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詳

騷動的思潮

1988年6月，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放系列專題片《河殤》，共六集，總撰稿人是蘇曉康。這個片子說的是：生活在黃河流域的黃土地上的黃種人的中華文明不行了，要走向“蔚藍色”（註：指海洋）的西方文明。這個專題片轟動了全國，各種報刊登出很多贊楊文章，也登出一些批評文章。8月，中央電視台再次在黃金時段重播《河殤》。《河殤》影片的拷貝、解說詞的單行本，在全國大量發行。

一天晚上，王震看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後，接着播放的《河殤》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借來《河殤》的錄像帶、從市面買回《河殤》解說詞，與家人、身邊工作人員一起觀看、議論。他先後找來鄧力群、林默涵、曹禺、周谷城、劉白羽等人，一起探討。他給李先念、彭真等人送去《河殤》的錄像帶、解說詞，請他們關注這部電視片的錯誤傾向。李先念告訴王震：《河殤》就是鮑彤（趙紫陽的秘書）支持搞起來的。9月20日，王震在家裡接待《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等人，他激憤地說：“《河殤》的片子我看了兩遍，解說詞的本子也看了兩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們的民族一頓臭罵，把中國共產黨一頓臭罵，把公有制一頓臭罵，實質上是主張搞私有制的。它說我們黃種人的人種不好，連我們的女排也罵。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中央稱贊，黨的總書記（註：總書記是趙紫陽，趙紫陽支持《河殤》的傳言當時傳得沸沸揚揚）稱贊，我也不稱贊，無非是開除黨籍。這次我就要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空的。政治運動不搞了（註：這是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共中央定下來的），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不能放棄。否則，你不去運動人家了，人家來運動你。”“現在輿論工具對《河殤》的評論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見對立面。建議你們找幾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寫文章。這場筆墨官司一定要打。這關繫到我們中華民族子子孫孫的精神支柱問題，關繫到我們走什麼道路的問題。”第二天，王震在銀川會見自治區黨政領導幹部時說：“我們寧夏瀕臨黃河，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而一些所謂學者，把黃河罵成有百害而無一利。”幾天后，他又對他們說：“有個電視系列片《河殤》把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和我們祖國、黃河說得一無是處。我看，這個片子是咒罵黃河、長城的，是污蔑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的。”說完，王震向秘書交代：“我對《河殤》的議論明日要見《寧夏日報》。”這天深夜，寧夏管宣傳的黨委常委蔡竹林已入睡，他接到一個電話請示是否讓王震批評《河殤》的講話見報？他回答說：“即日見報。不必驚動其他領導。今後如果上邊追問此事，就說是經過我同意的。”第二天，《寧夏日報》頭版頭條登載了王震對《河殤》的批評。消息傳開，有人叫好，也有人說這是“打棍子”。

9月下旬，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開完，即將宣布全會閉幕前，趙紫陽例行地問大家：還有沒有什麼事？這時，坐在台下前排的王震站了起來，異常激動地說：“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河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殤》從龍說起，說我們黃種人不好，說黃種人自私、愚昧，一連十二個‘黃’字。”“照那樣改（革），改（革）到底，再過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鴉片戰爭那個年代！”“為什麼這樣的壞東西能夠出很多書？！”趙紫陽打斷王震的發言，說：“今天不討論《河殤》，王震的意見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中央。”當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部長王忍之談了自己對《河殤》的看法，然後說：“不能把過去的歷史都否定了，把功勞都算成你自己的。你們新的領導要注意。……如果一說新中國的成就，什麼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成績，就是割斷歷史。……毛、劉、周、朱、陳、鄧，那個時候領導班子的大好事辦得多，壞事錯誤是有，應實事求是地講。不許自由化分子瞎罵！”10月17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寫出報告，說鑒於前一段時間中一些報刊發表的文章對《河殤》不恰當的讚揚過多，建議有關報刊發表適量的評論文章，對《河殤》散布的片面的、錯誤的觀點加以澄清。但考慮到“《河殤》熱”目前正在降溫，評論的文章不宜過多，過於集中，以免把溫度重新升高。

10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楊振寧的談話，他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傳統之一，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區，從古時候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西方人非常羨慕，為什麼呢？因為它裡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傳統就是其一。當然任何一個復雜的事情，任何一個幾千年的傳統，任何一個幾億人的歷史背景，不可能純粹是好的，其中有許多復雜的成份，對此是要討論的。我覺得，《河殤》這個電視片作了一個貢獻，它可以激發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這個電視片裡特別提到了三個象徵，都是中國的傳統象徵，是中國歷史的象徵，是中國民族的象徵：一個是龍傳統或龍的神化；一個是長城；一個是黃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認這三者是中國傳統象徵。在這個電視片裡，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這三個傳統都批評的一無是處。這個電視片認為，如果不把這種傳統拋棄，中國就沒有希望，我認為這是一個大錯。”11月4日，《人民日報》又刊登另一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李政道批評《河殤》文章，文章寫道：“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於黃河。當黃土文化移入了長江區域，使長江居住的黃人結合了北方的黃人。黃河的黃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華人也永遠接連了這偉大的河流。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必需團結，發揚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一個只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也是不會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黃土文化值得我們驕傲，希望我們今後的創業，也能得到未來子孫們的尊敬。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貧窮。盼能啟新自興，望弗河殤自喪。”

