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調。到了反右，受害的有：縣長段建中、監察局長王才學、建設局長陸永邦、衛生科長劉艾芳及其丈夫王靜國成為夫妻右派，與巧家情況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種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學教師和企業人員中產生，全縣受害者200人以上。 雲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被誣指為反黨集團，謝富治本人又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直接傳授“要像挖山藥蛋一樣在地下黨邊縱中挖右派”，地方各級就把劃右的對象都列為“鄭王集團安在基層的釘子”來打，以便討好和邀功。滇東北遂以1914名殘害對象而超額完成任務。 以上是從橫向角度展開，鋪陳梗概。以下列舉最典型的個案。 朱提江之魂 “鹽津反黨集團”5名成員中的趙正榮，27歲時就成為反右運動的祭品，全家由此陷入厄運。 鹽津反右所講的打出多少右派，是用暴力來落實一個“打”字。地委書記王子賢的愛將賈鴻斌時任鹽津縣委書記，以“你不打，他就不倒”這個絕對真理為行動依據，要求全縣對於右派必須先毒打再批鬥。縣委副書記瞿增偉在第一次批鬥會上就先被踢倒在地把鼻子砸得鮮血淋淋再批鬥，瞿的妻子痛哭着跑昭通請地委下來看，被賈鴻斌派人從半路強行攔回。在血腥中反右，這就是賈鴻斌所需要的氣氛。至於定誰為右派，純屬他個人特權。趙正榮這位會澤青年在五年內任過四個職務：縣政府秘書、土改後的灘頭區委書記、縣人民銀行行長、縣工業局長。都是新建單位的開闢工作，都被他做得很出色，這是全縣公認的。但是賈鴻斌書記指示要批鬥趙正榮一段“右派言論”，趙正榮這段原話說：“我們黨自身應該做到一元化，不搞親親疏疏，不拉山頭宗派，不分軍隊黨、地方黨、地上黨、地下黨、南方黨、北方黨，而要真心團結，我們只有一個完整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如此光明磊落擲地有聲的語言只可能出自磊落襟懷，隨你怎麼曲解，這段話在一萬年後也無懈可擊。但正因為這段陽光語言刺到人家宗派的陰暗處，心中有鬼的賈鴻斌硬要說這是含沙射影的惡毒攻擊，說這是鹽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據此給趙正榮強加極右分子和反黨集團成員兩頂帽子，毆打之後再批鬥。趙正榮是1948年春季作為18歲的會澤師範在校生參加革命加入民青，19歲入黨的純潔青年，建國前在白色恐怖的複雜環境中就不畏艱險前往火紅鄉開闢局面建立基層革命政權並主持工作，建國之初就從土改實踐中脫穎而出擔任了鹽津縣面積最大，距縣城最遠的灘頭區的區委書記，他難道連堅持這點真理的骨氣都沒有？他義正辭嚴駁倒誣衊，說明自己並未講錯，請求把原話提交全社會去鑑別，或者請中央鑑定。但是趙正榮的書生氣遇到的是土匪氣，越正確越倒霉，在野蠻權力的暗箱裡別說你趙正榮，換成開國元勛彭德懷難道不是同樣結局？ 而在這種顛倒善惡的批鬥之外，賈鴻斌書記還隱含着說不出口的一股強烈報復欲望。中國許多事情都是這樣，在公開的、說得出口的原因之外，往往還有着更深層更重要但是說不出口的內在原因。1951年底，昭通地委宣布賈鴻斌以縣長職務、趙正榮以縣府秘書職務一起下鹽津縣，趙正榮還被指定為縣府和公安局兩個機關的支部書記，並且要教文盲縣長賈鴻斌學文化。當了縣長半年後的1952年，賈鴻斌就叫人把繳獲土匪江灜洲財產中的一批優質狐皮拿來做成兩件皮袍，而且把優質面料和做工叫縣政府財務報賬。一件由賈縣長享用，另一件要給縣委書記呂茂林，呂書記當時不在鹽津，也不知道此事。趙正榮深感震驚，認為這是原則性錯誤，會使鹽津群眾認為新政權與惡勢力沒有區別，會毀掉人民政府形象。趙正榮當面向賈鴻斌講清利害，嚴肅制止了此一做法，將皮袍歸還國有。賈鴻斌在激烈爭執後達不到私慾，懷恨在心以圖來日報復，6年後終於遇上反右這個整人機會。這件事成了必欲置趙於絕境的內在原因。讀者也可以由此看出謝富治這些爪牙究竟有幾斤幾兩。 趙正榮被劃右之後，慘禍接踵而至。趙正榮22歲的新婚妻子蔣武聰剛生育14天正在普洱渡鄉下的娘家坐月子，突然接到所在單位百貨公司的電話通知要她立即趕到縣城參加大躍進出夜工。電話上說“知道你是在產假之中，但這是縣委的指示，點名叫你立即趕來，這是政治任務，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如果反對三面紅旗，就跟趙正榮一起處理。”