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劍峰

中秋節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張被轉發了上萬次的強拆照片。照片上，一個身着藍衣的女子站在自家屋頂上，身後濃煙滾滾，房前是圍觀的人群和拆遷者，房子的側牆上黑筆寫着八個大字──“家在人存，家破人亡”。

在另一組照片中，七八個拆遷者登上屋頂，“制服”了抗議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又一次毫無懸念地結束了一場未果的抗議，也又一次宣告了拆遷者的勝利。

那 個登上屋頂的女子，讓我想起了一場發生在美國的強拆。主角蘇塞•凱露（Susette Kelo）同樣是一個不顧一切的女房主，過程同樣是破釜沉舟式的抗議，結果也同樣以房主的失敗而告終。當然，凱露是站在法庭上，而不是站在屋頂上進行抗 議。在長達數年的訴訟過程中，她可以繼續住在自己的家裡，不用擔心推土機的轟鳴。即使在敗訴之後，她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一份尊嚴，甚至還通過自己的努力， 去幫助別人保護家園。

凱露是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個護士。1997年，她以5.3萬美元的價格，在康州紐倫敦市貸款購買了一個小房子。幫助 她辦理手續的房產經紀人後來回憶說，凱露對這棟房子“一見鍾情”，馬上就決定買下來。這處房子是她購房之旅的第一站，也是終點站。經歷過兩次失敗的婚姻之 後，凱露第一次有了在自己名下的產業。

就在凱露將房子漆成自己鍾愛的粉紅色時，紐倫敦市為了推動本市經濟發展，正在同世界最大的製藥企業輝瑞（Pfizer）進行談判，希望利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輝瑞到紐倫敦市投資。

當時輝瑞正在為一款“錢途無量”的新產品“偉哥”的上市做準備，正處於急速擴張的階段，於是便同紐倫敦市政府達成協議，在該市投資3億美元建立一個研發中心。康州政府亦同意為此項目投入近八千萬美元，相關的土地拆遷由紐倫敦市負責。

1998年2月，在凱露搬進新居僅僅半年，她就收到了政府的動遷通知。動遷補償是6.8萬美元，雖然比購房價多出了1.5萬美元，但是凱露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市政府派來的人。對於凱露來說，這棟粉色的房子不是一筆投資，而是她的家。

政府代表再次出現在凱露家門口的時候，搬遷補償已經漲到了7.8萬美元。凱露對來人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對賣掉自己的房子不感興趣，如果你再出現的話，我就把你從這裡扔出去。”

就這樣，凱露成了一個釘子戶。

經過近兩年的僵持，2000年12月，在凱露拒絕了12.3萬美元的補償提議之後，政府向凱露和另外五戶釘子戶發出了強制徵收令，勒令他們在90天內搬離住所。

幾天后，凱露連同其他釘子戶，一紙訴狀將紐倫敦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官司一打就是四年多。歷經市州兩級法院，釘子戶和市政府各有輸贏，最後一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訴訟期間，市政府的強制令被凍結。

最 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在討論凱露案時，分歧很大。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政府只有在同時滿足三個條件時才可以徵用私人土地。這三個條件分別是“合理補償” （just compensation）、“正常的法律途徑”（due process of law）和“公共使用”（public use）。紐倫敦市土地開發的目的是否屬於“公共使用”，成了法官們爭議的焦點。

2005年6月23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凱露訴紐倫敦市案”作出終審判決。九名大法官經投票後，以五比四的一票之差，認定紐倫敦市政府強制徵收凱露等人住所的行為符合憲法規定。

經過近八年的抗爭，凱露最終在這場保護自己家園的戰鬥中敗下陣來。

然而，對於更多的美國人來說，保護家園的鬥爭才剛剛開始。

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公之於眾後，迅速引發了全美各界的一片抗議浪潮。國會議員們的電話幾乎被憤怒的選民打爆。僅新澤西州一個議員就接到了選民一千多個抗議電話。媒體上更是一邊倒的對最高法院進行聲討。凱露案的判決，被輿論認為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案例之一。

《華爾街日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民眾中這個判決的反對者與支持者的比例高達11:1。

美國公眾不僅對凱露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時也意識到，這樣的司法解釋對自身的財產安全是一種威脅。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成了美國民眾群起反對政府濫用土地徵收權的動員令。

在 最高法院的判決宣布後一周，美國眾議院便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動議，對該判決表示反對。判決宣布後三個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專門就此案件舉行了聽證會， 凱露應邀出席作證。在聽證會上，凱露表示：“這場同政府濫用權力的對抗，已經從我保住自己小房子的努力，發展成了美國人民捍衛自己神聖不可侵犯家園的斗 爭。”

凱露從一個強拆的受害者，變成了社會活動家。在凱露和其他無數普通美國人的努力推動下，美國聯邦政府和聯邦議會，連同各州政府和議會，分別通過不同的立法途徑，在短短數年中，大大縮小和限制了政府徵收私人土地的權限。

美國國會兩院半年內分別通過了多個議案，禁止聯邦政府機構徵收私人土地進行經濟開發，同時限制接受聯邦撥款的各州和地方政府類似的徵收行為。

在最高法院凱露案判決一周年紀念日的時候，總統喬治布什簽署行政命令，正式禁止聯邦政府所屬的各級機構出於經濟目的對私有土地進行徵收。

在凱露敗訴五年後，美國共有43個州，分別通過修改州憲法和頒布新法等手段，對政府徵收土地的行為進行限制。

同 樣是強拆的受害者，比起那個中國藍衣女子來說，凱露無疑要幸運得多。她的幸運在於，她所處的社會，當官與民爭地的時候，會求諸於法律而不是推土機來解決問 題。而在法庭上，升斗小民面對縣衙州府無需仰視，亦無需恐懼，雙方有着平等的機會。雖然不見得一定能贏，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不是一紙空言。

她的幸運還在於，在司法出現偏差，背離常理民意的時候，這個社會的政體設計，還允許行政和立法機構及時高效地通過多種途徑，平衡補救、糾偏改錯。

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民意不僅可以“上達天聽”，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力量。也正是因為如此，紐倫敦市政府即使打贏了官司，也並沒有將凱露掃地出門，而是在最高法院判決後，又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和400多萬美元的補償費，才說服六戶釘子戶搬遷。

凱露最終拿到了40多萬美元的動遷補償。她的粉紅色小屋，被完整地搬遷到了一處更好的街區，成了美國百姓對抗政府濫用權力的最好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