其他報刊也都發表了一些批評性質的文章，大多是說《河殤》有點“偏激”了、“片面”了。於是，王震便找來文藝理論家林默涵等文人，說：“我文化不高，歷史知識也懂得不多，想親自寫點文章，又寫不好。想請你們寫點生動、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把《河殤》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全盤西化’的本質給駁倒。”10月25日，王震收到林默涵等人寫的文章。文章說：“《河殤》實際上寫的是一曲整個中華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觀、地理環境決定論、中國人天生愚劣等觀點解釋中國歷史；對黃河、長城這些中華民族象徵，不加任何分析地進行嘲諷、挖苦和否定；對中國歷史上爭取祖國統一的一切努力，採用懷疑甚至嘲諷態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不給以任何歷史地位；對資本主義文明則極力加以歌頌和美化，並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王震看後，在上邊批示：“這篇文章，正擊中《河殤》毒瘤。”

其實，《河殤》只是一個例子，當時大量出格的觀點出現在電視、報章雜志上，出現在大學校園裡的各種各樣的沙龍、論壇里。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在1988年接受外國傳媒采訪時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1989年初1月6日，他向鄧小平發表公開信，要求釋放異見人士魏京生（註：魏京生於1978年底在北京西單貼出題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的大字報，認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要求將政治民主化。1979年3月底，他又貼出大字報，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他直言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幾天后，魏京生被逮捕，並被指控“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剛剛開始時，主動向外國人泄露國家軍事機密，並撰寫反動文章和主編反動刊物《探索》”，被判刑15年）。境外的組織也參與進來。1989年人代會期間，香港有一個團體來北京，要求人權，要求釋放魏京生。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 劉曉波，於1988年11月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記者問：“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劉曉波回答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自此，劉曉波得了個別名，叫“劉殖民”。【附註：後來，劉曉波在2008年發起起草《零八憲章》，要把西方的政治體制照搬到中國，2009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次年，正在服獄的劉曉波被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評定為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在中央高層，總書記趙紫陽等人主張對不同意見持寬松態度，允許他們在電視、報章雜志里大量出現。鄧小平和其他元老之間，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問題上有時存在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改動現在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要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認為：在中國實行多黨制不行，雖然他們承認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應該、而且可以作出改進。他們對趙紫陽的負面看法逐漸增多。

學潮再起

1989年4月8日早上10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懷仁堂舉行，由趙紫陽主持。當討論到教育問題時，胡耀邦突然心髒病發作。出席會議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拿出自己隨身攜帶的兩粒“硝酸甘油”藥片（註：這是救助心肌梗死的常用急救西藥），讓胡耀邦服用。很快，中央保健處處長牛福康醫生趕到，他判斷是心肌梗塞，病情危急，並立即將胡耀邦送進北京醫院。經醫院搶救，胡耀邦病情趨於穩定，但仍處於危險期。到了15日早上，胡耀邦再次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早上7時53分辭世，終年74歲。四小時後，新華社報道了死訊，並贊楊胡耀邦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陸續有人前來悼念胡耀邦；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也訴求民主、反對貪污腐敗。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了一場追悼會，有學生在會上發言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在西安，有人在鍾樓郵電大樓廣場掛出挽聯：“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下午，位於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註：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東門附近舉行悼念活動。翌日晨，北京大學約3,000人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沿途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接受他們的請願信。請願信提出七點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松、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上午8時，國務院派出一名官員，接見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間，聲援人數不斷增加；至晚上9點，天安門廣場已經聚集約兩萬名學生。

19日，數千學生從廣場出發遊行到中南海的新華門，要把請願信送入中南海。武裝警察以人牆阻擋學生。學生六次試圖突破警戒線，未果。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與警方衝撞。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約300名學生，與武警對峙。然後，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這些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在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回到北大後，北大學生王丹在一個民主沙龍宣布：廢除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糾察等八個部。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罷課爭取民主。

同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找到萬里，希望能讓他們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作匯報。萬里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當時，總書記趙紫陽在朝鮮訪問，由總理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第二天晚上，李鵬召集了常委會。李錫銘、陳希同在匯報時，說：有人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有人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有人公開號召大學生到工廠、農村、商店去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火燒中南海”的大字報，一些學生提出成立“修改憲法委員會”，要求實行地方自治，實行新聞獨立等；北京的大學生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李錫銘、陳希同認為：“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

2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社論的發表，引發全國多個城市的學生示威。在北京，19所高校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學生們高呼：“打倒官倒（註：“官”是指官僚，“倒”是指投機倒把）！”“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自由！”“民主萬歲！”“反對獨裁！”“愛國無罪！”沿街群眾不時有人向學生鼓掌，還有人供應開水。在西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武警把走在前面的六人帶走，這激起群眾不滿。在南京，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斗迎接五四”（註：指5月4日 五四運動紀念日）、“北京沖擊中南海，俺們咋辦？”同日，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聲援學生，但未獲接收。