在如此威壓之下，蔣武聰只好忍痛背着剛生下14天的嬰兒，兩手還各提一隻暖水瓶上路。50年前的鹽津全縣沒有一寸公路，無人見過汽車，從普洱渡到縣城要沿着朱提江岸走90華里的險峻山路，她在疲累之中幾次跌倒在陡坡上，差一點滑落江中，用盡全身力氣掙扎前行，終於在傍晚趕到縣城。此時她忽然感到一陣陣逐漸加劇的疼痛，鮮血順着腿部流到腳背，原來是長途跋涉的掙扎和負重，生育不久的會陰尚未癒合而又被掙破，流血不止，背上的女嬰在飢餓中不斷啼哭。蔣武聰艱難走到縣醫院掛急診，而大躍進背景下的醫院則在一片慌亂之中極不負責任地給蔣武聰注射全身深度麻醉，未到次日天明她就慘死在毫無救助的冷漠之中。被監控行動的丈夫趙正榮幫助不了妻子，14天的小小嬰兒撕心裂肺地啼哭着，幸得一位好心的農村產婦義務餵奶，才保住這條小生命存活於慘澹的人生。此事在鹽津縣的城鄉傳開，縣醫院聲名掃地，有一個多月沒有人敢來求診，這已成為一個恥辱記錄。 被毆打批鬥的趙正榮因亡妻之痛陷於昏厥，還得忍受不絕於耳的口號聲侮辱聲。他抱着嬰兒找奶媽，但誰也不敢公開承擔這點哺乳責任，只是本單位內外有些女同志經常在夜晚擠了奶水裝進瓶子送來，或者買來奶粉饋贈，一切同情心都得冒風險。對於蔣武聰的慘死，不要說作為丈夫，就是一切知情者也必然發出兩點質問，一是硬逼着產後14天的婦女在傷情未愈時掙扎90里山路來出夜工，這個殘忍決定是誰作出、誰執行、誰通知的？該負什麼責任？二是導致她死亡的全身深度麻醉這個重大責任事故該怎麼追究和處理？怎麼善後？這兩個基本問題是本案的關鍵點，是鹽津官方躲避不開的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但在中國這是受害公民無權提出的問題。製造慘案的惡棍有權幸災樂禍，有權迅速把趙正榮武裝押送200里外的大坪集中營，有權用21年的殘害來捂住所有義憤質問之聲。就在要押走的前夜，趙正榮到亡妻墳前訣別，就有看押者的好幾道電筒光從遠處射來監視。趙回宿舍，剛進院門就遭受6名惡棍的毒打，許多住戶聞聲驚起憤慨質問，打人者才狼狽逃離。 蔣武聰23歲的花樣年華就如朱提江峽谷盛產的蘭花悽慘凋謝在江邊。惡勢力掐死這株幽蘭，撕碎這個家庭，用野蠻暴力來羞辱這塊土地上深厚悠遠的文明，宣告了歷史的大倒退。這條江曾經有過輝煌歷史。它在現代地圖上被標名橫江，俗稱關河，但兩千多年開發史的豐富內涵始終印證着它古色古香的朱提江原名。秦、漢時代的昭通就叫朱提郡，這裡盛產的朱提銀以其最優的質地而成為兩漢四百年富裕昌盛的象徵。朱提江300公里 半徑的扇形徑流區聚集了朱提郡昭、魯、鎮、永、彝、大、鹽7個縣的溪流，到宜賓安邊鎮注入長江。為了拓展遠程商貿，秦開五尺道與朱提江的航路並行，這就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瀕臨江水的豆沙關懸崖之上至今留存着僰人懸棺葬，以及唐德宗頒詔封賞南詔國主時，持節使臣袁滋親題的摩崖石刻，這是國家級文物，是千餘年前人文蔚起的明證，證明着唐朝廷是一個明大義而重人情的執政實體，那時候生產力再落後，也絕不至於強令一名產婦出夜工做苦役。蔣武聰背着嬰兒行程60里的這段江岸正值朱提江碧浪湍飛的主水道，漢代重要歷史文物孟孝琚碑上用“涼風慘淋，寒水北流”八個字來抒寫朱提文士孟孝琚不幸早死之後，他親人眼裡的這段江景。現在若是拂去文物上的歲月苔痕，那麼“涼風慘淋，寒水北流”，就恰好貼切表達出滇東北受害右派的共同命運。兩千年滄桑，竟恍若昨日一般默契。充滿人文精神的朱提江蕭瑟江風裡，永遠迴蕩着我們被摧折的小妹妹蔣武聰的義憤和泣訴之聲，她水晶般純淨的一生回歸江水，她是朱提江的悽美神韻和永存的靈魂。
她留下的女嬰奇蹟般活下來，名叫趙曉情，今年恰好50歲，是一個企業的普通員工。為紀念母親，她又隨母姓而取名蔣俊。從嬰兒時代她就失去母愛和父愛，是外祖母和遠在400公里 外的會澤老家的祖母像傳遞接力棒一樣在糠菜生涯中堅強承擔了撫養責任。從學齡第一天她就知道自己是政治賤民。她的舅舅因株連而從縣糧局失去了公職，回普洱渡當農民又被由集鎮驅逐到鄉間。她在會澤的叔叔被株連而從福州軍區雷達兵被通知退伍回家待業，趙曉情本人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初中畢業考和升學考，就因為是右派子女，在當時“推薦升學”的教育體制下被株連而失去讀高中的權利，隨即又被強令將戶口從縣城轉到迤車區頭道河，在修河的勞動中被垮塌的岩石砸傷。右派集中營里的爸爸每一筆辛酸慘痛都在孩子生命的年輪里烙下一圈圈錐心泣血的傷痕，滋養我們民族數千年的天倫親情被反右運動一刀剪斷。由於長期隔絕音問和官方不間斷的蒙蔽欺騙與謊言灌輸，年幼無知的後代誤以為受害的長輩大概真的是壞人，幼小心田裡既充滿自卑又產生埋怨，如此惡毒殘忍的心靈傷害填滿兩代人心，這是反道義的極致。但是歷史事實終歸證明了誰是誰非：1979年趙正榮從囚禁中改正復職後，任職中共鹽津縣紀委書記，其廉潔奉公忠誠履職為全縣所公認。而趙曉情以勤奮刻苦而取得了統計師的職稱。