22日，官方辦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由國家主席揚尚昆主持，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學生們靜坐在天安門廣場西部的人民大會堂東側，有秩序地 按學校列隊。當廣場上的喇叭宣布追悼會開始時，學生們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氣氛肅穆。追悼會上，趙紫陽致悼詞，稱頌胡耀邦。中午，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中間那位舉着一份請願書。很多學生圍在大會堂門前。有工作人員嘗試扶起學生，未果。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時後，獲准進內送請願書。下午，追悼會結束後，學生撤離廣場。接着，各校學生會通電全國：北京學生將無限期罷課。當日，其他城市也有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其中有些地方出現了打、砸、搶。在西安，有人焚燒兩輛汽車、五間房子後，又在西華門、鍾樓附近焚車、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門逮捕了270人，其中有大、中學生72人；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在長沙，有38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其中3人為大學生。在武漢，大學生沖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23日，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以五個版面的篇幅，共約三萬字，刊登了他們召開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的紀要。紀要除了講胡耀邦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績以外，也談到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並說不公平待遇主要來源於政治制度。紀要還報道了座談會參加者嚴加祺 講的一段話：“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其他領導人也是這樣。這是政治改革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將該紀要刪改500余字，但被該報總編輯欽本立拒絕。於是，江澤民下令收回該天的《世界經濟導報》，共30萬份。按照江澤民的要求，該報的上級主管部門解除了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並讓該報停刊整頓。該報駐北京辦事處 隨即聘請律師，指控江澤民解除他們總編輯的職務違法。全國近五百名記者，聯名寫信給《世界經濟導報》，聲援欽本立。後來在5月9日，約一千名記者和編輯聯名，並另有230名藝術家、學者聯署，發表文章抗議政府對媒體的控制、要求恢復欽本立的職位。

24日，李鵬召集常委會（註：當時趙紫陽仍在朝鮮訪問）。會議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25日，李鵬、楊尚昆向鄧小平作匯報。鄧小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並提出要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加以解決。當天夜裡，李鵬把鄧小平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鄧小平得知後，讓他的女兒毛毛打電話給鮑彤（鄧小平那個講話稿的整理者），希望在講話的整理稿中加上鄧小平愛護青年的內容。常委會這個紀要、鄧小平的這個講話，都通過使館傳給了在朝鮮訪問的趙紫陽。他回電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

26日，《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這個講話的精神，在頭版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當晚，社論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很多學生聽後情緒激動，次日上街遊行的人數，一下子上升到十萬。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警方沒有強硬阻撓。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他們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

李鵬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要相對溫和些。據此，4月2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區分開來，申明“4·26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李鵬又讓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與學生對話。4月29日下午，袁木、何東昌等人，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在對話會上，袁木承認“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同時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又說：這次運動背後有“長鬍子的人”在策劃，他說：“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4月30日，學潮有所緩和，約30%的高校學生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對話，話題包括學生關心的反貪污問題。言談間，陳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資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

4月30日，趙紫陽結束在朝鮮的訪問後回國。他認為處理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為好，“4·26社論”應該修改一下。他希望能與鄧小平談一下，就打電話給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王瑞林說：鄧小平最近身體很不好（註：這是事實），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即將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註：蘇共總書記），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於是，趙紫陽就將他的以對話、疏導處理學潮的想法告訴了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請他通過楊尚昆等鄧小平周圍的人轉告鄧小平。幾天后，消息逐漸回饋到趙紫陽這兒。楊尚昆告訴趙紫陽：已向王瑞林及鄧小平的子女談過，他們都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楊尚昆又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當天，閻明復告訴趙紫陽，說王瑞林和鄧小平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註：指趙紫陽等常委）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小平，萬一他不同意，反而更難辦。楊尚昆告訴趙紫陽他同各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喬石贊成對話、疏導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他們說定性“動亂”是鄧小平定的。楊尚昆又說：他同彭真談過，彭真完全支持對話、疏導的處理方針，彭真說：“如果將來小平同志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趙紫陽本人直接找萬里談過，萬里完全同意對話、疏導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會議者（後者是楊尚昆、彭真、萬里）中，贊成對話、疏導方針的占了多數，只有李鵬、姚依林兩人反對。

5月1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簡稱“高自聯”，與官方的原學生會

相對立）在北京大學球場外召開記者會，再一次提出七項要求。第二天，高自聯的代表 王超華、王丹、鄭旭光，向國務院的信訪部提交聲明，要求政府與普選出來的學生代表（也就是他們自己）對話，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雙方（指他們的高自聯、官方的原學生會）代表要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看到這份聲明後，決定讓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3日，袁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他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們的“幼稚的沖動”。他又說：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但袁木同時承諾：若5月4日出現大遊行，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記者會結束後，高自聯隨即召集北京47所高校的學生代表開會，對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進行表決，結果是：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5月4日，北京各高等院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他們呼籲：“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斗吧！”

5月4日，趙紫陽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的代表時，發表講話說：“……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這個講話，各報以《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為題發表。此後幾天內，北京各高校陸續復課。

5月10日，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還要審議《遊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頓公司的匯報。”李鵬打電話要求趙紫陽：取消人大常委會關於學潮的議程。趙紫陽回答：人大委員長會議已做了決定，不好改了。然後，萬里按原定計划去北美訪問。

5月13日，學生領袖們決定：乘戈爾巴喬夫5月16日來華訪問的大好機會，發起絕食。當天下午，王丹、吾爾開希（一名維吾爾族學生）等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搭起帳篷，吃、住都在那裡。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聲明，其中引用了毛澤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等語錄，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愛國運動、推翻4·26社論。參加絕食的學生不斷增加，最多時達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悲壯的情景所陶醉，更加不肯撤離廣場。當日，中共書記處書記閻明復 約請知識分子斡旋。知識分子嚴家其、戴晴、包遵信等然後到廣場宣讀了《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但學生繼續絕食。凌晨2點半，官員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達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復課。第二天下午4時，官員李鐵映、閻明復、尉建行等

再次與30余所高校的學生代表對話，勸學生停止絕食，亦未果。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時，有學生昏倒。多間醫院，包括軍隊醫院，組織搶救。全國近20個城市的學生遊行響應。鐵路部門默許學生、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

15日，學生們在北京發動大遊行，天安門前的長安街交通癱瘓，地鐵的前門站關閉。遊行口號針對趙紫陽、李鵬、何東昌（教育部長）。中央電視台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實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道。是日，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等官員，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再次對話。閻明復對學生說：“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於理會，繼續絕食。

16日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布，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在這次會見戈爾巴喬夫以前，趙紫陽在會見外國兄弟黨的領導人時，也說過類似的話，但都沒有公開發表；而這次講話卻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他的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不再針對趙紫陽，而是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小平糊塗”、“老眼昏花 老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

是日夜，趙紫陽召集常委會議，討論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公開發表講話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李鵬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趙紫陽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通過了講話稿。接着，趙紫陽正式提出：要修改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李鵬說：4·26社論中的定性是按鄧小平的原話寫的，不能動。趙紫陽反駁說：4·26社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小平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楊尚昆表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趙紫陽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小平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也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準的。李鵬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4·26社論這個問題，就談不下去了，最後沒有作出結論。

5月17日，冰心、艾青、夏衍、錢鍾書等30多位著名作家向中央緊急呼籲，要求中央與學生對話，同時肯定了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也是在這一天，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發表《五一七宣言》稱：中國的問題，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又形容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並要求推翻4·26社論，結束老人政治，獨裁者必須辭職。他們並發動知識分子簽名。

是日，趙紫陽打電話要求見鄧小平。隨後得到“鄧辦”的通知：下午到鄧小平家裡開會，常委（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和楊尚昆出席。會議開始後，趙紫陽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之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與學生的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趙紫陽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他，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趙紫陽5月4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胡啟立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楊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楊尚昆又說：“廖漢生（人大副委員長）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註：本來楊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改而支持戒嚴。）最後，鄧小平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5月4日的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他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但鄧小平接着說：趙紫陽還是總書記。趙紫陽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小平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說：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泄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註：趙紫陽的秘書）就是一個。趙紫陽反問道：“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李鵬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

回家後，趙紫陽讓鮑彤為他起草一封信，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辭職信送到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楊尚昆打電話給趙紫陽，再三勸他收回該信。楊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第二天，趙紫陽通知中辦辭職信不要發出，並派秘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同日，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小平同志：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我懷着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5月19日，趙紫陽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出席當晚將舉行的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21日，他找來閻明復，說：現在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他請閻明復轉告楊尚昆，看這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沖（人大副委員長）找趙紫陽談過，他說：因為萬里（人大委員長）在國外，因此我召集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又說：我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我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當日下午，胡啟立到趙紫陽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趙紫陽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 可否說 你已經同意，趙紫陽說可以。隨後趙紫陽又給吳學謙打電話，讓他把電報發出去。但是，李鵬接着也給萬里發了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最後，萬里沒有提前回國。在趙紫陽請假的這三天裡，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布趙紫陽犯了錯誤；同時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來打招呼。

5月19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因絕食而入院的學生。趙紫陽、李鵬去了。趙紫陽即席講了話：“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原諒我們的，不是這樣。我想說的是，同學們的身體現在已經是非常虛弱了，你們絕食現在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滿意答覆你們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覺得，要得到滿意的答覆，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你們還年輕，同學們呀，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現在已經六天、七天了。難道真正還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嗎？有很多事情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你們就是為了等到這一天，等到回答你們滿意的那一天，你們也應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說完，趙紫陽向在場同學鞠躬，同學們熱烈鼓掌，並紛紛索取簽名。他的這個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

20日上午10時，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者有：常委李鵬、姚依林、喬石（另兩位常委趙紫陽、胡啟立，沒有被通知出席），通常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黨內老人陳雲、李先念，還有幾位軍隊負責人。會上，鄧小平提出：戒嚴“要儘量減少損傷，但是要准備流點血……”他說不能承諾“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因為“那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足”。晚上10時，李鵬在電視上宣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晚上）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接着，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發了實施戒嚴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范圍，明令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采訪。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撒下傳單，上面印着李鵬講話。這引起學生鼓燥。是日夜，軍隊開往北京市區。他們分乘卡車、裝甲車、坦克，從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前進，但被市民和學生阻在半路。市郊有零星衝突，但衝突並不嚴重。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也有人勸他們放下武器。士兵們顯得不知所措。同日，香港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

23日，中學教師余志堅、報社美術編輯喻東岳、汽車司機魯德成，將顏料、雞蛋 砸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在場學生把該三人送交公安局，並說：我們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黨政權。晚上，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簡稱“北高聯”）由廣場撤回北京大學。

26日，新華社發布消息說：陳雲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會議通過決議表示“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彭真、李先念、王震等元老以個人身份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說：極少數人製造復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其後，元帥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

27日，香港市民在跑馬地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籌得1,200萬港元。活動後，“支聯會”用捐款購買物資運往北京，並派李卓人把100萬元現款送去北京。李卓人到北京後被拘留，並被迫簽寫悔過書，三日後獲釋，而款項則被沒收。

28日，從上午10時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首都高校的學生，從各自的校園出發，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沿途高喊：“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兩天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師生集體創作的高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北側。雕像揭幕時，中央音樂學院等校的學生演唱了“血染的風采”等歌曲，然後廣場上所有人士齊唱“國際歌”。