趙正榮一家的痛史是中國反右運動歷史的濃縮，從定罪時的顛倒是非到善良家庭的破碎，從白髮老母倚閭盼兒歸的昏花淚眼到親屬的21年受株連，哪一步沒有從最深刻的意義上揭示反右運動與人民為敵的犯罪性質？ 鱷魚皮有多少層？ 這裡繼續揭破又一層皮：製造鹽津反右災難和大躍進災難，使鹽津成為昭通專區11縣中1959和1960年虛報糧食產量最嚴重，餓死農民也高居榜首的罪魁、縣委書記賈鴻斌其人，原是山西省一名不務正業的社會痞子，在風起浪涌的抗戰後期被時代大潮卷進八路軍的隊列當了個偵察兵。他自己在發跡後毫不掩飾當年把進出於煙館妓院視為家常便飯的行徑，津津樂道喜形於色。國共內戰中，作為該師一個偵察連指導員，他徑直向領導申請一名老婆，師政委薛韜也在高興之餘頷首同意，把俘獲的一名敵軍官的小妾作為戰利品賞給賈鴻斌。入滇接管昭通專區後，1951年就從一個連級幹部破格提拔到鹽津任縣長，兩年後邊縱出身的縣委書記呂茂林調省委黨校學習靠邊，文盲賈縣長變成賈書記，以占領者身份全盤掌控鹽津，這才出現了上述令人髮指的反右災難和大躍進災難。其直接上級先是薛韜後是王子賢，這兩任地委書記全是謝富治的愛將，當然可以放任爪牙在鹽津胡為。1958年夏，宗派勢力借反右補課一手把邊縱幹部瞿增偉（縣委副書記）、何浩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以及趙正榮、羅文富、徐天榮這批科局級幹部拿下以後，這位流氓成性的賈書記就迫不及待地把組織部長何浩正的年輕妻子占而為妾，強迫其長期姘居。書記此舉達到兩個直接目的：一、公開羞辱被迫害的同僚何浩正，向全縣幹部出示一個信息：不聽話者只能落得你們組織部長的下場；二、讓鹽津人民見識：有了省委地委兩級書記的恩寵，我就是本縣土皇帝，全縣良民就別在我這裡講什麼道德、法律那一套吧。 鹽津群眾甚至議論說，老婆漂亮也是劃為右派的標準之一，何浩正終於踏上林沖命運的路。還有人說，滅了江灜洲，來了賈鴻斌，一個比一個更骯髒。江灜洲是鹽津普洱渡一霸，民國時代為全縣首惡。群眾畢竟只講到切身感受為止，他們無法預測賈書記的霸道業績具有延伸效應，六十年代來了一個同樣殘忍兇惡的鮑錦彬書記，讓鹽津人民見識了什麼叫做斯大林加秦始皇。這個體制存在一天，鱷魚皮就一層層換不完。今日中國權貴層中。最無恥的人之所以不時地念叨反右的所謂正確性與必要性，正是因為他們內心比誰都清楚自己接到手中的是一根血腥味最濃、流氓氣最足的權杖，用這根權杖來謀私和反道義，效果最理想。 草菅人命歲月中的三個孩子 1958年春夏被押送大坪集中營的右派夫妻有好幾對，其中一家五口的到來引起全場難友最大嘆惋和最深同情，這就是年近40的藍廷昆、劉惠卿夫婦和他們的3個孩子。藍廷昆是1949年12月9日 盧漢將軍指揮下的雲南起義部隊的營長，和平解放時的那個密月期誇他們是光榮起義，藍被分配在魯甸縣工作，擔任一個企業第一線的最具體業務聊以糊口。到了反右和政法大躍進開始，光榮起義者的名稱就變成了歷史反革命。妻子劉惠卿，昭通第二中學英語教師，只因為她的長兄劉華昭曾任國民黨昭通縣黨部最末一任書記長，是個改朝換代的過渡型人物而並無任何實權，1951年被收監判刑，其妹妹劉惠卿當然就叫做壞分子。夫妻二人一起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就憑那股文質彬彬的氣質風度被推進“因右處理”的絞肉機也毫不奇怪，眾難友何嘗不是如此？到大坪時的劉惠卿老師身背全家五口的一捆行李，牽着6歲男孩藍江的小手走路而來，當天行程就是上文說的從龍海到大坪那30華里崎嶇山路。6歲娃娃已經累得挪不動腳了，劉老師與其說是牽，不如說是拼命提着他的小手而來。藍江的4歲妹妹藍紅和2歲小妹藍蘭，則分別坐入兩隻籮筐由爸爸藍廷昆挑着充軍。籮筐底部疊起幾件衣物給娃娃墊坐，這個細節讓圍觀難友瞧見了天下父母心，也由此顯出一個實情：2歲、4歲和6歲的幼兒實在是沒有親人來撫養照管了。到達大坪已是黃昏時分，細雨迷濛。李明山場長瞧見這麼小的三個孩子也為之動容，他立即低聲吩咐叫藍廷昆自己去收拾出那間堆放雜物的6平方米的竹編泥糊茅草房做住處，在一張用樹枝拼搭的床上棲息一家五口。開頭的兩年是逐日深切感到飢餓的逼近，因為勞動強度大，伙食不但飯少，而且嚴重缺乏油肉，孩子本應有的活蹦亂跳全然不見了。