5月底，趙紫陽找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說要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溫家寶說：現在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你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後果會很不好，希望你慎重考慮。既然不能召開會議，趙紫陽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與楊尚昆談話。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來到趙紫陽家，說因你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託我們來與你談話，他們接着說：中央決定在最近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你的問題，要你好好考慮做個檢討。他們又說：小平同志說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要好好准備文件，文件准備好就開會。趙紫陽聽後，首先向他們解釋了與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接着問道：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註：指胡啟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回答說：常委沒有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趙紫陽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面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麼寫？如果將來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接着，趙紫陽又講了對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5月19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趙紫陽提出鮑彤被拘禁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一去就沒有回來，他的辦公室同時被搜查。趙紫陽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麼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央反映。

籌備建立新的領導班子

幾乎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同時，鄧小平等中共元老考慮改組中央領導層。5月21日，鄧小平與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鄧穎超等人，聚在鄧小平家裡開會，一共是八位元老。鄧小平說：“我們大家一起先討論一下選拔新的中央領導班子的問題。主要想請大家考證一下這個論點對不對：進入新的政治局、書記處特別是常委會的人，要從改革開放這個角度來選。新的領導班子要堅持做幾件改革開放的事情，要讓人民相信新班子是真正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的。這樣人民就可以放心了。在選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論，不能感情用事，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擇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要用政治家的風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陳雲接着說：“同意小平同志意見，補充一點，……關鍵一條是，新的人選要敢於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點不能動搖。中國不搞四個堅持行嗎？……這是根本的問題。”李先念說：“小平同志，大家想聽你對總書記人選的考慮意見。”鄧小平說：“比較來、比較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的確是總書記的合適人選。我認為他能夠勝任這個角色。在總書記人選上，陳雲、先念同志和我都傾向於江澤民同志，大家有什麼意見？”王震說：“你們三人說定了就定了，我對江澤民不了解，但我相信小平同志的眼力不會錯。就選江澤民當總書記。”鄧穎超說：“我與江澤民接觸不多，從大家對他的反映來看，是不錯的。我同意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李先念說：“江澤民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這是事實。但這個人很有政治頭腦，年富力強，信得過。”然後,彭真、薄一波、楊尚昆也表態支持江澤民。會後，江澤民被召到北京，鄧小平對他說萬里將於5月25日從加拿大回到上海，他到達後

你代表中央向萬里傳達三件事：“一、趙紫陽因反對‘4·26社論’和戒嚴，及向戈爾巴喬夫透露鄧小平是中共最高決策人這一機密已不能擔任總書記；二、政治局常委會宣布戒嚴，不是針對學生和市民；三、有人和一些人大代表呼籲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人大常委會已通知所有人大代表不要參加簽名行動，中央希望萬里在上海休息時，應該發表旗幟鮮明的講話。”萬里回到上海後，江澤民立即向他轉達了鄧小平的三點意見。萬里於27日發表聲明，同意戒嚴令。

5月27日深夜，這八位元老再次聚在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說：“我看就這樣決定，由江澤民同志來擔任總書記，不公布。四中全會再公布。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甚麼好三心二意的。當初選擇胡耀邦、趙紫陽沒有錯，但人是會變的，這一點也不要奇怪。你們可以再看看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內容，會明白一點。”這次碰頭會，還討論了戒嚴後的首都局勢、下一步對策。

5月31日，鄧小平約見李鵬、姚依林，向他們介紹建立新領導班子的情況。他說：

“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國際、國內都很關心這個問題。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徵求了李先念、陳雲同志的意見，他們贊成。……平息之後，我們確實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兩條：

“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實際的。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這次事情總的說還沒有完啊！目前學生還沒有上課，就是上了課，也還會上街。肯定的一點是，不論工人也好，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學生也好，還是希望改革的。這次什麼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

“第二，要扎扎實實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本來我們就是要反對腐敗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反對腐敗，幾年來我一直在講，你們也多次聽到我講過，我還經常查我家裡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一定要取信於民。腐敗、貪污、受賄，抓個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國范圍的。要雷厲風行地抓，要公布於眾，要按照法律辦事。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

“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後期搞文化大革命，變成一場災難。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第二代是我們這一代，現在換第三代。……我們這個第二代，我算是個領班人，但我們還是一個集體。對我們這個集體，人民基本上是滿意的，主要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路線，而且真正干出了實績。第三代的領導也一樣要取信於民，要干出實績。……學生不過是提出繼續進行改革的要求，而我們是真干。這樣就合拍了，隔閡就自然消除了。這樣的隔閡，不是寫文章、辯論就可以消除的。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因此，我們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錯誤，對群眾的一些行動要諒解一些，處理時要適度，涉及面不要太廣。……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關鍵在領導核心。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天安門廣場的清場經過