場長李明山本來也是入滇接管的軍轉干，山西人，反右之前是專署交通科長，性格內向而心地善良，自然不夠格做集中營的頭子，所以1959年底調走，從公安處換來一名惡棍金玉做場長。此人深諳反右宗旨，深知精神和肉體雙管齊下摧殘之道。他到任就再降伙食標準，再加勞役強度，再燒批鬥毆打烈火。他要用施壓來壓出點事兒再進行鎮壓，以顯示能力並向上邀功。這是當爪牙的例行模式。金玉的到來，同出一門的周吉順和馬賢榮兩位管教就自覺與場長保持高度一致，集中營的右派墳堆也就迅速增加。 金玉場長到任3天就責罵劉惠卿是帶着娃娃來“吃閒飯”。因為有了這句話，金玉的兒子比藍江小1歲，也就可以對藍江任意欺負和毆打。金場長本人就命令8歲的小藍江放牧一匹馬，6歲的女孩藍紅隨母親餵豬。有一天菜地組的女勞教員正在地里勞動，突然看見對面張家灣坡上的小藍江被驚起的馬拖着狂奔。孩子已經倒地，卻緊緊拽住韁繩不敢放，全身擦地，任坑凹土石磨破衣褲皮肉，那一刻真把目擊者嚇壞了。難友們大聲呼喊叫藍江丟開韁繩，藍江卻拼命呼喊回應：“我不敢放掉！馬跑掉了我爸媽要挨綁起來去鬥爭！”這個8歲孩子是寧肯拖傷拖死自己，也不願帶害父母。難友中的朱勵阿姨丟下鋤頭飛快向着對面坡上跑去，決心冒險救助，此時那匹奔馬大約已意識到被拖着的只是個孩子，它終於停了下來。朱勵跑近時看到的小藍江滿臉是泥滿身是土，褲腰到腳邊已完全掛爛成了洞洞條條，破布鞋只有一隻在腳上，一雙小腳磨得鮮血淋淋，緊捏馬韁繩的那隻小手從指縫裡不斷滲出鮮血。但是小藍江沒有哭，餘悸未消的臉上還帶着幾分慶幸，用激動的顫音說“這匹馬還是沒跑掉呀！”——在這副慘不忍睹的景象中，難友們看到面前站立的是個多麼堅強的孩子！朱勵阿姨拉着小藍江帶血的手，連人帶馬送到他母親身邊時，劉惠卿先是呆若木雞，隨即哇的一聲痛哭失聲撲上去抱住藍江：“媽媽對不起你！”朱勵也隨之哭起來，大家都分辨不清是心疼還是義憤不平。在隨父隨母當了政治賤民的悲慘歲月里，剛到學齡之年的藍江和兩個更小的妹妹那稚嫩心靈里充塞的不是陽光，而是捆綁吊打鬥爭批判和飢餓勞累出夜工掙命，這一代娃娃還要向血腥場面和恐怖鏡頭的理論綱領階級鬥爭喊萬歲。恐怖環境給孩子的精神驚悸造成的心理變形是終身性的，三個娃娃都會經常在夜夢中驚叫而緊抱大人。藍江本人從被驚馬拖傷後就造成恐高症、恐水症，60年代中期他隨母親返昭通原籍，生活無着，到會澤以禮河水電局做體力勞動重活，不幸在夏秋季節落入洪水，以17歲的未成年之身慘死。 到達大坪後的第一個寒冬，藍家遭受了又一場令人髮指的災難，事情發生在兩歲半女孩藍蘭身上。因為她太小，被勉強接納於為農場幹部娃娃而辦的小托兒所，管托兒所的方老婆子是勞教員方育林的老妻。老方是北方人，昭通郵電局留用的舊職員，不知是何歷史原因被送來勞教，因為他年逾60，被安排在農場小賣部售貨，其妻就在托兒所看護娃娃。勢利小人，當然不會出於愛心而一視同仁。兩歲半的藍蘭怎麼懂得照顧自己，在大坪集中營那高寒酷冷而又天陰雨濕之中，藍蘭冷得啼哭不止，小腳凍成紫色胡蘿蔔，站不住了，只會蹲在地上用小手摸着腳背哭。不知方老婆子是有意還是無知，她打來一盆燙水將藍蘭的一雙小腳猛然放進去，只聽得藍蘭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就頓時昏厥歪倒，待方老婆子把她的小腳從盆中拉出來，十個腳趾已經全部掉落在盆里，她腳背的前沿只剩下十個血紅色的小洞。十指連心的劇痛和全家命運的委屈疊加在一起，孩子面前擺着的是最可怕的人生前景。一切天良未泯的人都會發出義憤之問：是誰給了害人者這樣的犯罪權？ 更大的災難接踵而來，這就是三個幼兒的父親藍廷昆之死。在三年人禍的恐怖歲月，苛重勞役、缺糧和極度營養缺乏雪上加霜，大坪農場勞教員的死亡人數與日俱增，他們與全國三年內三千七百五十五萬被餓死同胞一道成為餓殍，而當年的中國醫生不敢說出餓死二字，只能奉命編造其他病名。醫院必須服從政治。有位醫師在水腫病人診斷處方上開出的藥名是糧食二字，第二天下午就宣布為右派送勞教。餓死的多數人所呈現的症狀先是水腫，腫而又消，消而復腫，在多番周折中痛苦地耗完自身全部體能，耗盡一切抵抗力免疫力，生命也就油盡燈滅。許多單身漢尚且如此，藍廷昆夫婦必須先顧娃娃，在鬼門關前他們憑着本能，選擇了犧牲自己保住孩子，先讓孩子吃飽，剩多少舔光為止。藍廷昆作為男性和全勞力，體能消耗量大，當然就先死了。這位在盧漢將軍帶領下一心投奔光明之路的營長，悽慘地餓死在最不光明的右派集中營。可憐的小女兒失去腳趾而不知怎麼失去，失去爸爸也不知怎麼失去，她哭着用小手拼命抓扯搖動逐漸僵冷的屍體呼喊爸爸醒來。面對這慘絕人寰的訣別一幕，做妻子的劉惠卿先是決心自殺在這個寒冷的地獄，是孩子的哭聲喚醒了她做母親的責任，她咬破嘴唇硬挺起志氣要把孩子撫養大。藍廷昆之死增添了大坪集中營里又一座右派墳。這一切都在悄無聲息中發生。直到1963年農場撤銷，劉惠卿要帶孩子們走時，三個娃娃還跪在藍廷昆墳前哭着不走，懇求媽媽挖起爸爸的屍骨一起走。 害人蟲們，上起反右災難的肇始人，下至直接下毒手致人死命的爪牙惡棍，在這些悽慘後果的面前你們有沒有半點愧疚？ 