6月3日，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當晚6時半，戒嚴部隊透過廣播、電台、電視，發出通告：“一，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四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當晚，在木樨地（註：位於天安門以西 約五公里處，是戒嚴部隊去天安門廣場的必經路口之一）聚集了數千學生、市民。晚9時，有人把三輛無軌電車推到木樨地橋上橫著，有人將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堆在街道兩旁。不久後，戒嚴部隊到達，士兵手持木棒，並施放催淚彈。有市民、學生向他們丟碎磚。士兵立即排成一線，走向大橋，一邊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部隊前進一段，群眾就向後退一段。有民眾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約十分鍾後，戒嚴部隊穿過木樨地橋，來到北京地鐵木樨地站附近。民眾在街心花園或樓房之間向軍人投擲石頭，焚燒了三輛電車。戒嚴部隊士兵推開路中的電車，清除路障。晚11時，裝甲車、軍用卡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居民中，從樓上向軍隊扔東西，戒嚴部隊開火還擊，在那裡的第22、24號部長樓，共有三人被槍彈擊中，其中一人是住在22號樓8層的尹敬（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宋汝棼的女婿），當時他進廚房開燈後，被子彈擊中頭部。長安街（註：在天安門廣場的北緣）的路燈通明。新華門前，站着近百名士兵。有民眾向他們扔石頭，士兵們一言不發，有士兵受傷。有學生想拉走一名受傷的軍人，士兵們立即子彈上膛，大聲喝止。一輛裝甲車以高速進入天安門廣場，有人向裝甲車投擲汽油彈。裝甲車掉頭向西單方離去。6月4日凌晨，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與一輛軍車相撞，有四人當場死亡，其中三名是軍人。在長安商場和鐵道部附近，有人對士兵進行了攻擊，打死數名士兵。而後，士兵開槍，鐵道部大樓內內有數人傷亡。一輛裝甲車的軍人司機被學生拉下來，押進一架公交車，並關上門。然後，這輛裝甲車被民眾開走，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邊開行、邊放槍。

6月4日凌晨1時，戒嚴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南部集中在毛主席紀念堂以南的廣場上。凌晨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廣播《緊急通告》：“全體市民們：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上萬名市民和極少部份學生，開始離開廣場。凌晨2時，廣場只剩下了幾千名學生和少數市民。不久，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槍聲；廣場里的學生、市民從廣場東北角往人民英雄紀念碑跑。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開始撤離。凌晨2時20分，廣場南部的部隊向廣場中央推進，他們向高空發射照明彈，沿途施放催淚彈。學生們向北面後退。凌晨2時半，軍隊將仍留守在廣場里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約三千名名學生學生包圍了起來，待命。

3時左右，侯德健（台灣的一名歌手）、劉曉波、周舵、高新四位知名人士（他們被稱為“四君子”，都不是學生）決定勸學生離開，他們在廣播中說：北京已在流血，已足以喚醒人民，勸學生立即離開廣場。他們發現學生手中有槍支，就要求學生立即砸毀槍械。他們要求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學生開槍。3時45分，他們坐着救護車從紀念碑向解放軍部隊開過去；他們舉著雙手，要求與軍人談判。部隊派出一名團政委與他們接觸。侯德健等人對團政委說，願意帶領廣場上的學生撤出，要求解放軍不要開槍。團政委隨即去向上級匯報，三分鍾後回來，告訴侯德健等人說：“總部同意你們的請求。請你們立即帶領學生撤離廣場，往廣場南口撤。時間很有限。我們不會開槍。”聽完答覆後，侯德健等四人立即趕回學生那裡。

4時正，官方預告的清場時間到，廣場上全部關燈，同時戒嚴部隊指揮部播放“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這時，紀念碑上的學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火，並唱起了國際歌。戒嚴部隊廣播說：“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4時20分，廣場再次開燈，戒嚴部隊再次廣播：“同學們，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並且重複廣播。凌晨4時45分，學生開始撤離廣場。在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的維護下，大批學生舉着校旗、唱着國際歌撤離，期間不時有人喊“血腥鎮壓！”“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至5時20分，天色已明，大部分學生已經撤走，但仍有約200名學生不肯離去。他們不斷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一邊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邊朝天開槍走向學生，最後把這些人帶走了。5時40分，清場結束。

6月4日清晨，有市民在木樨地重新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有人怒罵士兵，有人向軍車扔磚頭。

6月4日清晨，有市民在木樨地重新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有人怒罵士兵，有人向軍車扔磚頭。木樨地、北蜂窩、公主墳一帶，很多市民出來圍住軍車。軍人木然地坐在卡車里頭，毫無表情。10時半左右，有人點燃衣服，扔向一輛指揮車，隨後更多市民加入，數十輛軍車被燃，軍官命令部隊全部撤離軍車。6時許，一隊學生到達六部口。三輛坦克開了過來，一邊發射催淚彈，一邊開槍，馬路邊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傷。其中一名市民的雙腿被坦克輾壓，後被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搶救。同日上午，復興醫院門外聚集着一群人，焦急地詢問着親人的下落，醫院外貼著一張死亡者的名單，列出42人。附近的鐵路醫院也公布了死者名單，共有23人。郵電醫院則有16名死者。到下午4時，復興醫院停屍房向公眾開放，約有數百人進去領屍。屍體被放在停屍房內外，用白布蓋著。有人在醫院門外燒紙送靈。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駛入長安街，一位名叫王維林的學生模樣的人站在坦克車前面阻檔坦克車隊前進；坦克就轉向讓開，王維林再去阻檔，後又爬上坦克頂上，並與坦克車乘員對話。這個過程被當時在北京飯店5樓的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名記者拍下。這個視頻立即在全世界廣為傳播。王維林隨後被市民接走。當日，戒嚴部隊先後發出兩個《緊急通告》：“凡在這場反革命暴亂中參加打砸搶燒殺等犯罪活動者，必須立即向公安機關和本單位領導坦白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者，必須將槍支彈藥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發現造謠者要立即向本單位和公安機關報告。……遇有暴徒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要記下暴徒特徵，立即向公安機關報告。”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內容與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雷同。