李才義：反叛者的又一次反叛 大家知道國共兩黨內戰時期，在北平起義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水利部部長，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有個在國外定居的弟弟叫傅作恭，是水利專家，響應哥哥號召回國，在蘭州參加水利建設，被打成極右派分子而慘死在臭名昭著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但這位專家的遭遇已有書著述，我這裡要講的是另一位國民黨高官之子，沒有投奔台灣，而投奔中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殘餘部隊作戰，肩負着“解放大西南”的使命。等到這個使命完成，就被打成右派，後又升格為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服勞役二十餘年，現倖存於世。 在解放大西南，進軍四川的時候，張先痴加入了中共的青年團，曾任支部副書記；並在部隊機要部門任電台報務員，及時準確地將情報發送到參謀部和作戰部隊，為贏得戰機、奪取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特別是在後來的土改、征糧、剿匪、平叛的鬥爭中，他立過功，得過獎，受到過通報表彰，正積極努力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可是正當他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時候，一場意想不到的由反三個主義的整風運動，轉瞬間變成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進攻”。他真心誠意給領導提的改進工作的意見，被視為“向党進攻”，因而被劃為右派分子。他妻子由於沒有檢舉揭發他，也成了右派，被下放到農村監督勞動。後來，又由於張先痴堅持“不認罪”，被改定為極右派分子，判管制五年強制勞教。 我看了這份改判，對照當年聽到宣布的判決書，完全大相徑庭，感到十分費解：難道當年那些辦案人員好大喜功就可以捏造事實，臆測遐想，草菅人命嗎？難道連封建王朝的王法都沒有了嗎？ 我又問張先痴：既然改判推翻了原判，你從1962年被抓到1980年獲釋，冤枉坐了十八年牢房，總要補償你一大摞鈔票吧？你發財了！張先痴苦笑着搖了搖頭，意味深長地嘆道：“改正”就已經夠寬大了！我聽了一陣心酸，又感到無限悲哀！
鐵流：十二歲，中國最小的“右派” 本周前一天上午，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電話是從家鄉打來的：“你是鐵流先生嗎？我叫葉明，成都人，向你拜年！” 成都人的聲音很軟，柔柔的像汩汩的水波，一聽就很舒服。我未及回答，聽筒里又飄來軟軟的水波聲：“我在網上經常看見你寫右派的文章，寫得不錯，讓我們看見了那個逝不去的痛苦歲月。” 我忙不迭地感謝說：“過獎了、過獎了，我寫右派是責任，你知道我也是右派。” “知道，知道，我朋友辦的《文化人》還登過你的文章。” 這一說更近了。 2008年4月，我回成都去看望茜子遺孀眉地，眉地說：“曉楓，我正在整理茜子文集，文集上準備用你這篇文章。”說着，她拿出了一冊有香港刊號的國際十六開本的雜誌《文化人》。雜誌裝幀精美，設計典雅明快，我一翻，上面不僅有我那篇《四川文藝界往事》，還有不少文友的文章。我正想夸《文化人》幾句，她又說開了：“你知道不，《文化人》早被取締了……” 我心裡一陣痛，急問：“為什麼？” “理由一個，香港刊號不能在大陸出版發行！”葉明在電話里憤憤說，“不說它了，封就封吧，嘴巴總封不住。今天我打電話來是想向你提供一個最小右派的信息，你知道不，最小的右派是誰？” 我不假思索回答：“雲南昭通的李曰垓，十六歲。”這個信息剛得到，也是雲南昆明朋友向我推薦的，他新近向胡錦濤總書記所寫的一封題目叫《關於“反右”歷史欠賬的法理認定和解決》的公開信。這封信寫得真好，文字流暢，用詞嚴謹，有理有據，無懈可擊。他十六歲被劃為右派，強行送往監獄改造，花了十多年時間自修完高中到大學的全部課程。22年後的1980年“改正”後的他，竟然當上了一個學校的校長。 這就是中國的右派！ 她聽後，在電話里輕輕一笑說：“我手裡這個右派比他還小四歲……” “十二歲？”我驚得叫了起來：有誰相信十二歲當右派？我道：“不會吧，十二歲還是個童音未變的小孩，還尿尿呢！” “真的！十二歲就劃成右派，《龍門陣》上登的還敢假嗎？” 朋友語調堅決，不容置疑 《龍門陣》原是四川省文化局主管的一個通俗刊物，已有三十多年歷史，現劃歸四川出版集團主管並主辦，是個官方刊物。所刊發的文章絕對準確無誤，80年代初我曾在上面發過文章。這下我不能不相信了，忙說：“你能不能把這期《龍門陣》寄給我？” “寄，明天就寄！” 七天后的今天——2009年2月9日下午4點 ，我終於收到了2009.2（總第230期）的《龍門陣》，在32頁上醒目加黑標題《中國最小的“右派”》，作者叫李可剛。
現我一字不改不漏，照錄於後： ［反“右”運動初期，各單位號召大鳴大放，給黨員提意見。當時，四川達縣（現已改為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一家帽鞋生產合作社的職工冉某，給縣城關鎮的某領導提了意見，並請人畫了一幅漫畫。冉某因此被劃為“右派”，不久跳大橋自殺身亡。至於漫畫，最後查出是小學5年級學生、年僅12歲的張克錦所畫。 當時，12歲的張克錦對於“大鳴大放”之類，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張並不認識這位鎮領導，他的家人也與該領導沒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現出了繪畫天賦，曾獲得過少兒繪畫大獎，有了一些名氣，鄰居冉某就請他幫忙畫了一幅題為《一手遮天的×××》的漫畫，諷刺該領導，這就闖了大禍。不過張克錦畢竟只是個12歲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於他似不合適。有關領導經過認真研究，最後確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 張克錦這頂“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後的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時才被摘了下來。當時，張克錦的《平反通知書》由有關方面送交到他原來讀書的那所小學，即現今的達州市通川區第一小學。 當年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並沒有都抓進監獄，但張克錦不知為何卻被關了7年。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張克錦正在教室里上課，突然看見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員會分管治保工作的一個阿姨，很熟的。老師看見了，就讓張克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對張克錦說：“你跟我一起到城關鎮去一下。” “我在上課，到那裡去做啥子？”張克錦不解地問。 阿姨說：“領啥子獎嘛。” “領吆麻雀的獎。”1958年春天，全國人民響應毛主席“除四害”的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包括消滅麻雀在內的運動。人們在街頭巷尾、田間地角各個地方，或拼命揮動竹竿，或使勁敲擊臉盆，聲嘶力竭地吶喊着四處追攆，讓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從空中掉落下來，毀滅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張克錦疑惑地對阿姨說：“那幾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們在山上東奔西跑地跑了一天，連一隻麻雀也沒有吆下來！” 阿姨有些生氣地說：“娃娃家哪來那麼多的話，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張克錦只好閉上嘴巴埋着頭跟阿姨來到城關鎮。一到那裡,便見禮堂里人山人海,還沒有等張克錦回過神來已經被人雙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張克錦嚇得大哭起來。 一個12歲的孩子，就這樣被抓進了監獄！當時既沒有向他出示逮捕證，也沒有讓他簽字畫押。正是在監獄之中，張克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 張克錦平反落實政策後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為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總工會工人文化宮美術專業幹部，活得還算不賴。