6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通緝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和他的妻子李淑嫻。（註：他們當時已逃入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後來他們去了美國。）13日，又發通告通緝“高自聯”21名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熊焱。14日，再宣布通緝“工自聯”的韓東方、賀力力、劉強等工人。17日，有八人被指放火搶劫，並被判死刑。19日，被通緝的韓東方從河北省回京自首，他說可能是當局搞錯了一些事情，所以主動回去投案自首。24日，公安部通緝嚴家其、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當日，上海“高自聯”骨幹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戰（又名張才）在虹橋機場出境時被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香港發動“黃雀行動”，協助這些被通緝人士，以及其他民運人士逃離中國大陸。在他們的幫助下，前後共有三百多人經深圳蛇口、沙頭角、南澳鎮、惠東、汕尾等地成功逃到香港。港督衛奕信派出副政治顧問柏聖文，直接跟黃雀行動的人員聯絡。這些人最後都去了美國等西方國家。

六四事件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立即中斷了與中國的官員互訪。國際金融機構原定向中國的貸款被推遲。中國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西方國家進行的談判

嚴重受阻。同時，很多西方國家支持達賴喇嘛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這些國家的媒體，猛烈抨擊中國政府鎮壓學生，並預言中國政府很快就會垮台。

死了多少人？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半個月，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說：“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有241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戒嚴部隊23人中，解放軍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天安門廣場范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死亡的36名大學生，分別屬於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國人民大學死亡6名，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各3名，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7所高校各2名，其餘10所高校各1名。”6月30日，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報告說：“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1280多輛，其中軍用汽車1千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公共電汽車12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擊斃。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3千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中國官方稱：解放軍第63軍的排長劉國庚，在六部口被打傷後被活活燒死；第39軍的班長崔國正，在崇文門被燒死後吊起來；第65軍的班長李國瑞，在阜城門被燒死後吊起來。政府給這三位軍人，以及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軍人馬國選、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楝國、王小兵、徐如軍、臧立傑，共十二人，追授“共和國衛士”稱號。

“廣場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註：他是台灣居民），在1995年10月在台灣受訪時說：“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麼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麼我不知道別人在哪裡看見。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當年在北京報道六四事件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邁爾斯後來說：他當年的報道“給人錯誤的印象”，實際上“天安門廣場並沒有屠殺發生”。2011年6月，“維基解密”（Wikileak）網站泄露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出的一個電文，內稱：當晚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未發生流血事件，但是軍隊在向天安門行進的過程中在其他地區向抗議者開火。

學生領袖柴玲逃亡成功後，於6月8日發表一個錄音講話，她說：解放軍向廣場紀念碑開槍，坦克施放毒氣、輾壓撤退學生，有的學生“還在帳篷里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廣場最外層的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聽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這些裝甲車把帳蓬，灑了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了。往後就用清水去灑地，廣場就不留一點痕跡。”民運人士張萬舒說：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為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713人，軍隊14人。民運人士鮑朴說：共313人死，當中有23名官兵。

所有學生領袖及知名人士全部沒有死，當時在場采訪的境外記者、從海外到場聲援的學生也沒有一個人死。六四事件前後知名的人士中，有三百多人獲香港“黃雀行動”的幫助逃到境外。沒有成功逃亡的，先後被逮捕、判刑，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學生領袖王丹於19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獲釋，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獲釋，並立即流亡美國；學生領袖王有才，於1989年8月19日在溫州被捕，判刑四年，1991年11月獲假釋，後於1998年因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11年徒刑，2004年也以保外就醫名義流亡美國。

趙紫陽下台

1989年6月17日，王任重、丁關根再次來到趙紫陽家，說：中央將於6月19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你的問題，希望你虛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你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趙紫陽答覆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王任重向趙紫陽透露：內定還是保留你的中央委員、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職務。他又說：你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

6月1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鄧小平未到會；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就兩句話：“趙紫陽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他的組織處理”。會議開始後，李鵬代表常委作了一個報告，說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消他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的職務，並對他繼續審查。接着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趙紫陽展開批判。李先念的發言，語言尖銳。王震發言說：小平同志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第二天會議快結束時，趙紫陽要求發言。主持會議的姚依林，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10分鍾。趙紫陽說：“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他不管姚依林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他事先准備好的發言稿，用了20分鍾。他一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趙紫陽當即離開會場。其他人沒有動。在次日的會議上，表決對於趙紫陽的決議：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註：這只是政治局的決議，還需得到中央全會的確認）表決時，趙紫陽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對撤消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註：指“分裂黨”和“支持動亂”）不同意、不接受。他聲明後，在場的人都沒有作聲。

6月23日，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李鵬作了一個報告，題為《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

趙紫陽在全會上 作了一個自辯發言。他說：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做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同志們的期望。現在我想僅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一）一些事實及我當時的思想……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申請，就上街示威，我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罷課、絕食更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是，我也看見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我還覺得4月26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用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4月26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松一鬆口。…… 

“（二）做的對和不對的地方…… 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會有幫助。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

“（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確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權的旗號，應當注意到這中間復雜情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范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準的遊行，等等。……適應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亂”。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 

“（五）對“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項指責的保留意見……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趙紫陽這個自辯稿，後來被印發給與會者。

趙紫陽自辯之後，全會就領導成員的變動進行舉手表決，而不是無記名投票（註：通常，對重要問題採用無記名投票）。結果，決定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決定對趙紫陽的問題繼續審查；免去了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了芮杏文、閻明復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會議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對趙紫陽的隔離審查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關根約趙紫陽到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向他宣布：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的項目小組，專責對趙紫陽的審查。此後，王任重等人與趙紫陽談過三次話，另外寫過三次信。趙紫陽也回過三次信。

第一次談話是在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帶來項目小組寫的一個材料，題為“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徵求趙紫陽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羅列紫陽同志從1989年4月15日到5月21日的錯誤，其中第9條是關於在亞行年會的講話：“（9）5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第17條是關於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17）5 月16日下午，趙紫陽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次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與這兩條類似，其他二十八條羅列了趙紫陽在某某場合對某某人說了什麼什麼話。1990年6月27日，趙紫陽就這三十條覆信，送去他的修改意見。他對其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但此後，沒有人就此來找他談話或核對材料。

此後一年中，趙紫陽先後給江澤民、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儘快結束軟禁，恢復人身自由。但都沒有任何回音。1990年10月，趙紫陽自行決定：外出打一場高爾夫球。當中辦警衛局得知後，便通知趙紫陽的秘書勸阻。趙紫陽說：沒有人說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規定來看看。中辦警衛局於是通知司機：屆時不要開車。趙紫陽說：如果司機不開車，我就坐公共汽車去。最後，警衛局只得同意司機開車，同時也派來一輛警車跟着。趙紫陽在昌平高爾夫球場（中日合資的）打球後，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駐華大使館，隨即日本及其他外國駐京記者都知道了，當天就發了消息出去。這場風波之後，中央口頭通知趙紫陽：在審查期間不得外出。

1992年10月8日，喬石、宋平找趙紫陽去中南海懷仁堂談話，代表中央宣布：結束對他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所作的政治結論、組織結論。趙紫陽聽了之後，講了三點意見：“第一，我對四中全會給我戴的兩頂帽子：支持動亂、分裂黨，我當時不同意，申明保留個人意見，現在態度沒有變，仍然保留意見。第二，要求中央把這一結論以文件形式在全黨一定范圍內宣布，這一文件在宣布維持原結論的同時，應當把這一結論的事實根據同時寫出來，維持原結論根據什麼事實？是不是你們提的那三十條，我要求一條一條寫上去。第三，審查結束後應立即恢復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為需要注意什麼，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會尊重，但絕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規定。”喬石表示：會向中央匯報，結果以後再告訴你。喬石還說：即將召開的十四大會議期間，外國記者很多，你的問題很敏感，公報發表後，許多外國記者會在你的住處周圍探聽消息，希望你遵守黨的紀律，顧全大局。趙紫陽說：十四大召開時我可以不出去。宋平說：十四大後，外出活動可以逐步擴大，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化。後來，中辦黨委副書記孟憲中向趙紫陽傳達了中央辦公廳關於限制活動的幾條規定：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外出活動時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由於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多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多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近期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順義農民辦的高爾夫球場去打球；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隨即，趙紫陽給江澤民等常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認為這一規定 不符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原則，也違反“黨內不准用超出黨的紀律和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的原則（註：即中央“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第十條）。這封信發出後沒有下文。此後，趙紫陽外出活動的范圍逐步擴大，先後去了南寧、長沙、貴州、成都、黑龍江、長春、哈爾濱、江西、安徽、無錫、鎮江、杭州、四川、煙臺、桂林等地。陳雲、鄧小平、彭真先後辭世時，趙紫陽還是深感悲痛，表示要去弔唁，但均未獲准。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開。趙紫陽寫了一封信給常委：希望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不久，孟憲中來找趙紫陽，說全國形勢大好，要他不要影響大好形勢，要遵守黨的紀律。此後，對趙紫陽的行動限制變得嚴格起來了。趙紫陽給中央常委寫信，再次表示抗議。中辦黨委把趙紫陽的秘書找去，說信已收到，“第一，這不是軟禁；第二，是由趙紫陽自己引起的。”又說：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因病辭世，終年85歲。這些都是後話了。

鄧小平退休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約江澤民等常委來住處談話，他說：“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註：鄧小平當時任軍委主席）的時間和方式。”他見幾位來者想開口說什麼，就揮了揮手說：“退休是定了……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崗位上去世，世界上會引起什麼反響很難講。如果我退休了，確實不做事，人又還在，就還能起一點作用。……自然規律是不可改變的，領導層更新也是不斷的。退休成為一種制度，領導層變更調動也就比較容易。……退休這件事就這樣定下來吧。”鄧小平點燃第二支煙，伸出兩個指頭說：“第二個問題，退的方式。來個干淨、利落、樸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請求，說幾句話。……我退休方式要簡化，死後喪事也要簡化，拜託你們了。”鄧小平又把目光落在江澤民身上，說：“軍委要有個主席，首先要確定黨的軍委主席，同時也是確定國家軍委主席。”他加重了語氣，一字一句地說：“我提議江澤民同志當軍委主席。”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寫信給政治局，請求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

11月9日，即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的最後一天，全會表決同意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隨後，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在江澤民等人陪同，步入燈火輝煌的大廳。掌聲立即響起。他走到話筒前，滿面笑容，對大家說：“感謝同志們對我的理解和支持，全會接受了我退休的請求。”稍停片刻，他再次表示：“衷心感謝全會，衷心感謝同志們。”接着，他與全體代表合影。

四天后，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鄧小平對客人說：“你們這個團是我會見的最後一批正規客人。……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領導感到工作困難，這次我要百分之百地退下來。我今後不再代表集體、黨和國家領導人見客人，要體現真正退休。……今後有些老朋友來中國，可能不見不禮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訪，談友誼，談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讓黨、政、軍領導放手工作，我不插手。這對他們的成長和工作很有必要。”此後，鄧小平不再以官方身份會見外國客人。