那麼小就被關了7年，出獄後又一直戴着帽子受到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折磨，歷盡艱辛，稜角理應磨禿了吧？不！張克錦完全不是那種低頭哈腰、謹小慎微、反應遲鈍、一臉晦氣之人。他長髮披肩，打扮入時，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得多。他愛好廣泛，除繪畫書法以外，尤喜讀書集郵，也喜歡與京劇票友們相聚，拉琴吊嗓，自娛自樂。因為讀書較多，常常喜歡評古論今。講話時神采飛揚，口若懸河，乃至手舞足蹈。他家的住房比較寬敞，還開設了少兒美術書法培訓班，許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到他這裡來，利人也利己。 我是張克錦的老熟人。他對我說，當年被劃為“右童分子”，全國“獲此殊榮”的大概只有他一人。我說，真是委屈你了。他卻說，已經過來了，也就無所謂了。歷史只不過和我開了一個玩笑，給了我一個“吉尼斯”金牌！ 葉永烈 先生所著《反右派始末》一書中，曾說四川雅安的李天德是中國年齡最小的“右派”，時年19歲。但我在四川東北某地的一位朋友，劃“右”時年僅17歲。跟劃“右”時年僅12歲的張克錦比起來，他們只能退居其次了。］
讀完此文，我掩卷沉思，在荒唐的年代竟有如此荒唐的事！中國，你人權在哪裡？還能這樣荒唐下去嗎？！ 孫正荃：一本小冊子的結束語 大約是十五年前吧，白樺從美國回來，談起他參加那裡玫瑰花節的事。那年正逢百年慶典，他望着從美國各地來的綿延不盡的玫瑰花車，望着色彩繽紛的人流，那麼多的鮮花，那麼多的笑臉，那麼多的歌聲，那麼多的舞姿……已是白髮蒼蒼的秀蘭•鄧波兒坐在第一輛玫瑰花車上，依然美麗、優雅、迷人。所有的人都在笑着唱着喊着叫着，而白樺哭了，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身邊的美國人好生奇怪，問他：這麼開心的日子，怎麼流淚呢？他回答說，是的，是的，我太激動了。白樺說，那麼喜慶的日子，沉浸在歡樂海洋里的美國人，很難理解一個中國人此時此刻心靈的沉重。一百年了啊，在歌聲和笑聲中，他們一直在播種鮮花收穫鮮花，他們播種了多少玫瑰花，又收穫了多少玫瑰花啊！而我們呢，我們民族的這一百年是怎樣艱難地走過來的？飛機和大炮的轟鳴，牢獄和牛棚的囚禁，當然還有數也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我們有多少日子是有鮮花相伴的，有發自心底的歡笑的……我相信，此時的白樺，一定還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一次次荒唐的批判和一個個荒謬的“決定”。 我沒有參加過美國的玫瑰花節，但是，我覺得自己同白樺的心非常接近非常相通。我感覺，我是在每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和白樺的心一次次相遇的。準確地說，應該是在整個金色大廳響起《拉德茨基進行曲》的時候，當我在熒屏上看到全場西裝革履的先生們和雍容華貴的女士們，那麼整齊地隨着樂曲的旋律時高時低地拍着手的時候，當我看到一千多位臉上綻放着同樣燦爛笑容的聽眾，在最後一個音符消失的時刻，齊刷刷地起立，在一片歡呼雀躍中迎接又一個新年的時候，我止不住流淚了，我也總會想起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想起我自己那些坎坷而漫長的沒有鮮花和陽光的歲月。在我們這個蘭色的星球上，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樣珍貴的，然而卻並不都是一樣值得留戀值得稱道的。如果生命沒有了自由剝奪了思想失去了尊嚴，那還有多少意義呢？六年前，我曾在一個研究生班（MPA）上就中華文化和思維作過一次講演，現在我願意把其中的一段節錄在這裡： “幾千年來，在專制統治下，中國從來沒有把“人”（個體、個性）放在首位，平民百姓的生命從來沒有被認為是最珍貴的，他們作為個體人的肉體存在特別是精神存在的價值，從來沒有被認為是宇宙間至高無上的最應該受到尊重的。英國歷史學家賴特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馴服的臣民，這是用了一千年時間養成的。他認為，貫穿於一切領域、各個部門的“統治原理”就是“家長制”。這話說得相當到位。“家長制”同人本精神當然格格不入。中國古代所謂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從來只是文人夢寐以求的一種烏托邦和統治者用來矇騙百姓的謊言。韓非寫的《和氏》典型地反映了或者說是宣揚了這中華文化思維中奴性和反人性的那一面。這是全書僅有的以人名為篇目的文章，說的是有個叫和氏的人，在楚國深山中採得一塊碩大的璞玉，就去獻給楚厲王，可他一次次獻寶卻一次次遭受酷刑，因為專家說那只是一塊石頭。他先是被皇上砍了左腳，繼之又被砍了右腳，但是他無怨無悔痴心不改，依然“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血”，皇上聽到後，覺得奇怪了：“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這位和先生回答道：我並非是因為剁了雙腳而傷悲，實在是因為您大王聽信了讒言，不識寶玉啊！當然，文章有希望帝王“識寶”的主題，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讓和氏精神發揚光大，一個民族把忠君之奴性推崇備至，被皇上砍了腳，那是自己的造化，被皇上賜死，還要山呼萬歲，想想看，這個民族還能有多少作為？多大出息？然而，長期以來，這篇文章作為範文選人各級各類學校的語文課本，關於和氏璧的連環畫以及各種兒童讀物鋪天蓋地，和氏精神被不加批判地宣揚成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象徵。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 決不能低估幾千年來我們民族遭受這種精神閹割所造成的後患，它甚至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時時處處作用於我們的大腦，成為我們整個民族沉重的包袱。以現代思維的全新觀念來透析中華文化思維的負面或陰暗面，說到底，就是對“人”的蔑視和貶損，凸現的是權力崇拜而不是人性崇拜、人格崇拜；一人智而萬人愚，一人貴而萬人賤，人只是工具（齒輪和螺絲釘），只是器官（喉和舌），人的存在沒有本體價值，更沒有自身的尊嚴；等級觀念、門第觀念根深蒂固，權力與真理成正比，“官”大一級壓死人。所有這一切都昭示我們，從“人治”到“法治”，從“神道主義”到“人道主義”（即人本主義、人文主義，在英語中統用humanism），從精神上制度上清除陳腐觀念對機體的侵蝕，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康德說過：“人是目的，永遠不可把人當作手段。”什麼時候在我們的文化和思維里孟姜女戰勝秦始皇了，我們或許就能更顯出現代化的韻味，或許就能真正張揚人的力量和人性的力量了。“ 回望自己苦難的往昔，苦之“根”何在？我想，苦在總是不甘心匍匐在地，總想抬頭做一個人。我太低估專制的力量了，它不是幾個人，它是一種制度、一種結構、一種理念、一種氛圍，它無孔不入又無所不在，它已經培育了千千萬萬的“小李子”和“准小李子”。於是自己總像唐•吉訶德那樣，在許多人眼裡顯得有點另類有點可笑。但是，科學和民主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生命個體是不可戰勝的，我能寫下這些文字便是一個證明，即使沒有了我，還有許多許多的後來人，他們會把人的旗幟高高舉起。我堅信，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二百多年前伏爾泰的聲音一定會響徹雲霄：我堅決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更堅決地維護你說出自己觀點的權利。 退休之前我曾是人家的“喉”與“舌”，說了許多虛的假的空的和狼味太濃的東西；退休之後，我終於可以發出一點自己的聲音了，除已有限地發表在紙質媒體上的外，凡在網上發表的主要文章，大多收在這裡了，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正確也罷，錯誤也罷，統統留給歷史吧。 記不得什麼時候，也記不得在什麼心境中，我曾經仿普希金的《墓志銘》胡謅了幾句，當時就說是“自嘲”，這次翻查舊紙堆發現了1985年歲末留下的一頁，權作本書的終結語吧： 這裡埋葬着一顆心， 痴迷和怯懦， 走完了坎坷的人生。 沒有蘆笛也沒有火焰， 但在他善良的心底， 總閃爍着那明亮的星。 來稿選登 憶老專員楊永新點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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